《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几十年间，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它一些国家革命的胜利，证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是能够成功的。近些年来由于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和影响，特别是由于前几年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人们不断地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首先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是空想的产物、历史的误会，还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历史的必然？这就从现实中提出了一个重大历史课题———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考察这个问题，首先从近代的历史事实说起。
资本主义从十四、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萌芽，经过十六世纪尼德兰革命、十七世纪英国革命、十八世纪法国革命，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历时三百多年，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与过去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由于资本主义有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从而把整个世界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时，在世界上，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虽然还有许多国家民族仍保存着大量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居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它成了“一种普照的光”，使其它一切色彩都隐没其中。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以后，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全世界的民族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把全世界的国家分为资本主义宗主国和附属国、殖民地半殖民地。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竞争日益尖锐，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殖民地重新瓜分世界，到了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两大对立集团，一个是由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组成的“同盟国”；另一个是由英国、法国、俄国组成的协约国。双方积极扩军备战，矛盾迅速激化，以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太子在受“协约国”支持的塞尔维亚境内萨拉热窝被刺为导火线，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战争历时四年零三个月，参战国家三十三个，卷入战争漩涡的人口在十五亿以上。其中死亡两千余万人，伤残两千余万人。上述情况必然导致以下两种结果：
其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争夺中，尤其是在激烈的战争中必然彼此削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仅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开始削弱，而且在资本主义链条上出现了薄弱环节。这个薄弱环节不是资本主义实力最强的国家，而是经济上相对落后，各种矛盾比较尖锐复杂的国家。在这个环节上，如果资产阶级统治比较薄弱，无产阶级政治上比较成熟且力量比较强大，历史的发展就可能首先从这里冲破资本主义的链条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就是这样的薄弱环节，成了实现历史转折的一个突破口。依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列宁坚持并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及时地做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结论。（见《列宁选集》第2卷709页）俄国无产阶级就是在“一国胜利论”的指导下，因势利导，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其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内加剧了两极分化，使社会财富迅速地向少数垄断寡头手中倾斜，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经济发达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的两极分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两极分化有了进一步发展，20%的发达国家集中了全世界80%以上的财富。这种两极分化使得经济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要受本国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要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处在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底层。特别是每当经济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时，它们又总是不择手段地将危机转嫁给落后国家，这样就使经济落后国家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各种矛盾的焦点。矛盾是运动的源泉，有矛盾有斗争才有发展，而且矛盾本身就包含着解决矛盾的力量。所以，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心就逐渐地转移到了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因此，在具备了一定生产力基础的不发达国家，在各种矛盾比较尖锐，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条件下，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也可以比较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旧中国的情况就属于这一类。中国虽然没有经过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本国的民族资本、官僚资本，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的资本。因此，在社会的阶级结构中才有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仅受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而且也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处在社会最底层，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近代东方矛盾的焦点，随着矛盾的激化而逐渐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心。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掌握了政权。既然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广大劳动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加之“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8页）所以，革命后建立的新中国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是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国家，而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宽广的道路”。（同上书）事实上，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掌握了政权以后，通过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是合乎逻辑的。
我们再扩大眼界，放眼以往全部历史发展过程，看看首先突破薄弱环节实现历史转折是否具有普遍性。
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人类的历史，已经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前进历程。从这一历程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不一定是从旧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开始。历史发展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一种社会制度在某个国家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美，新社会制度突破旧制度的外壳就越困难，历史的变革就越不容易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从旧制度的薄弱地方开始是一般规律。比如，从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古希腊与古罗马是历史上奴隶制度发展程度最高和最典型的国家。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的奴隶制经济、政治均达到高度发展，同时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早期有荷马史诗（叙事诗）及萨福、平达的抒情诗，后来演进为戏剧和散文。在艺术领域内，造型艺术（雕刻、浮雕）最有成就，雅典娜神像的雕刻家菲狄亚斯享有盛誉。在哲学方面，德谟克利特创立的原子论与柏拉图创立的理念论，对欧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形式逻辑的奠基人，而且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基本形式，被恩格斯称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在科学领域特别是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方面，欧几里得、阿基米德等为后世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
公元前三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古罗马通过布匿战争、马其顿战争，征服迦太基（北非）、西班牙大部分及马其顿、希腊诸地区，并设立若干行省。由于大庄园制的形成，奴隶劳动的广泛使用，意大利的农业、工商业和高利贷业兴盛，奴隶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
综上可见，古希腊与古罗马，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它们都把奴隶制度推向了鼎盛时期。甚至可以说，奴隶制的历史光彩是从古希腊罗马那里充分放射出来的。
但是，与古希腊罗马相比，奴隶制不够发达的中国却远远先于古希腊罗马过渡到封建社会，而且这种过渡所引起的社会震荡比古希腊罗马要小得多。古罗马过渡到封建社会是通过包括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在内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和日尔曼族的征服才最后实现的。
中国，于公元前———战国时期已经开始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主的井田制。西欧在公元前73年斯巴达克起义时，古罗马正处于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末期，古罗马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才宣告奴隶制的终结。
又如，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逐步把封建制度推向了鼎盛时代，创造了汉唐盛世。而西欧的封建社会却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在政治上，西欧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西方很多国家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只有到十三至十五世纪时，才开始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倾向。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不久，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情况与西方迥然不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很重要的作用。西欧的面积与中国略相当，在近代却形成为很多单一民族的国家，未能联合成统一的、领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原因就在于中世纪时西欧处于封建割据状态。
在经济上，西欧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典型化的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不论是自耕农还是佃农，都是既耕且织，使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西欧盛行领主庄园制，自然经济单位是领主庄园。领主在庄园内不但拥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而且拥有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的农奴手工业者。他不必求助市场，就能通过劳动地租或产品地租占有，“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当时“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是征收实物。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9页）在思想文化方面，西欧也没有形成像中国那样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系统完整的封建主义思想体系。
至于中国封建时期，关于造纸技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以后传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马克思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前提”。（同上书第30卷第318页）由此可知，封建制度的历史光彩是从中国等东方国家充分放射出来的。而封建制度的发展不如中国的西欧国家却率先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十九世纪四十年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时候，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已处于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前夕。上述历史事实为什么会这样？需要进而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来找原因。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它包含着三个层次：其一，是人类在运用劳动资料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其二，是人们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三，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产生的，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即上层建筑。
那么，社会矛盾运动的什么特点是突破薄弱环节的内在原因呢？第一个特点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与变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与变化，生产力是全部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即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从基本上适应到基本上不适应，社会革命的时代就要到来了，但生产关系从基本上不适应需要变革到非改变不行，其中有一个幅度。在这个幅度内是早些时候变革，还是晚些时候变革，以怎样形式变革，有多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可能性。这是第一个特点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第二个特点是，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有反作用，上层建筑总是维护自己的经济基础的，这就使得落后的生产关系不会依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自行变革。所以，虽然社会革命的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社会革命的发动往往从上层建筑领域开始，社会革命的过程往往是：制造舆论，夺取政权，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就是说，在生产关系从基本不适应到非改变不行的幅度内，无论实现那种可能性，都必须通过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是第二个特点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综合以上两个特点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革命不一定首先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实现，在具备了一定生产力基础的不发达国家，由于各种矛盾比较尖锐复杂，使得统治阶级的力量比较薄弱；革命阶级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政治上容易成熟、力量上容易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政治思想领域里的斗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比较早地进行社会革命，较早地实现新旧制度的更替。因此，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历史环境和不同国家的国情，撇开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仅仅用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高度同其它国家作横向比较，是无法理解革命发展之不平衡性的，无法理解为什么革命往往不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最高，而是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国家首先发生。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确定不移的结论：新旧制度的更替，从旧制度薄弱地方开始，是一般规律。
- 作者：赵光武
-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 原文来自《当代思潮》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