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个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马基亚维里的孤独”
这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正在加剧的一个迹象：为了出版也许是战后时期数一数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1960和70年代以来的作品，我们将不得不证明这样做的理由；尽管阿尔都塞的著作最近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西欧和西欧之外的地区（尤其在拉丁美洲），都取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反响。
阿尔都塞本人无意否认这一危机的存在（这一危机酝酿了他的著作）。事实上，在由意大利极左派报纸《宣言》于1977年11月组织的威尼斯研讨会上，他因为宣告了这一危机而背负恶名。[1418]然而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则不过是工人阶级政治在它的传统形式（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组织（第二、第三国际、工会运动）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的普遍危机的一个子集合罢了。在这个被镇压的革命者回归发达资本主义的时代，宣布纪念1968二十周年，无非是用它来强调，法国的五月在何等程度上“与其说是未来的预兆，还不如说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历史纪元的顶点”。[1419]阿尔都塞学派马克思主义，根据其创始人的说法，一直渴望着“在西方这里，能够把有些实质内容重新放回到革命的方案里去”。[1420]不足为怪，它也会连同那个方案一起，收缩自己的视野。如果说阿尔都塞学派得势的一个秘诀在于它把政治激进主义和哲学现代主义相结合，从而好像给了马克思主义以某种现实性的话，那么，在后一个十年，当革命的前景在国内外都破灭了之后，阿尔都塞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个“结构的”（即斯宾诺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巴黎人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智抱负（更不必说政治意图）这一人类解放的现代性grande histoire[伟大历史]顶点的怀疑已蔚成风尚，所以就很容易受到了三倍的攻击。随着那种怀疑从拉丁区扩散到了罗马和法兰克福、马德里和伦敦，阿尔都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就被这样那样形式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从先进的知识分子中普遍地给排挤掉了。
阿尔都塞主义，由于它的反人道主义和反进化论，体现出对于启蒙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仍然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但不管怎样说，都是作为一种异端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的思想体系很快会“显示出颇具时代的特征，并且像披头士音乐和戈达尔最初的影片那样，必然要为一个刚刚消逝的过去招魂”。[1421]它因此被证明是一种过渡形态的哲学，作为特定的理论和政治形势的产物，它的命运是可以通过这种形势的变化来加以说明的。仿照阿尔都塞关于马基亚维里的孤独所做的思考，[1422]或许可以说，对于他本人，最终的事实是：一方面是他通过激进批评谋求重建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另一方面是转眼间遮蔽了它的先辈，并且68年阶级的大多数都已经从中发现了自身形象的“后马克思主义”，在这两者之间，他占据着现代理智史上一个独一无二并且动荡不定的位置。
“一个人绝无必要出版陈年旧作”，1968年，阿尔都塞在给他的一个匈牙利文版作品集写序时曾作如是说。[1423]既然如此，为什么二十年之后我们还要出版这些旧作呢？理由有三。
其一关系到阿尔都塞的理智生活史传——关系到充分重视他的哲学的演变（他思想的来龙去脉，这样才能解释他的匈牙利文版序言的含义）。当前，这一点受到几方面因素的阻碍。由新左派书局在197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列宁和哲学》（1971）和《自我批评论文集》（1976）[1424]——在英美都早已绝版，只有其中小部分篇目构成Verso[1425]版选本《意识形态论文集》（1984）里的主要内容。这就意味着，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有大量宝贵资料已不再容易看到了；从中，我们可以重印两篇文章，“列宁和哲学”（1968）和“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1975）。[1426]接下来——也是最重要的——阿尔都塞继《阅读〈资本论〉》之后关键的转折性著作《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1967）]（迟至1974年发表），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出过英文版。就像这本书迄今最好的批评家所论证的那样，“阿尔都塞全部译本中存在的这个空白，意味着他[在哲学中以及关于哲学——格·埃]的新立场的充分的新颖性、敏锐性和脆弱性还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1427]本书终于把这个空白填补起来了。最后，在阿尔都塞原作中，还有许多或早或晚的值得注意的篇目，一直没有被翻译过；本书提供了这类哲学文献中有代表性的样品。[1428]（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以《立场和介入：1966-1978》为书名，出版他的一些政治作品。）[1429]
然而，本文集的理论基础超出了“阿尔都塞学的”考虑。因为后面的那些作品有着更广泛的历史意义；它们同样“写在了……历史中”。[1430]阿尔都塞在这里和别处讲过的话，曾经帮助几代学生——他们中间有巴里巴尔（Balibar）和埃斯塔布莱（Establet）、勒古尔（Lecourt）和马舍雷（Macherey）、佩舒（Pêcheux）和朗西埃尔（Rancière）——“在思想中认清了方向”。而且，借用他在《保卫马克思》中概括马克思受惠于黑格尔的问题时提出的一个区分，我们可以说，即使在这里，阿尔都塞的教学工作也并不是提供，或者说不再是做出一种“理论教育”，对于许多杰出的当代——法国的和非法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其发挥的作用在于一种“为了从事理论而进行的教育，……[一种]理论能力的教养”。[1431]在这个意义上（也并不仅仅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的影响已经超越了阿尔都塞主义的衰落而继续存在着。
阿尔都塞不会希望他的教学工作与打算用这一工作来服务的革命事业相脱离；而试图这样做就要犯错误。从玻利维亚的单人牢房追忆在高等师范学校的岁月，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1432]就会想起那个令人自豪的机会，使我们接触到这位哲学教师，他指导我们的作业和阅读。他很有分寸地给了我们和他一起工作的机会，那种方式令我们感觉不到实际上是他在起作用，是他为我们在工作。我们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虽然没有告诉他，却接受了他的影响，所以也成为其中的一员。但是对他而言，那是一种全神贯注的信念，不仅从他写的著作，而且从他用来指导我们踏上那条道路的慈爱和慷慨中，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因为被学生们视为他的个人品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一切行动主义者的品质。[1433]
十年后，以一种更少个人色彩的笔调，另一位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总结阿尔都塞对于她和她的同类人的意义：
对于经由阿尔及利亚战争而投身政治的整整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阿尔都塞代表了一次决裂和一个历史机遇……一场解放，它使我们有可能重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考。在这场头等重要的理论更新中，他的工作……葬送了那种错误的法国式二难推理：要么是（非共产党左派的）以批判方式介入的知识分子，要么是说教的知识分子，完全信奉党的戒律和理论-政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家（处在他们自身历史阶段上的党员知识分子）……因为马克思的哲学“有大量尚待建立”，因为它开创了一种在历史上没有完成而在理论上是全新的劳动（理论实践），所以，再也不能满足于用哲学实践的意识形态来对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再生产了。一句话，在党内不要“官方哲学”……[1434]
换言之，阿尔都塞的作品记录着一段确凿的历史——记录着苏共二十大（1956）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斯大林化过程。然而，尽管别的党员哲学家实际上也分享了那段历史，但他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写出这些文章。[1435]因为并非每一个这样的哲学家都是路易·阿尔都塞——而其中的原因，有一位既非阿尔都塞学派也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讲得很好。1981年，在给一本描述现代法国哲学的著作写书评时，他提出了以下保留意见：
[该书]未能充分强调的一点……是我们都应该深深地感谢阿尔都塞，是他把法国的马克思主义带回到同其他法国哲学的对话中来……就其涉及法国哲学的范围之广而言，他在把马克思主义非斯大林化方面比所有别的哲学家做得都更为彻底。[1436]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如果正像阿尔都塞提出的，“马克思……为科学知识开辟了历史的大陆”，[1437]那么这位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工匠在斯大林主义结束之后，纵然受到党内领导层的明确反对，却与那些重新开辟这块大陆的人们站在了一起。[1438]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谓“阿尔都塞革命”[1439]的功效是激发了一大批著作，其中许多都葆有持久的价值，并且跨越了整整一系列学科。再大量的遗忘症、再多的清算，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无论今天激进知识分子正走向何方，他们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却正是来自于这里。
暂时的兴替并不总代表理智的进步（披头士音乐或许高过迪朗·迪朗的音乐，戈达尔最初的影片或许高过让-克洛德·贝内[1440]的影片）。无论如何——无论是后面介绍的文章还是阿尔都塞的其他作品，都并非只有文物学的意趣。正好相反，尽管它们那个时代贬值了，可是它们至今仍保持着理论的意义——这是促使我们出版新选本的第三个动机。
阿尔都塞的成就在别处已被详细地审查过了。[1441]但是简要概括一下，可以说阿尔都塞主义的永久性贡献基本上有五重内涵。第一，它把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各种马克思主义化身作为内在目的论加以批判是正确的，从而构成了一个不归之点。第二，它对马克思œuvre[全部著作]的分期恰当地给予《资本论》以特殊的地位，并且强调大约在1845-46年，作为他的思想的决定性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理论。第三，它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既不忘记各门科学的自律，又维护了科学作为生产的可能性——和特性——即生产出对自然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同样客观的知识。第四，它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重建，除了将其从斯大林主义的实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反自然主义改造成一种科学研究纲领之外，还尊重各种社会形态在构成上的复杂性，把“差异的、物质世界不可化约的异质性的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内部”[1442]——这让历史弥赛亚主义吃苦头，却让历史唯物主义得到了好处。第五，也是最后，正如麦金太尔所提示的那样，它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塑使之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例如精神分析）建立了新的联系，促进了一系列新的发展（例如意识形态理论方面）。
阿尔都塞把现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追随者从（或自愿或被迫的）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过来，并且使人们很难再回到——或正统或异端的——前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形式中去了；在这个过程中，他本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因颠覆现行马克思主义而提出的有些替代方案，不乏成问题的性质。如果说他在《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里尝试过建构一个理论体系的话，那么后来，正像皮埃尔·马舍雷所注意到的那样，他就一心想要“解构这个体系——不是要一味破坏它，而是试图发展其内在矛盾，从而得出一些非常不同的结论”。[1443]后面发表的文章就包含着这种自我解构的作用，它们（借用奥哈根文章的标题）从不同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各种形态，思虑着一个如何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关于这种尝试性纠正的价值，以及它如何跟阿尔都塞最初的体系相比较，相信读者会得出各自的结论。无论如何，从整体上看，阿尔都塞的œuvre[全部著作]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上建立的最具有原创性和生产性的业绩之一——对它不仅进行重新估价，而且（同时）做出进一步整合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是不是会发生，后代的裁决是不是会比现在的更仁慈，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用一句阿尔都塞喜欢引用的戴高乐的格言说，“来日方长”[1444]。在有“来日”的定论之前，我们也许先应该感谢这位纯粹的哲学家。
本书的内容，简言之，均依年代顺序编排，除了插进编者的脚注以便多提供一些文献方面的指南之外，在刊印时没有做任何修改。
开头的两篇——“理论、理论实践和理论教育：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斗争”（1965）和“论理论工作：困境和资源”（1967）——是与《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同时代的作品。路易·阿尔都塞已经指出，这些作品在时间上早于他对其中提出的某些论题所做的批评和修正，并沾染了被他描述为“理论主义”的那种倾向。[1445]即便如此，它们仍然有理由出版，因为它们的确以说教的方式阐述了本文集其余部分致力于纠正的那些立场。它们适合于为成熟的阿尔都塞主义提供教学上的入门，因而可以使读者看到阿尔都塞是从哪里发展而来的。
“理论、理论实践和理论教育”是在1965年4月，即写了《保卫马克思》导言的一个月后起草的；对于在“共产主义大学生联合会”[Union des étudiants communists]中一直介入反对法共“修正主义”的la lutte interne[党内斗争]的阿尔都塞亲华派学生来说，这曾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从未在法国出版过，只在阿尔都塞学派的圈子里流传，而后——未经作者同意——被古巴的Casa de las Americas于1966年在哈瓦那翻译出版。阿尔都塞在完成《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之后，随即开始用更通俗易懂的形式来改写它们，而且很可能写作“理论……”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要把它作为一本计划中的普及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本的组成部分，并预备用这个课本来代替老一套的苏联版和法国版教科书。[1446]至少在一点上——即它对意识形态的讨论——这篇文章阐发了阿尔都塞先前著作的一些方面：它对在“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1447]里提出的意识形态永恒性那个备受争议的论题做了详细的说明，由而也论证了社会科学的必要性。
“论理论工作”写于1966年12月，发表在次年4月的《思想》[La Pensée]杂志上（但是除了匈牙利版之外，后来的其它所有阿尔都塞文集都没有收入这篇文章），它涉及百年之久的传统所遗留给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些“困难和资源”，对此，阿尔都塞更早的一些作品曾有过细致的考察，而本文则提供了一个清单。[1448]但它也还是包含了一些新意——在不同水平的理论抽象之间，特别是在“理论概念”（关乎“抽象的、形式的对象”，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验概念”（关乎“现实的、具体的对象”，例如1968年的资本主义法国）两者之间做出的区分；以及后来得到发展的、关于特定历史社会形态中不同生产方式的结合/连接[combination/articulation]这一颇具生发力的概念。
发表“论理论工作”七个月之后，阿尔都塞和他的一些学生一起，从1967年11月直到1968年的5月，在高等师范学校组织了著名的“为科学工作者讲的哲学课程”。阿兰·巴迪尤（Alain Badiou）那一部分的第二讲排在1968年5月13日，被巴黎的非理论事件“碰巧打断”[1449]，而且由于课程在戴高乐主义恢复秩序之后也并未重新开始，所以不论是这一讲还是预想中的“暂时的结论”都再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名为《为科学工作者讲的哲学课程》[Cours de philosophie pour scietiques]的子系列在阿尔都塞主编的马斯佩罗版《理论》[Théorie]丛书中开设，并打算出版整个课程的内容。最初计划为六卷，实际出了三卷。[1450]
阿尔都塞这篇单倍行距打字约占九十来页的“导言”，曾以油印本的形式广为流传。修订本最终在1974年秋由马斯佩罗出版，名为《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1967）》[Philosophie et philosophie spontanée des savants（1967）]。除了把第四讲（专门分析生物学家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收到附录中之外，1974年本较之67年本的主要差别是拿掉了先前的第五讲（共23页，占全文的四分之一）。这一讲的内容，是剖析了科学和哲学之间的确切关系（诸如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之间的关联，等等），剖析了哲学通过知识论（通过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变形）又如何颠倒了这种关系。[1451]由于这一讲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与阿尔都塞现已放弃的那些立场的连续性，所以在1974年——发表《自我批评材料》[Eléments ďautocritique]的那一年[1452]——把它保留下来无疑是会引起混乱的。不过，它没有被公开却是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哲学和科学家的自发哲学》是本书的中心篇目。就像阿尔都塞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第71页），它代表了“[他]一般地研究哲学而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被定义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即“理论实践的理论”。[1453]《哲学》一文采纳了一组新的论题——哲学不是一门科学，它没有一个自身固有的对象，它并不生产知识而只是表述论题，它与科学的关系构成了它“特有的决定作用”，等等——并提出了一个关于“哲学如果要为科学服务而不是把它们当奴婢的话，就应该保持的与这些科学的关系”（第73页）的新的观念。阿尔都塞重建了“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把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重新植入“哲学的必然循环”（第101-2页）之中，使它通过对理论王国的实践-政治介入而发挥功能，保卫科学，防止它们受到意识形态的利用和歪曲。
阿尔都塞的《课程》，不仅对于他自己的哲学方案，而且对于准备放弃研究班教室走向街垒的年轻一代的理智发展而言，都是一个转变的契机。也就是说，它是在五月之前那个时期的一个具有塑造作用的文本；它对作为人文科学科学性替代品的“学科间”探讨的批判，以及对大多数人文科学作为“社会适应和再适应的意识形态技术”（第98页）的认识，便被发起“3·22运动”的南泰尔大学激进分子[1454]所采纳，写进一本颇有影响的小册子里。[1455]
形成对照的是，五月之后，阿尔都塞坚持捍卫（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科学的科学性，以反对极左派的相对主义，这和过激的法国知识分子文化是不协调的。[1456]他关于哲学的新的政治定义恰恰在事件发生前已经提出，却受到学院同人的冷淡。1968年2月24日，应“法国哲学学会”[Socéiét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邀请，阿尔都塞在索邦大学做了题为“列宁和哲学”[“Lénine et la philosophie”]的讲演。这个讲演连同引起的讨论一道，发表在该学会《通讯》[Bulletin]10-12月号上[1457]，次年由马斯佩罗出成一个小册子，删掉了让·依波利特、保尔·利科（Paul Ricœur）等人的插话和阿尔都塞对他们的回应。“列宁和哲学”是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重读，由此，阿尔都塞引出了他对哲学的新定义：“哲学在理论领地上代表政治……反之，哲学在政治中代表科学性”（第199页）。[1458]它预示着一种“关于哲学的非哲学理论”（第171页），既回顾性地批判了所谓“理论实践的理论”，也激烈地否定了关于哲学的各种传统观念（阿尔都塞引证了列宁的一段文字，后者用狄慈根的话斥责哲学教授是“有学位的奴仆”[第173页]），这惹恼了他的一部分听众，主席让·华尔[Jean Wahl]不得不插话进来安抚他们）。[1459]马克思仍然被认为引起了双重的理论革命，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后者已不再被设想为一种新哲学本身的降临，而毋宁是被设想为开创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实践，其特征在于它的“党性”乃是有利于科学性的。
1968年以后，阿尔都塞在一篇别处出版的文章《答约翰·刘易斯》（1972）里，试图对他的哲学定义做进一步的修改：“哲学归根到底（in the last instance）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1460]做出这一纠正的原理在（同一时期写的）《自我批评材料》里有所说明。理论实践的理论“在理论上高估了哲学[却又]在政治上低估了它”；在同一点上，1967-68年左右的观念则认为哲学是“理论王国中的政治”，并且一视同仁地代表着科学和政治，这充其量是“部分的妥协”，无益于那个归根到底（the last instance）的阶级斗争。[1461]本文集里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1975）和“哲学的改造”（1976）——都突出了这一转变的特征。
“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容易吗？”1975年10月发表于《思想》(La Pensée)杂志，次年又在文集《立场》中重印。这是阿尔都塞1975年6月在庇卡底大学申请国家博士（Doctorat ďÉtat）学位时所作《答辩词》（Soutenance）的修订版。[1462]当时在亚眠到场的五百位听众之一，是《世界报》的哲学通讯员，他在报道中说：
阿尔都塞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在一个半小时里总结性地回顾了他所走过的道路，并对自己的思想加以综合，做得如此游刃有余；这使得今后无论写任何关于他的有价值的东西，都不能不提到这件事……长达四小时，提问层出不穷……对教师和学生们来说都一样：大学校园再度激活起来了。[1463]
至少可以说，阿尔都塞的《答辩词》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塑造举办了一次迷人的回顾展。在这里，他解释说他的哲学介入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工作，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并为了它而付出的行动”；他说他力图效仿马基亚维里，借不存在的君主之名说话，为的是能够感化现存的君主（法共）；并说他追随列宁的榜样，à ľoutrance[极端地]“把棍子弯向”理论主义和理论反人道主义那一边[1464]，目的在于挑战各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构想。至于阿尔都塞表示自己已经实践了的这场“理论中的阶级斗争”的目标，《新观察家》的亚眠报道引述了他的话作为告白：
没有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和随后的自由化，我就不会写任何东西。但是如果我没有把这一事件看成是一种拙劣化了的非斯大林化，一种右翼的非斯大林化——它给我们带来的只是咒语而不是分析，它所能够得到的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贫困，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我也同样不会写这些书。我的靶子因而是明确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谵语，这些关于自由、劳动和异化的软弱无力的论说，它们是整个这一事件在法共知识分子中所产生的效应。我的目的也同样是明确的：发起一场最初的、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左翼批判，这场批判将使我们不仅能够对赫鲁晓夫和斯大林，而且能够对布拉格事件和林彪事件进行反思；最重要的是，它将有助于在西方这里，能够把有些实质内容重新放回到革命的方案里去……我认为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战场。它有它的前线、它的被坚守的阵地、它的要塞、它的边防。我利用黑格尔来对笛卡儿的堡垒发动攻击。我掉转斯宾诺莎的武器对付黑格尔。我向来粗暴地使用参考书和引文。但那不是问题所在。当务之急是要“极端地思考”并且……把理论的枝条弯向另一边，是要一反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为全新的政治思想开辟道路。[1465]
阿尔都塞在《答辩词》标题中提出的那个问题所暗示的答案原本就是直截了当的：不。其理由很多而且复杂，最突出的是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历史，特别是由斯大林颁布的那个作为科学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版本。[1466]阿尔都塞最初的哲学方案是要守护理论在认识上的自主性，这是被日丹诺夫主义和李森科主义盛行的理论冷战时代（阿尔都塞对法共的追随也刚好与这个时代相吻合）的理论工具化的反面教材所激发出来的。然而，诸如在“论理论工作”一文里顺手提及《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第53页）这样的事情，证明阿尔都塞最初显然并不情愿全盘抛弃斯大林主义的理论遗产。1970年代在这一点上发生了转变，因为他终于公开承认，“Diamat”[1467]——一种物质的本体论，它的规律可以通过辩证法加以表述，并且在不同科学那里得到例证（或应用）——是一个首要的障碍，它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无法履行自己作为“革命的武器”的使命。[1468]
阿尔都塞与作为本体论的哲学的对立立场在本集的下一篇文章“哲学的改造”[1469]里得到了阐述——这是1976年3月在格拉纳达大学面对众多听众所做的一场讲演的原稿，它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悖论，不久以后在西班牙（但没有在其它任何地方）出版。阿尔都塞分析了构成哲学的那种政治，把它设想为阶级斗争在理论层面上的延续，因为抽象的哲学话语是在间接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做出贡献。与传统哲学体系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翻版（尤其是苏联“辩证唯物主义”这个ancilla rei publicae [国家的婢女]）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论证下来，只能是一种“非哲学”，一种新型的哲学实践，它通过挑战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通过促进而不是抑制“社会实践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第265页），为工人阶级斗争服务。
这里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今日马克思主义”[1470]，是受意大利出版商伽桑蒂（Garzanti）之托，为其《欧洲百科全书》（Enciclopedia Europea，1978）第7卷撰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词条，以前没有在意大利之外的地方发表过。[1471]它是阿尔都塞提交给前述威尼斯研讨会的那个讲演的姐妹篇，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判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理论上——的普遍危机”（第279页），然而这场危机也为与民众斗争联系着的马克思主义呈现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可以把它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阿尔都塞草拟的这份以批判为主的历史唯物主义资产负债表与十二年前他在本集的开篇——“理论、理论实践和理论教育”中提供的那一份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事实与最近在欧洲和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无关系。而且，它的结论中的乐观主义不久以后就会被1978年春法国左派联盟的失败所打破，这激发了工会领袖爱德蒙·梅耶（Edmond Maire）评论说“从今以后，有必要把68年5月和78年3月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呼吁他的党秉持正直，[1472]这被证明是他最后的——在某些方面也是他最好的——谈话。
注释：
[1418] 见“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收入《宣言》报编辑的《后革命社会中的权力与反抗》，伦敦，1979，第225-37页。[译者按：中译文见阿尔都塞等《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林泣明、许俊达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
[1419] 马丁·杰伊(Martin Jay)《马克思主义和总体性》，牛津/坎布里奇，1984，第359页。
[1420] 转引自《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见《激进哲学》12期，1975年冬季，第44页。
[1421] 吕克·费里和阿兰·勒诺(Luc Ferry & Alain Renaut)《68年思想》，巴黎，1985，第200页。
[1422] 见“马基亚维里的孤独”，《经济与社会》第17卷第4期，1988年11月，第468-79页；以及我的文章“阿尔都塞的孤独”，同上书，第480-98页。
[1423] Marxaz elmélet forradalma,布达佩斯，1968，第11页（其中一部分用法文发表于索尔·卡茨(Saül Karsz)《理论和政治：路易·阿尔都塞》，巴黎，1974，第316页）。
[1424] 两书均有中译本：《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远流，1990；《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陈璋津译，远流，1990。个别篇目亦见1980年代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人民出版社）。——译注
[1425] Verso为现在新左派书局的商标。——译注
[1426] 这样就舍弃了“抽象画画家克勒莫尼尼”（1966）、“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1968）、“《资本论》第一卷序言”（1969）、“列宁在黑格尔面前”（1969）——它们都出自《列宁和哲学》，在英国已绝版；还有《自我批评材料》（1974）——出自《自我批评论文集》，在英美都已绝版。
[1427] 提摩西·奥哈根(Timothy OΉagan)“阿尔都塞：如何在哲学中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见帕金森（G.H.R. Parkinson）编《马克思和种种马克思主义》，坎布里奇，1982，第244页注2——本文为了解阿尔都塞的哲学方案提供了一个出色的简要指南。
[1428] 但仅仅是样品：见我的《阿尔都塞——兜理论的圈子》一书中“路易·阿尔都塞作品目录”，伦敦，1987，第342-51页。相比之下，这方面的全部资料实际上正在由彼得·舍特勒和弗里德·奥托·沃尔夫（Peter Schöttler, Frieder Otto Wolf）编辑、汉堡的论据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文集》中陆续面世。
[1429] 阿尔都塞身后有大量遗稿面世，其中译成英文的尚有：自传《来日方长》（伦敦，兰登书屋，1993）《黑格尔的幽灵（早期作品）》（伦敦，Verso，1997）、《马基亚维里和我们》（Verso，1999）等。——译注
[1430] 参见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1968）一文里对法国领风气之先的黑格尔学者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的评论，《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伦敦，1982，第164页。[译者按：原文为“伊波利特先生当时讲过的话，曾经帮助他的一些学生像康德说的那样，‘在思想中’，因而也就是在政治中认清了方向。……这些话已经写在了生活和历史中”。]
[1431] 见《保卫马克思》，伦敦，1982，第85页。[译者按：中译本《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65页。译文有改动。“理论教育（formation théorique）”一度是阿尔都塞的重要论题。]
[1432] 1967年4月因支持古巴革命在玻利维亚被捕，引发巴黎知识界广泛的声援运动，史称“德布雷事件”。——译注
[1433] 雷吉斯·德布雷“清算已毕”（1967），《狱中书》，伦敦，1973，第197-8页。
[1434] 克里斯蒂娜·比基-格吕克斯曼（Khristine Buci-Glucksmann）“论对斯大林主义的左翼批判”，《论辩》（Dialectiques），1976年第15-16期（阿尔都塞专辑），第28页。
[1435] 参见阿尔都塞本人在Marxaz elmélet forradalma第12页或卡茨书第316页上的阐述。
[1436]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译者按：即美国著名哲学家、《追寻美德》的作者]给樊尚·德康伯（Vincent Descombes）《现代法国哲学》写的书评，《伦敦书评》，1981年4月16日-5月6日，第16页。
[1437] 见本书后面的“列宁和哲学”，第180页。
[1438] 例如，可以参见《共产主义手册》1966年第5-6期，“关于意识形态及文化问题的争论”，内容是1966年3月在阿尔让台镇召开的法共中央全会上引起的干预。据接替罗歇·加罗第而成为党内哲学权威的吕西安·塞弗讲，前者在1965年就禁止法共的社会出版社出版《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因此阿尔都塞才求助于左派出版商弗朗索瓦·马斯佩罗）；见《人道报》1976年4月24日和《世界报》1976年4月25-26日。
[1439] 《政治无意识》，伦敦，1981，第37页。
[1440] 疑为让-雅克·贝内（Jean-Jacques Beineix）（1946-，法国“新新浪潮”导演之一）。——译注
[1441] 见亚历克斯·卡里尼可斯（Alex Callinicos）《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伦敦，1976；特德·本顿（Ted Benton）《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兴衰》，伦敦，1984；以及《阿尔都塞——兜理论的圈子》。
[1442] 亚历克斯·卡里尼可斯《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牛津，1983，第95页。
[1443] 埃蒂安·巴里巴尔和皮埃尔·马舍雷访谈录，《辨别》第12期，1982年春季，第46页。也见埃蒂安·巴里巴尔值得注意的文章“继续沉默吧，阿尔都塞！”刊登在《文化革命》（KultuR Revolution）杂志献给这位哲学家七十岁诞辰的专辑（第20期，1988年2月，第6-12页。）
[1444] “L'avenir dure longtemps”,阿尔都塞曾用作他的自传的标题（巴黎，STOCK/IMAC，1992）。
[1445] 阿尔都塞给编者的信，1987年2月12日。参见《自我批评材料》，收入《自我批评论文集》，伦敦，1976，第101-50页。
[1446] 它与另一篇用于教学的文章有部分重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高等师范学校“共产主义大学生俱乐部”会刊），1966年4月11日，第90-122页。后者摘编自一部当时已经预告却又没有发表的长篇著作。
[1447] 见《保卫马克思》，第231-6页[译者按：即中译本第201-5页]。
[1448] 一个补充性的倡议，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任务”（1967年4-5月），在俄国革命五十周年和《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一百周年时为Voprossy Filosofi而作。由于苏联人的反对，这篇文章从未在法国发表，但是以“A marxista filozófia történelmi feladataó”为题，收入Marxaz elmélet forradalma，第272-306页。
[1449] 路易·阿尔都塞，为阿兰·巴迪尤《模式的概念》写的“告读者”（巴黎，1969年，第7页）。
[1450] 除了阿尔都塞的“导言”（五讲）之外，《课程》还包括：皮埃尔·马舍雷“关于‘科学对象’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三讲）；埃蒂安·巴里巴尔“从‘实验方法’到科学实验的实践”（三讲）；弗朗索瓦·勒尼奥（François Regnault）“什么是‘认识论断裂’？”（一讲）；米歇尔·佩舒“意识形态和科学史”（二讲）；米歇尔·菲尚（Michel Fichant）“科学史的观念”（二讲）；阿兰·巴迪尤“模式的概念”（一讲）。原出版计划如下：一．导言（阿尔都塞）、二．经验与实验（马舍雷，巴里巴尔）、三．“认识论断裂”（勒尼奥，佩舒）、四．模式的概念（巴迪尤）、五．科学史的观念（菲尚）、六．暂时的结论。由于勒尼奥那一部分已撤掉，佩舒的课与菲尚的合并成新的第三卷《论科学史》，并用佩舒和巴里巴尔的一组定义作为开场白，以代替勒尼奥的讲解。结果是，1969年只有巴迪尤和菲尚/佩舒的两卷按计划出版。其中第二本的摘译见《理论实践》第3/4期，1971年秋季，第10-12、38-67页。
[1451] 这一讲结尾有4页附录（“论德桑蒂和虚假的‘第三种类的难题’”），是对数学哲学家（前共产党员）让-图森·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的一篇文章的回应。我感谢提摩西·奥哈根好心给我提供了阿尔都塞这篇导言的复印件。
[1452] 例如，可参见《自我批评材料》第124页，注19，阿尔都塞对认识论方案的拒绝；和第148-150页，他（至少在马克思这里）对哲学总是来得太迟这个观点的放弃。
[1453] 见“关于唯物辩证法”（1963），《保卫马克思》，第161-218页。
[1454] 1968年3月22日，南泰尔大学（Nanterre）因反越战爆发学生与校方和政府的冲突，成为五月风暴的导火线。社会学系学生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德籍）等人为学运领袖。——译注
[1455] 见丹尼尔·科恩-本迪特、让-皮埃尔·迪特伊（Jean-Pierre Duteuil）、贝特朗·热拉尔（Bertrand Gérard）和贝尔纳·格拉诺蒂埃（Bernard Granautier）“为什么是社会学家？”，收入科克朋和布莱克朋（A.Cockburn &R.Blackburn）编《学生权力》，哈芒兹沃思，1969，第375页。亦见加布里埃尔（Gabriel）和丹尼尔·科恩-本迪特《过时的共产主义——左翼的选择》，哈芒兹沃思，1968，第38页。
[1456] 至于阿尔都塞对这一点的认识，见他给巴迪尤的书写的“告读者”（第8页）。在一份从日期上看是1969年开始写的、尚未出版的重要手稿《论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De la Superstructure（Droit-État-Idéologie）]中，阿尔都塞à contre-courant[以反潮流的姿态]坚持认为，“可以有一种‘知识’完全不同于权力主义-压制的知识，这就是……科学的知识，而且自马克思和列宁以来，它已成为一种关于解放的科学的知识……”（第125-6页）。
[1457] 《法国哲学学会通讯》（Bulletin de la Socéiét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1968年第4期（10-12月），第125-81页。
[1458] 又见同期的访谈“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列宁和哲学及其他》，伦敦，1971，第13-25页。《论上层建筑》就是一本未出版的著作的一部分，后者专门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阿尔都塞于1969年春一直在写作这本书，后来又从中摘编了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的文章。
[1459] 见《法国哲学学会通讯》第4期，第132页。
[1460] 《意识形态论文集》，伦敦，1984，第67页（在第67-68页的注释里注明了附加条件）。
[1461] 《自我批评材料》，第149-50页。
[1462] 评审人中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据记录，阿尔都塞获得了mention très honorable[“很可尊敬”的评语]。
[1463] 《世界报》，1975年6月2日。
[1464] “把棍子弯向另一边”是列宁关于“矫枉过正”的一个著名的说法，语出《列宁全集》第7卷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新版）。——译注
[1465] 转引于《激进哲学》第12期，1975年冬季，第44页。也可参考阿尔都塞关于“理论修辞”以及关于他的哲学“极端主义”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一封1974年的信，最近由让·吉东（Jean Guitton）发表于《阅读》（Lire），1987年，第86-7页。
[1466] 主要参见约·维·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1941年——这个小册子出自声名狼藉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39年）第4章。
[1467] “辩证唯物主义”的简称。
[1468] 例如，可以参见阿尔都塞为多米尼克·勒古尔《无产阶级科学？李森科事件》（伦敦，1977）所写的导言（1976）。[译者按：中译文见《自我批评论文集（补卷）》，台湾远流，1991]
[1469] 拙译见《视界》第6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译注
[1470] 拙译见《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5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译注
[1471] Il Marxismo oggi, 重印于路易·阿尔都塞《不能在共产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Quel che deve cambiare nel partito communista），米兰，1978，第107-26页。
[1472] “不能在党内继续下去的事情”，《新左派评论》第109期，1978年5/6月，第19-45页。
- 作者：埃利奥特
- 译者：陈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