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澹然

读曹征路的小说，总有一种隐隐的疼痛感，由百结千愁而峰回路转，最后是荡气回肠的掩卷长思。无论是诉说下岗工人悲壮抗争的《那儿》《霓虹》，还是描绘资本主义图景的《问苍茫》，都是这样。这次的又是，写的是被遮蔽了30多年文革历史，可给人的刺痛感却像是昨天的，今天的，或许是明天的。细细想来，其中奥妙并不复杂，就是反抗二字。作者的功夫在于，无论写什么，他都能让读者置身于历史现场，真切地感受到当事人的一呼一吸，在流动中在情景中把握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并由此触摸到历史褶皱下面的秘密。扎实的生活细节，周密的历史逻辑，坚固的艺术构造，复调的和声重唱，这样的审美过程与当下娱乐化的文坛主流叙事趣味格格不入。似乎他也是在有意制造这样的效果。或许《民主课》在大陆目前还难于公开出版，但我相信它一定是中国当代小说走向成熟的一块重要界碑。文学倘若无用，那么它自身定然是要消亡了。

笔者是70年代出生的，脑中早有了一整套的关于文革的观念模式，浩劫，动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一个经典的形象就是穿军装的女红卫兵动不动拿皮带抽人。然而真是这样的吗？我的父母亲当年都参加过红卫兵，他们没打过人也没挨过打。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是老实巴交，让下乡就下乡，叫下岗就下岗，受了欺负只能唉声叹气，得一点照顾就会感恩不尽，怎么看着都不像那个经典形象。读了《民主课》，这些观念才统统颠覆了，他们不是傻瓜更不是妖魔，他们有青春有理想，有是非有立场，有热血有抱负，只不过他们的人生理念和我们不一样。感谢曹征路，他还原了历史的本质真实，带我们回到了那个激情的历史现场，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不无幼稚不无荒唐却充满真诚善良的普通人的成长，体验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和中国老百姓生生不息的迭遭镇压的平等要求。more

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颓废年代的小资艺术，被认为是现代主义的肇始之作。可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民主课》却与《恶之花》有着隐秘的精神联系。这不仅因为它们都是反抗的批判的，也不因为它们都是激情的犀利的，而是因为文革在今日中国被认为是恶。那么，就恶论恶，也不失为一个角度。在小说中，肖明因为右派父亲在批斗时的一次敷衍，被学校打成了小右派，虽然参加了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获得了自尊，内心却始终鄙视着这么个懦弱的父亲。然而“父亲是女儿前世的情人”，屈辱的阴影始终伴随着她的成长，当了解到父亲的冤屈和不乏伟大的献身精神后，她义无反顾地去为父亲讨回尊严，而且采用的方式又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激烈张扬。如此看来，肖明便是文革中的恶之花了。恶之花在特殊年代里的怒放，比之身处阴冷巴黎的波德莱尔怀念华沙雪花的温暖，其实是有着同等价值的美丽的。曹征路是用这种极端的审美路径带领我们重新审视了文革，在大疑之后获得了大快。他是怎么做到的？人性之美是怎么在革命中实现的？粗浅的看法，他是在三个层面上做到了“还原”：

首先是还原了历史真相。穿军装的女红卫兵，飞舞的皮鞭；被冤屈的领导干部，有口莫辩的知识分子；被强奸的女知青，地痞流氓造反派……这样的文革形象已经反复营造了30年，而文革的核心矛盾和真实过程却被轻轻地遮掩了。这是真实的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宣传能真正接受教训吗？且不说打人抄家破四旧红五类等等荒唐事不是文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时间上也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在文革初期，打人者也是受到谴责的。能够参与抄家破四旧的至少是被信任的人，受压制受侮辱的肯定不敢随便打人，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作者展示的这个具体过程，是符合生活常识历史逻辑的。小说中的肖明为什么造反？因为她首先被打成了小右派。为了求生存求真理，她才成了造反派。红卫兵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在群众起来造反之前，她想参加红卫兵还不够资格呢。而到了1968年，中学生已经开始上山下乡，大学生已经开始分配工作，“十年浩劫”与他们有多少关系？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当时在北京，随便打人的宣扬血统论的，正是“联动”“西纠”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贵族红卫兵组织，与普通百姓没有关系。把脏水泼在底层青年身上，是不公正的。这些贵族后来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很快进入军队当了兵，今天还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在今天究竟是什么人害怕文革？什么人忌讳追究“走资本主义道路”？已经用不着分辨了。

文革的主要矛头是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无论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的表述，还是在中国大地上的运动实际，都是明白无误的核心内容。在中共上层是苏美争霸这个国际大背景下的党内两条道路之争，历史恩怨之争；在下层是在历次运动中被压抑者的反抗，是长期积累的干群矛盾的总爆发。这些核心矛盾才构成了长达数年的文革，导致了派性和武斗。离开这些内容去声讨文革，把枝节当成主流，把个别说成一般，把局部换成整体，把现象当作本质，其动机恰恰是掩盖权贵精英们不干净的历史，要把今天已经抢到手的“发展成果巩固下来”。可是我们何曾看到过描写这些历史内容的“真话”？可怜的文人们仍纠缠在个人的些小不幸里，跟在后面抚摸伤痕，还自以为有“思想”。曹征路是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勇气挑开了这段历史的疮疤，所以说它是“恶之花”。

其次是，他还原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本真面目。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是以“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为荣尚的，在创作方法上是以借鉴模仿现代主义艺术为先锋的，希图以这样的姿态获得西方世界的承认。这里且不论此潮流中的成败得失，有多少合理性，仅从阅读效果的角度来讨论现实主义的《民主课》。我们知道，现代主义艺术关注的是事物的形态和色彩，它斥诸于人的感观，故而更适合表现个人内心体验。而现实主义艺术关注的是事物的结构和机理，它斥诸于人的理性，故而更适合于表现宏大的整体经验。简单的说，现代主义是写感觉的，现实主义是写认知的，二者完成得好都能达到各自的高度。试想一下，肖明的故事如果用现代主义手法表现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看到更多的伤痛，眼泪，冷漠和孤独，它是混沌的错乱的不可思议的，惟独不是清晰可辨的，看不到造成伤害的真正原因，看不到背后的运行机制。于是我们只能简单地把伤痛归罪于革命暴力，归罪于个人品质，叹息命乖运舛，让人一撅同情之泪。然而这样的叙事30年来我们看到的还少吗？看得多了，就看得怀疑起来。因为任何时代都有个人不幸，任何个人不幸都是大同小异。曹征路的贡献就在于，他不再重视个人品质的作用，而是把矛盾双方还原为各自的社会角色。这样，悲剧的产生就不再仅仅是性格所然，而是规律所然了。这才是现实主义的真义。

事实上，感觉到的东西并不一定能认识，只有认识到的东西才能真确地感觉到它。每一个不幸的个体都蕴涵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只有把个人放到更大的时空中我们才能清楚地看见她。反过来也一样，个人只有站在更大的时空中也才能认识自己，从而产生个人的历史主体性。这样的民主课是在实践中完成的，肖明“了解了一座城市就了解了整个中国”（参加了造反才接触了中国社会），“理解了农民才理解了革命”（下乡当了农民才懂得了革命的痛苦），由此才获得真知灼见，走上理性的反抗道路。这是个顺理成章的艺术逻辑，不得不做，只能这么做。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跨度很大的艺术全过程，我们才有理由相信，这个女孩子确实长大了，而且恶之花也确实应该怒放。

伴随着这个过程，作者并非平铺直叙，而是打开了另一扇门，让我们领略了解放军支左的来龙去脉。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风景，而是肖明故事必不可少的背景和铺垫。姜政委、叶参谋、“我”，都是优秀的军人，但也都留下了各自的伤痛。他们渴望立功，勇于牺牲，大公无私，但也都有着各自的性格弱点。他们也有困惑和软弱，盲从和迷信，狂热和傲慢，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标本。这些人物和肖明一起，共同演绎了那个特殊年代的激情。这正是真现实主义文学的另一大优点，不掩饰不回避，直面生活矛盾的方方面面。任何小说都是虚构的产物，任何虚构都免不了要剪裁生活，只有真现实主义才能面对真的人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艺术之所以遭到很多作家的摒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现实主义被改写了，用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屏蔽了现实主义的真义，如同今天用所谓的现代主义遮蔽现实生活一样，使之成为粉饰太平回避矛盾歌功颂德的代名词。这二者背后有着相同的思想逻辑。而曹征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还原了它，重新张扬起文学精神的风帆。

第三，他还原了艺术精神的高贵。在当下主流文坛已经娱乐化商品化的今天，我们见到了太多的小聪明小机巧，见到了太多的声光电，而属于艺术本原性的真情实感却越来越少。轻佻的浮夸的奢靡的文风正在腐蚀着我们的精神生活。究其原因，并不是生活缺少真的善的美的事物，而是在向西方靠拢的同时我们丢掉了自己的魂魄。曹征路的小说有不少人关注，但有趣的故事、深刻的人物、爆炸性的话题似乎不是他的真正追求。从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更像是一个精神世界的拾荒者，总在一片又一片的荆棘中摸索，在寻找在打捞。别人去过的地界他是不会凑过去的，别人追逐的潮流他是不会看一眼的，也恰恰是这种近乎病态的坚守，使他的艺术高贵起来，让人们看到一个孤独的挑战风车的战士。

《民主课》里，自始至终回荡着一个追问：什么是大写的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大写的人？为此作者让小说的主人公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磨难，比较了各种各样的人生。自尊自强，奋斗不息，究竟是为了什么？是换一批人来当老爷？如果不能“回去”，不能为人民服务，那革命的意义何在？改革的价值何在？这些问题直指延续了数千年的官僚主义文化价值观，指向了不合理的精英政治。但直到最后他都没有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案，只是各说各的话，也许完美的答案根本就不存在。作者设计了一个颇有意味的场面，“我”和姜政委告别时在辩论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语录，认为每一段语录都可以用另一段语录来反驳，最后感觉是上了一堂民主课，“黑板上写着：自己教育自己”。这既可以理解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隐喻（毛泽东晚年的一次大胆试验，方法就是大民主），也可以理解为关于人生的疑问。这一笔深刻有力，令人回味无穷。在肖明看来，那些把时代的大疑大难扛在肩上的人才是真英雄，她认为那就是大写的人。而作者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英雄毕竟很少，大写的人应该很多，所以小说中的英雄大多晚景凄凉，个人不幸。这也许是个“天问”，是个关乎社会进步也关乎人类幸福的永远说不清楚的世纪之问。艺术的魅力，作者的深刻，正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感染了我们。

还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关于肖明的爱情描写。她爱上了，爱得不能自己，可她又必须逃避；她要做一个无产阶级战士，可又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她要求有尊严的爱，可现实中她又洗刷不掉屈辱感；她有压抑不住的爱欲，可又不得不在灵与肉之间选择，连写日记都不得不用曲折的春秋笔法。这些纠缠和矛盾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印记，看似幼稚的行为实际刀刀见血，是作者忠实于生活服从于艺术的见证。直到调查父亲死因的时候，在关于父亲的想象里，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对浪漫爱情的渴望才喷薄而出，女儿与父亲才心灵相通，高度重合了。然而作者还没有止步，他让这段爱情的缠绵一直保持到肖明的老年。至此，落英缤纷钟鼓齐鸣满堂生彩，恶与善，爱与忠，个人与历史，爱情与革命，欲望与哲思，在更高的理性层面实现了统一。在这里，作者用心之深，对艺术追求的高标，已经化作了一段华彩的乐章。

如同任何美玉都有瑕疵，我读《民主课》的不满足主要落在最后一章的三封信里。作者是以回忆录、日记、信件的形式构筑全篇的，也许这样的限制叙事方式可以获得真确，但却失去了完整和自然。三封信里过多的补叙和议论，总是显得有些生硬直白。但如果采用全知叙述的方式是不是会好一些呢？那必然又带来编造的质疑，流失了可信度。孰优孰劣，颇费周折。总之，艺无止境，境在高格。作为晚辈和学生，姑妄言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