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Ultramarines

中国曾经有一个大独裁者，名叫蒋介石。他代表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在中国的许多地区进行过二十多年的独裁统治，最后终于卷起铺盖滚了蛋。然而，他这座庙虽然小，刮起的妖风却大。比方说，他有一件杀手锏，叫做画地图。凡是地球上，甚或地球之外勉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尽管历史上从来不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权的领土，也从来不该是中国任何一个政权的领土，而且也不曾被他那个政权所占据，都可以被他划进他“中华民国”的版图，作为中国共产党“丧失领土”的证据。蒋介石画地图的能力，远远超过了哪怕是膀胱最大的小孩子在床单上画地图的能力，直到他死后若干年的今天，他所画的地图，还被一些愚昧无知的人信仰者，还被他蒋介石死而不僵的孝子贤孙，徒子徒孙，不肖子孙们利用着。

钓鱼岛也引起了一阵地图亢奋。

钓鱼岛是一个小岛，离中国比离日本近些，周围的海底有若干矿产，可以掘出来使用。中国有许多古书，石碑，故事一类的资料，还有外国来的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岛是中国领土。日本只有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却绝不松口。于是两国都没有采取什么像样的行动，天天在岛的周围转来转去。more

但是，这个小岛的主权问题在国内却引起了很大的反应，还导致了打砸抢。从表面看，主要有两个原因，日本政府要求钓鱼岛的主权，中国政府没有出兵去攻打钓鱼岛。

可是日本政府就是一个景阳冈上的小流氓，咱们不可能靠游行逼迫他。中国政府没什么更好的事情可干，钓鱼岛上只是时不时有几个日本人，去攻打的话，最大的可能性是毫不费力地占领了一个空岛。钓鱼岛问题本身，如果不和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争霸派的需要以及它的反动统治配合起来，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也根本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这些游行的实际作用不在于推翻日本政府，也不在于逼迫中国政府攻打日本，抵制日货。因为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中要争霸的还惹不起美国，要投降的更不会去惹美国。游行者自己也知道，这两句常用的口号根本实现不了。

游行的真正意义在于，中国资本主义的无数矛盾，越来越发展。中国的许多自觉不自觉的人们，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下层越来越发现，中国的两个资产阶级不愿意根本解决这些矛盾，而且就是矛盾本身。于是，他们中自觉的人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很多不自觉的，受蒙蔽的人就把“民族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当成了唯一的出路，希望中国变成第二个美国，到时候每人发两个白奴，快活上几百年，之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们期盼着一场对外“强硬”的狂欢。而因为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中的争霸派和投降派现在既没有完蛋，满足觉悟的群众，也没有“强硬”满足受蒙蔽的群众，受蒙蔽的这部分群众的民族主义狂欢梦想破灭了，他们希望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大败日本，看到日货落价，至少精神上做一下“大国崛起”的梦，尽管就算中国资本主义打赢了日本，他们得到的也就是一点残羹。他们是“亮剑”培养起来的一代人，他们对战争的概念仅仅就是一个晃眼的显像管和两个轰轰作响的电视喇叭，他们不知道，争霸战争中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就是他们自己。但是现实处处使他们失望，他们只有在资产阶级争霸派的引导下，做这种迷梦。

然而这场狂欢还是没有来。如果与中国争岛的是美国，那么这次大概就不会有游行。可惜日本是中国资产阶级争霸派钦定的“民族”公敌，美国也很配合，允许中国的资产阶级每次受了它的欺负，就打一下他养的狗———日本泄愤。于是就有了游行。所以，就上演了一次规模比较小的民族主义狂欢。国内的矛盾好比锅下的火，烧得厉害，可又不能扑灭，因为这把火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这堆柴点起来的。锅里却还没有放进争霸派许诺的美国，也没有投降派许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即使是把马克思主义者下了锅，锅本身也没有准备好煮他们，电线杆的数目还很不够，日本人怎么请也不来入瓮，眼看锅里的水要干，锅要烧漏了，只好扬汤止沸，拿勺子搅搅，就叫做游行。游行的人们这一次通过游行发泄了自己的失望，但是，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失望远远不止一个小岛，他们的失望要发展起来，要跃出“反日”的范围，要成为政治性的运动。

在这次“反日”浪潮中。获益最大的是资产阶级争霸派，还有台湾的资产阶级代表的中国民间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争霸派要造成一种“投降派丧权辱国（正确），争霸派代表民族复兴（错误，他们代表希特勒，墨索里尼，从来就没有一个民族的奴隶和奴隶主一起复兴，主子还是主子，奴才还是奴才）”的印象。要造成一种“不问姓社姓资，日本人生而有罪，大家一起来‘复兴’，‘一致对外’的印象。他们有大批的吹鼓手可以讲这一套的东西，他们也可以或多或少地把受蒙蔽群众中的一部分抓到自己手里。

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要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争夺剥削的权利，争夺政权。他们要利用这次的游行树立自己的形象，然而他们还不大具有批准和禁止游行的权利，倒是他们中的那个特殊分子马英九跳了出来，赚回了一点面子。台湾省军队根本打不过日本，台湾的资本主义也不会再有什么大起色，只能作作秀。但派几艘船去喷喷水，却颇能蒙蔽大陆的一些人。中国的民间资产阶级，与新老国民党（如果真有什么新国民党的话）都没有什么大矛盾，马英九这伙人，实际上还是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不过是把用军事力量将“三民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变为洗脑罢了。中国民间资产阶级的水平，并不超过旧三民主义或是《中国之命运》，将来和小马公开合流，颇有可能。

参加游行的人们中，可能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自觉群众。也有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争霸上的人，有因为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逢日必反的人，这些人要经过长期社会现实的教育，要经过长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才会认识到，争霸和投降都是死路，才会把反对抽象的“日本”变为反对资产阶级。

这次游行中，出现了打砸抢，也出现了毛主席的像。群众运动中的暴力，是一个客观现象。问题在于要分清是什么样的暴力，是革命的暴力，还是反革命的暴力，要弄明白这种暴力是名义上和实质上都反对资产阶级的，还是流氓无产者式的，纯粹以发泄和抢劫为目的的，还是资产阶级雇佣，指使的打手，为破坏革命的运动，损害革命的声誉制造的。这次的运动，没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参加的人成分极其复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起领导作用，砸掉几个出售日货的商店，对于打击真正掌权的资产阶级，是没有作用的。应当教育群众，使受蒙蔽的群众清醒过来，将斗争的矛头逐渐指向资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干扰和破坏，要揭露他们的这种卑鄙行径，用革命的暴力对付反革命的暴力，资产阶级为夺权在做准备，我们也应当有所准备。

举起毛主席像的人，也分为几种。自觉的人们举起毛主席像，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要不仅推翻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要推翻日本的资产阶级，也要推翻美国的资产阶级，也要推翻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的统治。另一些人举起毛主席像，是因为模模糊糊地听说，毛主席过去敢于打仗，很厉害，今天要是中国的资产阶级也这么厉害，就可以变成美国了。这些人里，有的是相信什么大跃进饿死3000万的，也有2000万的，也有5000万的，他们就因为相信了这些谎话，所以只在想打仗的时候才举起毛主席像，其它时候往往要说什么懂军事不懂经济，晚年糊涂了一类鹦鹉学舌的话，他们非摆脱了谎言的束缚，不能够拿得稳毛主席的像，不能够举得起毛主席的像，不然人家大喇叭里红口白牙地一叫什么三千万，他们的心里又要突突跳，觉得自己对于“老干部”，和他们的儿子孙子小干部们有罪，应当给人家当牛做马了。第三种人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们把第二种人完全当成傻瓜蛋玩弄，这第三种人就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官僚资产阶级的争霸派，3000万一类话，是他们和民间资产阶级，和其狗头军师们一起搞出来，又特别加以允许的，他们最恨，最怕毛泽东思想，最恨，最怕马克思主义，可是，这就注定了他们很怕群众。他们最怕群众觉悟，最怕群众革命，因为他们杀人再疯狂，杀不尽革命的群众。所以，每当他们的画皮开始腐烂的时候，他们就要逃跑到毛主席像的后头躲起来，避开群众的眼睛，再去梳妆打扮一番，因为镇压已经救不了他们，他们非靠着欺骗，不能苟延残喘下去了。

民族主义，曾经是历史上的进步思潮，但它总是被资产阶级所利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后，民族主义完全过时了。现在叫喊所谓中华民族优越的人应当回头看一看日本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看一看历史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看一看现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想一想自己和他们究竟有什么区别，想一想问题究竟处在什么地方。

历史上有许多已经完全灭亡了的民族，当初都曾经相信自己的民族是最优越的，负有特殊的使命，注定要永远存在下去，可是他们一样灭亡了。如果我们的民族主义者们不幸即刻灵魂出窍，居然穿越到了索马里，列支敦士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位青年的身体里，从此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一位当地的青年，或者居然不幸变成了日本人，那么他还是他，可是他是否从此就应当认为自己低劣？

一般群众中的民族主义，除了在被利用的时候，是不能独立掀起太多风浪的。利用他们的人，就是准备把自己的伪装从“社会主义”换成“民族精英”，从已经骗不了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变为”民族先锋队“（这两个口号过去一起出现时，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但现在已经完全分离了，大概只有在工人造成威胁时，第一个才会再拿出来）的官僚资本和一部分民间资本。也就是一个从代表“民族”中骗取正当性的法西斯党，希望用16亿人口去完成德国法西斯用7500万人口没有完成的争霸，而取代美国。所谓民族精英，自然可以具有一点世袭性了，因为所谓精英，离不开血统论，到时候他们的资产阶级家天下，也就“名正言顺”了。这种所谓“模式”，也是当前最大的危险，因为就像你所正确地指出的，完成一点替底层群众索取残羹冷炙的工作，也就是做做“慈善”，当然不是借慈善的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加上狂热的，有着宣传机器支持的民族情绪，就可以对群众起到极大的欺骗作用。如果中国分裂，陷入军阀混战，当然是痛苦的，但是群众自然会起而反抗，可是在有口饭吃，还自认为是优等民族的法西斯资产阶级专政底下，人们却更不容易认识到这个专政的本质。从这个角度上说，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不过是控制群众，愚弄群众的两条路子，不过是一条粗浅些（还要诉诸资本主义应该消灭的传统“民族”关系），另一条精致些罢了。

现在官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争夺政权，他们中由官僚资本主导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帝国主义争霸路线和由民间资本中一些人主导的殖民地路线，也正在斗争。如果这两个资本发生一场战争，那倒创造出了人们“熟悉”，至少是从书本里熟悉的革命条件。如果殖民地派夺取政权，搞得民不聊生，并且大抓大杀马克思主义者，重演四一二，那也是书本里写过的事情。虽然人头要落地，但是水深火热之中的群众倒容易识破这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欺骗，倒避免了最危险的醉生梦死。

真正危险的，是这两个资产阶级达成了妥协，或是他们中的争霸路线获胜，创造出上面说到的，具有极强欺骗性的法西斯政权，甚至制造出一个有完全美国式选举的政权。在这种政权下，他们可以蒙蔽大多数人，只镇压够分量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干脆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不同的声音”之一，以凸显其“民主”“宽容”，使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活动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变成资产阶级政权的泄压阀，把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变成一个“慈善”机构，或是自己扶持几个修正主义的社民党，夹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最坏的情况，但现在的社会，已经具有这种社会的雏形，应当拿出一套在这种情况下活动的办法。借口镇压机器强大，社会主义遥遥无期，群众觉悟低，就不工作的人很多。要开展工作，就要有一个党，不按照现在中国的具体情况和将来可能的发展，把党建设好，是不能有效的斗争的。

资产阶级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市民社会里建立起来的小团体，除非有外部杀头的压力，不容易维持。这里涉及到在现在比较稳固的资产阶级秩序下的组织形态问题。

乌有之乡最近遭到了打击，我盼望着其中一些真诚的人醒悟过来，把眼光转向国内，反对官僚资产阶级，不要寄希望于所谓好皇帝的健康力量。这件事情，对他们和许多寄希望于奉旨革命的人，都是一次教育。官僚资本没有安抚他们，反而打击他们，对于他们自己是不利的，对于我们和乌有中的理论水平不高，受蒙蔽的人们是有利的。非理性主义不一定要变成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在即使是最标榜“民主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常常保留一点，恰如在停电时，或是需要浪漫的场合，可以点一点蜡烛。因为资产阶级那套“理论”常常会磨破，这时候为了不露出裤衩，是需要打补丁的，以防止绝望的人们从这个破洞洞里掉出去。

现在有些人，对于马克思主义，似乎理论上讲得很明白，其实不过是会走路的书目，时不时引用几句原文，还用不到好处，无非是用来为自己的早产论，社会民主主义辩护，只好像是最不高明的算命先生，时不时引用几句黄历。一到现实问题，一到实践问题，就又拿出那几种错误看法和悲观情绪。他们有的是不要理论，一味去做“社会实践”的人，还有惶惶不可终日，垂头丧气，什么都不愿做的人。革命是一个运动，重视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不断实践，不怕犯错误，认真总结，吸取教训，才是重要的。热心人士希望新的社会能被快递员送上门来，身上还插着叉子，自带着番茄酱，还把自己切好，送进他们口中，完事了还能自动擦嘴，那是办不到的。

现在许多人，愿意吹嘘什么人家将来要把他挂上电线杆，但也只是说说而已。要是真有这么一天，大概他们还是像现在一样理论斗争，宣传斗争，军事斗争都没有准备，群众不支持他们，自己内部也派别林立，更不知道井冈山在哪个省份，大概还真要被刮起来风干了。必须要对这些人加以应有的训练。

现在生产力决定论者很多，不少人举起这块盾牌，来护住自己的早产论，护住自己的无所作为和对资本主义的妥协，护住自己的社会主义遥遥无期论，一定要把他们这块盾牌拿下来，才能真正帮助他们。现在的形势，并不像读惯了中国和世界革命历史的热血青年所想象的那样，有许多仗要打，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也没有做好听枪响，挨枪打的准备，他们还是以一种童话似的，浪漫主义的情绪来想象革命，想象斗争，而不知道他们现在就是处在地下斗争当中，就是处在革命低潮的年代，应当以不懈而不是冒进的工作，来促进客观条件的变化，来争取群众，争取革命运动的高涨。这些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条件下怎么办的问题。

少年中国评论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一种流行的错误思想。“批评者会提出说，即使不培养下一代，革命者也自然会涌现出来，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革命就不会断绝。” 当然，从大的历史尺度来说，的确如此。这其实不过就是遥遥无期论罢了，也就是不敢革命，没有信心革命，是对革命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但是现在很流行。提出组织问题，就是提出了继续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对革命有益的，但是提组织问题，还要提的正确，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一味等待井冈山，然后突然冒出一个强大的党，他好参加进去。应当一点一点地做工作，使得组织壮大，在人身上和思想上，也就是宣传上深入到群众当中，这个工作将是长期的，艰苦的，但是没有这个工作，就没有强大的党，也就不会有那个井冈山。

在这种社会下，应当搞好组织，理论，宣传的工作，靠着普遍地组织，研究好理论，用来通过媒体，通过深入到劳动人民中去，指导好斗争，再进一步研究理论，推动实践。现代人形成世界观，主要靠媒体，因为他的自然感官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他只能吸收一定量的媒体信息，所以实际上媒体决定一个人知道什么信息。甚至教育也变成媒体的一种。没有媒体，就没有宣传，在这方面，要有我们自己的人才，并且要将他们组织起来使用，为革命的宣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