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评网编者按： 乔尔·安德斯（中文名为安舟）是美国左翼学者，对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文革史）有独到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抱有深厚的感情。他同时也非常了解当代中国的情况，包括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在这篇文章中，他用生动的、无可辩驳的事实驳斥了阿瑞基（另一位左翼著名学者，世界体系学说代表人物）的乐观主义，后者认为，中国将成为替代美国霸权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而安舟的文章则向我们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导致的是灾难性的社会矛盾，一个内部不平等的中国也将无法超越不平等的国际秩序，从而创造新的未来。此文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左翼学者对中国的真实看法，使我们能从另一个视角来审视我们的社会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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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十年里，中国突然成了全球经济中的一个主要角色，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正成为世界上的主导性大国。在这种预测性文献中，乔万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的《亚当·斯密在北京》显得特别突出有两个理由。第一，阿锐基把分析放在探讨一系列霸权国家兴衰荣辱的宏大和复杂历史模式中，第二，尽管许多西方学者用惊恐不安的眼神看待中国的崛起，阿锐基则充满热情地欢迎中国。
阿锐基在《漫长的二十世纪》（1994年）中充分展开论述的模式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经过了一系列霸权国家的循环。这些体系依次被单一大国主导，虽然都有明显的特征，但到现在为止，它们都遵循了类似的运行轨道。当《漫长的二十世纪》出版的时候，阿锐基已经相信全球资本积累的中心已经从北大西洋转向了东亚，当时中国刚刚开始经济转型，这种方式让中国充分融入全球经济并成为“世界工厂”。如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出现和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挫折给予阿锐基更大的信心来预测美国霸权时代很可能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时代所代替。
在阿锐基看来，中国的世界霸权可能有三个积极的后果。第一，重组当今由西方主导的国家等级体系，东亚领先的时代或许带来国际间更大的平等。第二，中国霸权或许比欧美先例更少军事色彩，更多和平倾向。第三，中国的崛起开创了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但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更加平等和更加人道的东亚发展道路。
阿锐基的乐观主义前景当然吸引了相信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评论家的反应，也吸引了对于西方主宰下产生的世界秩序不那么乐观的其他人更深刻、更积极的评论。[528]他的三个后果论都值得严肃地考虑。在本文中，我将主要对最后一个预测做出回应，即中国或许开创一个并非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的发展道路。
你的所见所闻当然主要依赖你使用的概念框架。阿锐基开始于布罗代尔（Braudel）的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叙述模式。布罗代尔把经济分为三个层次。底层的经济活动由基本生活必需品生产组成，很少有市场交换。中层以由竞争的企业家组织起来的市场为中心的活动构成。上层梯队则留给资本主义本身，资本家通过垄断地位获得利益，并与国家权力联系密切。这是个指导许多世界体系分析的框架，阿锐基使用它建立分析西方和东亚发展的独特模式。在西方，资本家控制国家，把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扩张结合起来，使得西方大国征服世界。相反，在东亚，强大的国家控制市场交换，鼓励但是限制大规模的资本。这种模式在中华帝国霸权时代十分流行，它支配了该地区相对和平的国际关系体系，使这里成为十九世纪前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后来随着中国的衰落，东亚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被纳入由欧洲列强控制的世界经济体系，日本在自己的经济中嫁接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因素，创造了杂交的体制。
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阿锐基充满希望地认为日本在二战后被剥夺了军事维度的经济增长或许成位一种新模式，其中经济和军事力量是可以分开，并最终预告“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社会”的到来。[529]阿锐基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中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国，他写到共产主义革命创造的以福利为中心的国家已经重新发现了市场的经济动力，培养并调动了城市和乡镇企业主群体的主动性。[530]他说中国将带领东亚复兴其作为全球经济上最发达地区的地位，或选择符合西方资本主义范式的道路，或炫耀更加吻合自身历史的不同道路。
阿锐基结合了实力和贸易的全球网络、国家间的竞争、几百年时间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演化，在宏大的规模上提出了自己的模式。像进行世界体系范式研究的其他人一样，他更关心的是重新创造国际不平等而不是国家内不平等的结构。结果，他很少花精力分析生产关系细节。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生产关系上，重新考察最近的中国经济史的话，能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本文的焦点，为此目的，我将使用马克思的概念框架。接着我会评价阿锐基用布罗代尔集中在资本和国家关系上的资本主义定义而提出的中国可能开创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的建议。
马克思和毛泽东
马克思的框架人们普遍都很熟悉，所以我只简要地回顾一下经济组织的三种类型，用以分析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第一种类型是家庭生产，第二种类型是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第三类型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
马克思写到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在农村和城市基尔特内，劳动牢固地与生产资料联系在一起，两者都是不能被买卖的。资本主义把两者分开，而且都推向市场，创造了一个建立在自由交换雇佣劳动和生产资料基础上的体制。在从前的体制内，生产和消费的责任在同一经济组织内部，该组织基本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资本主义企业可以自由聘用和解聘工人，不用为工人的消费负责，相反能把获得利益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这让资本主义成为充满活力的体制，在分配劳动力方面非常有效，实现利润最大化并积累资本。虽然资本主义企业早就存在了，雇佣工人成为生产关系的主要形式是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传播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极端集中和和阶级的极端两极化，从而使家庭劳动体制难以为继。因为资本主义的活力和效率，马克思预测这种体制将横扫这个世界，但是他也预料到社会主义将通过重新结合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来颠倒资本主义做的东西。
1949年前，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围绕市场交换组织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发挥有限的作用。中国长期以来都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其中土地是可以买卖的，大众消费的粮食和常用纺织品都是可以广泛买卖的商品。许多农民家庭参与市场活动，如果不是大部分的话，他们不仅销售农产品，而且销售家庭生产的产品如自己织的布。在1949年革命前的世纪，资本主义领域（也就是依赖雇佣劳动)在不断发展但仍然弱小，建立在家庭劳动基础上的农家生产仍然是经济的主体。
在1949年到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家庭劳动和资本主义领域基本上被消灭，市场交换遭到严格禁止，按照社会主义路线来重新组织经济活动。整个农村人口成为集体生产队的队员，几乎所有的城市人口成为工作单位的职工（包括政府机关、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全民和集体企业）。工作单位职工都拿工资，但他们是永久性雇员，所以劳动力是不能自由交换的商品。像家庭一样，农村生产队和城市工作单位都不能解聘队员或者职工，它们不仅负责组织生产而且为成员提供消费品，这种体制从结构上限制了它们把利润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的能力。[531]马克思曾想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重新结合起来，而中国共产党恰好做到了这些。
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在从1976年到1992年的后毛泽东时代初期，最初的几轮市场改革创造了所谓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城市继续由公有制经济主导，虽然1978年后允许小型私有企业存在，但它们在城市中只发挥边缘性的作用。在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企业里，工作单位体制的基本特征维持下来。这两种企业都继续建立在财产公共所有和永久雇佣的基础上。虽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结构改革开始要求工人签订多年劳动协议(正式取代终身雇佣)，允许有些小企业破产，但当时很少有人下岗。工作单位继续为职工的生活负责，不仅包括在职职工而且包括退休职工。
1984年后，市场交换渐渐替代了计划，政府使用经济上的刺激措施来推动企业经理提高利润率（包括让他们保留协议数量之外的利润的规定）,但是企业把利润作为优先目标的能力仍然受到工作单位对职工负责的现实的限制。实际上，在八十年代，随着企业被允许保留更多的利润，许多企业使用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建造职工住房，创办旨在为职工子女提供就业岗位而不是最大化利润的附属企业。甚至在市场改革十年多后，在九十年代初，公有企业很难说是西方商学院称赞的靠裁员减薪产生利润的机器，相反它们仍然是“社会主义企业”，容纳了越来越多的职工和退休工人，有生产和服务单位等累赘如职工住宅区、保健中心、职工培训学校、日托中心、职工子弟学校、商店、食堂、文化娱乐设施等等。[532]
在城市公有企业边缘地带，初步的私有经济在发展，它们主要由街道小摊点、理发店、小商店、餐馆、修理铺等组成。起初，私有企业被限制在个体户，从法律上说他们不允许雇佣七人以上，但是在1987年取消这个限制后，个体户仍然是中国城市私有经济的主体。城市社会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世界，一种“体制内”一种“体制外”。这两个世界在工作单位门口会面，小商店和摊点集中起来向主在里面的人销售商品和服务。[533]
在中国农村，大部分人口开始了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活动。在1984年农业的去集体化完成后，土地继续由村子所有，但是使用权被分配给农民家庭，农业生产围绕家庭劳动而开展，就像从前的建立在家庭手工业、商业、运输的繁荣的私有经济一样。同时，接近城市和海外市场的村庄里迅速出现了更大的工业企业。从法律上说，城镇和村办企业应该是集体所有，实际上大部分如此，虽然它们的组织方式存在很大差别。大部分集体企业主要集中在迅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当然也能在其他地区发现，乡镇政府建立的工厂由地方官员负责，雇佣当地村民，即使当生产要求超过当地劳动力的数量，而必须雇佣了外来者时，当地人往往占据最好的工作岗位。
在另一个极端，在东南沿海的广东和福建“经济特区”传播开来的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典型是香港和台湾投资者创办的企业，它们更愿意雇佣来自内地的便宜民工。虽然在经济特区之外，这样的企业必须正式注册为集体企业（戴上红帽子）实际生产关系更接近自由市场的理想。因为不管是乡镇官员管理的还是私有企业主管理的农村企业都在计划经济之外，要想成功都需要动力和技术，所以工人招聘就更不稳定和灵活，机器和生产设施很容易被换手。[534]
如果我们保持距离来看待这个国家，在1978年到1992年的这个阶段，存在两个重大的领域：基本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公有经济和建立在家庭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私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如果走近一些看，在城市，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位于边缘的家庭经济欣欣向荣；在农村，家庭经济占主导地位，同时有不断增大的乡镇企业，其中容纳了社会主义和小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实际上是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它在迅速变化。
私有化和利润
1992年后，更加激进的市场改革改变了一切。邓小平在1992年初期到中国东南经济特区的高调视察外资企业普遍被引用为关键时刻，标志着向更加激进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转变。此后，中共强力鼓励发展私有资本主义领域，到了十年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公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到了1991年和2005年之间，城市劳动力在公有企业工作的比例已经从82%下降到27%。(请参阅下图1)
在九十年代初期，限制私有企业规模和限制外国投资的政策被取消，各级官员被鼓励要推动两者的发展。和日本、韩国、台湾不同，中国展开双臂欢迎外资，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小规模华人企业在中国的乡镇寻找合作者，而总部设在这些中国离散中心以及在日本、韩国、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在更高层次上寻找合作者。到了2000年，中国制造业的几乎三分之一都是由附属于外国公司的工厂生产的。[535]
新合法的国内资本主义经济也迅速增长，它们要么通过最初从体制外的乡镇企业或者个体户发展而来的成功企业家，要么是下海的体制内官员或者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人认为成为私人企业家的时机已经成熟了。相当成功的一类下海企业家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官员的亲属和关系人，他们能够使用体制内的关系网获得合同、资格证、贷款、资源以及市场。[536]
在国有企业领域，中共决定“抓大放小”。几乎所有乡镇企业和大部分城市国有和集体企业被全部或者部分私有化。有些工厂被卖给外来投资者，但大部分是内部的投资者。在有些情况下，股份被卖给了所有职工，但是这种模式很快就因为管理层收购的因素被抛弃了。因为经理通常情况下自己很少有资本，这通常需要创造性的金融安排。在城乡地区进行的私有化调查显示大部分国有企业最终成为经理们的私有财产。[537]许多国有和集体企业被变卖清偿债务,其他被大幅度裁员，结果国有企业改制造成超过五千万工人，国有企业劳动力的40%下岗。[538]
这种把国有财产变成私有财产的大转变把经理变成了财产所有者，把其他职工变成了被剥夺了权利的无产阶级。从前管理者和工人都有可施行的权利主张的工作单位突然变成了管理者的私人财产。用马克思的语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离，因为两者都变成了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责任被切断。
控制性利益
国家选择保留控制的大型企业被改制成符合“公司”模式的企业，其资产被转变成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国家保留最大和最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的控制性利益，尤其是银行、石油、钢铁、电力、电信和军工等行业。在第二级别的较小企业中，包括许多由省级或者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国家变成了小股东。改制后企业的经理现在形式上向董事会负责,控股公司建立起来以便管理政府资产和在公司董事会中代表国家利益。董事会成员被委任确保经理最大化股东利益的任务，甚至政府控股公司被指示把国有资产的回报率作为首要关心的内容。[539]
为了保留指导国有企业按照党的意志行动的能力，中共抓住任命关键的国有大企业执行官的权力，政府官员继续使用控股公司来追求比企业季度利益更广泛的国家目标。但是，这些企业的结果已经根本发生了改变，所以它们被要求也能够把追求利润作为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企业抛弃了从前对职工的义务。终身雇佣的保证被取消，企业不仅缩减劳动力规模，而且辞退了老工人，用成本更低更顺从的年轻工人来替换。[540]比如，国有煤矿现在聘用合同制矿工，使用民工是为了实现每吨煤的最低成本，这种体制帮助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煤矿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矿井。[541]企业还关闭了不盈利的附属企业，卸掉了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住房、保健、退休金、儿童照顾、娱乐、教育以及其他服务重担。虽然这些企业仍然部分属于国有，但是让它们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特征已经消失了。
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后更多系统的拆除对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法律限制，同时加大了市场改革的力度，更彻底地让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除了少数例外，所有企业都被迫降低劳动成本和推卸并不直接对创造利润做贡献的社会累赘。
作为近年来推行的激进改革的结果，八十年代存在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转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不再有社会主义经济，雇佣超过一定数量工人的几乎所有企业，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现在都根据资本主义原则来运行。家庭劳动经济在衰落，小型资本主义企业也在衰落。资本被迅速集中：小工厂被大工厂吞并，小商店和饭店变成了公司连锁店，公共市场变成了超市和购物中心。
到现在为止，这个趋势的最大例外是农业，家庭劳动体制受到禁止个人土地销售和限制大规模生产的法律的保护。[542]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在高度发达的商业农业地区，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出现在集体土地承包体制周围，通过修改承包合同或者租赁土地或者雇佣工人。而且，今年十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决定单个家庭出售土地使用权，明显的目的就是集中土地所有权。虽然我们还不清楚这个决定到底怎么实施，但很可能打开农村家庭失去土地的大门。[543]
即使现在，大部分农村家庭已经通过外出打工直接捆绑在资本主义生产上。在很多村庄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因为适合工作年龄的几代人都外出找工作，这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使得中国成为出口为主的制造业世界最可怕的竞争者。[544]这种生存性农业和资本的关系让民工往家乡汇款，但是它也补贴了使用民工的用人单位，因为这些单位能够支付低廉的工资，不需要花费包括再生产未来民工或者维持退休工人等全部的成本。[545]
资本主义对中国是新的。虽然资本主义企业在1949年前就存在，但是它们只占经济的一小部分，今天整个经济都是以资本家利益为中心的。虽然作为最近的改革结果而出现的经济体制当然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它是建立在二百年前英国出现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按照马克思的预测，这种生产关系从此就横扫整个世界。
阶级两极化
沿着资本主义路线改造中国经济已经产生经济两极化的结果，表现在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在1978年推行的第一轮市场改革后那些年到1992年激进改革前，收入不平等开始增加，但是相对来说贫富差距还比较小。私有企业的规模受到限制，在公有企业内干部比工人生活条件好，但不是好很多。他们的工资高，但是仍然相差不是很大。他们居住的房子更大，但是这些房子还在同单位职工居住的生活区之内。腐败开始蔓延，但是和后来的情况相比还是逊色多了。
是私有化开辟了真正有钱者阶级出现的道路。这个阶级包括大型私有或者国有企业家，他们拥有所经营的集团公司的股票。那些掌握私有或者公司化国有企业的人积累的财富也为政府内或者非盈利机构的干部创造了新机会。大规模的腐败变得更加诱人和容易实施，因为很多家庭有成员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巨额的财富已经不再吸引人们的目光。[546]与此同时，公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现在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奖金和外快,通过指出私有领域迅速提高的标准为自己的要求辩护。很快，他们开始放弃位于工作单位的相对寒酸的公寓，搬到中国的大城市为成功的企业家修建的郊区设有大门的豪华高楼居住区。
今天，中国的富豪从任何标准看都是非常有钱的。众多“富豪排行榜”在中国一个紧接着一个出现,最悠久和名气最大的排行榜是英国会计师胡润（Rupert Hoogewerf）编纂的。在2007年秋，胡润排行榜包括了中国800个富豪，他们总的资产价值4570亿美元。在这些富豪中，他辨认出106个十亿美元以上的富翁，这个数字比除了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多。[547]在城市社会光谱的另一端，从中学毕业后就进入国营工厂工作的千百万工人现在都下岗了，他们很难有希望再找到正式的工作。幸运者得到了退休金，其他人得到微薄的生活补贴、或者一次性离职补偿金,但是很多人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健康保险也随着失掉工作而没有了。他们和千百万民工成为城市底层群体。尽管工厂下岗工人因为突然丢掉工作而落到现在这个处境，而民工到新开放的城市劳动市场来寻找机会。
在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用来对比国际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标准，0代表绝对的平等，1代表绝对的不平等)被计算出来是0.22。这是世界上最低的比率。考虑到中国的庞大规模和地理上的多样性，观察家们印象特别深刻。中国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虽然城乡收入差别、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差别很大，但在每个具体地方内，差别都是最小的。到了不足三十年过后的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0.496,超过美国，接近像巴西和南非等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的比例。[548]地区不平等和城乡不平等都大幅度增加，但是最激烈的变化仍然是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两极化。
在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村庄里，最富有的十分位和城市相比仍然很低，在城市里，收入差距一直产生引人注目的增长。在1985年，城市家庭最富有的五分之一的平均人均收入是最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三倍多，到了2006年，最富有的家庭的收入是底层家庭的十倍多。（请参阅图2）而且，这些图表没有能抓住收入两极化的程度，因为这群体是这么广泛，包括了20%的城市家庭把中产阶级的部分财富纳入进来了。
图2中的数据显示所有城市居民，包括位于底层的那些人，现在都享受相当高的收入。但是这些数字只纪录现金收入，因此掩盖了从前由国家或者工作单位而不是市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损失，包括补贴房屋、生活品、食品、家用必需品，医疗保健和教育。使用现金收入来度过从社会主义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转型的好生活的不足变得非常清楚，如果你比较一下八十年代中期最富裕的城市家庭的收入和当今最贫穷的城市家庭就知道了。前一个群体，主要有管理干部和专业干部组成，生活在设施齐全的公寓里，享受相当的经济舒适和安全，虽然他们的平均年现金收入少于1400元，而后一个群体，主要由失业者或者非正式就业者组成，尽管他们的平均年现金收入超过3800元，生活在简陋的公寓里，生活拮据，根本不敢去看病。
1992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突然扩张是造成中国收入不平等迅速飙升的原因。在此之前，因为经济活动的大部分是围绕家庭劳动和工作单位体制展开的，它们为自己成员的消费负责，不平等的发展受到结构限制。最近的改革消除了这些限制。
阶级两极化激起大众普遍的愤怒，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工人和农民已经在全国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549]自从2003年胡温接管政权以来，表现出区别于江泽民和朱熔基政权的地方，通过表达对于中国收入不断增长的两极化的关心。而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试图解决中国最贫困的市民面临的困难，减轻市场改革产生的最危害的影响。[550]虽然这些措施和胡温联系在一起，但是许多人把日期提前到了2003年的领导人交接，这可能反映了中国领袖共同的关心，由于经济转型造成的严峻社会动荡和不满。但是，中共现在掌管一个由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主导经济体制，它是两极化背后的推动力量。而且，中共承诺要进一步发展这个体制，使用公司管理的国际模式作为规范,增强中国已经很可观的力量作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生产大国，这主要靠对于廉价劳动力更高效率的剥削来完成。结果，虽然政府努力要减缓两极化，但阶级两极化继续猖獗。
独特的东亚道路？
阿锐基的东亚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现实证据的支持。不管是我们用布罗代尔的或者马克思的概念框架，非常明显的是中国经济的大部分是围绕市场交换组织起来的，但不是资本主义模式，而是有遥远和最近的过去的影子。清朝促进形成了主要建立在家庭劳动体制上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受到强大国家的抑制，资产阶级也不可能干预朝廷。把八十年代出现的体制，即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看作历史上的模式的复兴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把中国经济以及它的阶级结构改变后再要维持这个模式就变得更加困难。当然，阿锐基的资本主义定义依靠资本和国家权力的融合。他写到‘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特征不是由资本主义机构和配置的存在来决定，而是由国家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来决定的”‘你可以随意在市场经济中添加很多资本家，但是除非国家从属于阶级利益，否则市场经济仍然是非资本主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仍然谨慎地诊断中国是否在变成管理资本主义国家事务的委员会的过程,但是因为阿锐基引用的政府努力刺激竞争的证据还没有出现，这个证据造成了“看起来更像受到为了国家利益无情竞争推动的有道德的资本家世界”[551]他留给我们的是这样的形象，自主的中国为了国家的发展，迫使资本家相互竞争以及与更小的乡镇企业竞争。
这个形象暗示了资本和国家之间更大的鸿沟。在毛时代，中共及其国家机器完全控制经济，此后的私有化和公司化过程是在党的严格监督下发生的。结果，大部分资本主义领域由重新改组的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组成，掌权者大部分是党国体制内的人。掌握权力的党的干部，从高层胡温开始到乡镇党委书记都有孩子成为富有的企业主管。[552]即使那些刚开始从体制外的小企业主成长为大资本家的人要想成功也必须与体制内的人员建立密切关系才行。省级、市级和县级组织提供了权力关系网，里面包括了地方官员和资本家。
在中国联系资本和国家的错综复杂的网络中，影响是双向流动的，任何试图测量资本控制程度的尝试将激发辩论，但同样真实的是包括在阿锐基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国家。不管这样的辩论的结果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当前中国体制的一个独有特征是资本围绕国家机器组织的程度。这当然是位于权力顶峰的情况,在占据经济的战略性和垄断领域的庞大的国有企业。既然这些企业已经被改变成必须专注于盈亏的上市公司,它们就非常像布罗代尔的等级体系中的资本家层级。但是在中国，国家权力和资本的密切关系向下延伸到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政府，所有的级别都参与管理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保持与他们的私有轮回的密切关系。
中国现在的权力集中或许可以适当地称为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证实，因为政府强烈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资本家对于家庭劳动经济的包围和大企业无情吞并小企业基本上是市场推动的，但同样也是国家的政策。中国的政治领袖不想让生产市场落后,他们想要现代超级市场，国家官员被期待辨认和支持经济竞争中的“优胜者”。这种期待从精心培养国家冠军的中央政治局延伸到成功的地方企业的根深蒂固的推动者的县乡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辨别不管是概念上还是实证上，国家发展战略和政府官员和大企业家的财富利益。这些人通过种种家族和其他纽带联系在一起。
两种不平等
阿锐基正确地强调了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特殊体制的重要性，限制个人出售土地，阻止了农民生存条件的整体掠夺征收。这些法律保护了农业家庭劳动体制不受资本主义的侵害,但是它们和经济上的其他领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作是不相容的，它们还允许了大资本家进入利润最大的农业领域。虽然许多企业家当然感到这些法律的障碍,雇佣民工的单位将欢迎通过出售土地使用权将产生的更多流动民工的出现，八十年代成立的土地承包责任制为资本的更大利益服务。它不仅避免与大量失地人口有关的社会不稳定，而且让农业必需品生产补贴雇佣民工的单位，大量农村劳动力储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变化的要求而随时变化。实际上，尽管中共最近决定推动土地使用权销售的决定现在能允许资本主义在农村繁荣，但是它也可能帮助动摇更大的体制。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事实是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这当然部分归功于国家推行的独特发展道路。阿锐基特别突出作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遗产一部分的特征当然是对的：享受相对好的教育和健康的人口，仍然保留土地的农民。但是这些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发展最快和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最成功的经济领域是根据资本主义原则运作的。实际上，这个领域的企业在竞争中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特征。中国企业家和他们的外国合作伙伴得到强大和有效的国家支持，已经创造了——至少现在——世界上最高效率的剥削剩余劳动的体制。在全球市场上让这个体制具有竞争力的特征与在中国产生出最大的阶级两极化的特征是一样的。
阿锐基的三个预测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他的东亚模式中，但是它们并不一定是相互依赖的。实际上，中国或许带领东亚重新夺得世界上最有经济活力和最富裕地区的地位，但是照目前情况看,这个发展将翻新而不是超越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而且，中国不大可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创造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在内的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关系的体制，其中朝鲜和日本曾经由中国管理多个世纪。
我们仍然不清楚中国是否能使用其工业力量在全球经济等级体系中登上更高一级台阶。尽管阿锐基认为中国政府为了积累国家财富让国内外的资本家竞争，其他人则认为中国的沃尔玛资本家和其他国家的资本家竞相压榨工人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多的收益。[553]但是如果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实际上能够从边缘走向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这将大大地改变全球等级体系。我赞同阿锐基的期待，这样的改变将有助于削弱在北大西洋主宰的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全球不平等。这将是有历史意义的和非常积极的变化，因为这个原因，我很高兴看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分量的增加。但是不管当前对于全球经济秩序的重组是否真的造成消除削弱国家间不平等的结果，确定无疑的是在国内造成更大的不平等，这在中国表现得最明显。而且，中国当前在世界市场中的高超本领和国内阶级两极化的增长是联系在一起的。两者都是中国最近经济转型的结果，这个转型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制，比大部分其他体制都更有效率和更残酷无情。
注释：
[528] Notably Mark Elvin: see ‘作为占卜师的历史学家’,《新左派评论》52, July–Aug 2008, pp. 83–109.
[529] Giovanni Arrighi,《漫长的二十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时代的根源》, London and New York 1994, p. 356.
[530] 虽然在《漫长的二十世纪》中，中国得到相对少的关注，但是在1999年Arrighi已经在预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制”的重新出现了。请参阅 Arrighi and Beverly Silver,《现代世界体制的混乱和管理》, Minneapolis 1999, pp. 286–9.
[531] 关于毛时代农业生产队和城市工作单位如何组织的内容，请参阅 William Parish and Martin Whyte, 《当代中国的村庄和家庭》, Chicago 1978,《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 Chicago 1984.
[532] Michael Korzec,《劳工和中国改革的失败》, London 1992; Hanlin Li and Qi Wang,《中国工作单位社会研究》 Frankfurt 1996; Barry Naughton, ‘单位：独特机构的经济基础’,在Xiaobo Lü and Elizabeth Perry编辑的《单位：历史和比较视角下的中国人工作场所的变动》, New York 1997, pp. 169–94; Jonathan Unger and Anita Chan, ‘中国城市工作单位的内部政治：职工对于国有工厂决策的影响的案例研究’,《中国杂志》, no. 52 (2004), pp. 1–24.
[533] Susan Young, ‘富有但不安全：1980年代对于中国私有企业的态度’, 《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 no. 25 (1991), pp. 115–37.
[534] Barry Naughton, 《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 Cambridge 2007, pp. 240–48, 271–93; Jean Oi,《中国农村的起飞：工业化的动力》, Berkeley 1996; Jonathan Unger,《中国农村的转变》, Armonk 2002; Andrew Walder, ‘地方政府和工业企业：中国转型经济的组织分析’,《美国社会学杂志》 vol. 101, no. 2 (September 1995), pp. 263–301.
[535] James Heartfield,‘中国的买办资本主义又回来了’,《激进政治经济评论》, vol. 37, no. 2 (Spring 2005), pp. 196–214; Naughton,《中国经济》, pp. 401–23;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中国和跨过资本积累动力学:全球企业重组的起因和后果’,《历史唯物主义》 vol. 14, no. 3 (2006), pp. 3–43.
[536] David Goodman, ‘中国改革的新企业家：山西太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 在Heidi Dahles and Otto van den Muijzenberg编《亚洲的资本和知识：变化的权力关系》,London 2003, pp. 187–97.
[537] X. L. Ding, ‘掠夺中国国有企业的非法资产’《中国杂志》, no. 43 (2000), pp. 1–28; X. L. Ding, ‘中国金融体制内的系统地违反规则和自发的财产转变’,《中国季刊》, vol. 163 (September 2000), pp. 655–76; Hongbin Li and Scott Rozelle, ‘中国农村私有化：内部私有化、革新协议和乡镇企业表现’《中国季刊》, vol. 176 (December 2003), pp. 981–1005; 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and Yang Yao,‘中国国有企业重组的影响和意义’,《中国杂志》, no. 55 (2006), pp. 35–63.
[538] Dorothy Solinger,‘中国城市工作和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杂志》 no. 49 (2003), p. 69; Naughton,《中国经济》, pp. 179–91.
[539] Naughton, 《中国经济》, pp. 297–326; Shahid Yusuf, Kaoru Nabeshima and Dwight Perkins,《在新主人领导下：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 , Stanford 2006.
[540] Ching Kwan Lee, 《反对法律：中国城乡的劳工抗议》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2007, pp. 34–153; Dorothy Solinger,‘流动人口对于单位的影响：劳工流动控制和福利提供模式的转变’见Lü and Perry主编的《单位》, pp. 195–224.
[541] 王韶光，“管理矿难：中国管理模式的改变”，《当代中国杂志》 vol. 15, no. 46 (2006), pp. 1–30.
[542] Loren Brandt, Jikun Huang, Guo Li and Scott Rozelle, ‘中国农村的土地权利：事实、虚幻和议题’《中国杂志》, no. 47 (2002), pp. 67–97.
[543] Qian Forrest Zhang and John Donaldson,‘中国特色的农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农业现代化、农业经营和集体土地权利’《中国杂志》,no. 60 (2008), pp. 25–47.关于土地流转政策的最新变化请参阅Jim Yardley, ’中国推行重大的农民土地使用改革’《纽约时报》, 20 October 2008.
[544] Dorothy Solinger,‘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在Deborah Davis等人编的《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Cambridge 1995, pp. 113–39.
[545] 参阅 Lee,《反对法律》, pp. 204–41.
[546] 刘晓波，《干部和腐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纠缠》 Stanford 2000.
[547] 《胡润财富榜》，见网址：www.hurun.net.
[548] David Goodman and Xiaowei Zang,‘中国的新富：社会变化的维度’在Goodman编辑的《中国的新富：未来的当权者，现在的生活》 London 2008.请参阅Naughton,《中国经济》, pp. 217–21;王绍光,‘开放和不平等：中国案例’，在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编辑的《中国的深层改革：转型中的国内政治》 Lanham 2006, pp. 251–82.
[549] 关于中国农村和城市最近的抗议活动的描述，请参阅 Kevin O’Brien and Lianjiang Li, 《中国农村的权利抗争》, Cambridge 2006, and Lee,《反对法律》
[550] 这些措施包括为农民减免税，为城市退休或者下岗工人提供福利补贴。新的工会法包括保护工人不下岗的规定，但是长期的 long-standing labour codes, 包括给予工人代表监督（否决）企业改组的权力的法律很少得到实施，新法律也不大可能被允许在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上干扰资本越来越集中的权利。
[551] Arrighi,《亚当斯密在北京》, pp. 331–2, 359.
[552] 参阅Joel Andreas,《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革命和中国新阶级的根源》 Stanford, forthcoming, chapter 11.
[553] [26] 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中国和社会主义：市场改革和阶级斗争》, New York 2005.
- 作者：乔尔·安德斯
- 翻译：吴万伟
- 来源：：“CHANGING COLOURS IN CHINA” JOEL ANDREAS
- 原文地址：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756
- 转自：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