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对于印度的共产党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印共马把持了34年之久的西孟加拉邦于今年5月宣告失守，被广泛认为是一次标志性的失败，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坚持武装斗争的毛泽东主义者又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印度学者achin vanaik发表于今年七月的这篇文章，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进行了相对详尽和深入的分析。本文不仅提供了一些我们或许还不太熟悉的印度各党派发展状况，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基于这些状况着重探讨了印度共运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并从印度国情出发提出了一种对未来道路的设计。

　　
从作者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考验着当前的印度共产主义者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在上一阶段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遇失败的今天，面对政治上的后冷战格局和经济文化上的新自由主义统治，新一代的革命者该何去何从的问题。而同样作为正在快速崛起的大国，印度和中国在民族主义问题上也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些方面（如宗教影响）更甚于我们。无论是印度的议会左派还是纳萨尔主义者，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旧时代的重重束缚和对新时代的后知后觉。但三十年来，他们在新时代所进行的斗争为我们，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而作者的呼吁是尤其有价值的：上一个时代已经结束，让我们勇敢地直面新的时代，探索一条激进的和群众性的新道路。

次大陆的策略

过去二十年间，左翼势力在全球绝大部分地区内经历着衰退。然而有那么三到四个国家，那里的政党追随着第三国际或毛主义的传统并保持了稳固甚至有所发展：南非、尼泊尔、印度，而菲律宾则富有争议。在南非有南非共产党（SACP），毛派成为尼泊尔最大的政治力量，而菲律宾的毛派也保持着全国范围内的存在。印度的情况则非常有趣，那里有两个阵营的代表，在二十年间程度不一地保持或巩固着他们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式的政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M）和曾经较大而现在日益衰微的印度共产党（CPI），都保持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34年之久的CPM最近输掉了选举，但仍获得了大约30%的选票，而以其为首的左翼阵线得票率是41%。 [1]与此同时，联合在毛主义传统下的阵营，近年来则切实地增加了其成员数量并扩展了影响力。这些是如何发生的呢？

如果是仅仅三四个国家正在对抗着全世界的潮流，那么原因一定存在于它们各自具体的社会政治结构之中。在印度，毛派和共产主义力量得以坚守的原因最好从这个国家独特的二元主义中来寻找。在这里，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与中微层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极端非民主的、粗暴的社会政治现实并存，并且构成了稳定的宏观结构。其次，稳定的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繁荣与剥夺之间引人注目的两极分化，加剧了前资本主义的种姓制度造成的统治集团和被排斥者之间的对立。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社会主义名义下的发展主义对于广大人民来说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宏观层面的民主和资本主义进步，与持久的欠发达和社会经济剥削结合，将印度左派推向了分裂。共产主义传统的遗产被极大地整合到自由民主制度下的选举议会政治之中。即使其忠实的保卫者也意识到他们多年来作为左翼联盟（由CPM及其年轻的合作者CPI所主导）的一部分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的执政让他们受到了程序性、官僚性、社会性和道德性的腐蚀。他们长时间的“管理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这一进程日益发生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了西孟加拉邦左翼阵线处理Singur和Nandigram的土地征用问题的行为中，尽管这一行为在内部不是没有争议。（译注：两地曾因为塔塔集团和一家外资石化公司征地建厂引发群众抗议，CPM政府出动军警镇压。毛派介入了后一事件，反击了军警。）然而，CPM和CPI在政治上的区别并不大，随着最近西孟加拉和喀拉拉邦议会中的挫败，关于两党短期内合并的可能性的讨论被重新摆上了桌面。虽然还是完全不确定的，但就算这有所进展，其受到的关注也会远远小于15到20年前。

即使CPM和CPI愿意（而实际并非如此），他们也日益难以在最贫穷和收剥削者中间发起群众运动，无论是保护他们的利益还是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或许最明显的迹象来自1992年，当时印度右翼势力发起捣毁阿约提亚的巴布里清真寺的运动，这是自从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但是在这一印度现代史上的重要时刻，议会左派甚至无法发起一场反对运动来对抗这一来自社群主义（communalism）的攻击。（译注：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the term communalism has taken on a very different meaning, namely that of a religion—and, more specifically, ethnicity-based sectarianism promoting communal violence, espoused by many political movements.）说到他们严重受限的工会活动，一日罢工（one-day bandhs）的日常形式和要求经济利益的群众游行，也无法同议会之外的寻求从整体解决问题的长期群众运动相提并论。唯一的相对亮点来自CPM和CPI在妇女方面的工作；但这同样发生在印度妇女运动的大背景下，同过去相比更加局限化，更加破碎，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实践的影响力也在下降。

红色走廊

相比之下，印度毛派则走上了一条相反的道路。除了固步自封的印共-马列（解放），他们在本质上保持了对议会选举政治的免疫力，至少就其自身的直接参与而言如此。他们扎根于最贫穷和受剥削最严重的人口：达利特人，以及尤其是中部印度的部落民。其根据地Dandakaranya是一个面积达到92000平方公里的丘陵密林地区，相当于喀拉拉邦面积的两倍以上，包括安得拉、奥里萨、马哈拉施特拉，以及恰蒂斯加尔的大部。 [2]纳萨尔派同样存在于中央邦、北方邦、比哈尔邦、恰尔康得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古吉拉特邦和乌塔兰契尔邦。2011年七月，政府宣称全国602个行政县中的103个受到了“左翼极端主义”的影响。 [3]

毛派在印度的存活和发展是出于一个明显的原因：他们是最贫穷者面对阶级压迫者和政客、官僚、警察、准军事组织时最重要的保护者，尽管政府和主流议会左派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印度毛派面对着与任何地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同样的难题，即如何在一个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动持久性的彻底变革，尤其是这个社会拥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民主结构，以及强大的军队和警察组织来维持阶级统治。然而印度毛派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战略上的困难，因为他们在理论上将印度的社会结构理解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让他们事实上否定了这个国家的现实复杂性。他们的策略在本质上就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来推翻国家政权。他们现在更加重视底层劳动阶级的城市运动，并且谈到建立“游动解放区”（mobile liberated zones）——革命则在面对强大压力时暂时离开，过后再返回。但从长期来看他们的策略只能带来注定的失败，而在中短期内则为一些破坏性的不受欢迎的行为铺平了道路。
　　
这是出于多种原因。首先，军事性战略长远来看无法抗衡印度政府。地方政府和反对党派常常通过抱怨“毛派威胁”并夸大其影响，来获取更多的中央财政用于其他目的；另一些时候，这也帮助他们与毛派达成了某种和解。但是即使是一些比印度虚弱得多的国家政府也曾经击败了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规模起义。当权者从中学到的重要经验是，他们同即使拥有广泛基础的武装叛乱对立的时间越久，后者的群众基础就会变得越弱，也就越容易出现内部的分裂，那么叛乱者也就会变得越虚弱。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在斯里兰卡的失败就是明证。这个反政府武装拥有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甚至拥有自己的空军和海军），面对的是比印度弱小得多的政府，其群众基础不仅仅是寻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还有泰米尔的独立。然而它还是在军事上输给了对手，当然后者也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帮助。就在拉贾帕克萨（译注：Rajapaksa，斯里兰卡总统）政府击败猛虎组织之后，印度政府就升级了针对纳萨尔派的强制行动，这绝不是一个巧合。

其次，军事化战略要求一个等级秩序严密的结构，这必然会形成专制的组织模式，减少内部民主，以及更加重视保守秘密和严格服从。当事情不可避免地出现差错，就会出现针对积极分子和更广泛的群众的怀疑和惩罚。恐惧成为了组织内部和支持者中保证忠诚的手段。此外，军事化策略制造出对于怀有不同愿景者敌意氛围，其他进步势力被武装的毛派视为其垄断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潜在的或实际的竞争对手。这种宗派主义有可能导致极端的军事主义形式。 [4]

第三，尽管毛派的骨干都来自部落民和达利特，但任然面临着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严重裂隙。前者在观念上更加致力于推翻国家的长期计划，村民们则更多的寻求生活状况上的短期的、具体的提高。某种程度上，这些直接的需求为更加长远的目的所劫持。例如，修路可以帮助农村地区提高生活水平，但同样为政府针对“解放区”的行动提供了便利，因此毛派倾向于阻止这些无法控制的发展。最后，用于保障武器供应和地区积极发展的财政需求意味着毛派无法同阶级敌人坚持一贯的对立，而是寻求在经济上对于控制区更加有利的妥协。因而这些“解放区”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解放，如同1930年代的延安那样。这就导致毛派在这些区域内推行社会改革措施的能力收到了限制，而这些措施本可以为其更加抽象、长远的目标带来更深广的拥护。

力量的难题

当然，做出以上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赞同印度政府对“纳萨尔主义”的压制和妖魔化。人们可以指责毛派所使用的不正当的暴力，但这些远不能和印度政府的压迫相提并论。政府镇压毛派的行为中包括了对其社会基础的直接打击，其对象包括了印度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群体。这一政策的延续意味着更多的此类暴力，并声称这是为了印度的民主。政府的这一姿态是更危险的，因为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学院和媒体为它提供合法性，附和它关于武装的毛派是“头号敌人”的观点。这显然是荒唐的。印度民主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纳萨尔派，而是“印度教性”（Hindutva）势力，后者带来的暴力和残虐让毛派武装的所有行为都相形见绌。 [5]印度右派在印度市民社会中使自己制度化所取得的成就是全体左派都无法比拟的，无论主流还是毛派。他们的政治和文化工具被合法化为主流所可以接受的部分，例如2002年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运动的煽动者和辩护者，包括首席部长（译注：印度的邦最高行政长官）Narendra Modi，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广受赞誉。

政府“消灭纳萨尔主义”的努力也是将一切形式的激进左翼政治去合法化的幌子。从而当主流议会左派事实上赞同印度政府对毛派的政策，甚至出现更坏的情况，如西孟加拉邦发生的，对毛派采用武装手段，这也将成为对他们自身的沉重打击。毛派“同情者”的待遇明白的显示了政府正企图挤压即使是非暴力形式的激进行动的政治空间：例如，民权活动家Arundhati Roy（译注：印度著名女作家、政论家，其中文作品、访谈不难找到）和Binayak Sen（译注：主要致力于贫困者的医疗，因救助毛派分子获罪）被控以煽动叛乱的罪名。毫无疑问二人极高的国际公共声望——sen的案件引发了数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抗议——阻止了进一步的行动， [6]但是政府的态度已经被表明了，其他的民权活动家收到了警告，他们在批评政府针对“纳萨尔派”的政策之前不得不三思。

有一点是需要着重强调的，在印度，即使是为了最基本需求的斗争也会早早的遭遇暴力。一次又一次，压迫始终成功地阻止着这些行动触及广泛的群众或是让他们团结一心。无论是主流左派还是其他进步的社会运动都未曾想要解决这一力量的难题，但这又是不容回避的。不计条件和代价的一味的甘地式非暴力态度往往使斗争遭到致命的扼杀。印度毛派，尽管是不充分的，至少提出了这一现实，他们能够在最贫困者中间成功地延续自己，就足以证明拿起武器的功效。然而，原本最多只能作为一种防御性姿态、一种为了实现长期变革的更为老练的策略的附属政策的东西，却不幸地被当成了核心策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印度的极右派——最显著的是“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最成功地在策略性和政治性的总体构架中掌控着其力量的运用，包括坚决的暴力行动。

议会斯大林主义

如果说毛主义从长期来看是一条死胡同，那么斯大林式的主流左派政党又如何呢？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同其他很多国家一样，印度的政治重心发生了严重的右倾。在这一趋势中主流左派也受到了冲击。其发展轨迹大致平行于欧洲从前的几大共产主义政党，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最终成为其对手欧洲社会主义者（Euro-socialist）的附庸。只是CPM和CPI自己也已经变成了印度政治中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力量。的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议会的右转，CPM和CPI如今已经成为了过去的尼赫鲁主义的最主要的继承人——社会民主主义视角下的坚定的世俗化、福利制度和不结盟，即一个资本主义的印度。形式上的共产主义预期在其纲领和行为中已经难觅踪影。

尽管CPM与CPI的民主中心主义的招牌有着种种明显的缺陷——远离了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实践——但比起印度的其他政党，这毕竟带来了更多的内部讨论，以及领导层对成员的更大的解释度。不同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大多数社会会民主主义政党，他们保留了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强烈反对。然而，他们始终未能准备好同斯大林主义做出公开的决裂，尽管两党内外的知识分子和同情者曾有私下的表示。他们同样没有没有公开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转变。这种沉默导致他们无法从过去吸取教训并在战略上为自己重新定位。他们没能直面并克服意识形态上和纲领上的错误，而是选择了回避。党无法对过去和现在进行真诚的自我批评，从而无法在理论上、政治上和道德上做出诚实的矫正。最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主义及其遗产做出明确、公开和全面的决裂，就无法建立一种新的原则性的纲领预期——“21世纪的社会主义”。

那么，议会左派的前途何在？既然CPM是这一派力量的主心骨，其未来可能的路线应该会给出恰当的反映。该党2011年在西孟加拉邦遭受的重大失败被广泛视为一个历史性转折点。鉴于来自选民的冷遇，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也同时显示出，CPM的选民资本，其邦一级的执政能力，被看做是其政治力量的首要指标。这完全展现了CPM自从60年代晚期首次成为政府的重要竞争者以来所发生的退化。这一退化发生在两个密切相关的层面上——政治组织上和结构上。在前一层面上，CPM曾经是一个基于运动的政党，其骨干得以被发动的意识形态纲领尽管是斯大林主义的，但同样根植于代表广泛的受压迫者的群众斗争——无论是60年代中期保护社群主义暴力威胁下的穆斯林，还是争取农村地区的公正。四十年以来，党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尽管在其反帝反资本主义的理论目标和选举路线的实践之间并非没有过反复的争论，尤其是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

尽管CPM的地区性分支在这两个邦有着同样的“社会民主主义化”倾向，更加富裕和强大的西孟加拉邦的地区党的畸形状态更加显著。影响二者发展道路的是两邦之间的三大区别。首先，喀拉拉的土地改革使农村的大多数人口得到了至少是小型的家庭自留地（small household plots）的所有权，从而保证了基本的食物需求得到满足，无论是通过直接种植谷物还是农产品销售。在西孟加拉，1981年完成的“永佃行动”（Operation Barga）给予了佃农保有权和用益权的保障，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此类可以有效削弱富农和中农的土地所有权重新分配，使得他们在同样由西孟加拉的左翼阵线建立和系统化的潘查亚特（panchayat）结构中继续享有强大的影响力。

这其中包含了第二点区别。喀拉拉的潘查亚特结构得到了绝对的财政和决策权力，可以实施一系列的措施来消除不满和满足需求。而且，邦政府的权力由CPM主导的左翼民主阵线同盟（Left Democratic Front coalition）和国大党主导的联合民主阵线（United Democratic Front）轮流掌握，分别占到喀拉拉邦人口23%和19%的穆斯林和基督教社群，也大体上忠诚于他们各自的党派——印度联合穆斯林同盟（Indian Union Muslim League）和喀拉拉邦国大党（Kerala Congress）。这意味着无论是CPM还是国大党都不可能像CPM在西孟加拉邦所做的那样，建立严格受中央控制的潘查亚特。在西孟加拉，CPM借助系统化的收买和强迫，以及哄骗和威胁、奖励和惩罚的辅助手段，成功地将其变成了一个获取选举主导权的机制。在西孟加拉和喀拉拉，它都是附属于CPM的领导阶层对权力及其附带利益的追求，而不是第三国际的理论遗产。但是在西孟加拉其核心基础的组织性退化和流氓无产化更加严重，因为其掌握权力的连续性帮助它创造了党和行政官僚体系（民政和警察）之间的强大的啮合，即一党专制，从而导致了自身权力的滥用。这形成了对愿意效忠于CPM者的有效的收买形式，党成了解决众多日常问题的便捷途径——获取医疗保障、抵押资金、家庭成员的就业、政府援助、对敌人的报复等等。

第三点关键的区别在于喀拉拉有着更高水平的医疗和教育，使得政府可以补偿工业化的不足，通过向印度其他地区和国外出口不同技术水平的人力来解决劳动力的吸收，从而创造一种汇款经济；另外其旅游业也在不断增长。在西孟加拉，绿色革命带来的农业增长率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失去了动力。看到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来推动工业化的政策，CPM的领导层利用1991年改革给予印度各邦的更大的经济自主权，将党日益推向了新自由主义方向。到2006年，出于对自己在内陆农村地区的控制力的自信——或许同样是想学习北京在这一方面的榜样——CPM寻求通过土地征用来推动经济特区主导的、借助外部投资者实现的工业化。这一策略导致了Singur和Nandigram地区由政府引发的暴力，在政治上、道德上和选举上引火烧身。与此同时，2006年德里指派的萨查尔委员会（Sachar Committee）的报告显示了西孟加拉占到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相对于其它拥有大量穆斯林群体的地区，其社会经济状况是多么的悲惨。这在一度忠诚的选民基础中制造了大量的幻想破灭。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西孟加拉公众对CPM和左翼阵线的看法的转变。

CPM将何去何从？在喀拉拉， 2009年全国的人民院（译注：Lok Sabha，印度下院）选举和2010年本邦的潘查亚特选举中表现出来的左翼民主阵线的民意下降，在2011年的邦议会选举中确实地得到了扭转。在最近的选举中，执政的IDF同盟几乎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轮流执政的规律，赢得了全部140个席位中的68个，仅仅惜败于UDF的72席。没有理由认为喀拉拉的党支部会转变其纲领和策略：它将继续已确立的方针，期待下一轮重新夺回权力。

西孟加拉的支部和德里的中央领导层又将如何？直到1980年代末期，CPM在全国层面的政策不外乎是党内这两大集团的利益平衡的结果，并且以西孟加拉邦占优。1989年以来中央邦出现的同盟政治让一些像CPM这样的小党派（即使是拥有20-30个人民院席位的党派也被认为是有用的合作者）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力量和机遇，使得它们能够在全国和国际性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时就在以德里为基础的领导层和西孟加拉邦的领导层及其德里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紧张。一方面这种紧张关系是根源于理论与形式的分裂，即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理论，同寻求与国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稳定关系的邦一级领导层带来的实践上的日益新自由主义化之间的分裂。另一方面，议会左派是否应当加入国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问题也一直在党内制造着分歧。获取中央权力，巩固其对地区性堡垒的掌控力并四处扩展影响的诱惑，使得CPM面临着一个现实的危险，或至少是极大的可能性，即左派最终会分担国内的新自由主义转变和外部的亲美趋势的责任，尽管它实际上无力改变。

对于很多左派和自由主义者，CPM是否应当加入可以让其领袖Jyoti Basu获得总理提名的1996年的联合政府，或是2004年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内阁，被视为一个重大的策略问题，一个可以决定其未来命运的抉择，但实际上远非如此。CPM真正的悲剧在于，无论是否加入国大党领导的政府，无论将来是否这样做，其进一步的去激进化是确定无疑的。当然，CPM由于某种原因恢复活力成为一个激进的反斯大林主义政党也不是没有可能，但问题是，它不可能希望重新成为那种基于群众运动的政党，拥有意识形态上积极和专注的党员，如同它曾经那样。预计将于2012年在喀拉拉召开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该党会进行重要的内部评估。CPM不会在接下来的时期消亡，它将会继续陈腐的道路，期待着新的“草根国大党”（Trinamool Congress）在加尔各答犯下的错误能够再一次为自己带来选举的胜利。它看不到更多。如果加入中央联合政府的机会再次到来，它这一次很可能会接受。但对于建立激进的和有原则的印度左派的长期任务而言，这毫无意义。

激进的预期

印度主流左派政党的忠实辩护者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进步性势力正处于一个防御性时期。主流左派政党被看作是一种保存历史上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防止社群主义者和反民主势力的进一步右转的重要机制。这一推理被用来辩护同印度人民党以外的政党的无原则的结盟和对“第三方同盟”政治（译注：1996年，正是左翼政党、地方政党和基于种姓的政党组成的“三方同盟”使得Jyoti Basu险些当选总理）的追求。“第三方同盟”这一术语——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之外的一个不明确的独立实体——象征着CPM和CPI多么的远离了其先前的“左翼和民主的阵营”的要求。但是这种妥协是基于一种严重错误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向着社会主义的变革必然包含着某种社会民主主义的过渡期。这一观念是应当被消灭的。在这一点上，右派是正确的：当前的各种带着多多少少的人性面具的新自由主义，是唯一一种可供选择的资本主义。

因此，一种以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政策为指导的，更加激进的进攻性的预期是必要的。它应当可以同现有的社会民主主义需求取得较多的一致——重建广泛和免费的卫生保健制度、优质的公共教育、有保障的养老金、可承受的公共住房和交通，这是至关重要而当前的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同时，这一政策也必须提出过去所说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革”。同样需要的还有以更具创造性的当代形式重述经典的过渡期要求：透明开放的账目管理、工人权利、直接民主等等。世界历史中有着大量的此类努力值得借鉴——南斯拉夫的自治工人委员会、古巴的城市农业试验、巴西的参与式预算、哥伦比亚的和平社区（communities of peace）、喀拉拉的基于潘查亚特的计划、南非对抗种族隔离的民主的工会主义传统。

从更加抽象的层面来说，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用广泛性统一起特殊性的政策。历史上，二者的结合往往是藉由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宏大概念，单独地抑或共同地。大部分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得以成功改变政权的地方都伴随着同进步的民族主义的联合。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是深化已有的民主，而后者必然激起更加激进的变革的希望。过去，这一联合政治的最主要的组织载体一直都是政党，或是多个政党的联盟。我们可以更加灵活——或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党，一个新的阵线，或是一些激进政党和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运动的联合。

这对于在印度寻求激进政治意味着什么？没有一个现存的政治势力可以成为左派运动的核心力量。这只有通过现有力量的重新组编和联合才能实现，而在这一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无法预期的分裂、联合和成长。这意味着重要的不是对某个组织的忠诚，而是对于以激进性为原则的纲领的忠诚；是纲领产生了组织，而不是相反。第二，必须实现选举和议会活动同议会以外的运动的结合。的确，对于真正的左派而言，是议会以外的胜利从根本上决定了选举层面的胜利。因而左派必须拥有并不断扩大一支意识形态上忠诚且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并为此实践一种远离同资产阶级势力的平庸妥协的政治激情。承载这一新的纲领的左派组织必须实践最严格的内部民主：成员之间讨论和争辩的绝对自由，组成内部小派别的权利，以及这些派别在所有领导层面上的比例代表制。领导层内部也应当有依照成员中妇女、部落民、达利特和最落后阶层（最低的非达利特种姓）成员比例的代表制。这将是吸引这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尤其是其中最积极和坚定分子的有效手段，而他们现有的局限性的组织往往缺少明确的反资本主义政策。

最后，左派不能陷入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陷阱。在南非，“一国社会主义”的观点，无论是斯大林主义的还是毛主义的，都走向了灾难。印度左派仍然谈论着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以此为其联合选举政策的合理性辩护，他们还不愿意承认印度成为一个半帝国主义的地区强权。这是严重的问题。仅仅攻击美国的帝国主义和反对印度同美国、以色列的战略联盟是不够的，尽管这些姿态也很重要。承认印度自身在南亚的帝国主义角色是必要的：其对克什米尔和东北地区的压迫，对孟加拉国、马尔代夫、不丹、锡金、尼泊尔和斯里兰卡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干涉，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统治阶层之间虚伪的相互关系。这些必须加以反对。印度的斯大林主义者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常常成为印度政府的尾随者，而毛派只会视其他国家的毛派为政治上的合作者。印度的社会主义者寻求更广泛和深入的激进国际主义时不应仅仅是团结其他地方的反帝国主义者，他们必须优先建立更加统一的南亚斗争。

E•P•汤普森的一段话说得很好：纵观历史，既有争取道德、人性和正义的斗争，也有争取权力的斗争。它们并非平行的直线；它们迂回曲折，有时混合在一起。当这一混合发生时，权力被最重要的目标所牵引；而当二者分道扬镳，有些人选择追逐权力，另一些则继续坚守符合政治原则的道路。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延续后者的道路并寻求其与权力之路的融合，这样就能够在两条战线上同步前进。

注释

[1] The CPM now remains in power only in the small northeastern state of Tripura, but still has a strong presence in Andhra Pradesh and Tamil Nadu, as well as Kerala and West Bengal. The CPI, though it has long had much less depth than the CPM, has always had a wider spread; besides a presence in the above named states, it has a cadre base in parts of Uttar Pradesh and Bihar.
[2] According to state publicity materials, Chhattisgarh has huge deposits of coal, iron, manganese, bauxite, limestone, dolomite and quartz; diamonds, gold and uranium have also been discovered. See Sudeep Chakravarti, Red Sun: Travels in Naxalite Country, Delhi 2008, p. 226.
[3] ‘Over 100 districts will be declared Maoist-hit’, The Asian Age, 5 July 2011.
[4] See Nicolas Jaoul, ‘Naxalism in Bihar: From Bullet to Ballot’, in Lauren Gayer and Christophe Jaffrelot, eds, Armed Militias of South Asia: Fundamentalists, Maoists and Separatists, New Delhi 2009.
[5] The Sangh Parivar is especially hostile to Maoism because it sees it as the major barrier to ‘Hinduizing’ and communalizing the tribals of Central India, which it has partially succeeded in doing in Gujarat.
[6] Arrested in Chhattisgarh in 2007, Sen was given a life sentence in December 2010; this was suspended in April 2011 by order of the Supreme Court.

• 原文来源：NLR第70期
• 原文地址：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910
• 作者：achin vanaik
• 翻译：带Q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