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共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下面简称“俄共”）的诞生是苏联多党制催生的直接结果。1990年3月12日，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的决定，正式承认了多党制。在这种条件下，俄共于1990年6月成立。“8·19”事件后，叶利钦颁布禁共令，俄共与苏共同遭厄运，被禁止活动，但1992年这一禁令被解除。1993年12月俄罗斯通过全民公决，颁布了一部新宪法，规定实行多元政治和多党竞选制，以及其他政治自由权利，包括结社自由、新闻自由。自那时以来，俄共已经发展成为俄联邦境内最大的合法的共产党组织，它拥有自己独立的报刊、网站等宣传媒介，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参与（议会和总统）选举。简而言之，国家存在基本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这是俄共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顺便指出，与其不同的是，争取资产阶级基本形式的政治自由，在我们这里，目前仍然是斗争的一个焦点）。
但俄共身处的同样是一个寡头资本主义社会。普京执政以来，这一政权性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称之为“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以区别于叶利钦时代私人资本寡头占主导的性质。在叶利钦时期，是国家官僚集团屈从于无序的私人金融寡头集团，现在是国家官僚集团把寡头集团纳入自己一定的控制范围中。同样存在某种经济上的共生依存关系——国家财富主要在官僚集团、寡头财团中分配，但官僚集团的统治已成为占主导的因素。普京政府通过国有和半国有化（包括对私人资本兼并）的方式，重新控制了资源和某些生产部门，比如，在军工、天然气和原油等国家战略资源上关键经济部门，都是国家资本占主导。１政治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有政治野心的私人寡头对权力的染指，与普京同属于强力部门出身的官员占据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形成了克里姆林宫的军特系统治。在其他社会矛盾方面，贫富分化进一步扩大，每一次财富的二次分配，占绝大头的基本都落入官僚系统囊中；对言论控制力度加强，大众传媒重新进行了国家化和统一化；腐败依然猖獗２，“每年官僚阶层通过影子经济渠道从资产阶级手中拿走3000亿美元的贿赂”３，大量中小资本受到大资本的排挤和压榨，这也造成了与自由资产阶级（他在政治和观念上的代表是右翼自由主义）的尖锐矛盾。总之，普京所建立的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混合政体，他通过强化国家机器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由此结合在了一起。梅德维杰夫上台后，情况也没有什么根本改变。
二.俄共的道路
（一）俄共的纲领和目标：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杂
俄共对当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是：这是腐败官僚、投机资本和有组织的犯罪共生的产物，即波拿巴主义制度（此处可看作“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这种特殊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俄共根据现实条件制定的纲领只能是同时具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它以重建社会主义制度为战略目标，以完成民主革命为最低纲领。
俄共的战略目标是争取人民政权，实现社会公正、平等，弘扬爱国主义，公民对社会负责，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些战略目标的最低纲领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1.在政治领域，消除官僚集权统治，实现政权的民主化；2.在社会领域，恢复社会保障，实现公民的人身安全；3. 在经济领域，对自然资源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部门实行国有化。４
毫无疑问，俄共面临着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任务。一个思想成熟的共产主义政党，必须拥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并在这一思想和原则下善于区分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和建立相应策略。但问题在于，俄共纲领内容中不仅既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党的观点和主张，也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一般民主主义的观点和主张，同时还夹带着民族主义的色彩，而且还在于纲领的核心思想与一般思想、一般原则与具体原则并没有明确地区分和阐述，各种目标和理论并没有划分出层次，最低纲领和战略目标的内容有重合之处，各个层次的目标和理论没有系统化，从而不能从不同的实践层次角度来试图阐释和解决一些核心问题，例如，夺取政权中的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问题，过渡时期的市场和计划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俄共还提出分三个阶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一阶段争取与同盟者一道建立救国政府；第二阶段取得政治和经济相对稳定，逐步使劳动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第三阶段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本上逐步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统治地位。但在向战略目标过渡的每个阶段，俄共的替代方案都是不系统、不完整的，所提出的只是一些零散的、而且具有一定应时性和实用主义的观点、措施和策略，也不能将之高度归纳概括，转化为鲜明、集中的宣传性口号。
这表明，俄共的思想理论是混杂和不成熟的，党缺乏明确、统一的指导思想。尽管有民主主义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区别的意识，但并没有上升到一般理论层次上来系统探讨它们的内在关系，从而发展出逻辑统一的行动纲领，这为党内的思想路线分歧、争论埋下了伏笔。每到重要关头，队伍内部就会因思想、路线、策略不同而出现重大分歧，并导致分裂。
（二）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斗争策略）
在现阶段，俄共采取的是民主主义与合法夺权的选举道路结合的斗争策略。参与资产阶级政治框架中的斗争，首先触及的只能是局部的改良，因而选举道路必定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性质，尽管反过来民主主义未必一定意味着只能通过选举道路来实现。在经历了十月流血事件、1993年参加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并获得胜利后，俄共抛弃了暴力革命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确立了合法议会斗争与非法的议会外斗争相结合，主要通过选举来掌握国家政权的议会民主道路。10余年来，俄共把工作重心放在竞选和议会斗争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条道路日益变得艰巨、困难，从叶利钦时期到普京、梅德维杰夫时期，俄共的影响力呈现出的是不断下降趋势。
在叶利钦时代，俄共经历了重建到兴盛的历程，并达到了发展的顶点。从第二届杜马开始，俄共一直占据着杜马第一大党团的位置，并占据着杜马多数重要领导岗位。俄共基本上是作为政府不妥协的反对派行动的（1996年前后有略微差别，四大后改称为“不妥协但是负责任的反对派”），叶利钦政府制定的许多极端反动的经济改革方案都由于俄共的反对而遭到搁置，针对叶利钦路线，俄共打出的旗号是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公正。俄共党团还在议会中发起“弹劾总统”的行动和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尽管最终没有成功，但对叶利钦执政地位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总而言之，俄共及其盟党通过在杜马中的优势地位，不光对叶利钦政府的极端自由主义改革进行了牵制，迫使当局调整国内经济政策，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做法，而且还加强了向地区立法与行政机构的力量渗透，其政策主张在社会上获得了非常大的影响，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普京执政以来，俄共经历的则是由盛到衰的过程。普京打着“强国主义”的旗帜上台，吸纳了左翼政党的一些主张，比如加强国家管理、打击金融寡头、有选择地保留苏联时期的一些意识形态遗产，并对左翼反对党（俄共）进行了肯定，这使俄共产生了幻想，对总统采取一定的合作态度，扮演“建设性的反对派”角色，希望能通过合作实现其政治经济主张。但普京站稳脚跟后，开始亮出政略底牌，继续坚持叶利钦的自由主义市场改革方向，只不过是确保其稳步和有序推进。在这一方针下，推行了土地私有化政策和颁布不利于劳工的《劳动法典》。与此同时，普京当局开始对俄共进行一系列分化和打压，联合组织杜马中的中右翼势力，扶植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形成议会中多数，并联合右翼党团通过议会政变的方式使俄共失去对杜马的主导权（他们剥夺了俄共占据的杜马各重要委员会的主席职务，为了表示抗议，俄共放弃了所有委员会主席职务，这样，俄共无论在提出议案还是对提案进行表决时都丧失了决定权）。这一切迫使俄共重新回到“不妥协的反对派”立场上来，并把工作重心转向了议会外，试图发动全民公决阻止改革方针推行，但杜马抢先通过关于《全民公决法。的修正案，禁止在议会与总统选举前一年里举行全民公决，因此，俄共在议会外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也受到了限制。与此同时，俄共在选举上频遭失败。2000年、2004年和2008年三次总统竞选，俄共候选人均失利；国家杜马格局中，四大党团中的其他三个：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自由民主党均为总统和政府不同程度的支持者，作为唯一的反对党，俄共不仅处于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的境地，而且力量持续下降，先是由第一大党团沦为第二大党，其后又变为微弱的少数派。在地方立法机构中，俄共也不断丧失传统势力范围，与政权党统一俄罗斯党（2008年总统选举后为执政党）的差距在拉大。５在当局、中右翼和右翼势力联合排挤、打压下，再加上自身政策、策略失误，俄共内部和统一战线中的分裂加剧，基层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党员人数不断减少（截止2006年，党员人数下降了一半多），支持率大大下降，被边缘化的趋势逐渐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俄共重新调整了斗争策略，对通过议会斗争已不抱太大希望，而是把主要力量放在议会外的抗议运动中。实际上，2004年开始，俄共就已采取更为激进的策略，名曰：“从社会防御转向社会进攻”。2008年13 大通过的新党纲中更是将议会斗争看作一种阶级斗争形式，是坚决反对现政权的手段，议会斗争与群众性抗议活动共同构成俄共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６
俄共实力由盛转衰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最根本原因是：普京政权向中间立场靠拢，国家官僚集团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基础，从而形成强大的中右势力，抢占了俄共的政治空间，使俄共原先的口号和旗帜失去鲜明的色彩，并迫使俄共采取更为左倾立场。但俄共在向左转移的同时，却没能建立起相应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尽管俄共声称他是工人、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及所有劳动者的党，但他实际的主要社会基础却是城市中下层群众。俄罗斯大工业体系根本性的毁灭、中小企业的半死不活，缩减了工人队伍，阻碍了工人阶级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处于涣散、消沉、无组织的状态，与此同时，俄共在农村中基层组织也非常薄弱；另一方面，90年代持续不断的动荡和社会分裂，使整个社会处于观望状态，因而在官僚资本中右势力对社会一般阶层进行收买的情况下，广大社会中间阶级和城镇下层民众——原先俄共的主要支持者——极易被拉拢，俄共的更为体现自身社会主义性质的口号则不再足以直接吸引民众，７这一切都使力量对比朝俄共不利的方向发展。
俄共的衰落同时也反映了俄共议会选举道路的局限性：俄罗斯实行的是总统集权制，表现为强政府、弱议会。反对党即使取得杜马多数票，完全控制了杜马，也依然很难对政权施加强有力的影响，更别说改变政权。况且，普京上台以来还采取许多措施进一步缩小政治自由空间：废除地区直选制（削弱地方自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定并修改《政党法》，（实际上阉割了多党制），颁布《反极端主义法》（扩大警察权、思想罪的合法化），有系统地广泛打击左翼和自由派非主流运动以及人权活动家（禁止部分类似社团继续活动、对一批骨干以刑事罪名逮捕关押），修改《国家杜马议员选举法》（国家家机器进一步控制选举》。唯一的出路只有参加总统选举，但这又面临着资产阶级的联合强力排挤和打压，大部分媒体都掌握在执政当局手里，由于缺乏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影响很有限，再加上当局利用各种下作手段（舞弊、暗杀、恫吓）来阻止，左翼选举力量很难赢得总统竞选。俄共竞选总统的最有利时机是在叶利钦时代，尽管这样，仍然已微弱劣势输给了叶利钦，更别说是在普京时代、普京—梅德维杰夫时代。俄共通过选举进入政权并改变政权的希望在相对稳定和强大的官僚集团面前实际上是微乎其微的。
（三）.俄共的前景
我的判断是，俄共不会改变它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向社会民主党方向发展，它不会完全衰落，甚至也不会在俄罗斯政治中心舞台上消失，但它在这一政治中心舞台上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取决于三个因素：
首先，取决于普京执政集团与叶利钦政权的对比效应，换而言之，最根本地取决于现实矛盾的发展程度。普京执政集团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叶利钦的彻底失败，但是，叶利钦时期与普京时期的对比效应在经过一段时期后回逐渐走向淡化，俄罗斯内外部深层的矛盾会日益凸显出来。普京执政集团从根本上来讲是维护官僚集团和大资本寡头的利益的，他处理社会矛盾的余地的缩减，也将相应地增加作为其坚定对立面的俄共扩大影响力的机会。
其次，取决于俄共自身的建设，包括组织队伍的建设和理论的创新。
俄共内部目前分为三派：以久加诺夫为代表的强国爱国派，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中派色彩（有点类似我们的新左派）；以尼基京、卡申为代表的“苏维埃共产主义者 ”（我称之为“传统保守派”），坚持传统的苏联模式，把批评资本主义和西方当作主要任务（有点类似我们的老左派）；以梅利尼科夫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者 ”（我称之为“革新激进派”），是俄共内对现政权最为坚定的反对派力量，捍卫马列主义原则，也捍卫民主和政治自由，认为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确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立足点。占主导地位的强国爱国主义派在主要口号上很难与普京政权宣扬的爱国主义区分开来了，而传统保守派的口号在当前不足以进行有效宣传，如果这两派在党内执掌领导权，那么围绕着俄共的整体路线和方针的矛盾将会减少，但同时也将在更大程度上继续受到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压制。革新激进派则提供了一个使俄共通过创新了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走向社会主义的新的希望８，俄共新的发展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能否在这个方向上制订出符合实践变化发展的行动纲领和路线。
再次，取决于以俄共为首的俄罗斯左翼阵线的联合程度。在右翼自由派基本被排除出政治舞台中心，中右翼势力已实现相对稳定的联合的情况下，左翼阵线仍然是一盘散沙，多党林立，内部不断分裂，这也是俄共力量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左翼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俄罗斯共产主义政党（包括俄共）未来重新崛起的重要保障。
三.俄共问题的一般历史意义
俄共作为俄罗斯组织基础最雄厚、影响力最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其命运不仅折射出俄罗斯共产主义运动的困境，也折射出非中心国家（边缘和半边缘国家）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难题，并给我们如下的重要启示。
1.由于非中心（边缘或半边缘）国家的社会矛盾更为集中、尖锐，这些国家的民主运动取得胜利，并实现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一般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社会缺乏有效的力量制衡或中央威权的控制，会容易形成持续的流血冲突、政党更迭、政局动荡局面，左翼政党若抓住社会斗争矛盾转化的有利时机，是存在相对大的上台执政机会的，拉美和摩尔多瓦的左翼或共产党上台的情况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为了平衡各个阶级和集团的利益，形成了相对强大的威权中心，它必定会造就或重新造就官僚寡头集团专政，官僚寡头集团集中调动全部经济和政治资源来对付反抗运动，使原有的政治自由成果被取消或削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的夺权无论是采取议会选举道路还是非法的武装斗争，都将变得更为艰难。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是由苏联党内外、体制内外的自由派相互勾结，并通过领导反体制的社会民主运动率先争取到的，但其结果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政治自由，反而造成疯狂的大资产阶级寡头独裁统治，作为晚生力量的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力量不得不独自来消化历史的这枚苦果，被迫承担起新的民主主义变革的重任。因此，边缘或半边缘国家推翻官僚专制制度的群众民主运动必须由社会主义革命政党和其他左翼爱国主义力量来领导，并通过社会主义来加以最终保障，从而使民主主义任务在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一次实现，否则社会主义政党将不得不再次面临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更为艰巨的二次革命的任务。
2.边缘或半边缘国家的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道路的全部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合法议会道路和非法斗争的关系。直接形式的武装斗争在尚未解决封建割据和封建压迫问题的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但在更多的消除了封建割据，并已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一般形式的国家，包括俄罗斯，武装斗争可能性非常小，再加上非中心国家社会矛盾的多重性，这也决定了过渡道路更大的曲折性。然而在一方面议会选举道路获胜希望已十分渺茫，另一方面工作重心转向议会外的群众斗争的情况下，利用尖锐化的社会矛盾的激发，所谓的议会外群众运动实际上也存在转向暴力的激烈对抗性质的可能。因此，我提议，重新思考这样一个概念——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群众性反抗运动，它是否能够确立为分析非中心国家社会主义夺权道路的核心概念？
注释：
１.到2004年9月止，基本所有的总统办公厅高官都已出掌国家控股的战略企业，包括石油天然气、军工航空航天、运输通讯业、电子传媒业、三大国有银行。
２.根据2006年透明国际的调查排行，俄罗斯的腐败指数在159个国家中居第126位。还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国家腐败程度远远高于叶利钦时代（转引自迈克·海涅斯：“不确定的俄罗斯力量的回归”，《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
３.《当代俄罗斯政党》，中央编译局2006年版，p147。
４.俄共主席久加诺夫认为，这些主张是具有人民民主革命性质的，但它同时又构成了社会主义的前阶段（《当代俄罗斯政党》），p170。
５.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俄共遭到惨败，占据的议席骤减了一倍，票数远远落后于第一大党“统一党”，一年后，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席位又减少5席，根本无法与议席6倍多于自己的统一党抗衡；2007年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中，俄共席位上升了5席（57席），但相比之下，统一党上升了9席，占据2/3以上多数，并获得杜马主席、第一副主席、6个副主席职位以及26个杜马委员会主席职位，而俄共只拥有一个副主席和两个委员会主席职位。2007年的地方立法机构选举中俄共情况有所好转，但到2008年俄共又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惨败，在五个地区立法会议选举中失去了两个地区立法会议议席，并被“公正俄罗斯党”抢去了第二党团的位置，统一党则获得了这五个地区的绝大多数议席。
６.参见《俄共第一副主席И.И.梅利尼科夫在第十三次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新纲领的报告》。
７.在 1995年第二届杜马选举期间，俄共打出“俄罗斯、劳动、人民政权、社会主义”的旗号，获得了巨大胜利，第一次成为杜马第一大党团，到了2003年杜马选举时，俄共同样打出“争取劳动人民的政权”的旗帜、突出强调“社会主义”、“苏维埃型政权”、“联盟国家”等口号，但已经不足以吸引选民了，“全俄民意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表明，有38%的人认为俄共的意识形态理论已经过时了（敖云波：《俄共兴衰探因》，《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８.俄共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在关于新党纲的报告中提到，“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概念引入了现代含义”，这是否是一个信号？（参见《俄共第一副主席И.И.梅利尼科夫在第十三次大会上所做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新纲领的报告》。
- 作者：海鸥
- 来源：马克思主义评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