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飞岸

【内容提要】 中国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是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分配领域中的社会主义，它比科学社会主义更先进、更优越，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方向。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仅仅是资本主义的改良方案，全球化时代资本对劳动的强势，已经使民主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都失去了发展的条件，在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更是一种试图在落后国家建立好的资本主义的空想。

【关键词】 民主社会主义 新自由主义 现代世界体系 改良主义

作者： 张飞岸（1979-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编辑（北京 100720）。

苏东剧变以后，在西方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某些人在批判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同时，开始宣扬一种历史终结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资本主义是人类最后的社会形态，任何试图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最终都会成为极权主义的祭品。苏东剧变宣告了历史的终结，不是人类要选择资本主义，而是我们除了资本主义之外别无选择。

在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被宣判了死刑之后，改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唯一选择。作为对自己多年来信奉的理想的慰藉，中国许多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人，开始极力推崇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渐扩大。随着民主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学术界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人也逐渐增多。遗憾的是，无论对于民主社会主义采取支持还是否定的态度，我们至今能看到的有说服力的、宏观的论证文章还十分有限，大多数人都停留在对民主社会主义转型史的叙述上，并不能或不敢对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前景做出判断。然而事实上，无论我们是否赞同未来中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只要我们准备在这一问题上表态，我们就有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一种全球的视野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判。历史发展到今天，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改良与革命这个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斗争策略之争，当民主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的进攻下宣布它承认资本的永恒逻辑时，对于它的态度已经成为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而关于中国未来是选择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特色社会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关于中国未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争论。

如果仅从善良的主观愿望出发，民主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未来而言当然不是最差的选择，我相信大多数学者也是看到了西欧发达国家在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方面作出的成就，才希望在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然而，一旦我们跳出主观想象，把视野扩展到整个现代世界体系的范围之内，我们在表态之前就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历史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民主社会主义还能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去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强势，当今世界的主流和发展趋势究竟是民主社会主义还是放任资本主义？（2）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局部的经验还是普世的价值，中国具备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吗？

一、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历史分野

20世纪初社会民主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分道扬镳是一件奠定20世纪社会主义总体格局和发展前景的重大事件，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空谈二者的孰是孰非，是心怀偏见且不负责任的。今天我们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应该遵从唯物史观，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变化中，去探寻国际共运分裂的原因。

当我们研究20世纪初那段历史时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与20世纪下半叶社会民主党宣布告别马克思的态度不同，在当时，列宁与考茨基等第二国际领袖辩论时，双方所持的武器都是马克思的原著，列宁指责考茨基背叛了马克思的革命立场，成为资产阶级的帮凶；而考茨基又痛斥列宁犯了超阶段论的错误，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回顾二者的争论，会发现辩论的双方都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他们把局部经验放之为四海皆准的真理，他们在捍卫马克思的同时，都忽视了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阶级革命的主体性和经济运行的客观性相互统一的理论。[1][1]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第二，由于资本积累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最终会导致无产阶级捍卫生存权的革命。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延伸下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力发展迅速，资本逻辑运行充分，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然相对于落后资本主义国家和非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的统一，因而，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必然首先在发达国家爆发。然而，历史的发展虽然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运行但却跳出了马克思的预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扩张范围的延伸，人类历史步入了一个对未来世界产生根本性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首要特征就是，历史已经在资本扩张的推动下最终转变为世界史。正如马克思所言：“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2]世界历史的形成，使资本积累导致的两极分化后果从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扩展到世界范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落后国家为外围的现代世界体系最终得以确立，这种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造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主客观条件的分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对外扩张把矛盾向国外转移，国内徒有生产力的发展却没有革命形势，而外围国家却正好相反，国内徒有革命形势却苦于生产力的不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主客观条件分离的情况下，改良与革命之争最终演变为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分裂。近年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总是用苏东剧变去论证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相对于革命的列宁主义的合理性。事实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改良主义的滋生和落后国家选择革命都是历史的必然，是由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形势主客观条件的分离状况决定的。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重了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大量来自殖民地的资本积累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把本国的社会矛盾向国外转移，能够在本国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采取改良主义的措施，以缓和本国的阶级矛盾。然而，由于其加重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剥削，使得这些被剥削国家的社会矛盾瞬间激化，落后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自己的发展空间，因而无法担负起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更没有能力通过向国外转移矛盾来缓解本国的阶级矛盾。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落后国家的人民只有选择革命这一激进的社会变革方式。而那些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和领导水平比较强的落后国家，人民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更是无可厚非的正确选择。20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恐怕不是落后国家应该选择改良，而是落后国家为何选择了革命。

在这里，针对本文的主题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在承认它最初从革命向改良转变的合理性的同时，也要谈一谈它得以在西欧获得发展空间的条件。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实施条件的探讨是目前被我国学术界忽视但却极为重要的课题。不研究民主社会主义的实施条件，我们就无法解释民主社会主义从产生到被压制，从被压制到复兴，又从兴盛到退却等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更无法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做出负责任的判断。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得以在西欧获得发展空间，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其实践的场所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有关。改良主义得以推行是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和工人阶级长期斗争双重作用的结果。发生在19世纪末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交通通讯工具的变革，这些变革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开始了全球扩张的进程。资本扩张使发达国家资产阶级从殖民地攫取了大量的超额垄断利润，资本积累的增长使资产阶级有条件拿出一部分利润与工人分享，这些构成了改良主义得以推行的客观物质条件；然而，对于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资产阶级而言，如果没有工人运动的强制性政治压力，是不会主动拿出利润与工人阶级分享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是改良主义得以推行的主观条件。在主客观条件的双重作用下，社会民主党利用资产阶级缓和劳资矛盾，允许工人政党参政的机会，迎合了工人阶级上层的改良主义情绪，调整了自己的斗争策略，宣布要通过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应该说，社会民主党当时调整策略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改良只是被看做与革命不同的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手段，这与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从改良到改良主义的转变，宣布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有本质的不同。然而，尽管考茨基等第二国际领袖从来没有放弃其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信念，但由于社会民主党没有认识到改良的成功是建立在不放弃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前提之上的，因而，当社会民主党为自身既得利益所束缚逐渐与资产阶级社会融为一体时[3][3]，其便悄然间完成了从改良到改良主义的蜕变，而这一蜕变侵蚀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石，最终导致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反攻下的危机。

二、从繁荣到退却——民主社会主义危机给我们的启示

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是否正面临危机，目前在学术界存有争议。一些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向第三条道路转型中度过了危机，他们的理由是社会民主党在调整了自己的策略，向新自由主义靠拢后又获得了重新上台执政的机会，社民党执政自然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但是，在我看来，社民党执政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因为判断一个政党成败与否在于其是否实现了其价值理念而不在于其是否执政。从最初的作为社会主义同义词的社会民主主义，到强调政治民主多于经济民主的民主社会主义，再到当代强调自由竞争多于政治民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步步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如果从伯恩施坦当初提出的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改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而言，民主社会主义已经破产。

伯恩施坦理论的破产是必然的，因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能否实现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是否愿意和平放弃政权，和平放弃其私有财产。如果资产阶级不会这样做，那么所谓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伪命题，而赞同这一命题的政党最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左翼政党，何况这个党现在连社会主义的目标都放弃了。

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在于其在实践中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决定与敌人和平相处时，首先要看敌人有没有和你保持和平相处的意愿，其次要看具不具备和平相处的条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看选择的主动权是否在你手中。如果这三点都不具备，却大喊要与对方和平相处，最终的结果不仅要失去选择的权利，还要失去选择的能力。从20世纪末到现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不断地再向我们证明上述道理。

20世纪初，当改良主义者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实施自己的战略时，帝国主义战争就击碎了其和平过渡的迷梦。一战结束后，民主社会主义刚要重申自己的主张，就被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和接踵而来的世界大战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二战结束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威信彻底扫地，就连资产阶级自己都不相信其能在不进行社会主义改良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下去。在全世界都进行社会主义改良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由于战争对产能的破坏和福利制度的建立，利润率下降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得到缓解，资本主义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间接支持下，民主社会主义首次得以显示自己相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价值。7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各国被战争破坏的产能完全得到恢复，生产力的发展又使资本主义面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遭到质疑。本来战后繁荣的结束和新的萧条长波的来临，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再一次破产，这应该成为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的好机会。但是，由于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放弃了从根本上改造资本主义的目标，因此他们拿不出全新的替代方案来解决危机，社会民主党（包括工党和社会党）的目标只能继续局限于维持繁荣时期的“成果”，这样就使工人运动不但不能转入进攻，反而处于保守的境地。面对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软弱和国内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国际金融资本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应该趁此机会打垮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彻底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努力，大大加强对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实现利润率的上升并摆脱经济危机。抱着不成功便成仁，不是复兴自由主义就是投降社会主义的信念，资产阶级在里根、撒切尔等美英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对战后福利国家展开了疯狂的进攻，“新自由主义革命”降临了。新自由主义宣称，危机的出现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造成的，而是由于对资本的干预——福利国家、强大的工会等等——造成的，只有恢复到昔日纯粹的资本主义，才能克服危机。民主社会主义无力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节节败退，而新自由主义则在全球高奏凯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破产，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为了保住自己的执政地位，纷纷向资产阶级投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的成功不过是其向大资产阶级妥协的证明而已。

尽管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21世纪初从革命向改良的转变有历史必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从改良到改良主义的转变也是客观条件作用的结果。改良是基于客观条件变化的策略选择，改良主义则是社会民主党主观上对社会主义立场的背叛。1898年，当罗莎·卢森堡针对社会主义的前途与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辩论时，曾经尖锐地指出：“既然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用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修补工作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那么，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党内的每一个人必须弄清楚）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4][4]实践的发展证实了卢森堡的论断。改良主义使民主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变成了捍卫者，历史发展到今天，民主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不仅没有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而使社会主义和平长入资本主义，给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在很多人看来，苏东剧变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相对于列宁主义的胜利。然而事实上，苏东剧变恰恰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是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后果，不仅仅毁灭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且毁灭了民主社会主义。

苏东剧变之后，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衰落，世界进入了资本肆意横行的年代，上百年工人运动的成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民主社会主义因此失去了其成功运行的条件。全球化时代是代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这时代的最大特点是资本的力量高涨，而反资本的力量衰落；全世界资产阶级广泛联合，而全世界无产阶级极度分裂。如果说改良主义在二战后盛行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那么在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全面反攻并节节胜利的今天，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渐销蚀了。由于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推行的是一种放任资本、劫贫济富的政策，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和社会两极分化的状况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过。在这个年代，社会主义者应该做的，是不断向无产阶级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争取在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危机的时代积蓄无产阶级力量，重新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而不是宣扬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散布阶级调和论调，淡化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在一个资本主义回归野蛮的年代说什么世界正在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它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极影响是致命的。因为它消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抹去了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价值，掩盖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锋芒，把工人运动的方向从替代资本主义转向争取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些都使无产阶级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面对资产阶级的反攻，长期处于一种没有战斗力的集体无意识状态。相对于20世纪而言，摧毁资本主义的物质力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把这一物质力量转化为推翻资本主义武器的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精神却大大下降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离开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连资产阶级也赞同的理论流派，而马克思的理想——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一个连无产阶级也不相信的乌托邦。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思想始终包含着两个条件：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为社会主义的实行创造了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必须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如果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看作一场关于人类未来社会是选择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博弈，一旦放弃和否定革命，就不可能达到改良的目的，因为没有一个压迫阶级会主动放弃阶级统治，除非在力量博弈中它没有看到胜利的希望。放弃革命，放弃暴力反抗，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失去了博弈的筹码，又何谈博弈的胜利呢？只要统治阶级没有放弃用暴力维护阶级统治的手段，没有失去用暴力维护阶级统治的能力，被统治阶级就绝不能放弃用革命捍卫自身利益和实现自身解放的努力。

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这一目的是最重要的，改良和革命都是手段。只有不放弃最终目的，对改良和革命的选择才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发展基础上的，可以由我们主观能动性控制的真实的选择。放弃最终目的，否定革命这一斗争手段，就意味着不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而是资产阶级在管制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做选择。机械地遵从改良主义，不仅不能通过改良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且会从根本上摧毁无产阶级的反抗能力，最终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正由于民主社会主义在本质上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尽管其在西欧建立了福利国家，但却无法应对资产阶级的反攻，更无法把其经验向世界体系外围的国家推广。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只要资本积累没有停止，就没有条件建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的劳资力量平衡的资本运行体系，因为资本的生存一天也离不开两极分化的全球等级结构。

三、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空想

许多赞同中国未来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在与美国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和平竞赛中取得了胜利，改变了资本主义，并正在改变世界。这种观点如果发表于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短暂的20年辉煌时期，也许还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在当今这个民主社会主义遭遇危机的年代，鼓吹民主社会主义曾经的辉煌，不顾客观条件的变化，制造民主社会主义成功的假象，向落后国家推销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也只能看作是对历史的误解和现实的无知。自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撒切尔在西方大刀阔斧地进行削减福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起，民主社会主义的衰落，已是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在经历了20年的战后黄金时期之后陷入了生产停滞的危机。备受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由于无法面对危机的挑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由于民主社会主义推行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使生产投资无利可图，因而导致投资下降，经济停滞。要解决生产停滞问题，必须给资本创造宽松的投资环境，使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寻找最佳的投资机会。为了提高资本利润，使其得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和整合生产要素，加强对世界各国劳动人民的剥削，以国际金融资本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必须打击当时遏制资本的三股力量：一是发达国家强大的工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偏向被雇佣者的劳资关系；二是打垮威胁资本主义统治，迫使发达国家实行管制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三是破坏发展中国家民族资本实行的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抱着这三点既定目标，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在里根、撒切尔等美英国家领导人的带领下，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每一项措施（如减少税收，削减福利等）可以说都是直接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在经济全球化使得竞争日益激烈和残酷的情况下，当英美等对手解除对资本管制、频繁向福利制度进攻并取得竞争优势时，欧洲大陆奉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典等，虽然由于政治传统和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英美模式仍有所抗拒，但当今世界的主流，绝对是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而不是日渐衰落的瑞典模式。

尽管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毕竟它有过成功的经历，这种成功给许多人极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们认为可以用民主社会主义来规范中国的改革实践。那么，即使我们可以视民主社会主义在当前遭受的危机而不见，即使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欧的实践是成功的，那中国是否具备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呢？

在阐述民主社会主义与列宁主义在20世纪初分裂的原因时，我们谈到世界历史的形成，使资本积累导致的两极分化后果从个别国家扩展到世界范围，以发达国家为中心，落后国家为外围的现代世界体系最终得以确立，这种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造成了马克思共产主义运动理论主客观条件的分离，而正是这种分离，导致了列宁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分裂。在中心 —外围的世界体系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条件下，我们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得到有效实施并取得显著效果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越出了发达国家界线，民主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试图在落后国家建立好的资本主义的空想。正是因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特殊地域性，所以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外得以成功实施的先例，那些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改革样板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试验场，成为国际金融资本攫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场所。

我们曾经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由于是企图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有利于劳工利益的改良，所以它的实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资产阶级能够在维护劳工利益的前提下继续资本的积累，能够把资本积累造成的社会分化矛盾向国外转移；二是劳工要有自己强大的组织，要能对资方构成强大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接受有利于劳工的改良方案。在资本能够顺利进行积累的前提下，民主社会主义才能获得自己的实践机会，一旦资本积累遇到障碍，那么，民主社会主义就会从为劳工利益服务的立场上退却，转而成为维护资本利益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建设，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并没有改变我们处于世界体系外围的地位。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资产阶级在国际上争夺资本积累空间的能力。由于我国民族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而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遵循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既定方针下，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又强调要发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依附于外资的、低附加值的产品加工业。而这种依附于外资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以廉价和顺从的劳动力作为吸引外资的条件的。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廉价弱势的劳工，这两项极具中国特色的生产运作条件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资本和强大的劳工力量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转变的条件下，可以预言在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首先不是遇到来自劳工而是遇到来自资本的反抗，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允许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因为劳工对抗力的加强和福利的增长正是以其利润的削减为条件的。近日来，作为资本利益代言人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对新《劳动合同法》的质疑和攻击已经向我们证明了他们根本不愿向工人让渡任何权益，更别说在中国建立以高福利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了。由于中国不具备发展民主社会主义的条件，因而在中国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的实际结果，只能是遏制劳工力量的野蛮资本主义。山西的黑砖窑，广东的血汗工厂已经为我们初步展现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与“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论相反，中国不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之外别无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共产党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历史误会，而是经过了失败的资本主义检验，实践证明唯一能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富强之路的正确选择。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而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是一种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倒退。

社会科学从来就不是一门能够脱离价值判断而独立存在的科学，搞社会科学的人标榜价值中立本质上就是对其价值观的掩饰，就像淡化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在客观上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价值体系的情况下，任何淡化和轻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行为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当今的世界体系是一个存在着中心—外围国家的分裂的世界体系，在这一分裂的体系内，我不认为存在着普世的价值，无论我们倾向哪一种价值体系，我们都必须考虑到何时、何地、何种条件这些看似多此一举，实际完全必要的问题。苏东剧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共产主义理想的破灭，使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成了空想，唯利是图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方向。面对新自由主义强大的攻势，中国的未来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在完善民主制度的同时，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世界未来展示另一种发展前景；或者是放弃马克思主义，通过承认民主社会主义进而步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世界体系范围内各个国家的座次已经排好，中心国家的发展是建立在落后国家不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在现有的世界体系范围内，在资源贫乏、人口众多的条件下，在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倡导要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今天，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未来，可以肯定是要与压制劳工的权力和两极分化并存的。当年，卢森堡曾嘲笑伯恩施坦想通过在资本主义苦难的海洋中加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甜蜜的海洋，对于今天我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改良者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释：

[1] 罗骞：《罗莎·卢森堡对“资本适应论”的批判》，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3]　曼德尔把社会民主党的蜕变称为与苏联“工人国家官僚化”相对的“工人组织官僚化”。他在《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一书中指出：社会民主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壮大，产生了一个未曾预料到的后果，本来社会民主党应该与无产阶级“没有不同的利益”，除了“锁链”以外一无所有，而现在他们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组织和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些既有的斗争成果在他们眼中越来越重要。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就不知不觉地使自己与无产阶级开始具有了不同的利益，彻底改造社会的要求在他们的目标中的地位越来越轻了，对失去既有成果——既得利益——的担心则越来越重了。这促使社会民主党越发依赖于议会道路，唯恐在议会外的斗争会让资产阶级找到借口，毁掉他们既有的成果。迷信议会、迷信合法手段和惧怕群众在议会外直接行动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相信单靠议会手段就会取得最后的成功。（参见厄内斯特·曼德尔：《权利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孟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4]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徐坚译，三联书店，1958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