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所见未必深刻，但也算击中今天的现实。今天各色的——左的右的前的后的——“启蒙”工作，说到底，其实就是将革命话语或反革命话语建立在人们心中。只是革命话语的重建是较之于其余话语为难的。因为革命失败过，反革命的反扑太厉害。也许作者满篇“革命”、“无产阶级”的重复，以及最后口号式的呐喊正反应了这种无奈。然而，编者并不从这样一种消极的角度来理解，编者认为呐喊也是重建革命话语方式之一种，今天我们连呐喊也属稀缺。是焉？非焉？

解构时代的革命话语重建

作者：迅行

戴锦华在谈到《钢的琴》这部电影时，说：

由于20世纪历史创伤与教训，人们反感统一的命名，反感新的暴动与压迫。所有的社会压迫只能以少数人名义。我曾经用了很长时间翻译墨西哥符号学副司令的东西，“工人们，农民们，船员们，学生们……”称呼占一页半，他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命名，今天被剥夺的是多数，多数却没有一个集合名词，直到占领华尔街爆发，多数之名出现，最多出现的口号是“We are the 99%”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面具，出现了“V字仇杀队”，电影中的造型成为人们反全球化运动所采取的符号。在二十世纪人们集体反抗的形象，再度出现。

从革命的历史叙述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反革命消解革命价值、消解革命话语的表现。“阶级”一词不再被广泛的运用，而代之以羞涩的、和稀泥的、分化的“阶层”一词。阶层所指示的，其实就是“工人们，农民们，船员们，学生们……”，将被剥夺、被压迫的99%消解、分化在阶层的、行业的小利益群体之中。固然可以说，这是资产阶级及其走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耻的理论炮制，以此掩盖1%与99%的根本性的矛盾，然而，作为99%的那部分人，是不是也应该为这种解构负责任呢？或者说，这99%是不是也赞同这种解构呢？

也许这99%的人不愿意承认，我的回答，依然是肯定的。“阶级”一词，以及整套的革命话语被抛弃与被解构，并不是资产阶级单方面为之的，甚至可以极端的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联合扼杀掉的。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从主观愿望出发背叛了革命，而应当说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诱骗之下，丧失阶级自觉，从而认同了、支持了、参与了解构的历史的开创。

然而，当今天的现实的斗争，要求99%的人再次团结起来的时候，原有的革命话语似乎丧失了号召力与组织力，人们在寻找新的对99%的人的说话方式，包括“We are the 99%”在内的新的口号便产生出来。同时，我们应当清醒的看到，这些新兴的“革命话语”其实是很虚弱的，它可以激起人们一时的革命热情，却不能持久的指引人们在现实的斗争中团结起来，也不能让一次又一次的斗争成果与失败教训积累起来。查问其究竟，我认为，是因为这些新的革命话语背后并没有一整套强有力的理论基础，而仅仅是些登高一呼的革命热情的暂时聚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现实的压迫依然存在，甚至变本加厉，为什么革命理论、革命话语竟如此轻易的便被解构、瓦解了呢？而在这种解构与瓦解之后，重拾的道路却又如此艰难？

这个问题的回答，说来也是简单的：无产阶级从来没有真正掌握革命的理论武器。应当说，二战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广泛胜利，并不是无产阶级整体作为革命主体的胜利，而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的有效组织的胜利。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队伍，依然没有从反抗的本能，走向革命的自觉。因此，20世纪末21世纪初，好不容易在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中打下的红色江山，瞬间崩溃。崩溃之时，我们甚至看不到有规模的无产阶级的自觉反抗，我们看到的几乎全部是欢呼雀跃。随之而来的便是生产资料的转移、无产阶级队伍的瓦解、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普罗大众无休止的苦难……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要阶级压迫的现实基础还在，阶级反抗的力量就将不断的酝酿、积累。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但是，哪怕是最坚定的革命者，也在这样一个时代显的茫然了——这是一个蒙娜丽莎忽然长出了两撇胡子的时代。艺术家较之革命者是敏感的，也比革命者轻松，当达利笑嘻嘻的画上那两撇胡子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揭示了接下来的时代的特征：解构。革命者是不善于面对这种状况的，革命者哪怕面临刀山火海，也能有无所畏惧者勇往直前，但是，面对一个革命等于开party，斗争等于瞎胡闹的，游行等于狂欢节的时代，革命者迷茫了。资产阶级敌人并没有凶恶的扑过来，而是对革命不理不睬；革命思想的传播不再具有天然的正义性，而是必须服从市场原则……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同盟者忽然都消失了，所谓“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能够联合起同一行业的人，联合同一利益群体的人，似乎已经是很不小的功绩了。然而，这种联合是没有力量的，他们只能诉求压迫者的点滴的施舍。这就是这样一个既不是革命的年代，又不是反革命的年代的悲哀，今天是一个：不革命的年代。

无产阶级作为整体要成为革命的主体，在某些唯心主义者那里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庸俗的人性理论将99%的人污蔑为只懂的吃喝玩乐的群氓，他们认为这99%的人的一次又一次的反抗，不过是今天“没有面包——要面包”的应急反应。那么，无产者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团结的真正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呢？回望历史，我们似乎可以说：曾经的无产阶级起来过。但是，我们又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上的无产阶级的站立，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卓越工作的成绩。那么，我们希冀的那种无产阶级自觉的起来的情况，是否可能呢？我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是如何迈出这第一步呢？

答曰：重建革命话语。

说起来简单，但是，的确如此。丧失革命话语，其实是丧失了另外一种阐释世界的方式，也丧失了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世界只能单一的阐释、单一的理解——无疑，现在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的历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统统都是在一种阐释方式下诞生的，这比现实的压迫来的更为凶猛，为什么呢？倘若世界的阐释是多方面、多维度的，现实的苦难必将在各种对世界的阐释与理解中寻求出路，以求苦难的消灭。但是，如果其余的路全部堵死，那么，现实的苦难就将永存，一个个没有团结起来的无产者，只能在苦难的相互转嫁中度过一生，一切都将被阐释为：风水轮流转、运气、命……而包裹成团的资产阶级就在教育资源、媒体资源……的绝对垄断中，获得阶级地位的不断牢固。无产者想要打破这种“天命”，唯有团结起来斗争，而这种团结的机制，首先开始于革命话语的重建。

由于革命年代的苦难，或者说由那一代狂热的革命者造成的苦难被无限夸大后，人们的确是排斥革命话语的。而革命话语的重建只有两条路：一条曰回去；一条曰开创。回去，就是说革命者应当重拾我们曾经的革命话语，逆潮流而动，重新操起革命话语，并积极运用之。资产阶级及其控制的媒体总是避免曾经的革命话语出现，一旦出现马上冠以“文革余孽”的恶名，然后打击之。这一方面说明资产阶级具有鲜明且敏感的阶级自觉，另一方面则说明他们对革命话语、以及革命话语背后所代表的正义的力量是多么的恐惧。革命者完全不需要理会各种嘲笑与污蔑，坚持以革命话语写作，坚持以革命话语解释历史，坚持以革命话语重建当下阐释。

又何谓“开创”呢？开创从来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神启，而是回望历史、面对当下的新的道路的开辟。革命如此，革命话语亦如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发展，还是解放哲学的新的实践，无不是新的革命话语的重建过程。这当中不可避免的有失败，有误入歧途。但这都不要紧，从大处讲这本来就是一个重建革命话语的时代，从小处讲我们今天的实践也恰恰是参与了大时代的洪流，我们也许也将成为失败者，也许也将成为误入歧途者，但我们依然背负的是伟大的人类解放的潮流。我们将要走的路是新的路，我们将要说的话——或正在说的话是新的话。唯有在这种无所畏惧的，大踏步的前进中，我们的将要说的话，才能是我们实践的凝聚力量。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
没有革命的话语，便没有实践革命的革命者的联合。
踏者前人的血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