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篇小说《那儿》起，曹征路进入到文学论争的聚光灯下，以后他的多篇小说都引起关注。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曹征路的文学意义才逐渐显现出来，当我读到他的长篇小说新作《问苍茫》时，我对这一点体会尤其深刻。我以为，此刻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讨论《问苍茫》这部小说以及曹征路的文学意义。我的看法是，《问苍茫》是新世纪的《子夜》，而曹征路的文学意义则在于，他是当代中国的“小林多喜二”。

（一）

为什么说《问苍茫》是新世纪的《子夜》呢？

茅盾的《子夜》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社会正在进行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中国社会急剧动荡，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大革命的失败让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产生了极大的困惑，现实逼迫着不同阶级不同政党的人都要分辨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只有把中国社会性质搞清楚了，才能确定中华民族的发展前途。中国共产党内的“托派”以及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引领革命的前程。而党内的革命派认清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分析社会各阶级状况，逐渐酝酿成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指出了资本主义不是中国的前途，资产阶级不是拯救中国的救星。茅盾也在思考这一重大的社会问题，他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指导分析社会，创作了长篇小说《子夜》。茅盾是以小说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他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命运为主线，重点讲述了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揭示了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先天性的弱点，说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必须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

曹征路写作《问苍茫》的当下语境，也是一个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充满疑惑和分歧的语境。毫无疑问，新世纪的中国以一个崛起中国的形象引起世界的瞩目，我们坐在飞奔的现代化列车上，体会着一再提速成的惊喜。我们为国家的强盛而骄傲，津津乐道于各种证明国家经济实力的数据在国际排行榜上飚升。这一切都缘于上个世纪末开始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带来中国经济、观念、文化乃至政治的巨大变化，而这种巨大变化自然就包含着一个重新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人们在观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位日本学者就认为，中国现在挂的是社会主义的“羊头”，卖的却是资本主义的“狗肉”，在这位日本学者的眼里，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正在向经济的每个角落渗透，其社会性质更接近于“原始资本主义”。这种观点在国内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有的人更是不满足于以挂“羊头”的方式卖“狗肉”，提出要让资本主义合理化和合法化，要在资本主义化方面走得更加彻底。曹征路作为一名有着强烈现实精神和社会使命感的作家，不会不正视到这一关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就像当年的茅盾一样，要以小说的方式做出他的回答。《问苍茫》堪称新世纪的《子夜》，就在于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揭示了中国当代社会在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活动的推动下不同阶层的现状和矛盾。与《子夜》所不同的是，曹征路并没有像茅盾那样依据一种理论对现实作出了明确的判断，他的态度如同他的小说标题所示，是以一种发问的方式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也许今天我们更需要曹征路的方式而不是茅盾的方式。因为今天社会的复杂程度大大超过我们的想象，这种复杂性还没有一种现成的理论能够解释清楚。从另一方面说，这大概说明了中国人民正在以其创造性的实践丰富和发展着人类文明。然而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不能再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现在需要理清社会现状，认真思索中国的道路将怎样延伸的问题。

《问苍茫》首先抓住了复杂现状的关键，这就是中国当代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或台资企业，老板，经理，股东……在经济至上的时代，这些词汇混身上下都散发出光芒，显得趾高气扬。也正是这些词汇使得人们对社会性质心生疑窦，而这些词汇背后的主体也携带着这些词汇的能量企图来左右中国前进的方向。曹征路非常真实客观地写出了“资本主义”因素迫切希望将中国社会的性质确定在“资本主义”上的现实场景。投机者马明阳感叹道：“中国劳力市场乱就乱在没有一个伦理规范”，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抱怨目前中国还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的领导地位。但他们又对资本的力量充满信心，认为“资本趋利避害天经地义”，因此他们深信“中国才是真正的投资天堂”，连曾在国有企业做过书记的常来临也从他们的言谈中明白了他们的愿望就是“中国在救资本主义”。应该说，一些人把拯救资本主义的希望放在中国有其现实的合理性。曹征路在小说中通过各色人物展示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因素的一时放纵给了马明阳这样的投机者无限的商机，他的嗅觉极灵，不放过任何一点腥味，而他唯一的本事就是利用秩序的不健全，将投机发挥到极致，这样的无赖却被推崇为“企业界的又一颗新星”。文念祖完全是这个时代的特殊农民，正是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他才会靠出租土地发财致富，成为先进经济的代表。而在深圳不费劲就赚到了钱的台资老板陈太还在不断地抱怨政府对她不公平，抱怨政策变来变去。更让人震惊的是，像赵学尧这样的知识分子、何子纲这样的国家公务员，也心悦诚服地为资本主义的合理化鸣锣开道。何子钢教训他的老师说，现代社会不是马克思所描绘的样子，“重要的是资本在流动，是现金创造了财富。”持有这种理念的人却在官场上如鱼得水，顺利升迁。最为深刻的一笔就是几位为资本主义抬轿子的学者和老板、经理们凑在一起商议着要为他们的资本世界确立核心价值观。他们希望当代中国让“新三纲五常”来统领，他们设计的“新三纲五常”是资为劳纲，官为民纲，西为中纲；是权、钱、信、爱、耻。他们扬言要把新三纲五常变成“一部全面指导新时期的大书，纲领性的，全面性的，伦理性的，贯穿一个时代的”，要搞得“振聋发聩，举国撼动”。

在所有人物中，我以为最为成功的人物是台商陈太。陈太也是苦出身，她的第一桶金饱含着辛酸和血泪。她有女人的可爱和娇柔，也有家庭妇女式的日常情感；她不乏怜爱之心，却缺乏商人的精明，每到公司出现危机时就措手无策。但这样的女人只要当上了老板，就不由自主地遵循资本的本性行动。资本的本性是趋利避害。于是，她可以为了给司机送一份生日礼物，开着车跑遍全城的精品店，买了一盒酒心巧克力双手捧过头顶献给司机。然而，这么一个体恤下情的女老板，面对工人毛妹严重烧伤，需要付给工伤补偿时，却是冷冰冰地问一张脸值这么多吗？从陈太这一人物的表演中，人们或许明白了，很多事情不是人的本性在起作用，而是资本的本性在起作用；进而也就明白了，一个追求人民普遍幸福的社会要扼制住资本的本性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社会是选择以资本为核心的体制还是选择以其他什么东西为核心的体制，应该三思而后行。

《问苍茫》中的众多人物都有强烈的现实性，各自的性格特征和言谈举止都与人物身份相吻合，拿捏得相当到位。但每个人物被赋予的意义指向也相当明确，曹征路也许过于注重人物的意义指向，在达到了意义指向的目的后，他大概觉得人物所承载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因此没有在人物本身的丰满性上继续下功夫。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说，这是一个欠缺，曹征路多少也犯下了茅盾写《子夜》时的毛病。茅盾因为过于追求以小说阐释理论，使人物存在着明显的概念化倾向。

半个多世纪前，中国人在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美梦，茅盾以其小说《子夜》告诫人们，这个美梦是虚幻的。今天，曹征路则通过小说《问苍茫》提醒人们，中国人的资本主义美梦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如今气候正合适，这个美梦重新萦绕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变得越来越清晰，似乎是即将美梦成真。现实生活就是这么的严峻，而我们仍有很多天真的人整天面对阳光高唱着颂歌，却不知阴云正在袭来。

（二）

当人们在讨论社会性质和未来走向时，立场将决定各自的选择。而曹征路在小说中鲜明地站在了工人一边，他从工人的立场出发去看待现实中出现的种种资本主义因素，也为了绝大多数工人的利益呼吁人们要注意资本主义因素的恶性膨胀，因此我将曹征路视为当代中国的“小林多喜二”。

小林多喜二是日本著名的现代作家，被称誉为日本最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他以文学为武器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呐喊，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参加革命活动，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长一些的中国读者大概都听说过这位日本作家。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就经鲁迅等一批作家翻译介绍到国内，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的精神养料。小林多喜二的作品中有一个明确的主体，这就是工人大众，他是站在工人大众的立场进行写作的。当年，鲁迅闻讯小林多喜二牺牲，十分悲痛，用日文写了一篇唁函寄去，鲁迅在唁函中说：“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资产阶级欺骗大众，用他们的血划了界线，还继续在划着。但是无产阶级和他们的先驱们，正用血把它洗去。小林同志之死，就是一个实证。”[35]鲁迅的话语充满了对小林多喜二坚定立场的赞誉，在鲁迅看来，小林多喜二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欺骗，他是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的。

曹征路自觉地担当起为工人兄弟和底层民众代言的责任，这种责任贯穿在他这些年的写作之中，因此曹征路被视为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的代表。从《那儿》到《霓虹》，从《贪污指南》到《豆选事件》，我们同样能够感受到一个明确的主体，这个主体就是底层民众。《问苍茫》更是突出地体现出这一主体性。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关于世界观的基本定位，在曹征路的思索路径中，那些资本主义因素的恶性膨胀都被归结到一点，就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一个为谁的利益说话的问题。何子纲身为城市劳动局的官员，本该以维护劳动者的权益为职责，但他讨好资本偏袒资本，就在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所以他才会这样劝导他的老师：“你要把立足点移过来，把屁股坐在老板一边，全心全意拥抱这个时代。世界观解决了，一切都好办。”“你是一根毛，必须附在老板这张皮上。”小说揭示了现实中最为严峻的变化，这就是面对新的经济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曾在国有企业当书记的常来临的变化具有典型性。常来临在工厂破产后来到深圳闯荡，一开始并不适应资本至上的游戏规则，他第一次帮助陈太解决劳资纠纷，其立足点还是站在打工者一边的，他为工人们争得了部分利益，他也有了一种成就感，于是他主动接近工人们，关心工人们的生活问题，取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常来临逐渐得到老板陈太的重用，他的情感也逐渐向老板方面倾斜，他幻想着老板与打工者是一个整体，为了“共同的事业”绑在了一起，他试图抹平二者之间的矛盾，他对工人们的态度慢慢地发生了变化，他从维护老板利益的角度出发，去劝说、去拉拢、去哄骗工人们。但陈太最后的撤资潜逃让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他“再次站到了工人面前”，鼓动工人们罢工闹事，为此他付出了代价，被公安以组织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拘留了起来。常来临身处一个工人被边缘化的环境中，他的立场和态度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在这种环境里，区政府的领导把老板看成是“新阶层”，怂恿他们炮轰政府；在这种环境里，甚至工人们自己也失去了主体性，“只认董事长总经理”。曹征路特意设计了一个细节，让常来临在员工大会上宣泄了一通情感：“维护工人权益有错吗？捍卫劳动法有罪吗？这话在深圳讲，好像是有点怪怪的，深圳人不这么说话。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深圳还是中国的土地，深圳不是香港，香港也是中国的。”这段话我宁愿看作是曹征路不得不借小说人物之口将他憋在心底的话一吐为快。对于怀有社会使命感的作家来说，这一点也许是他最感担忧的事情：在这个“工人阶级主体地位没有了”的环境下，还有谁来为工人说话？曹征路在自己的小说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姿态，他要站出来当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为此他精心塑造了柳叶叶和唐源这两位具有工人主体意识的工人形象。特别是柳叶叶这位来自落后乡村的打工妹，她的工人主体意识则是在打工经历中逐渐成熟起来的。柳叶叶的爱情伴随着她的主体意识的觉醒而萌动。她不愿意选择她的几位女同伴那样的生活，就在于她们的选择都是在丧失了主体性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柳叶叶与几位女同伴决定以“开处”的方式获取去深圳打工的资格的那个晚上，柳叶叶认识了常来临，并对他怀有感恩的心情。在第一次罢工事件中，柳叶叶才算真正认识了常来临，“他是晓得工人难处，懂得工人苦处的”，这使得柳叶叶对常来临“有了另外一种亲切，另外一种感动，另外一种秘密”，在常来临的关照下，柳叶叶写出了打工诗歌，有了一种“人人都可以当太阳”的信心和追求。于是她崇拜他，也暗暗爱上了他，为此也拒绝了夏悦、唐源的示爱。但随着一次劳资双方的冲突，她看到常来临在两者之间的和稀泥，看到他卖力地为老板说话，终于明白“他和自己根本不是一样的人”。小说结束在柳叶叶与唐源在医院的会面别有深意。柳叶叶对唐源说一定要把为工人维权的春天服务社办下去，任何力量也阻拦不了他们俩，柳叶叶无意中将她与唐源看成了一个整体，她的爱情终于和她的工人主体意识碰撞到了一起，也融合为一体。曹征路将柳叶叶的工人主体意识的成熟过程与她的爱情历程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让我们想起了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革命＋爱情”的叙述模式。但曹征路的叙述要显得圆熟得多。柳叶叶和唐源这作为工人形象，显然不同于过去的文学作品中的工人形象，这两个工人形象完全是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因素塑造出来的。尽管这两个工人形象明显带有作者的理想成分，缺乏丰满的血肉，但他们带给文学的新的信息却是不容忽视的。

正是在主体性的问题上，曹征路的《问苍茫》和茅盾的《子夜》区别开来。就是说，尽管两部小说都是从社会经济关系的角度入手，探询中国社会的出路，但两位作家的主体意识是不相同的。茅盾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来写《子夜》的，工人只是作为革命的群众进入到茅盾的视野之中，因此《子夜》尽管写到了工人群众的罢工，但工人形象却是淡薄模糊的。后来茅盾自己也承认：“描写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部分则差的多了”。[36]事实上，从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还没有产生真正以工人为主体的小说。1949年以后进入到当代文学史阶段，文学界有了工业题材小说的概念，一批表现工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工业题材小说应运而生。但题材意识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产物，工业题材这个概念的提出就已经预设了意识形态的要求，它体现了计划经济的时代特征，题材的背后是一种文化领导权的确认，因此工业题材小说尽管唱主角的可能是工人，但并不见得表达了工人的主体意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开，支撑工业题材小说的文化领导权逐渐旁移，工业题材小说也就越来越式微。近些年来出现了几部反响较好的反映工业生活的小说，如肖克凡的《机器》、王立纯的《月亮上的篝火》、贺晓彤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等。这些小说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底层文学兴起和平民意识的影响下，大大突破了工业题材的约束，但从这些小说中仍能看出工业题材文学惯性的痕迹。相对而言，曹征路的《问苍茫》具有更加鲜明的工人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一点上，曹征路类似于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

也许人们会发问，今天我们还需要小林多喜二吗？有意思的是，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的中译本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再版了。据说，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在日本也再一次火了起来，《蟹工船》在2008年重新出版后就一直稳居日本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人们分析小林多喜二再度受欢迎的原因是与金融危机有关。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也严重打击了日本的经济，日本进入到一个“格差社会”，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由此也出现了“新穷人”一族。到书店去购买《蟹工船》的人大多都是“新穷人”。日本的文学评论家高桥在谈到《蟹工船》再次受欢迎时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日本社会出现的贫困阶层跟《蟹工船》当时受压榨受剥削的情景十分相似。”[37]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并不相同，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工人以及底层群体日益被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从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看，我们也需要提升工人及底层的主体意识。

（三）

《问苍茫》这一小说标题让我注意到曹征路的思想资源。“问苍茫”是从毛泽东的诗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脱化出来的。当年，中国阴云笼罩，前途渺茫，年轻的毛泽东站在桔子洲头，胸怀着“挥斥方遒”的志向，而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感慨。这种感慨也传达出“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热忱。但是，自近代以来，世界风云纷繁复杂，我们眼前的道路时而宽广，时而迷茫，这使得知识分子对于道路的探寻在一个世纪的岁月里就没有中断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种探寻的精神又是多么的可贵。但是，现代化在推进经济和观念的进步的同时，也在逐渐使社会趋向于体制化。知识分子在经过体制化的分化整合后，逐渐成为了技术型的知识分子或学者型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官僚。真正担当公共知识分子使命的人员越来越少，或者说，公共知识分子使命意识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越来越淡薄。《问苍茫》的意义就在于，作者曹征路在顽强表现知识分子探寻精神的同时，还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演变进行了反思。

对于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突出体现在赵学尧这一大学教授形象的塑造上。赵学尧是一所大学的教授，却毅然离开大学要到深圳这块热土来发展。赵学尧自认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也自认为自己很有思想。公平说，赵学尧的自我评价并不离谱。其实，良心和思想是知识分子立身的基本条件。赵学尧的选择可以放在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独立品格逐渐觉悟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追求自我价值的认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赵学尧以为在深圳会有更多的自由空间，会寻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机会的确来了，市场经济不是蛮干，它需要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智慧。赵学尧于是在幸福村当起了顾问。赵学尧未尝不想做出点有意义的事情来。他觉得他是“真正深入基层投身实践”，他觉得他才是“真正抓住了中国变革的一根筋 ”，他甚至感叹“而今的经济理论界实在浮浅无聊”。他在他的那本书中的确花费了不少思想智慧。赵学尧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并没有错，但他在追求的过程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误把交易当成了自由。他到幸福村当顾问的机会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这是一种“公平”的交易，资方要用金钱买下你的思想和智慧。你的思想和智慧必须为资本服务。最后，幸福村的老板文总横夺他的专著的署名权，让他有所清醒，他才看清自己的一切所谓追求都是虚伪的，他不过是从一个知识分子沦落为了一个知道分子。

但曹征路不会止步于赵学尧，他要去寻问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在哪里。宝岛电子的劳资矛盾短时间内有所缓解，但在生产出现困难的时候，老板陈太采取了撤资逃逸的恶劣做法，导致劳资矛盾白热化，工人们涌上街头堵塞了交通，最终是由政府出面解决矛盾，“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资加班费照发，愿意回家的还出了车票。”也许有的读者会对这样的结局不满，认为这是作家添加的一个光明尾巴。我并不认为这是光明尾巴。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政府应该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本来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曹征路的“问苍茫”之问，其实就是要问出中国自己的特色、中国自己的经验在哪里。他从“资本主义”因素进入故事，而故事的结局揭示出“资本主义”因素的困境，他显然是对于纵容资本主义因素持否定态度的。但他的小说并非简单地暴露现实问题，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美梦做不得的同时，还提醒人们，应该注意那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新的因素。比方说，民间维权，比方说，劳动法。更重要的是，曹征路在人物故事的背后强烈暗示出，中国人是在自己的思想历史和思想资源的浸染下长大的。

在美国的融风暴席卷全世界的大背景下来看曹征路的《问苍茫》，就发现作品的现实意义更加明显。目前，世界经济仍处于严冬的时刻，人们都在寻求出路，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的身上，国外有的学者还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认为“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38]当别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充满兴趣时，中国人自己是否胸有成竹了呢？是否我们还在对未来犹疑不决呢？是否我们还满足于“摸着石头过河”呢？这一切不仅是在考量中国政治领导的核心，也是在考量中国的知识分子。曹征路以其《问苍茫》应答了这种世纪性的考量。无论人们如何挑剔这部小说的描写，我以为都不能抹杀曹征路在这部小说表现出的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

注释：

[35] 见《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 见《茅盾选集·自序》第一卷，第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37] 转引自《小林多喜二〈蟹工船〉再版》，《京华时报》2009年2月16日。

[38] 乔舒亚·雷默[美]：《北京共识》，转引自胡伟：《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中国因素》，《文汇报》2008年12月13日。

• 曹征路，江苏阜宁人，1949年9月生于上海，插过队，当过兵，做过工人和机关干部，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一级作家。 著有短篇小说集《开端》、《山鬼》；中篇小说集《只要你还在走》、《曹征路中篇小说精选》、《那儿》；长篇小说《反贪指南》、《非典型黑马》；理论专著《新时期小说艺术流变》；电影《风儿轻轻吹》、《我心也浪漫》；电视剧《坠落的树叶》、《组织部又来了年轻人》；及十余部电视片，凡四百万言。作品曾获各类奖项，多次收入当年的中国各类年度最佳小说选本。近年，小说《那儿》获《首届北京文学·小说月报》奖，获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艺术奖。小说《天堂》获2003－2006《小说选刊》奖。小说《豆选事件》获《上海文学》2007年中环杯中篇小说大赛特等奖。
•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 转自：左岸文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