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1881-1950）以一位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身份而为人所知。1925年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成为形成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政治经济学家。1929年，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与崩溃：危机理论》（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orie）作为研究所丛书的第一卷出版。亨里克·格罗斯曼研究经济危机，旨在发展他的列宁主义政治理论。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矛盾是：生产产品无限扩大与生产利润不断受到局限之间的矛盾。与活劳动相比，死劳动在资本支出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经济危机，因为只有活劳动才是新价值的唯一源泉。严重的金融危机只能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利率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理解。格罗斯曼坚持马克思主义传统，强调社会主义者的主要责任在于：建立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组织。

当今，讨论亨里克·格罗斯曼尤其必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深刻解剖了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本质，而且探讨了社会主义者在危机中的责任。在这里，我着重概述其思想。格罗斯曼的经济思想形成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及其如何被取代的经典分析，其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方面。把握格罗斯曼的政治见解，有利于理解为什么在他著名的研究著作一出版，就受到普遍的攻击，如《积累法则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另一种危机理论》，等等，就是这样。格罗斯曼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而且充分体现在他的政治实践活动过程中。当然，他的见解并不总是完美无瑕的。但是，他关于社会主义者责任的观点超越了流行的关于知识分子责任的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格罗斯曼的政治实践有时是连续的，有时是中断的，甚至在某些时间呈现出与其理论的不一致性，但这些并不影响其理论的重要启发意义。

一、经济危机

亨里克·格罗斯曼研究经济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发展阶级斗争理论。他从192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特别订阅并掌握了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格罗斯曼的这些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在他的生活实践中付诸了行动，例如，他在加利西亚帮助建立了一个犹太工人革命组织。

如果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观，那么可以说格罗斯曼发展了马克思政治观的内容，并且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思想。与卢卡奇一样，格罗斯曼也通过列宁发展了阶级利益矛盾的思想，并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四伏，并且探索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源、商品拜物教的影响及其与资本主义危机和革命的关系，格罗斯曼也发展了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思想。因为，《历史与阶级意识》只侧重于意识形态和革命，而没有从经济根源上进行挖掘。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压迫与异化的种种批判，强有力地说明了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作为一个年轻人，格罗斯曼自己积极参加犹太工人阶级反对其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但是，像罗莎·卢森堡一样，格罗斯曼反对资本主义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观点，并且坚持说，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无法持续维持工人们的生活。资本主义迫使一部分工人失业，并且降低在岗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崩溃。今天，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趋势尤为明显。

格罗斯曼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重大贡献。第一大贡献是，他在1919年提出、1929年发展的《积累法则》，并在1941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半公开）。格罗斯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明显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也是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创造新价值来扩张自身价值的过程。这种分析提供了揭露欺骗的一种方式，因为欺骗完全是在交换价值的掩盖下产生的。因此，这就为他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并且有可能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因为创造价值的面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在按比例扩张的再生产过程中，需求的满足只能是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远非以均衡为特征——因为，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是不准确的、静态的——资本主义必然是动态的、不平衡的，危机四伏。

格罗斯曼指出，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因为简单再生产的生产规模并不扩张。此外，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核心矛盾决定的。人类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技术上没有限制，但是，生产利润却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必然迫使资本主义走向崩溃。

格罗斯曼为马克思的理论辩护说，资本主义限制了价值自我扩张的可能性，这是格罗斯曼对危机理论作出的第二个，也是最有名的贡献。然而，这也是他最为基础性的研究贡献。

资本积累意味着，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各种特殊生产资料（原材料、建筑、机械等）的数量，与雇佣工人的数量相比，是不断增加的。这是资本的技术构成。生产资料价值与消费资料价值（工人消费他们工资的价值）的比率——资本的价值构成——随着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基础）不平衡地下降。但是，从长远来看，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生产资料价值比消费资料价值下降的速度要快。因此，资本有机构成（表示资本技术构成对资本价值构成的影响）往往不断上升：因为资本家会花更多的钱购买生产资料，而不是购买劳动力。这正如格罗斯曼在《积累法则》中所指出的一样，但这些内容在英语翻译的《积累法则》中并没有。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纳的纯价值的观点，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所有马克思的追随者（从改革者到共产党人）的思想意识中。马克思最基本的概念都被扭曲和误解了，包括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马克思区别了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最后还提出了第三组概念：资本有机构成，其目的是为了把握“他在以前提出的两个概念（资本技术构成和资本价值构成）的相互关系”，并反映其中的变化。以这种方式确定的资本有机构成，是资本积累中“最重要的因素”。在马克思的追随者中，所有这些观点都没有继承下来。”[935]

在对资本有机构成的错误评论者中，格罗斯曼列举了：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鲁道夫·希法亭和埃米尔·莱德勒，共产党人欧根·耶诺瓦尔加和勒尔里·奥尔巴赫，及学人拉迪斯劳斯·冯·博特基威茨等人来说明，他们只是表面上解决了“转型问题”。资本的有机构成很重要，因为只有活劳动才是新价值唯一的源泉。如果剥削率和雇佣工人的数量保持不变，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数量就会保持不变，但是资本家无疑会花更多的钱来进行生产，因此利润率将不断下降。

马克思和格罗斯曼都认为，利润率不断下降是价值自我扩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他们还探讨了有助于反击利润率下降的机制。相反的倾向是，商品的降价导致消费更便宜，这样可以在不降低工人生活标准的情况下提高剥削率。危机也最终会使企业提高盈利能力，因为破产或失败的企业只能以打折的方式，将他们的资产出售给生产成本降低的公司。此外，当生产设备闲置和锈坏时，危机破坏价值。战争也会带来类似的后果。但是，资本家也有其他措施来维持利润率或提高利润率。在这些措施中，影响工人的生活水平尤为重要。格罗斯曼解释说，资本主义走向崩溃的路径是经常性的经济危机，这是由利润率不断下降并且不断采取反向措施所决定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后崩溃的路径肯定不是单向的。

资本主义危机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马克思主义者已经从理论上阐述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卡尔·考茨基把关于帝国主义的阐述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联系起来，其基本出发点是消费不足，即揭示了资本家通过出售商品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种种问题。

托拉斯、卡特尔以及军国主义体制不能保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会崩溃，资本输出和由此产生的新殖民体系也不能拯救资本主义的厄运。但是，如同托拉斯、卡特尔以及军国主义一样，新的殖民体系已成为数十年来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崩溃的强大力量。正如军国主义一样，殖民政策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必然选择。

1914年，考茨基改变了想法。他坚持认为，跨国资本的融合，即超帝国主义的发展，减少了战争的可能性。这让我们想起了那些全球化的盲目拥护者，他们直到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在那以后，仍然幻想着全球化将会保障世界和平。

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坚称，帝国主义采取“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必然导致战争”。他认为“纯粹的经济崩溃的想法是没有意义的”，并认为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危机之间没有联系。而罗莎·卢森堡则把帝国主义在非资本主义地区的扩张解释为继续实现剩余价值的手段。积累不可能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环境中。因此，我们发现，资本自一开始产生就被驱使向非资本主义阶层和国家扩张，消灭了手工业阶层和农民阶级，使中间阶层沦为无产者，形成殖民政治和为资本输出服务的“开放”政治。

奥托·鲍尔则认为，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的生存取决于其向非资本主义地区或生产领域扩张的论证是错误的。基于马克思有关再生产的图表的一种探讨，即跟踪记录特定条件下连续几年的积累模式，他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纯粹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生存。

在布尔什维克重要的领导人中，布哈林在研究中没有认识到从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是其走向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是，列宁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列宁只是指出：“资本输出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于“成熟”，由于农业的落后和劳苦大众的贫穷，资本已寻求不到一个有利可图的投资环境。”[936]

奇怪的是，鲍尔反驳卢森堡的正是格罗斯曼肯定卢森堡基本立场的出发点，那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走向崩溃，这一趋势导致了帝国主义。几年后，格罗斯曼扩展了鲍尔的简化版的再生产方案，将其对资本主义积累的考察再延长数年，发现由于利润率必然下降的趋势，鲍尔的体系无法成立。格罗斯曼从资本家和政府国家共同努力避免利润率下降的角度，具体分析了资本积累、经济危机、帝国主义和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特别指出，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以牺牲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提高了帝国主义列强获取的利润，而对原材料的垄断则是为了提高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竞争者的生产成本。

二、金融资本与新和谐主义

如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样，正统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都认为，始于2007年的经济危机，其原因在于国家有效监管的缺失和金融体系的不透明。的确，揭示当前危机的直接原因需要实证的研究，金融领域和国家监管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无疑是一诱因。然而这里还涉及一个方法论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些潜在的、更根本的东西，最终决定或促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危机的表象？这里需要的是抽象化。

在1919年的一次演讲中，亨里克·格罗斯曼就强调过超越“幼稚的实证主义”的重要性，通过从现实世界的种种非主要特征中抽象出潜在结构。在《积累法则》一书中，他明确地介绍并运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方法：先对具体现实的复杂因素进行抽象化的分析，然后再逐一重新分析这些因素。正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补充讲到的，马克思调整了《资本论》的写作计划，就是为了能够运用上述方法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过去几十年里，金融投机的规模越来越庞大。2004年的外汇交易值比当年的世界出口总额高60多倍。2005年，柜台外汇交易衍生品的交易额几乎比当年全球出口总额多出2.5倍，私人股本/杠杆收购的规模以及2006年对冲基金的管理超过1.1万亿美元的事实，也表明大量资金流入投机性投资而非生产性投资。1980年，美国的金融部门仅仅实现了10%的公司总利润，但到了2007年，这一数据增长到了40%。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大多是“零和”博弈，博弈者只有在对方让利的情况下才能获利。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所谓的“金融化”的转变？

格罗斯曼在1929年指出，随着利润率的下降，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将日益转向投机活动。但这一观点要想解释近年来的发展还远远不够。低利润率标志着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长时期繁荣的结束。70年代中期、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依次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每一次都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这之后利润率才得以恢复，但已达不到之前繁荣时期的水平。因此资本家越来越多地投入到投机性金融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上面。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规律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循环方式，资本的这种循环流动又影响到流通领域（货币市场和股票交易所），在这个过程中，前者是因变量，后者是自变量。”[937]

基于此，格罗斯曼抨击了于20世纪20年代两度担任德国财政大臣的社会民主党人、“新和谐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的论调。希法亭认为，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手段获得国家政权，并克服资本主义周期性涨落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由于越来越大的公司及卡特尔对生产的垄断地位的加强，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尤其通过国家控制银行系统来实现强有力的改革进程。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盟友们的抵抗及该党自身的怯懦证明，希法亭从未将他的言论付诸实践。但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宣传越来越偏向新自由主义的政府，基于实用主义的原因，现在都在实践希法亭的建议，在欧洲、亚洲以及北美也是如此。但我也能举出一个反例。

2007年，陆克文当选澳大利亚总理前，他向企业保证说，他是一个“财政方面的保守者”。但是，在2008年10月，工党政府大胆决定增加未来基金在公共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同样，这还是为了让澳籍企业放心：工党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增长，尤其是利润的增长。面临危机，一直在进行细致的针对怎样将基金中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有竞争力的项目上的评估被搁置了，这时需要资本流动，以弥补预料将迅速到来的投资、消费以及向中国出口矿产品收入的降势。几日后，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其中包括财政部长和一大半企业界重量级人物，产生了和政府同样的担心。因此，在2008年10月初，官方利率自1992年以来头一次降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是更大幅度的削减利率及刺激需求的政策。

这些措施看起来像凯恩斯主义，政府介入维持增长，弥补市场短缺，但在更大范围内，政策变化远比凯恩斯主义为甚。世界上最繁荣的那些国家的政府，投入数千亿美元先帮助私有及公有银行，然后帮助战略性制造企业脱离困境。美国、英国、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的银行纷纷国有化。

政府无偿向一些银行注资并接管了它们，还承诺会更严格监管其他银行。美国共和党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保守派表示，正在蔓延的社会主义令人担忧。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必然会有更多的国家干预经济的行为和更多的这种“社会主义”，也就是希法亭所认可的那种“社会主义”。然而，无论人们是否把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措施认为是“社会主义”，《积累法则》在重要的最后一章（未包括在英文版中）指出，他们都不可能解决根本性问题。

随着实体经济中危机的加深，资本家和政府将更多地采取务实的、可以恢复利润率的措施。他们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号召大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勒紧裤腰带”。他们想的是用“限制工资”和“负责的管理”的办法应付社会保障支出。换句话说，他们将自上而下地激化阶级斗争，试图通过增加剥削的力度来增加利润率。在短期内，随着失业率的上升，这些措施将减少消费需求进而加剧经济收缩。略为长远地看，如果对工人的这种打击成功，那么在大规模痛苦的代价之下，将有助于克服危机。在恢复过程中，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资本的贬值、破产，大幅降价出售生产部门经营失败的业务，以及国家强制关闭缺乏效率的企业来实现产业合理化，这些都导致资本贬值。在此分析的基础之上，格罗斯曼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的政治倾向：“如果资本现在成功地压低工资，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率……那么靠牺牲工人阶级可以延长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减缓资本主义体系崩溃趋势的加剧，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相反，如果工人阶级的反抗顶住或战胜来自资产阶级的压力，则工人阶级的斗争可以赢得工资的增长，并且因此导致剩余价值率的下降，资本主义制度加速崩溃……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客观上必然崩溃的想法和阶级斗争绝不矛盾。相反的，资本主义的崩溃尽管具有客观必然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受阶级斗争力量的影响，这为积极的阶级力量的介入提供了空间。”[938]

三、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格罗斯曼的书很快成为一种参考书。但是，除了个别例外，评论者们对此书的态度极不友好。主要原因很简单：在《积累法则》一书中，格罗斯曼毫无顾忌地攻击了一系列突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而被批评者则用同样的方式回击。更重要的是，格罗斯曼的分析不仅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不合，而且也与斯大林主义和议会共产主义的政治观点格格不入。

格罗斯曼一再指出，资本主义内在特征导致它走向崩溃，但是这一论断不会在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当中引起共鸣。主张通过改革资本主义来实现社会主义的人们，其中甚至包括那些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不会同意他的观点。格罗斯曼的书出版时正值苏联斯大林主义的革命运动时期，国家警察的建立，通过无限剥削工农迅速累积资本来同西方帝国主义进行军事竞赛，对思想界也产生了影响。斯大林的政权将不容置疑的正统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讨论，包括从文学和音乐到历史的社会分析和政策，从军事理论到生物学，等等。1930年，斯大林把耶诺·瓦尔加奉为共产主义经济学信条的保护者。关于瓦尔加其人，格罗斯曼曾经明确地把他列为马克思的拙劣模仿者。瓦尔加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消费不足，这本是卢森堡的观点，但是瓦尔加却从来没有承认过。格罗斯曼的分析强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源自生产组织而不是价值流通。格罗斯曼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也正因为如此，这才在当时成为异端。深入资本主义逻辑的核心，以生产关系为中心的理论，如果用于分析苏联组织生产的方式，在当时很可能是令人尴尬的。

正因为这个原因，当时工人运动的两大主要思潮，一致认为格罗斯曼的分析是一种资本主义自动消亡的理论，是错误的、机械的，大多数议会共产主义者们都这样认为。他们并不区分列宁对劳动人民自我解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斯大林主义，而格罗斯曼的经济分析正是对前者的拥护。

在某个时间或某个地点，当格罗斯曼的分析受到“左派”重视的时候，通常是工人运动即将到来的时候。其中，议会共产主义者保罗·麦蒂克，从1931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是格罗斯曼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的一贯支持者。直到格罗斯曼移居到美国，二人一直保持通信。在美国，他们至少到40年代初还有联系。麦蒂克不同意他自己阵营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安顿·潘涅科耶克和卡尔·科什对格罗斯曼的批评。他赞同二者对列宁主义政治的排斥，但他只是把这一点从格罗斯曼的最关键的分析中剥离出去，而仅仅针对格罗斯曼的主要经济观点进行辩护。看过两个评论后，葛兰西在狱中表达了他对格罗斯曼研究经济危机方法的兴趣。

后来，20世纪40年代曾加入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伯尼丝·绍尔，在1947年和1967年间，她在著作中借鉴了格罗斯曼的观点，她的朋友海耶诺特曾经任托洛茨基的秘书，与马克思主义分裂前不久也在巴黎出版的一篇文章里借鉴了格罗斯曼的观点。老牌托派历史学家罗曼·罗斯多斯基在1957年表示，他对格罗斯曼的分析持保留意见，但是另一方面，面对马丁·特罗特曼不断炒冷饭的对任何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都要予以否定的思想，罗斯多斯基则坚持马克思和格罗斯曼的观点，特别是格罗斯曼的再生产理论。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德国激进学生运动的发展，格罗斯曼的著作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才有了新的、更加广泛的、更善于接受新思想的读者。两个左翼出版社，其中之一是由激进的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成员所创立的，在1967和1971年间出版了格罗斯曼的主要经济著作。

保罗·麦蒂克继续在英语和德语国家内外，特别是针对那些反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推广格罗斯曼的经济理论。格罗斯曼的著作还被翻译成了其他语言，《资本和阶级》1977年刊登了他的论文《马克思、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动力学问题》。巴纳吉对《积累法则》的简译本在1992年出版。然而，格罗斯曼的几篇重要论文仍未见英文版本。

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在德语和英语国家掀起了对格罗斯曼经济危机分析的兴趣，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而后，随着阶级斗争减弱和马克思主义左翼人数的下降，特别是在大学里面的减少，这一兴趣大大降低了。

绝大多数对格罗斯曼的引用集中在经济理论方面。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人，如克里斯·哈曼和帕特里克·邦德，开始按照格罗斯曼的分析将马克思的方法用于实践。但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始终认为，格罗斯曼的理论是错误的。持有这种观点的，包括东德的斯大林主义教科书，各式各样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到激进经济学家所著的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都是如此。甚至尤尔根·舍勒为格罗斯曼所著的精彩的学术传记，也重复了这一评价。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批评格罗斯曼或马克思提出的利润率下降的人，无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者还是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借用了置岩定理（Okishio Theorem），这一理论依赖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一种平衡方法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规模群众斗争中重新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渐渐衰落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一次在经历了短暂扩张的“马克思的模仿者”中蔓延开来。对于这些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工具和理论前提来解释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弗里曼给了他们一个非常恰如其分的称呼：“瓦尔拉斯马克思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绝大多数对格罗斯曼经济理论的评价都忽视了他的政治倾向。对于坚持改良主义路线的人们，其崩溃理论的逻辑仍是不言而喻的诅咒，更别说稳定和人道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了。

四、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格罗斯曼表示，他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分析，意在补充革命政治的分析，含蓄但是又几乎不加掩饰地指向列宁。

他的分析旨在帮助革命者识别可能产生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客观环境。当谈及革命政治时，格罗斯曼明确地以列宁为专家。无论在他的理论著作还是政治活动中，除了那些和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是二者的学术遗产有关的部分，格罗斯曼在革命政治（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革命组织（革命政党的作用）方面的列宁主义倾向都很明显。

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一总体趋势之下审视格罗斯曼，我们会发现他在政治上的实际行动要比他的著作更雄辩地表达了他对于社会主义者的责任的看法。在追求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过程中，格罗斯曼在行动上和各个时期的主导思潮相对抗，包括波兰和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社会民主思想以及一个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斯大林主义。他的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建立革命的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这股社会力量能够用民主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民主社会的逻辑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不是为了利润而进行生产活动。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们亲身参与了建立革命组织的活动，努力促使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并运用自身的力量实现社会变革。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在科隆的工人运动中，在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期间，在1864-1872年的国际工人联盟中，和在他们与不断涌现的各个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关系中，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和工人阶级介入社会斗争以推动其发展的能力，他们极力促进有组织的工人力量的增长，这正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教育活动的主旨所在。从组织工人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共产党宣言》和《新莱茵报》，并为后来深入细致的分析打下了基础，如《法兰西的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甚至《资本论》这样的理论著作。所有这些著作的初衷都是为有组织的工人服务，使他们的斗争更加有效。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明确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引导工人阶级进行有意识的团结统一的斗争，并指明政党各项任务的内在必然性。

此处，恩格斯曾经建议加入一条关于“工人阶级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的内容。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面向知识分子阶层，这个阶层的社会功能，如哈尔·德莱珀所言，是为了资本的利益而培养适当程度的幻想。这个阶层过去几乎没有加入工人政党，到了19世纪末则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时候，恩格斯认为他们应当：

“对他们的“学术教育”从根本上进行批判性的反思，他们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教育并没有使他们自动获得干部资格和党内相应的职务，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必须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去工作，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岗位都不是仅凭着文学上的才华和理论上的知识就可以获得的，虽然这两点毫无疑问是我们需要的，但除此之外，还必须完全熟悉党的斗争的条件及其变化的形式，必须可靠、经得起考验、有健全的性格，最后，还要愿意加入各级的战斗。简而言之，这些“受过学术教育的人们”要向工人们学习很多东西，而不是工人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换句话说，党的领导者们需要擅长写作，理论成熟，经验丰富，是经得起考验的工人阶级的政治代表，虽然某些领导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但是恩格斯希望他们全都在党的发展和党所参与的阶级斗争中成熟起来。[939]

卡尔·考茨基在1903年的文章《弗兰茨·梅林》中曾经发表过相似的观点：无产阶级需要的是有着科学依据的自我意识。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科学，不可能是官方所组织教授的知识。

“无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必须实现自我发展，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来自大学毕业生还是无产阶级，他们全都是自学成才。学习的内容就是无产阶级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们在生产过程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只有从这些行为当中，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才能产生。

拯救这个世界的，是科学与劳动的结合。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结合理解为大学的毕业生将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讲堂中接受的知识传给人民，而是我们这些并肩战斗的人们，无论他是来自大学生还是无产阶级，有能力、有机会参加到无产阶级的行动中来，和他们一起战斗，或者至少去研究他们的行动来获得科学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反过来影响无产阶级的行动，使之更加有效。”[940]

列宁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他在《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引用了考茨基这段话。他也赞同考茨基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号召资本主义制度下所有被压迫者方面的作用。而考茨基最为关注的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问题，列宁则早已在《怎么办？》中做出了总结：“理想的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是工联会的书记而应当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们要善于对所有一切专横与压迫的现象有所反应，不管这种现象发生在什么地方，涉及哪一个阶层或哪一个阶级；他们要善于把所有这些现象综合成为一幅警察横暴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图画；他们要善于利用一切琐碎的小事来向大家说明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自己的民主主义要求，向大家解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世界历史意义。”[941]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模范党员的形象，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自己，并能够将这些理论应用到具体的实践当中。不仅身居要职者如此，所有的党员都是政治上的领导。

1903年大会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分裂，在导致这一分裂的冲突中，列宁的担忧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在党内的作用，这是与考茨基和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布尔什维克们认为，作为党员，知识分子们恐怕需要克服他们的职业所带来的个人主义，让自己服从党的纪律。在此之前，列宁曾经肯定地指出：“当前的任务是推动建立无产阶级组织……因此，‘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不再需要从知识分子中产生特殊领袖。”[942]

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作用的论述，正如他关于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论述一样，不仅仅只是引用那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已，更重要的是，他还把它们应用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的原则当中。这一点，那些挪用葛兰西理论的改良主义者们以及萨义德和乔姆斯基等人，始终不愿承认。

葛兰西对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组织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织均有论述，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织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在下面引文中，葛兰西所谈论的，则无疑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组织：“对某些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政党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政治和哲学领域，而不是仅仅限于生产技术方面，发展属于自己的知识分子组织。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产生，这是由这些群体的总的特征、形成的条件以及生活和发展方式所决定的。”[943]

或多或少的，工人政党的所有成员都是知识分子，因为这一政党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使它的成员“成为合格的政治上的知识分子、领导者和组织者。”不仅如此，这样的政党还可以同化加入它的知识分子组织行列的那些传统知识分子。列宁的说法是：在党内，“必须消除……所有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944]

对于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党而言（甚至对于那些宣传社会主义但尚未形成政党的团体或学派而言），关键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批判思想和有能力领导斗争的成员，也就是知识分子组织。这样的组织是培养此类领导的极为有效的途径，因为它集中了政治上的教育、组织、和参与斗争的行动，并使得三者相互支持。在组织上，我们可以视其为蓄电池一样的工具，它吸收新的成员，在运动间歇期保留现有的活跃分子，将行动综合、转化为理论来进行新的分析。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那样，知识是集体的创造。在民主的、有条理的组织下，知识生产的过程将更富于效率。萨义德和乔姆斯基对于葛兰西的解读忽略了他关于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组织的论述，葛兰西（准确地）断言，只有革命的政党才能不受数量限制地产生并保持此类知识分子。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借鉴格罗斯曼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之根本矛盾的系统阐述及其政治和组织方面的重要主张，以努力实现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

注释：

[935] 格罗斯曼：《积累法则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另一种危机理论》，法兰克福：新批判出版社，1970年，第326-327页。

[93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1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7年，第679页。

[937] 格罗斯曼：《积累法则》，伦敦：布鲁图出版社，1992年，第116-117页。

[938] 格罗斯曼：《积累法则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另一种危机理论》，法兰克福：新批判出版社，1970年，第601-602页

[939]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对编辑Sachsische Arbeiter–Zeitung的答复，转引自德雷珀：《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第2卷《社会阶级的政治》，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8年，第515页。

[940] 考茨基：《弗兰茨·梅林》，《新时代》1903年，第100-101页。

[941] 列宁《怎么办？》1902年，第三章。

[942]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年。

[943] 前面的讨论概述了“资本主义企业家如何创造了自身，并创造了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与新法律制度的组织者”。葛兰西：《狱中札记》，伦敦：电子书出版社,1999年，第135、149-150页。

[944] 列宁：《怎么办？》，1902年，第4章；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什么”《麦金泰尔论马克思主义著作选集》（1953-1974）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8年，第100页]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如果马克思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学家只是以旁观者的态度探讨工人阶级运动，他就不可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有关理论。因为，单纯好奇的投机是走不通的。只有通过理论帮助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才愿意生活在工人运动中并从中学到东西，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教训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

• 作者：里克·库恩（1955-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终身教授。
• 译自英国《历史唯物主义》杂志2009年第2期，有删节。
• 冯颜利译，唐庆、刘子旭校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