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同志是我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的无产阶级大作家、大文豪，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这些概念早就在我的心中形成。唯独毛主席继续革命的伟大战士这一概念是我晚年和他接触中才开始确立的。这当然和我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重新认识有关。但是，魏巍同志晚年那样奋不顾身地为这一光辉理论而奋斗的精神，使他当之无地愧成为这一理论的伟大战士和英勇旗手。

从试探到相识相交

我和魏巍直面相识是1994年全国民间一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他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反响。我早就仰慕着他。从读他协办的《时代的报告》到读他主办的《中流》，尤其是他在“六四”风波之后发表的时政评论，重提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光辉理论，像拨开云雾见青天似的，我得到鼓舞，开始改写我的长篇小说《双水峪》。这时，初次与他相会，我高兴极了，就在吃饭的时候，主动坐在他的身旁。老人平易近人，使我大为惊喜。

这一年，我和他人和编了一套丛书《人生奠基石》，我到魏巍同志家，邀他为这套丛书题辞。他反问我：“题个啥辞好？”我就把我想好的说给他：“可否写‘青春年华读好书，人生路上奠好基'？”他随即提笔写就。这种毫无名人架子的气质，实在让人没有想到。

1995年春节，我到韶山参拜毛主席故居，写了篇《给毛主席拜年》，文中末尾，我借滴水洞写道：据说毛主席在这儿制定了文革16条，毛主席构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被尘封了十多年，必将有一天重见天日。魏巍同志看了这篇通讯，在电话里告诉我说：啊呀，你用轻松的笔调，写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这篇通讯虽因负责同志不同意，没有在《中流》发表，但得到魏巍同志的首肯，比发表给我的喜悦和收获都大。

魏巍知道我是首都一家报社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就把他的《话说毛泽东》修订后的稿子，连同原来没有出版的三部分即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庐山会议和文革的原稿一并寄给我，要我帮他出版。我一看，这是老人引导当时青年“寻找毛泽东热”的一部导向性的巨著，就以最快的速度排印；三校完后，就要付印，却发生了变故：有人背后把书稿送给报社社长和总编，他们不同意出版此书。弄得我愧对老人。老人看了报社领导在稿上的批示，轻轻一笑，说：“留着，做个纪念吧。”

1996年4月，我到退休年龄，准备出国探望女儿。临行前，我到魏巍家，谈及对某个人的评价，魏巍对我说出十个字：理论的矮子，阴谋的能手。我到美国呆了一年，不仅看到这个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是个什么样子，而且看到一些共产党员是怎样在那里写下投降书的。我从这里看清了国内资本主义改革的取向，心头万分激愤，就一口气写了一篇“千古罪人”某某人，寄给巍巍同志。回国后，老人专门在附近宾馆给我“洗尘”。

1998年5月，魏巍同志约我去南街村一游。我因姐姐治眼病，没有与他同行。从南街回来，他写了《南街归来》，热情地歌颂了这个敢逆潮流坚持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电话里他说，他从南街小报上看到我写的一首小诗，问我南街一游，有何感受？我随口说出：“朝闻道，夕死可矣！”老人听罢，说：“你就用这句话，写一篇见闻。”我遵命写了，南街村小报全文登载，老人又将此文转载于他主办的《中流》上。辽宁丹东的同志把魏巍同志的《南街归来》和我的文章一并登载在他们的一本杂志上，巍巍同志把这个喜讯在电话里也告诉我，鼓励我同他一起战斗。

我有了这位亲爱的老师，又有了南街村这个典型的示范，就到我文革中插队北京郊区一个山村再次访问，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修改创作我的长篇小说《双水峪》下卷。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北大学子喊出：中国“不能软，不能乱，更不能变”。我抽空写了一篇解读“三不能”的文章，被首都一家刊物发表了。魏巍同志看后，给我和老伴写了“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的毛主席的词句条幅，杨炳老人亲自裱糊给我们送来。我在电话里向老人表态：我一定要更好地燃烧自己，写好我的小说。小说写好后，他看了内容介绍，就给我的小说题了词：“这是一部富有启示意味的小说。作者的亲身经历和世界观都是可贵的。”后来，他在住院期间看完小说，还和我长谈了一次。老人对这部反映文革的小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我在小说的“后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且不说过去的著作，如《谁是最可爱的人》教育了整整一代人，那场政治风波，他是第一人用毛主席的理论，阐发这次事件。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他始终站在意识形态最前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句话，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他成为革命群众的一面旗帜，他的文章一见报刊，就成传抄件，人们争相传颂。这种凛然正气，深深教育着我，感染着我。我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人民多么希望有列宁、毛泽东那样的领袖人物出现。而在出现以前，每个共产党人，每个曾经受过毛主席教育的人，不是就应该像魏巍同志那样，奋不顾身地斗争吗？不斗则变，不斗则叛，不斗则腐，有多少触目惊心的事实，在验证着着这个不可掩盖的规律。”这个话，表达了我愿跟着他，为毛主席的未竟事业当一名小兵。

魏巍指导我工作

我因小说《双水峪》自费出版而受到查处，心情很是郁闷，心脏病复发，在医院接受搭桥手术。魏老知道后，要到医院来看望我，我老伴一再劝阻，他像小孩子一样说：“我就是要去看望他！”一天，我正在医院的走廊里散步，忽见他和大女儿魏欣站在门前看着我。我惊喜地叫了一声：“啊呀，魏老！”老人看着我胸前没有愈合的伤口说：“你受大难啦！”到病房，他给我一把材料，分手时，又悄声对我说：“要批判官僚资产阶级，你可以写文章。”

这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和一些老将军、老同志联名写了那封使他遭大难的信。我出院后，就听到《中流》、《真理的追求》被封杀。紧接着，老人就被封闭在医院，接受监控、审查。我在家中养伤，不能去看望他，就托老伴代我去。医院门口警卫不让进，老伴说，我和魏巍的老伴刘秋华是同事，我是来看望她的，不是看望魏巍的。这样，才算进去。一进病房，就受到各种监视。这次探望，魏老给我传了一个纸条，说他最急缺的是信息。我深知老人对信息的渴望，就在女儿给我买了一台电脑后，抓紧时间学习；会下载文件后，我就把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好资料、好消息下载给他。后来我发现，他从电脑上获得的信息比我们上电脑的人还多。

不久，他从医院里给我们传出三句话：打不倒，摧不垮，封不住。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打不倒的，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队伍是摧不垮的，为人民我们坚持的真理是封不住的。就在这一年，他被解禁回到家，在仍然监控的条件下，他力争和外界取得联系；他一刻也不愿意脱离他为之奋斗的人民。毛主席、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安徽延安思想研究会制作了一批周总理像章，魏巍拿到后，就交给我，春节前寄给原《中流》的作者们。我知道这是老人对这批作者的眷恋，寄托着老人的革命希望。老伴是邮局的退休职工，通过她的努力，把一百多枚像章寄了出去。

他接受外地一位同志的建议，把我们在京与他联系较多的几位同志组织起来学习马列毛的著作。在第一次会上，老人沉重地说：我一生经历了两大变化，一个是由旧中国变成新中国，一个则是由新中国几乎又变回去了。每看到这种情景，我真是痛心疾首。老人的痛楚使我们这些刚有觉悟的人都为之震惊！然后，老人说，只有重新革命，才能改变这种情况；但是，这一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我们应该下定决心，甘作铺路石，为后来者铺好路。此后，铺路石就成为我们工作的座右铭，和争当“小领袖”的思想彻底划清界线。

老人给我们做出榜样，他这一时期连续写出两篇关于论述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专著。这是他继《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又一组力作。在一篇文章中，魏巍说，我本人是一个有几十年革命经历的老干部，在文革中也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吃了不算小也不算大的苦头。文革后自然也不免有些牢骚。但是经过这些年来的思考，可怕呀!社会变了，几乎回到我少年时期经历过的贫富对立的旧社会了。那些痛苦的回忆又聚集到心头，看看周围，人民确实又在吃二遍苦，受二遍罪了。这些在我的情感上引起了震动。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为了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尽管运动中出现了有少数人“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极左的干扰，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面太大，伤人过多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方向没有错，是应予肯定的。从理论和战略上讲，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从长远看，对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是有利的和具有深远意义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功绩必须给予充分估计。魏巍同志理直气壮地说：“不要说共产主义者，即使一个普通的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中国人，对毛泽东一生的伟大历史功绩，都是肯定和赞扬的。”“毛泽东的晚年，不仅不是什么严重错误的晚年，而且是光辉的晚年!”

他的论述，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我就是在他这种首创精神的鼓舞下，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文革的书。他花了十二天时间看完，和老伴刘秋华一起到我家，在热情肯定的同时，指出了50多条修改意见，还谦虚地说：“这些意见供你参考。”我就是在他的精心指导下修改出版了这本书。

电脑确实是现代传媒的有力工具。我学会以后，就试着把网上一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好资料、好消息加以编辑，有时加点按语，给一些不会电脑的老领导、老同志和农村的朋友们寄去，让他们也享受这份“美餐”。魏巍同志发现后，全力给以支持。有一次我说，大家还认可这份东西。他说：“现在没有人这么宣传。”我受到鼓舞，体会他的话就是，要大胆地、正面地、全面地宣传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只有这一理论才能说服群众，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

继续革命不当叛徒

魏巍晚年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年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我们自己又在改旗易帜，走特色道路。这些剧烈的变动，无疑在一位历经沧桑的革命老人心头留下深刻的印记。他在《变》一文里连呼：“呵，多么惨烈的变，惊心动魄的变，刻骨铭心的变！”并且尖锐地指出：“近年来发生的剧变，却是历史的大倒退，是资本主义卷土重来，重新将工人阶级和一切劳动者抓在它的血手之中，使人民再度回到黑暗。一句话，这是血腥的金元复辟！”

在这种剧变中，那种人是最可怕的人？魏巍说，是叛徒。他在《我想到犹大》里总结说：“如果说，过去一个叛徒叛变，可以使一些党员遭受杀害，甚至搞垮一个组织、一个地区，而现在一个这样的叛徒占据了领导地位，就会使整个党、整个国家完蛋。过去敌人以数百万大军达不到的目的，现在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了。人们看看，这是多么危险啊！”

他还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赞》里说：“考验是何等的无情啊！我们看到，坚定的更加坚定了，动摇的越发动摇了，那些原本就不是马列主义信徒的人，露出了资产阶级走卒的本相，便成了可耻的犹大，滚到敌人的营垒里去了。”

他对叛徒的揭露愈来愈集中，愈来愈深刻。2006年8月30日，在首都纪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大伟人逝世30周年大会上，他揭露说：“有人不相信列宁的话，并且把美国一个时期的繁荣发展夸大了，看错了，说什么，你看，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因此，他不再相信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正确的，认为毛主席搞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认为那种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甚至不能算是社会主义，认为再搞那种贫穷的社会主义没味道，因此他醉心于走一条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新路——其实是一条老得没牙的资本主义老路。可是不幸得很，他也许没有想到自己匆匆忙忙赶的却是资本主义末班车啊！”“现在看，不要说你搞不成美国那个样子，即使你搞成了，你又怎么样？不是还要陷入资本主义重重危机之中最后垮台吗？”老人如果生命延长到现在，他一定会笑着写一篇关于“末班车”的精妙文章。

今年春天，老人在病床上以巨大的毅力编校了自己文集的两卷续集即《新雨丝》和《四行日记》。出版后，老人非常高兴，因为这是未改一字、原汁原味的晚年著作，是他勇敢捍卫毛主席、捍卫社会主义，愤怒声讨现代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真实记录，也是他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伟大旗帜，进行反腐败、反卖国、反资本主义复辟的新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的真实记录。他怀着一腔革命情愫，在医院一本本签字，送给自己的战友和同志，一下竟送出几百本，这是何等的毅力啊！

我有幸得到一套，如饥似渴地读了一遍，心里有很多话要对老人讲。在医院里，老人听了，说：“你能否给写篇介绍的文章，在网上登一登？”我以《百丈冰下花枝俏》为题，写了篇文章，从“‘俏’在反修斗争始终不渝”、“‘俏’在维护毛泽东不遗余力”、“‘俏’在情深工农晚霞更浓”、“‘俏’在改造世界观岁寒不变 ”四个方面介绍了《新雨丝》的内容。魏老修改时，除了订正实事、改掉不适当的句子，把我赞扬他的话全部勾掉。

我在文章的结尾写道：“历史已经表明，魏巍是在革命熔炉里，在革命军队的熔炉里，在革命战争的熔炉里，在革命文艺的熔炉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熔炉里，在文化大革命的熔炉里，千锤百炼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样的战士，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黑风恶浪里搏击，更显其战士的本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魏巍是一位敢于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大旗的英勇旗手！”这段话，我定稿时恢复了。

老人在改稿最后写道：“衍庆，多谢你的热情鼓励！仅供参考。”我想，广大读者是会赞同我恢复这个结尾的。

继续革命，不当叛徒，是魏巍同志最后的遗言。继续革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觉悟，因为只有继续革命，才能做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不当叛徒，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紧要的警言，因为只有这句警言能帮自己抵制各种诱惑，不滑落到可耻的境地。

警惕啊，人们，我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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