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诸经济规律作用的综合表现，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突出表现，也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以往社会经济制度相区别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生产过剩危机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最明显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只不过是历史上一种过渡的、暂时性的经济制度。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个最重要的现象进行科学地考察和阐述，应当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资本论》的研究最终目的就是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正是资本主义全部经济运动规律作用的结果，对这种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自然地成为《资本论》研究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

但是有人说，马克思没有系统的全面的经济危机理论，只是散见于他的其他各理论的分析中。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产生这种看法的原因，一是因为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这一经济现象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命运的判断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资本论》缺乏真正系统地钻研和把握，偏重关注一个个经济范畴和经济规律的单独研究，忽视对《资本论》所阐述生产关系体系及其运动规律进行整体的思考。实际上，马克思的三卷的《资本论》就是要对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做出系统论证的。因为这一现象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永恒的最佳社会形式，它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应当说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理论像一条红线贯穿于《资本论》整个论述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一卷分析商品流通形式时明确说，“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三卷《资本论》就是考察这个整整一系列关系的，阐明是怎样使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转变为一种现实必然性。

当前有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人看到凯恩斯承认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客观存在，因而强调马克思与凯恩斯的一致性，调和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有的甚至企图给凯恩斯披上马克思主义外衣。“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只看到两种经济体系都研究失业、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等共同问题，却完全无视两大理论体系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区别。”我国经济理论界也有这种情况。还有少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幻想用凯恩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出现这种看法的原因，主要还是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都缺乏真正的理解。特别是看到《资本论》中没有独立的标明经济危机的章节，认为马克思还不如凯恩斯讲得具体。承认经济危机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是一回事，对它产生的根源和它对资本主义命运的作用的分析上两个理论体系却是根本不同的。为了划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界限，树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应仅限于一般地强调，有必要在一系列的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具体揭示二者的区别所在。

一、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一)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是从商品流通形式的分析开始的。当直接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流通后，卖与买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过程。一个人卖了自己的产品并不一定要马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别人的产品。这就可能造成另外的卖者卖不出自己的产品。这种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对立需要在危机中实现二者的统一。

马克思批判萨伊的买与卖具有同一性的观点，萨伊认为卖就是买，卖者会把买者带到市场上来，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与卖的平衡。如果这是就卖者与买者两个人来看，对甲是卖，对乙就是买，但是就同一个人来说，买与卖却是两个不同的行为，说卖就是买，显然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在批判了上述错误认识的基础上，指出，“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是马克思又强调指出：“这仅仅是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可能性才能发展为现实性。”

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经济现象。马克思指出：“使危机这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式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有的经济学家，例如约翰·穆勒，想用买卖分离这种危机的形式说明危机，马克思说，“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他们所以这样说，背后的深层含义是商品卖不出去是偶然的，所以，危机也是偶然的，这与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无关的。

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后，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手段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这是危机可能性的第二种形式。因为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条件下，商品是以赊销的形式出卖的。虽然商品已经转手，但商品的价值并没有真正实现，商品所有者之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因此，这里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人们要的是实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危机。可见，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使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向现实转化。

(二)生产过剩危机的深层基础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危机所以周期性爆发，不在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这种形式，它产生的原因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矛盾的集中表现。对必然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开始考察的。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在对单个企业的微观分析中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由于追逐剩余价值，资本家有着无限扩大资本积累的欲望。马克思在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又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进行动态的宏观的分析，揭示出不断扩大的资本积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因而形成了相对过剩人口。正是过剩人口调节着一般工资率的变动，它的存在迫使在业工人不能提出正常的工资要求。这决定了资本在一端积累，而贫困在工人阶级这一端积累。马克思揭示出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显示出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显示出阶级之间的对抗。这一规律表明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根源，从而也可以说是阐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最深层的一般基础。

生产过程本质关系的分析还没有阐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指出对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运动规律的分析并没有增加危机的任何新的因素，危机的发生问题还表现不出来，“因为这里不仅谈不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到剩余价值的实现”，“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初次显露出来”。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专门对流通过程作了深入的考察。

(三)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二卷里揭示了一般商品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变，使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仍然是运用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对资本流通过程作了深入分析。先从微观上对单个企业的流通进行考察，揭示资本流通过程的本质和它的运动规律。在微观分析中，指出了资本流通过程的本质不是一般的商品买卖，而是资本的形态变化，是三种循环形态的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这其中任一种形态的转化和任一种循环形态的转化发生障碍，就会导致整个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中断和破坏，形成危机。马克思在揭示资本流通过程这一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又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各个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

在这部分中马克思主要是揭露了全社会总资本正常运行的条件，这就是各种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是再生产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不符合这些条件，再生产过程就要遭到破坏，就会发生危机。而当这种比例只能借助于货币流通为媒介来实现时，特别是要借助于货币资本为原动力来实现时，比例经常遭到破坏就是难以避免的。显然，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对经济危机爆发的理解就更加接近了。但是，这种研究离阐明生产过剩危机由可能性变化为现实性还并不具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以上研究所说明的，还是限于买与卖可能分离这种形式，还没有说明分离为什么是必然的、全面的。所以马克思指出：关于危机问题，“在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润》一章中加以补充。”这里所说的《资本和利润》一章是指现在的《资本论》的第三卷。

(四)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生产过剩危机的直接根据

此前对资本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局部研究，都不可能对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作出充分的分析，只有在《资本论》第三卷对作为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总生产过程的研究才能做到。

马克思指出：“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关于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这一现实的科学分析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利润的理论分析中做出的。

在第三卷中马克思仍然是运用了从微观到宏观这种分析方法对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进行了研究。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现实关系的一种调整。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意味着剩余价值的来源被看做是从可变资本转移到总预付资本上。这种“转移”不是人们偶然看错了或者某些人的恶意篡改的结果，而是资本之间的现实关系的确认。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资本家获取的剩余价值量只能与他投入的资本量相联系。利润被规定为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儿，实际上是反映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之间本质关系的确定。利润在概念上被规定为全部预付资本的产儿，也就决定了它转化为平均利润的必然性。各个资本获取的利润量与它的投入量相联系这一生产和分配关系，形成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正是这一本质利益关系成为资本无限扩大积累的不可遏止的直接动力。

更为甚者，平均利润率有着不断下降的趋势。西方经济学家不承认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存在，这当然是不对的，因为如马克思正确指明的，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就迫使资本家用扩大投资用增大利润的绝对量来弥补。这就更加推动资本家不能不排除一切障碍疯狂追加投资。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生产过剩危机这种现象就真正得到了科学论证。直接生产过程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的对抗性矛盾，流通过程分析揭示了生产与消费的依存性是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客观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不顾消费的无限扩大资本积累的不可遏止的趋势。这样，马克思才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不能说马克思没有全面的系统的经济危机理论，恰恰相反，马克思对经济危机进行了逻辑严谨的科学论证，对它的分析像数学严密推导过程一样精确，不越过一个必需的中间环节。这是真正科学理论必须具备的品格。我们有必要对《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进一步作认真的系统的学习，否则就谈不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一些人，否定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不断节省，资本的有机构成是不变的甚至会下降，他们用这个理论否定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必然性的理论。英国西方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就这样说：“对于这样一个世界，马克思的分析将没有用武之地，他那部分依存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危机理论全部都要破产。”这种观点显然不符合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事实。

二、凯恩斯关于经济危机的观点

凯恩斯是西方承认经济危机的客观存在，并寻求改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大量关于经济危机，主要是需求不足危机的论述。需求不足的危机最终以就业不足甚至大规模失业的形式爆发。

(一)经常性失业的客观存在

凯恩斯反对传统的资产阶级学者所信奉的无危机和充分就业理论，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付危机的态度，他不同意说资本主义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失业的存在只是一种偶然现象，或只承认失业只是结构性的，是暂时性的“摩擦失业”。在他看来，危机和失业会经常出现，充分就业仅仅偶然存在。凯恩斯敢于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性失业的客观存在，与他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相比，是很大的进步。他承认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批判了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谬论，承认了物物交换与商品流通之间的本质区别。

这些表明，一方面，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已经不再容许闭眼不看事实，简单地否认已经不再可能使人信服。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的深刻性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接受了马克思对商品流通内在矛盾的分析，并将其吸收到他的危机理论中。尽管凯恩斯不愿意承认他的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但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他也提到“总需求函数完全可以置之不论，这也是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基本观点。一百多年来，我们所承袭的经济学都是以这一观点为基础的。……这个概念只能偷偷摸摸地生活在卡尔·马克思、西尔·维盖塞尔或道格拉斯少校这些不入流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但正是这个“不入流”的卡尔·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危机、弊病的认识上，却要比凯恩斯目光深邃而鞭辟入里得多。

(二)将失业的原因归结为心理因素

凯恩斯并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去寻找失业的原因，而是把失业归因于有效需求不足，并进一步归结为心理因素。他认为，“就业量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新投资量……如果消费倾向和投资率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那么，就业的实际水平将低于现行实质工资制度下所可能得到的劳动力供给量。”“ 雇主决定雇佣劳动力的人数N取决于D1和D2之和D。D1是预期的社会消费量，D2是预期的新投资量。D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有效需求。”“当我们的收入增加时，我们的消费D1也随之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那样快。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个心理法则上。”三个基本心理法则是“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资产的预期”。事实上，即使消费与收入增长得同样快，生产过剩危机同样会发生。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的研究方法的比较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与凯恩斯研究方法的最大区别。

(一)从生产领域寻找原因与从流通领域寻找原因

凯恩斯在回答总产出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根源时，完全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把研究眼光局限在流通领域，认为危机的原因就是在流通领域中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使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销售出去，因而提供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提供足够的购买力来避免危机。从而得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就业不足的结论，他避开了深入到生产领域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探讨生产与消费为什么会处于对抗性矛盾之中。这位颠覆了自由市场神话、开创政府干预经济学的大师在解答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一切问题时，却仅仅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但是应当承认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队伍里，凯恩斯是勇敢地否定自由市场神话的第一人。

西方经济学中有一派经济学家批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总量研究缺乏“微观行为的基础”，说他的总量理论没有提供个人行为方面的解释。这些批评实际上是要否定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得出的关于危机和失业是资本主义的经常现象的观点。实际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并不在于缺乏微观行为基础，如果作为一种趋势分析的话，他对微观企业的自发活动导致宏观失调的研究，应当是他的创意所在。凯恩斯宏观分析缺的是生产过程的分析。对生产过程的本质，既缺乏微观分析，更缺乏宏观分析，这就使他不可能看到危机形式的深层制度基础。马克思正是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本质的宏观分析，揭示了相对过剩人口必然存在的原因和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对抗性矛盾的必然性。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对有效需求不足的现实有清楚的理解。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根本不同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这里涉及的人是资本关系的人格化，是生产关系的本质的体现，凯恩斯则是研究资本流通过程中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考察的是实际的生产当事人资本家的日常活动，和他们对经济运行的预期和决策活动。在《资本论》中单个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来考察的，考察他们的合乎规律性的思维和活动，不陷入生产当事人的日常经营活动。马克思说：“竞争的实际运动不在我们的研究计划之内，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以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表现出来。”

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从两个角度对这些规律进行考察，一是积极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是怎样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一是从消极方面，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样逐渐变旧，开始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揭示它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发展趋势。对经济危机的分析，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另一方面，周期性地爆发全面的生产过剩危机，造成资本与劳动的双重过剩，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富的绝对形式”，表明它的存在既有历史的暂时性。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所研究的是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经济运行的预期和决策活动，他的《通论》写作的根本目的是探讨怎样提高国民收入使它达到充分就业状态，以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和生产过剩经济危机问题，以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恒存在。

(三)唯物史观的和唯心史观的研究方法

凯恩斯通过有效需求这一概念，将总产出下降和失业率上升的原因进一步归结为心理因素，认为是消费不如收入增加得快的消费倾向，和资本家对投资回报的悲观预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影响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用人的主观心理解释事物的客观运动，不可能揭示事物的本质，其结果只会掩盖事物的真相。试比较一下，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本质关系的宏观分析，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相对人口过剩和工人阶级贫困化倾向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从而揭示资本主义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真正根源。与这些分析比较起来，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说明就显得异常肤浅和苍白。

我们不否认人的主观心理对有效需求有影响，尤其对实际生产当事人的资本家来讲，这种主观心理因素是发生作用的，人的行为都是受他个人的意志支配的，受他对周围环境判断的影响。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不稳定的因素是很多的，对这些多种不稳定因素的预期直接影响着生产当事人的投资决策。对未来预期乐观，则扩大投资，促进经济繁荣；对未来预期悲观，则投资迟疑，会导致经济萧条。但是必须看到，他们的心理状态对全部总结果来说，也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另外，心理状态也有它的客观原因，今天预期乐观，另外的时候又悲观，这只能是与对经济形势的客观判断有关。可是凯恩斯和后来的经济学者却不去追究这些心理因素得以形成的根据。作为总体的规律性的现象，是不可能用心理因素来说明的。贫富两极分化是导致全社会购买力不足更根本和重要的原因。对此，凯恩斯本人也是承认的。他指出，富人和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富人收入高但消费倾向较低，穷人消费倾向较高但收入低。因此，是财富在一极的积累、贫困在另一极的积累导致了心理需求旺盛的穷人没有支付能力，支付能力掌握在缺乏消费倾向的富人手里。

凯恩斯以技术关系或心理因素解释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趋势，从而说明总产出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他认为，资本边际效率会变化无常，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投资人对未来的预期是没有多少把握的，投资人的信心状态对资本边际效率有重大影响。从而，凯恩斯将资本主义方式下特定的经济危机看作人类社会一切经济生产方式下普遍的、共有的危机。

四、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今天仍然有效

近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诠释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说由于时代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显示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已经不能完全正确解释现实的经济危机现象。理由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运行干预的加强，危机发生的强度、形式和内容与马克思所阐述的危机已经有所不同；另外，由于新的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的生产盲目性程度大大降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大大减轻。他们说这些新现象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这些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危机形成根源的基本理论仍然是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制度下危机现象的根本依据。尽管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干预措施，包括对经济的某些调解和福利政策等，危机爆发的具体情况有所改变，但危机仍然周期爆发，这一事实就确凿地证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有效性。至于危机爆发时的具体情况各次都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它都是在其他多种因素影响和不同条件下发生的，不过这些都是一些从属的影响因素。正如我们前面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不是经济运行中呈现在市场表面上的多色彩的现象，而是揭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性。对当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出现的一些新特点，应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新情况，做出科学说明，不应把危机的具体形式方面的差别与危机的规律性的理论阐述作简单对比，用前者否定后者。

还有一种质疑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观点，有人认为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也会发生危机，所以马克思关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这一观点已被否定。这一看法更是不正确的。持这种看法的人的根据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也出现过严重比例失调现象。提出这样的看法表明他们还没有把握马克思的危机理论。马克思所考察的危机是指生产过剩危机，而不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现象。马克思严格区别这二者，他把前者叫作全面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把后者叫作结构性危机或局部危机。马克思特别重点批判了李嘉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仅理解为结构性的，而反对会出现全面性生产过剩危机。

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人们对物质生产发展规律认识不够，在经济发展中会发生比例失调的结构性矛盾，这要通过对科学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加强和完善国家宏观调控来校正d但是绝不可能发生全面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它处于主导地位，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人及其需要，根本不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即使一时出现了生产总量与总需求量的不适应的情况，也不会形成全面的生产过剩，国家可以采取多种适当方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更好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因为这里全部财富本来就是属于全社会的。

• 作者：胡钧、沈尤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