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对当代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性质的深入理解，就不可能理清今天的移民和劳工问题。对全球大多数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状况发起进攻，是新全球结构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这一特征又为大萧条以来最令人沮丧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所增强。这场进攻尤其针对移民工人，他们是这一阶级最脆弱的部分。本文将要分析把当代移民内嵌于其中的体系的一些关键特征，着重强调分割的过程，以及全球劳工市场的不稳定性。本文主要目标是要阐明：

A, 帝国主义（全球统治政策）的重启，从南方寻求廉价稳定的劳动和自然资源。
B，国家和地区内部不断增长的不平衡
C，社会不平等的增长和加剧
D，与巨大的劳动后备军的配置相联系，出现了剥削和劳动不稳定的剧烈形式；以及
E，在极端脆弱的情况下，被迫移民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占据主导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看，移民和劳动问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的盛行转化为对无产阶级的系统性压迫这一难以忍受的状况。为与之作斗争，除了其他方面，还必须要有社会组织和运动的统一，与进步知识分子联盟，以促进社会转变的进程。

今日的帝国主义

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围绕金融、生产、服务和贸易的垄断，以及劳动剥削和环境破坏进行。为了扩张他们的业务，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们创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生产、金融、分配和投资的网络，这使得他们得以夺取半外围经济体战略性和有利可图的部分，将其经济剩余占为己有。

垄断资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中心玩家。通过大量聚合和大量策略性联盟，垄断资本已经达到空前水平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五百家最大的跨国公司集中了全球总收入30%-40%。1与这一趋势紧密联系的是，“最大的100家全球企业已经更加果断地将其生产转移至其外国附属公司（主要在南方），现在已经占到其总资产的近60%和超过60%的全球销售。”2 这意味着，“生产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游牧’，位置的选定主要取决于哪儿的劳动力便宜”。3

与“自由市场”的神话相反，至少40%的国际贸易服从于这样的运作。4 两个最关键的里程碑描绘了当前资本主义的重组进程：

1, 作为大型跨国企业领导的重组策略，垄断资本的全球网络创造了出来。大型跨国企业通过外包和分包链，将他们部分生产、商业和服务的过程延伸到南方国家，以寻求廉价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一策略需要在半外围国家建立作为飞地运营的出口平台，例如在墨西哥北部边境州建立的组装工厂。据估计，大约5500万到6600万从南方国家来的工人在这样的工厂里工作。5 此外，垄断资本利用低工资降低成本，避免了大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6
　　
2，创新体系的重组。新自由主义这方面的特征涉及到一些机制的实施，这些机制使得跨国公司可以让南方国家的科学家为他们效力，减小人力成本，转移风险和责任，以及充分利用购买和集中专利的利益。比如，科技研发领域的外包（包括离岸外包），举例来说，美国硅谷的创新企业和印度班加罗尔的IT出口平台。

与上述的特征紧密关联, 我们还发现：

3，作为新全球结构主要后果的金融化的释放，通过扩展自身机构凌驾于缓慢却增长着的撤销管制的全球经济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增强金融资本的实力。最终结果造成了“实体”经济和“虚拟资本”的气球经济的分离，而虚拟资本则建立在投机资金的运作之上。

4，随着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和不负责任地撤销管制带来的生态系统的恶化，以及气候变化的出现和加深，环境的剧烈恶化正达到或者已经达到了危机的程度。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正面临深刻的多维度的危机。这一危机侵蚀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劳动和自然——到了可以被描述为文明危机的程度，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场危机要求我们不仅参与到激进地社会变革的过程中，还要创立能够与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相对抗的社会变革的机构。

发达国家政府和国际机构仍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正因为他们对危机的回应是如此地受限于这一事实，我们就更需要上面所说的那些回应。

今天的劳工问题

廉价劳动力是处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心的新帝国主义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受政府政策加强的公司策略，旨在以一切手段降低劳动的成本，以便企业可以利用全球劳动的供过于求牟利。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中的上升，以及通过在体系的半外围（全球的南方）实施结构性调整来释放劳工7 ，可供资本剥削的劳工数量在近二十年里已经翻了不止一番（从15亿到33亿）。8 这就导致了全球产业后备军不成比例的发展，占到了全球劳动力数量的57%到63%。与产业后备军这一骇人听闻的方面辩证地关联着的，是极低的工资和长期正当就业的不足，而长期就业不足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据世界劳工组织估计，处于不稳定就业状况的工人数量在1999年上升至15.3亿——包括超过一半的全球劳动群众，其中有6亿3千万人每天的工资不到1.25美元。这些工人身处极端贫困的状况。同时，全球失业人口的数量增加至2亿零五百万。9 这又进而造成了国内和国外移民压力的增长。

寻求廉价劳动力，以及为此服务的机制，重构了全球工人阶级：

形成了附属于垄断资本国际网络的分散而又脆弱的工人阶级。
高技能的科学和技术工人的隐秘无产阶级化已经开始。
发生了对农民实际地或者变相的无产阶级化。

产业后备军的数量已经极大地扩增了。与之相伴的是新形式的贫困的增加，同样增加的还有毫无获得就业的希望或者可能的下层工人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残疾人，或者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致病。发生了移民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这些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被迫移民。10

在这种情况下，当许多工人的劳动条件受到损害，工人阶级的大部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体系之外——以至于从属的阶级不能满足其最基本的社会需要，甚至不能保证最低生活——那我们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发展需要对劳工进行超额剥削。换言之，我们面对着系统性暴力和人类不安全的状况，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都受其影响。对人类来说，这就是新帝国主义锻造的东西。

不平等发展的迅速增长

不平等的发展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新帝国主义的主要而又不可避免的特征。全球和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学，劳动的国际分工，国际权力关系的帝国主义体系，围绕着劳资关系的冲突，开发主义资本的动力学，都使得地理空间和社会阶级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分化比人类历史上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极端。许多种类的数据都反映了这种不平等。例如，不平等发展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财富和权力不成比例地在资本家阶级中一小撮精英的手中聚集。如今，全球人口中最富有的1%掌握着世界总财富的40%。11此外，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发展速度有着巨大的悬殊。“从1970年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的平均人均GDP只有G8国家的6.3%。”12

全球劳动力套利已经成为这个新的全球结构的关键因素。这是指在海外追求低工资的优势。利用大部分南方国家劳工的相对稳定，以及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更低）的工资，富裕国家的资本“赚取”巨额的垄断收益（帝国租金）。中国每小时工资只有美国的4%,欧洲的3%。墨西哥的工资只有美国的16%。通过劳动力套利，地理不平衡被更大规模地再生产了出来。13

社会不平等是不平等发展最让人痛苦的方面。财富在少数人手里史无前例的集中，使得全球人口中遭受贫穷、剥削和排斥（在学校、医疗、住房、休闲等诸如此类）之外的部分不断增长。差距的增长也表现为强烈种族、民族和性别歧视；表现为更难进入生产和就业；表现为活和工作状况的剧烈恶化；表现为对社会安全系统不断地进行破坏。
结构性调整方案的实施是推动新的全球经济结构，深化不平等发展的趋势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分解或去关联半外围地区生产机构，以及事实上使之在异常不平衡和从属地条件下，成为（将其重新接入）中心经济体。对劳动力直接和间接的剥削是理解这一进程的关键因素。一方面，与对劳动的间接和无形的剥削相联系，垄断资本的国际网络通过外包业务在南方国家建立起来。这在前面提到过。14 在这种情况下，出口商品的出产国主要投入是用于组装（或者商业和服务）过程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指国际劳动力迁移，主要由南方—北方和南方—南方的劳动力流动构成。实际上，目前的两亿一千四百万工人中有一亿五千六百万（占到72%）是来自半外围地区的移民工人。15

对劳动的两种形式的剥削塑造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看起来像是半外围地区新版的经济飞地，还包括新形式的不平等交换的出现，比以往还要严重得多：通过外包项目从南方到北方的净转移，以及从南方转移到北方的移民劳动力身上的教育和社会再生产花费。比如，据估计，在NAFTA时期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工人，他们身上所花费的教育和社会再生产成本（仅考虑公共教育烤制和基本消费品），两倍于同时期墨西哥接受的汇款总额。16

新国际分工下的被迫移民

在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分工下，移民有了新的作用。不平等发展的机制生产了结构性状况，比如失业和不平等，这推动了大量无依无靠的边缘人移民。对得到满足最低生活的手段和至少最低程度的社会流动的机会的需要驱使大部分人，实际上被驱逐出自己的领地，在自己的国家迁徙或者移民海外。劳动力的供过于求和生活条件的恶化使得移民，尤其是从半外围国家移民，变成了一种被迫流离失所的形式。17

被迫移民流有四个特征：a)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发生，主要从贫困的半外围地区迁移到半外围的相对更加发达地区或者中心经济体；b) 主要影响到脆弱、贫穷和边缘化的人们，在来源地，他们无法满足基本的物质和情感需求；c) 产生了过量廉价和未组织的劳动力，被那些对降低开支有兴趣的雇主和公司剥削；还有d) 既在低技术工人，也在高技术工人中激发了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劳动力剥削方式。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移民（其中大多数来自半外围地区）的数量从1975年的8400万增加到2010年的2亿1500万。主要流向是从南方到北方（8200万），跟着是从南方到南方（7400万）。还有一个重要的国内（同一个国家中）移民队伍（7亿5千4百万)。放在一起看，这些移民已经重塑了劳动力地图，将移民变成了资本主义重组过程的基石。18 有记录的从南方到南方的移民，包括半外围地区国际层面的转移，使得移民处于极端脆弱的环境之中。通过剥夺进行积累的过程，即将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的过程，产生了使得移民处于最低阶层的“位移动力学”。

按照上面的思考，可以区分出四种类型的被迫移民：

1，因为暴力、冲突和灾难移民
2，走私和贩卖人口
3，因为被剥夺、排斥和失业而移民
4，因为资格过高和缺少机会而移民

第一种移民包括4300万难民和国内背井离乡的人；第二种移民包括245万受害者；而第三种有7200万，还不算大多数国内移民；第四种移民有2590万。19

被迫移民所处的发展环境牵涉多种风险和隐患，对于最脆弱的群体尤甚。这种环境涉及到永久性地处于不安全不稳定的劳动条件，以及被东道国的社会所排斥。此外，正如已经提到过的，国际移民变得越加遭受歧视性的政策和习俗，基于种族和性别歧视。这都不仅仅是增加了脆弱和风险，还经常威胁到生命本身。20

对大多数移民的流出、中转和目的国政府来说，保卫人权仍旧是仍然是待解决的问题。只有少数国家被免除了这种义务。或者由于非法的污点，或者由于种族歧视——而且，实际上，主要是因为经济利益——目的国家默许对移民的劳动和人权的无视。

尽管国际移民有一些合法的保护手段，比如1990年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益的国际协定——仍然不被任何一个主要的移民目的地国家所批准——但仍然没有实施这些保护手段的有效机制。而且，不幸（却可以预期）的是，大多数政府不是在依据移民所遇到的问题来对其进行分类，而是将这些群体归类为“经济移民”，这里的语境就是预先假定了个人自由，社会阶层流动和真正自由的市场的存在。21

虚构的三赢

移民、发展和人权的关系是国际组织、学院和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感兴趣的话题。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和国际移民组织在不同的程度上，将寄回家的汇款视为欠发达的移民流出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他们还把国际移民管理设想为设计和实施有利于各方的劳工政策的核心要素。这种看法根本就是一边倒，去语境化和有误导的。它忽略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不平等发展，而当代移民正是内嵌于其中的。它不把劳动权和人权视为一贯的移民和发展政策的中心和内在的要素，还无视国际移民所遭受的剥削、社会排斥、人类不安全和歧视。另外，还掩盖移民所做的大多数基础性的贡献，无视移民流出国所遭受的损失，这些损失歧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被过多强调的汇款的“正面”作用。尽管国际组织和政府坚持认为移民和汇款有着所谓的正面影响，是人口流出国经济发展的引爆器，但仍然找不到任何经验证据来证明这个假设是正当的。

在主流话语的这些主要要素中，我们可以提到汇款、小额金融体系、人力资本（一个反映了狭隘经济学观点的术语），而且，可能还有更重要的，主张管理移民时不去改变甚至不去提及它的根因。

值得多说一点，国际移民组织和其他多边机构通过一种新的叙事来倡导移民管理。这一叙事歪曲现实，把移民问题去政治化，忽视力量上的不平衡或者利益分歧的存在和冲突，推销一种不可持续不连贯的三赢局面。这一局面有利于移民接收国的利益，更具体地说，就是有利于那些大型跨国公司所根植的国家。在这种观点之下，一个“好移民”，无论他或她的状态和环境，都是尊重法律，适应市场需要，渴望对他或她的来源国的发展做出贡献的。22

向着一个替代性的议程

社会替代的发展必须强调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个方面与结构资本和国家的权利相关——一个构成性和结构性的力量。必须向这一起支配作用的力量发起挑战。不这样做，会使任何发展替代方案变得无效，而证明貌似虚幻的、幼稚的和不相关的立场是合理的。有的人想不需要掌握权力就实现社会变化（例如，把变化局限于制度变化，或者在资本主义中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有些人则提出彻底变革之需要：另一个世界，不同的经济和社会，以及更加公正和社会包容的发展，就环境和生计而言可持续。而前述的挑战就处于这两类人之间论辩的中心。不详细叙述，但必须强调，从南方的观点看，当前的社会秩序（或者无序）被视为不公平不人道和掠夺性的系统：需要有对真正的发展深思熟虑了的替代方案。

从一个批判性的观点看（也就是说，从一个为了提倡让大众受益的替代性发展，质疑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结构，而且更加基础性的，质疑资本主义的结构动力学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被理解为开始于创造意识的社会建构过程：需要变化，组织和社会参与，旨在产生能够力求社会解放的大众力量。这就牵涉到回避社会的异化关系。这种异化关系剥夺了人们的美德，摧毁了环境，破坏了社会的和平共处。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有一些基本特征。首先，必须集中于人，孕育反对资本和它最求最高可能的利润的需要。第一个要素的实现是必须的，但还不够，因为它仍然在抽象人道主义的领域内。真正的人类发展要求能让各种社会和空间层级上都实现平等和社会正义成为可能。可持续又接着要求发展战略切实可行、现实和持久，有着可靠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基础。

其次，人类的发展不能事前被定为全球可行的模式；它不是预制的，万用的设计。它要求提供并详细列举具体的策略，开始时会强调结构性的障碍，制度约束，本地特色，区域文化和密切相关的社会角色的实践。

第三，要构建一个能够增强反霸权社会力量的社会转变的战略性平台，需要集体知识的汇集，以及知识阶层为了工人阶级利益与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联盟。已经看到了这一工程的发展，公民社会里的诸如the People’s Global Action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the Global Coalition on Migration（人民全球行动移民、发展和人权事务），the World Social Forum on Migrations（世界社会论坛移民事务)和其他组织的行动所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需要拒绝把自己囚禁在象牙塔里，愿意与公民社会组织携手合作的学院派。为了这个关键的任务，需要在替代性研究议程中有更多的联系。这就是暗含了对新一代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和有机知识分子的教育。

综述一下我们的论证，下面的论点展示了一系列向着可持续人类发展前进的战略性要素：

没有自治和独立的社会权利的发展，就不能解构和转换当前世界的积累模式和权利系统。现在没有集体机构能质疑大财阀（也就是，主要的跨国公司，帝国主义政府和他们的敌人，国际金融组织，以及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的，外交和政治上支持的角色）的力量。曾经有过，虽然主要是地方性的，组织社会组织和运动的国内和国际的努力，而这些组织和运动是在防卫新自由主义对他们权利的进攻，以及提出一些替代性的思想和计划。真正人类发展的策略产生于有组织群体、公民社会和进步学院派在当地、国家，还有更重要是，国际层面上实施的社会建构进程。这一为了反霸权社会权利的计划不能推迟了：他要求自由、自治和独立的公民组织。这一计划已经有了一些发展，表现为International Peasant Movement Vía Campesina（国际农民运动）, the World Social Forum（世界社会论坛）, the People’s Global Action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人民全球行动移民、发展和人权事务）, and the World Social Forum on Migrations（世界社会论坛移民事务）, 和其他组织的行动。

新自由主义政府，企业利润的保证人，应该被社会政府即人类发展的倡导者所替代。领土资源，国家和人口作为廉价（用新自由主义的行话说是“有竞争的”）原材料，被提供出来，以保证高的边际利润。同时，制度和公共政府作为企业需求的保证者起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重构是真正的人类发展的基本要求。通过合情合理、合法和透明的方式，民主地获得权力，推动与大众利益相关的议会日程和法律框架必须成为通往负责任的基于国家的社会发展（例如，可以保障意在创造被导向以平等为目标的再分配机制的剩余的社会成就）的第一步。社会政府必须保护农民经济，以及公立学校、社会安全，正规就业，以及食品、教育和健康等社会需要的满足。社会政府，承担权力和资本（现在被定义为社会的，而不再是阶级压迫的机构）和保护劳工以及自然界的社会责任。

必须将精英民主转变为真正的代表性和参与性的民主。在很多已经拥抱新自由主义主义的国家，内嵌于其中的形式民主被限制为选举。公民，弱化为最低程度的表达，被仪式化地招来为政治阶层投票。而这些政治阶层先前都是被选出来在政府和议会权力中代表政治和经济上的精英阶层的。鼓励更多人积极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是替代性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除了获得可信赖的信息，鼓励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推动内在于直接民主的参与手段（例如，赞助行动，公民投票，全民公决和公民的首创精神）。

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战略，必须被以社会可持续为中心的社会变迁所取代。在占统治地位的积累模式中，劳动和自然界被盲目地过度开采到不可持续地程度，完全不顾社会和环境的代价。与之相反，社会可持续必须完全保障人类再生产。不可能不鼓励人类生产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一个超越激进环保主义的关系。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还要求转换国家发展管理，以使其能管理外资，建立平等互补的条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它们自己的基础。而且，一般地说，要跟各种形式的不平等交换和剩余价值的转移做斗争。必须着手新的集中和区域合作模式，来行使主权。

为反对通往结构性失业，就业不安全和超额剥削的主流趋势，必须倡导一个合理的工作议程。私有资本受对利润强制性的追求所驱动，启灵于弹性化，分包和失业来降低劳动成本。另外，技术创新倾向于使得工人不再必要。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极端不稳固的类型。我们必须通过要求劳工权益，包括获得像样的工作，恢复社会安全系统，和提升半外围和中心国家的人类发展，来分解劳动力不稳固和不安全背后的策略。劳动主权是必须的，我们需要国家政策来保障全职和体面的就业和劳动条件。

在结构性暴力和人类不安全的条件下，保卫人权应该要牵涉市民社会和国家。大财阀的权利公然地超过全体居民和环境的权利。需要价值系统中的激进的改变，来赋予跨经济、劳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人权的有限性。更进一步，我们必须考虑把人类发展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需求满足，获得像样、安全和高收入的工作的机会，培育分析的创造性和艺术能力，以及进入参与性决策空间的途径。被迫移民问题要求我们强调移民和他们家人在起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国的权利。这意味着创造物质和精神的基础，好让人们在一个广泛人类发展的环境中安家，并使得共同福利能把移民转变为一个选择而不是必须。

经过分析，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的资本主义体系正处危机之中，而每一次危机都会削弱体系的社会和制度性结构，产生出变革的力量。重要的是，全球工人世界在反对当前的帝国主义攻击时，不要采取纯防守的姿态，而是进行抵抗力量的动员。同样重要的是，在这次反击中，全球劳工运动必须有策略，与其他抵抗力量阶层同盟，共享它的超越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图景。

注释

1,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Monthly Review 63, no. 2 (June 2011): 3–18.
2,UNCTA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Liberalization),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0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0), http://unctad.org.
3.Foster, McChesney, and Jonn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18.
4,Wladimir Andreff, “Outsourcing in the New Strategy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Foreign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 and Production Relocation,” Papeles de Europa(2009): 18.
5,William I. Robinson, Latin America and Global Capitalism: A Critical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J. P. Singa Boyenge, “ILO Database on Export Processing Zones (Revised),” Working Paper 25, April,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2007.
6,Foster, McChesney, and Jonn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12.
7,Through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rivatization, and deregulation policies, much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created throughout industrial substitution programs in peripheral countries was dismantled. In additio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by the state derived in the unleashing of depeasantization processes.
8,John Bellamy Foster, Robert W. McChesney, and R. Jamil Jonna, “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63, no. 6 (November 2011): 20-21.
9,OIT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del Trabajo), Tendencias mundiales del empleo 2011: el desafío de la recuperación del empleo (Geneva: OIT, 2011).
10,Humberto Márquez, and R. Delgado Wise, “Signos vitales del capitalismo neoliberal: Imperialismo, crisis y transformación social,” Estudios Críticos del Desarrollo I, no.1 (June–December 2011): 11–50.
11,James B. Davies, et. al.,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Wealth,” in James B. Davies, ed., Personal Wealth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2,Foster, McChesney, and Jonna,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Monopoly Capital,” 20.
13,Foster, McChesney, and Jonna, “The Global Reserve Army of Labor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14,Raúl Delgado Wise and Humberto Márquez, “The Reshaping of Mexican Labor Exports under NAFTA: Paradoxes and Ch alleng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41, no. 3 (2007); R. Delgado Wise and James Cypher, “The Strategic Role of Mexican Labor Under NAFTA: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urrent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no. 615 (2007): 120–42.
15,World Bank,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2011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1),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
16,Raúl Delgado Wise, Humberto Márquez, and Héctor Rodríguez, “Seis tesis para desmitificar el nexo entre migración y desarrollo,” Migración y Desarrollo, no. 12 (Spring 2009): 27–52.
17,Raúl Delgado Wise, Humberto Márquez, and Ruben Puentes, “Reframing the Debate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19, no. 4 (July-August 2013), forthcoming; Humberto Márquez, “La gran crisis del capitalismo neoliberal,” Andamios 13 (2010): 57–84.
18,United Nations, World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200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York: UN, 2004), http://un.org; United Nations, Informe sobre desarrollo humano 2009–Superando barreras: movilidad y desarrollo humanos (New York: UN, 2010); Raúl Delgado Wise and Humberto Márquez,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oward a New Theoretical Approach,” Social Analysis 53 (2009): 85–105.
19,For category one, see UNHCR (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 Global Trends 2010(Geneva: UNHCR, 2011), http://unhcr.org; for category two, see OIM (Organización Internacional para las Migraciones), Informe sobre las migraciones en el mundo 2008–La gestión de la movilidad laboral en una economía mundial en plena evolución (Geneva: OIM, 2008); for category three, see United Nations, Informe sobre desarrollo humano 2009; and for category four, see Fernando Lozano and Luciana Gandini, “Migración calificada y desarrollo humano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73, no. 4 (2011): 675-713.
20,Delgado Wise and Márquez,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1,Delgado Wise, Márquez, and Puentes, “Reframing the Debate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Rights.”
22,Martin Geiger and Antoine Pécoud, ed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anage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原文链接：The Migration and Labor Question Today: Imperialism, Unequal Development, and Forced Migration
• 原载于 美国《每月评论》杂志
• 作者：劳尔·德尔加多·怀斯
• 翻译：黑夜里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