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共享一个前提，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依旧是理解我们社会经济困境的起点。然而，为了把握这一困境的特征，我们必须摆脱马克思革命历史主义的最后残余——即便它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基础。这是在历史观上最糟糕的马克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
这个图式是双重地错误的。首先，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构成是以一种结构性失衡为特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对抗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正是这样的对抗推动资本主义走向永恒的自我革新和自我扩张——资本主义的繁荣兴旺是因为它通过遁入未来避开了自身的束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抛弃“理智地”乐观主义的观念，即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今天，我们面对的难题没有任何得到了革命逻辑担保的明确的解决途径。
为了超出这个框架，我们应该关注三个刻画了当今资本主义的特征：从利润转向租金（它有两种主要的形式：基于私人化的“共同知识”的租金，和基于自然资源的租金）的长期趋势；失业者的更加强大的结构性角色（在一份长期的工作中遭受剥削的机会被体验为一种特权）；最后是让-克劳德·米勒（Jean-Claude Milner）所谓的“工薪资产阶级”的新阶级的兴起。[2]
集体知识的指数式增长的冲击带来的生产力增长带来的后果是失业者角色的改变。但资本主义的这种新形式不也为解放提供了一个新的前景吗？这里就蕴含着哈特和内格里的《诸众》（Multitude）的主题，它试图把一个马克思激进化。对这个马克思而言，高度组织的公司资本主义已经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主义”了（资本主义的一种社会主义化，而缺席的所有者正显得越来越多余），因此，只要我们砍掉资本主义名义上的脑袋，我们就会得到社会主义。[3]然而，在哈特和内格里看来，马克思的局限是，他受到了工业劳动的中心化和等级制的组织形式的历史限制，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一般智力”当作一种核心的规划代理。只有在今天，随着“非物质劳动”取得了主导性地位，一种革命的逆转才变得“客观地可能”。这种非物质劳动在两个极点之间延展：从脑力（符号）劳动（观念、编码、文本、程序、图形等等的生产）到情感劳动（那些处理我们身体情感的人：从医生到护婴员和空务人员）。今天，非物质劳动是“主导性的”，正如马克思宣称，大规模工业生产在19世纪的资本主义是主导性，就像一种将整体染上其色调的颜色：不仅是就数量而言，它还扮演着关键的、象征性的和结构性的角色。由此出现的是一个被称为“共同物”的新的广阔领域：共同的知识，交流与合作的新形式等等，它们不再被私人财产的形式所包含。因为在非物质生产中，产品并不是物质对象，而是新的社会或人际关系本身——简言之，非物质生产是完全地生命政治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产物。
这里的讽刺在于，哈特和内格里指的是今天“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者所庆贺的从物质生产到符号生产，从中心主义-等级制逻辑到自组织和多元中心合作逻辑的转变过程。在这里，内格里的确是忠于马克思的：他试图证明马克思是对的，即从长期来看，一般智力的兴起是和资本主义互不相容的。而后现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者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论断：马克思的理论（及实践）本身仍然受到国家调控的等级制的中心化逻辑的局限，因此无法适应新的信息革命的社会效应。这一论断有不错的经验依据：再一次，历史的至高讽刺就是，共产主义解体的原因成为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之正确性的最令人信服的例子（马克思主义把克服资本主义的尝试也纳入了这个辩证法）。共产主义体制毁灭的实际原因是它们无法适应“信息革命”所维系的新的社会逻辑：它们把信息革命引向又一个大规模的、中心化的国家计划目标。所以，悖论在于，哈特和内格里所庆贺的克服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机遇，到了“信息革命”的意识形态者那里，则成了一种新的“无摩擦”的资本主义的兴起。
哈特和内格里的分析共有三大缺陷，它们解释了资本主义何以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念里）一种新的、本应让它变得过时的新的生产组建后幸存下来。他们忽视了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至少是短时间内）成功地把一般智力本身私有化了的程度，也忽视了工人本身，不只是资产阶级，变得过剩的程度（越来越多数量的工人不仅是暂时地，而且是结构性地无法就业了）。从而，即便资产阶级原则上正逐渐地变得无用，我们也应该用如下的问题来描述这个论断：对谁而言显得无用？。对资本主义本身而言。也就是说，如果旧的资本主义理想地包含了一位把（他自己或借来的）钱投资到他所组织并运行的生产当中，继而获取利润的企业家的话，那么，一种新的理想类型正在今天出现：不再是拥有公司的企业家，而是专业经理（或由一个CEO领导的管理委员会），经营着属于银行（它同样是由不拥有银行的管理者经营的）或分散的投资者的公司。在资本主义的这种没有资产阶级的新的理想类型中，变得无用的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工薪管理阶级而重新变得有用了：新的资产阶级本身就领取工资，即便其成员拥有公司的一部分，他们赚取的股票也是其工作报酬的一部分（其“成功”管理的“奖金”）。
这种新的资产阶级依旧享有剩余价值，虽然它是以米勒所谓的“剩余工资”的（神秘化的）形式出现的：一般来说，其成员的所得要高于无产阶级的“最低工资”（一个想象的，通常是神秘的指涉点，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中，其真实的案例就是中国或印尼的血汗工厂里工人的工资），而恰恰是这种与普通无产阶级的差异，这样的区分，决定了他们的地位。所以，古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趋于消失：资本家重现为工薪劳动者的一个子集，是能够凭自己的能力来赚钱的经理（这就是为什么，伪科学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它把收入的不平等合法化了）。赚取剩余工资的工人范畴并不局限于经理：它还包括各种的专家、管理员、公务员、医生、律师、记者、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他们获取的剩余体现为两种形式：更多的金钱（对经理等等而言），和更少的劳动，即更多的自由时间（对某些知识分子，同样也对国家行政人员等等而言）。让某些工人有资格获取剩余工资的评估程序当然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的一种任意机制，和实际的能力没有严格的关联——或者，用米勒的话说，剩余工资是政治地，而非经济地必要的：出于社会稳定的目的而维护“中产阶级”。社会等级的任意性并不是一种失误，而是全部的关键所在，因为评估的任意性发挥着一种类似于市场成功的任意性的作用。换言之，暴力一触即发的时刻并不是社会空间中有太多偶然性的时刻，而是一个人试图消灭偶然性的时候。
这里就存在着今日中国面临的困境：邓进行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引入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因为他们会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但如今，中国的领导人痛苦地意识到，没有一种稳定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依赖于资产阶级的存在）的资本主义产生了持久的不稳定性。那么，中国要走什么道路？更一般地，这也可以说是（曾经的）共产主义者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的最高效的经理的原因：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历史憎恶完美地符合了今天的资本主义走向一种没有资产阶级的管理资本主义的趋势——在两个情形中，就像斯大林很久前所说的，“干部决定一切”。[4]
这个剩余工资的概念同样为持续的“反资本主义”示威提供了新的解释。在危机的时代，“紧缩开支”的显而易见的对象是底层的工薪资产阶级：既然他们的剩余工资并不发挥固有的经济作用，阻止他们加入无产阶级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他们进行政治示威的权力。虽然他们的示威名义上指向了市场的野蛮逻辑，但事实上，他们抗议的是自身（政治）经济特权地位遭受的逐渐侵蚀。安·兰德（Ayn Rand）在《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里幻想过举行罢工的（“创造性”的）资本家——这样的幻想不是在今天的罢工中得到了倒错的实现吗：这些罢工通常是害怕丧失其特权（其相对于最低工资的剩余）的“工薪资产阶级”举行的？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示威，而是抗议自己有可能被降低为无产阶级的示威。换言之，当拥有一份长久的工作本身已变成一种特权的时候，谁还敢示威？不是（尚存的）纺织厂里的低薪工人，而是那些拥有被保障的工作、享受特权的劳动者（绝大多数是公务员：警察和其他执法人员，教师，大众交通的工作者等等）。这也解释了学生示威的新浪潮：可以论证的是，他们的动机是害怕高等教育将不再为他们往后的生活确保剩余工资。
当然，示威的伟大复苏，从阿拉伯之春到西欧，从占领华尔街到中国，从西班牙到希腊，不应该被简单地摒弃为工薪资产阶级的反叛。它蕴含着一种更为激进的潜能，要求具体的、个例的分析。例如，在英国，反对大学改革的学生抗议明显不同于2011年8月的英国暴乱，后者是一场消费主义的破坏狂欢，是被排斥者的真正爆发。至于埃及的起义，我们可以论证它开始的时候的确是工薪资产阶级的反叛（毕业的年轻人抗议前途的缺失），但它很快就变成了反对一个压迫性政权的大规模示威的一部分。但示威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了贫穷的工人和农民？伊斯兰教徒赢得选举难道没有表明，原始的世俗抗议具有狭隘的社会基础吗？在这里，希腊是一个特殊的情形：近几十年来，由于欧盟的金融援助和贷款，一个新的工薪资产阶级被创造了出来（尤其是在过度庞大的国家行政管理当中），而示威很大程度上是对丧失特权的危险的一个回应。
底层的工薪资产阶级的这种无产阶级化伴随着相反方向上的一种过度：高层经理与银行家的非理性的高额酬金。这样的酬金在经济上是非理性的，因为正如研究者已经证明的，在美国，它开始趋向于和企业的成功成反比。[5]与其加以说教式的批判，我们更应该把这些趋势解读为一个指示，即资本主义体系自身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具有自我调控式稳定的内在层面；换言之，体系的回路即将失控。
马克思主义-黑格尔有关整体性的传统观念在这里归位了：从整体上把握持续的经济危机，而不要被其局部的方面所遮蔽，是至关重要的。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第一步是关注那些作为当下的经济困境之症兆而突显出来的独一时刻。例如，每个人都知道，针对希腊的“援助计划”不会奏效，但新的援助计划仍要作为“我很清楚，但是…..”逻辑的怪异案例，而一遍又一遍地强加给希腊。两个有关希腊危机的主流故事在大众媒体上流传：德国-欧洲的故事（不负责任的、懒惰的、胡乱挥霍的、偷税漏税的希腊人必须被控制起来并接受财政约束的教育）和希腊的故事（他们的国家主权受到了布鲁塞尔的新自由主义的专家管理的威胁）。[6]当忽视普通希腊人的困境变得不可能的时候，第三个故事出现了：希腊人被不断地呈现为需要帮助的人道主义受难者，仿佛某种自然灾害或战争击垮了这个国家。但三个故事都是虚假的：第三个可以说是最令人厌恶的：它掩盖了希腊人并非被动的受难者的事实；他们正在回击，他们同欧洲的经济建制开战，而他们需要的是斗争中的团结，因为这也是我们的斗争。希腊不是一个例外；它是对一个带有普遍断言的新社会经济模式的强加进行检验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去政治的专家管理的模式中，银行家和其他专家被允许压制民主。
想象一部反乌托邦电影中的一个场景，描绘的是我们在不久之未来的社会：普通人带着一个特殊的口哨走在大街上；一旦他们看见可疑的事情，例如一个移民，或一个流浪汉，他们就吹响口哨，而一个特殊的警卫会跑来粗野地对待入侵者……这个看似廉价的好莱坞虚构片里的场景正是今日希腊的现实。法西斯主义金色黎明党运动的成员在雅典的大街上分发口哨：当有人看见一个可疑的外国人时，他就要吹响口哨，而沿街巡逻的金色黎明党的特殊警卫会过来检查可疑分子。这就是我们如何在2012年春保卫欧洲的。但这些反移民的义务警员还不是主要的威胁；他们只是伴随着真正威胁的附加伤害，真正的威胁是将希腊拖入这样一个困境当中的紧缩政策。
我们体制化民主的批评者往往抱怨选举通常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选择。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得到的是右倾政党和左倾政党之间的选择，它们的大纲事实上是不可区分的。在本文写作的时候，定于2012年6月17日举行的希腊选举提供了一个真正的选择：建制（新民主党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和激进左翼联盟之间的选择。并且，和通常的情形一样，这种真正选择的时刻让建制陷入了惊慌，迫使它们幻变出社会动荡、贫困和暴力的图像，如果选民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的话。激进左翼联盟胜利的纯粹可能性已经通过市场向全世界散播了恐惧的涟漪，并且，再一次和通常的情形一样，意识形态的拟人法达到了顶峰：市场开始像一个活人一样说话，表达他们的“忧虑”，即如果选举无法产生一个授权继续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财政紧缩和结构改革的计划的政府，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希腊的普通人可没有时间担忧这样的前景；他们现在已经够忙的了，他们的生活正悲惨到近几十年来欧洲从未见过的地步。当然，这样的困境往往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引发惊恐并因此导致了它们所警示的灾难。
在《走向一种文化定义的笔记》（Notes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Culture）里，伟大的保守派T.S.艾略特评论道，有时候，唯一的选择是异端和无信仰之间的选择，保存一个宗教的唯一方法是在它的躯体上制造一种宗派的分裂。这也是我们今天对待欧洲的立场。只有一种新的“异端”（此刻以激进左翼联盟为代表）才能拯救欧洲遗产中值得拯救的东西：民主，对人民的信任，平等主义的团结…… 欧洲将会胜利，如果激进左翼联盟运用策略获胜了；那样的欧洲是一个“具有亚洲价值的欧洲”（当然和亚洲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和当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紧密相关，即当今资本主义悬置民主的趋势）。
因此，希腊是欧洲的独一的普遍性：是塑造当下的历史趋势最纯粹地显现出来的节点。这就是为什么，引用瓦格纳《帕西法尔》（Parsifal）的最后一幕，我们应该拯救拯救者。我们不仅要把希腊从它的拯救者（以约瑟夫·门格勒的风格检验其“紧缩措施”的欧洲财团）手中拯救出来，还要把欧洲自身从它的拯救者手中拯救出来：推销紧缩政策之苦药的新自由主义者和反移民的民粹主义者。然而，这个观点存在着某种问题：事实上，它恰恰是欧洲左翼自由主义的傻瓜原型（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具有社会意识的文化知识分子）对今日欧洲之问题的回应。作为一个政治正确的反种族主义者，他当然会坚持认为，他拒绝反移民的民粹主义：危险来自内部，而不是伊斯兰。他说，今天的欧洲面临两大威胁：民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面对这种双重的威胁，我们必须恢复社会团结，文化多元主义的宽容，文化发展的物质条件等等。但如何做到呢？在这里，主要的、愚蠢的观点包括回归真正的福利社会：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政党，它能够回归在新自由主义的压力下抛弃的昔日的美好原则；我们需要调控银行并控制财政过度，确保免费的全民医保和教育，等等。这有什么问题？到处都是问题。这样的一种途径是严格意义上的唯心主义的，也就是说，它把其理想化的意识形态增补和现存的僵局对立起来。回想一下马克思对柏拉图《理想国》的评论：问题不是它“太过乌托邦”，而是相反的，它保留了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理想图像。加以必要的修正，我们不应该把福利社会的持续崩溃解读为对一个高尚理念的背叛，而是解读为一种失败，它让我们能够回溯性地察觉福利社会概念的致命缺陷。教训就是，如果我们想要拯救概念的解放性内核，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改变语域并重新思考其最基本的内涵（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资本主义的长期可行性）。
今天，我们受到了不尽其数的、要把资本主义人性化的尝试的轰炸，从生态资本主义到基本收入的资本主义。这些尝试背后的推论是这样的：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生产财富的最好方式；同时，我们必须承认，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进程本身必定导致剥削，导致自然资源的毁灭、大众的苦难、不公、战争等等。所以，我们的目的应该是维持以利润为指向的再生产的基本的资本主义矩阵，但要引导、控制它，使之服务于全面福利和正义的更大的目标。因此，我们应该在其自身固有的运作上放任资本主义的野兽，并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市场有它自身的、理应得到尊重的要求，任何对市场机制的直接扰乱都会导致灾难——我们所能希望的一切是驯服野兽……但所有这些尝试，虽然意图不错，就像它们通常努力把功利的现实主义和对正义的有原则的献身统一起来那样，但迟早会遭遇两个维度之间对抗的实在界：资本主义野兽一再地逃脱仁慈的社会调控。因此，在某一时刻，我们会被迫提出一个致命的问题：玩弄资本主义的野兽真地是世间唯一可以想象的游戏吗？如果资本主义虽然高产，但我们为其持续运作付出的代价已经变得太过昂贵了呢？如果我们回避这个问题并继续把资本主义人性化，那么，我们只会助长我们试图颠倒的进程。这一进程的符号无处不在，包括沃尔玛的兴起，沃尔玛是一种以底层阶级为对象的消费主义之新形式的表征：
不同于通过某种发明来创造完全崭新之部门的一流的大企业（例如发明电灯泡的爱迪生公司，发明Windows软件的微软公司，发明iPod/iPhone/iTunes系列的苹果公司），也不同于其他注重建立特定商标的公司（例如可口可乐或万宝路），沃尔玛做了某种之前没人想过的事。它把一种新的廉价意识形态打包成一个商标，用来吸引财政紧张的美国工人阶级和底层阶级。当它结合了对工会的强烈排斥后，它成为了一个保持低价的壁垒，并赋予了长期受难的工人阶级消费者一种满足感，即他们也享受了对其购物篮里商品的（几乎被人遗忘的）生产者的剥削。[7]
但关键的特征在于，持续的经济危机不是关于胡乱挥霍、贪婪、无效的银行调控等等的事情的。一个经济圈行将终结，一个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圈，瓦鲁法克斯（Varoufakis）所谓的“全球的弥诺陶洛斯（牛头怪）”正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怪物一般的机器，它从八十年代早期到2008年一直运转着世界经济。[8]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不只是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时代；尼克松抛弃美元的金本位制的决定暗示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基本运作发生了更加根本的变化。到了六十年代末，美国经济再也不能继续回收它在欧洲和亚洲的顺差了：它的顺差变成了赤字。1971年，美国政府用一个鲁莽的战略举措来回应这样的衰落。不是处理国家迅速增长的赤字，相反地，它决定增加赤字。那么，谁又为此买单？余下的世界！如何做到？通过资本的永久转移，让资本跨越两个大洋不断地注入，填补美国的赤字。由此，美国的赤字开始
像一台巨大的真空吸尘器一样运行，吸收其他民族的剩余商品和资本。而那样的“方法”是这个星球上可以想象的最严重的失衡的象征……它无论如何的确产生了某种类似于全球平衡的东西；一个急剧地加快金融和贸易的不对称流动的国际体系能够呈现稳定和稳定增长的假象……受到这些赤字的驱动，世界主要的剩余经济（例如德国、日本和后来的中国）一直在制造大量的商品，而美国吸收它们。这些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的利润约有百分之七十转入了美国，以资本的形式流向了华尔街。那么，华尔街又做了什么？它把这些资本重新注入直接的投资、股份、新的金融工具、新旧形式的借贷等等。[9]
虽然艾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关于今日全球秩序的看法是明显片面的，但其真相的时刻仍然不容忽视：美国是一个没落的帝国。[10]其不断增长的消极的贸易平衡证明，它是一个从不生产的掠夺者。它不得不每天从其他国家吸收十亿美元的注入来为自身的消费买单，因此，它是保持世界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凯恩斯式的消费者。（看似在今天占据了主导的反凯恩斯经济意识形态不过如此！）这种注入，事实上类似于古代向罗马支付的十一税（或类似于古希腊人向弥诺陶洛斯进贡的礼物），依赖于一个复杂的经济机制：人们“相信”美国是一个安全、稳定的中心，因此，其他所有国家，从盛产石油的阿拉伯到西欧和日本，甚至现在的中国，都把剩余的利润投资到美国。由于这样的信任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和军事的信任，而不是经济的信任，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替自身的帝国角色辩护——它需要一种永久的战争状态，因此有了“反恐战争”，美国把自己呈现为其他“正常”（而非“流氓”）国家的普遍保护伞。所以，整个世界倾向于成为一个普遍的斯巴达，它的三个阶层如今显现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1）美国作为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的权力；（2）欧洲，以及亚洲和拉美的部分地区作为工业—制造领域（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世界的主要出口国家，加上正在崛起的中国）；（3）余下的不发达国家，今天的奴隶。换言之，全球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种走向寡头政治的新的一般趋势，它在“文化多样性”的庆贺下得到了掩饰：平等和普世，随同真正的政治原则，正在不断地消失。然而，这个新斯巴达的世界体系还没有完全地建立起来，就已经开始崩溃了。和1945年的形势不同，世界不需要美国；恰恰是美国需要余下的世界。
以这个巨大的阴影为背景，欧洲的斗争（德国领导人对希腊动怒，不愿地把数百万资产投入黑洞；希腊领导人可怜地坚持他们的主权并把来自布鲁塞尔的压力比作二战期间德国的占领）只能显得琐碎而好笑。
注释
[1] Karl Marx, “Preface to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1859), Selected Writings, ed. Lawrence H. Simon,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4, p. 211. 译文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林、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33页。
[2] Jean-Claude Milner, Clartés de tout, Pairs: Verdier 2011.
[3]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Penguin 2004.
[4] 一个有趣的差别正在今天的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出现：在俄罗斯，大学教师是可笑的低收入者；他们事实上已经加入无产阶级。而在中国，他们舒舒服服地享受着剩余工资，剩余工资就是确保他们听话的手段。
[5] 的确，这种高额酬金的部分代价是经理不得不全天24小时在职，因而生活在一种永久的紧急状态当中。
[6] 雅克·拉康的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论断是，即便一个嫉妒的丈夫宣称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得到了证实，他的嫉妒仍然是病态的。沿着相同的思路，我们可以说，即便纳粹有关犹太人的宣称是正确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他们的反犹主义仍然会是（曾经是）病态的，因为它压抑了纳粹要求反犹主义的真正原因，即维持其意识形态的地位。宣称希腊人是懒惰的同样如此：即便希腊人真地懒惰，这样的指控也是虚假的，因为它模糊了驱使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为“懒惰”的希腊人提供财政支持的复杂的全球经济体制。
[7] “The Global Minotaur: An Interview with Yanis Varoufakis,” available at nakedcapitalism.com.
[8] Yanis Varoufakis, The Global Minotaur, London: Zed Books 2011.
[9] “The Global Minotaur: An Interview with Yanis Varoufakis,” available at nakedcapitalism.com.
[10] Emmanuel Todd, After the Empire, London: Constable 2004.
- 译自Slavoj Žižek,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12, pp. 7-18.
- 转自：豆瓣齐泽克研究
- 原文链接：http://site.douban.com/widget/notes/10593593/note/237938207/）
- 作者：[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 翻译：白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