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朱华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这本书里虽然夹杂了大量无聊的官方语言，但是相信有思维能力的革命者都可以从众多纷繁芜杂的材料中找到有用的经验材料。

我们很多人已经贯于从CCTV肥皂剧里了解地下党的所谓谍报工作，而根本不懂得地下党真正的价值在于群众工作。

革命年代，上海地下党从最初的默默无闻、鲜为人知，到被群众熟悉、接受，再到大批群众集合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听从号令，英勇战斗，这就是群众工作彰显效力的过程。而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实际上是尚未掌握国家政权的革命党获得权威的过程。这种权威，并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而是群众的一种自愿服从、遵从。

书中花了很大篇幅探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地下工作的失败。当时的共产党在工作中以“左”为荣，总是提出脱离普通群众认识能力的口号，搞冒险主义的集会。不但未能收到效果，反而导致了党组织的缩小。当时的江苏省委曾总结道：“缺乏精细的、切实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坚决不动摇的精神。”“因为地下党的宣传不易，便幻想来一个军阀战争或等待一个革命高潮，爆发广大的革命宣传，因此忽略了日常的宣传工作。”

在缺乏民主政治资源的条件下进行政治革命，扎根社会不仅是党组织赖以存在的重要方法，也是党开展群众工作的基本策略。在抗战时期要求党员实行“三化”和“三勤”，使“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得以具体落实。“三化”指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三勤”指勤学、勤业、勤交友。

书中总结了地下工作的一些基本经验。

地下党有两种不同政治环境的斗争模式：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两种模式下，都必须首先发动以群众直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斗争。然后通过经济斗争赢得群众信任，并逐步愿意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斗争。

要充分利用不同形式的民间组织来作为团结、联系群众的工具。这类组织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工人阶级的工会或者工人俱乐部等。建立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会与招牌工会、黄色工会相抗衡。二是各种社团。通过工人夜校、读书会和读书小组等形式把群众集中起来进行政治教育，兴办不带政治色彩的社团，将群众联系起来，逐步施加影响。三是传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基于普通群众的思想水平，借助于同乡关系、裙带关系渗入有群众影响的传统组织中，如同乡会、帮会、慈善团体和基督团契等，借此接近群众，打开局面。事实证明，这种灰色组织和传统关系，有时候确实有强大的凝聚力。

《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

（意）奈格里　著，张梧，孟丹，王巍　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又被学界通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部经常被忽视的著作。

奈格里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是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的一项政治性解读，其基本问题是重建革命主体，这个问题意识来源于意大利的工人自治运动。

《超越》是奈格里在1978年春天应路易•阿尔都塞的邀请，在法国巴黎高师解读《手稿》的课堂记录。奈格里的这部作品的完成得益于他与阿尔都塞的相遇。奈格里曾回忆说，“我得说，在1977—1978年，我们之间观点的分歧无论是对于我还是对于他（指阿尔都塞）来说，都是很明显的，当时我在巴黎高师讲授《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经常见到他，他也经常出席我的讨论会。特别是，曾经有一度，不光是阿尔都塞还包括他身边的朋友，都严重低估了《手稿》的价值。我并不是说他们公开这样说过，但他们中最后有人怀疑《手稿》可能是和认识论断裂之前的那些文本一起写作的，也就是说，写作于马克思思想中伟大的结构主义阶段开始之前。”正是鉴于他和阿尔都塞学派之间对马克思的这一文本的评价问题上的分歧，奈格里才会致力于对马克思这部伟大作品的创造性解读，力图在这部作品中挖掘出深刻的时代洞见。

奈格里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形态将工人阶级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与前福特主义阶段相适应的专业工人。二是与福特主义阶段相适应的大众工人。大众工人的战斗性将其自身的自我定价结合成对工厂工作的拒绝，并将其权力扩展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机制上。它计划要创造一个对资本主义权力系统的真正替换。三是与后福特主义的信息生产对应的社会工人。在社会工人这个角色上，不同方面的非物质劳动被结合在一起。奈格里认为，社会工人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它与前两个阶段的区分是根本性的，在大工业无产阶级时期，似乎只有带薪工人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因而所有其他的劳动看上去都只是再生产的或者是不生产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的生产更多地和社会生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汇合在一起，这便是社会资本的含义。随着劳动转移到工厂之外，要保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作日计算的论断，并进而将生产的时间与再生产的时间，或者工作时间和业余时间的区分就显得十分困难了。在社会资本生产的条件下，社会工人整日都处在普遍性的生产之中。奈格里的解读一方面依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尤其是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在劳动与资本的辩证法中重构了革命主体的生产逻辑；另一方面他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试图重新发现革命主体，用社会工人替代了经典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概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也正是奈格里试图“超越马克思”之所在。

《趣味横生的时光:我的20世纪人生》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3月

今天做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有心理准备迎接长期的寂寞。而左派历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的自传，告诉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左派，人生可以如此精彩。

身为一位历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他的笔触充满热情却不煽情，叙事方式叼叼絮絮却不试图勾勒一个戏剧化的人生，或者特意营造某种感染力。可是跟随他信手拈来的吉光片羽，才发现他侧面认识了许多影响二十世纪发展的重要人物,不论是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或社会行动方面。他也许不是某个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在某种机缘下近身观察，加上身为历史学家对文献的娴熟掌握，帮助他速描事件中人们的处境，以及每个世代、每个地区的变动痕迹，让我们体会“那些年代、那些人、那些事”。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迄今未曾脱离。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一个“不悔改的共产主义者”。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1946年加入“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

他认为历史的推动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为寇的军人和牧人，所以写作了《原始的叛乱》、《盗匪》等探讨平民叛乱的历史书。他认为学术不应该只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写就了以一般大众读者为对象、跨越了三个世纪的“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此外，《民族和民族主义》、《传统的发明》也影响颇大。

《新自由主义简史》

大卫•哈维著，王钦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是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中以思想见长并影响极大的一位学者，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涉及全球的地理问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曾经历了“空间修整” （spatialfix）的过程，将自身积累的危机与阶级矛盾转嫁到国外市场。他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传统概念中，加上“ 地理”一词，成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似乎开始过时的话题，但谁能说得清新自由主义称雄的最近二三十年里，世界人民经受的苦难。

新自由主义认为，通过建立一个以稳固的个人财产权、自由市场以及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制度框架，能释放个体企业的自由和技能，从而最大程度上促进人的幸福。

新自由主义打哪儿来？它又是如何在世界舞台上泛滥的？对这个政治经济学故事的批判性考察，将为我们确认和建构另一种未来政治和经济安排的可能，提供一个框架。。作者指出，在1997金融风暴之前，日本、韩国、西德等国未按照新自由主义正统教条发展经济，反倒取得了长足的经济进步，让人觉得新自由主义化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方案（如果它能算是方案的话）。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更开放的金融化过程、更快速的资本流动、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的复合体威逼利诱、新自由主义教条的传播——上述各个方面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日本和欧洲被施加压力采取新自由主义改革道路。因而，“美国成功的真正秘密是它现在可以从其驻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和企业机构（同时包括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抽取高额收益。正是这些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贡金，铸就了美国1990年代的大量财富”。

其中第五章 “有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尤其值得中国读者细细研究。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私有化道路”；作者认为，这一过程既提高了大部分人民生活质量，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社会不平等”，以及“资产阶级力量的重建”。（见第五章）通过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增大、国有资产私有化、城市大规模工程项目等等现象后，哈维下结论说：“中国已确定无疑地迈向新自由主义化和阶级力量的重建。”

《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晓声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

梁晓声有这个时代特有的庸俗和自负，而且和中国当代大多数作家一样，鄙视理论思维。书中“过来人”的自恋和闭门造车的理论混乱比比皆是。

但是，他自然主义的描写方式，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宝贵的感性材料，而这些感性材料正是陆学艺课题组的无数统计报表有意无意遮蔽了的。

此书十多年前曾经引起社会轰动，并引发了理论界讨论当代中国阶级结构的热情。十年之后，梁晓声将中国社会最新的脉动增补入书。

边家村扯淡的人 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