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瓦西里维契·巴布石金，在为建立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专制政权、争取无产阶级革命在我国获得胜利的光荣战士中占着显著的地位。列宁称巴布石金是民族英雄，因为他把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了解放工人阶级的斗争。列宁在叙述巴布石金的革命活动时写道：“如果没有这样的人，俄罗斯人民将永远当奴才，永远当农奴。现在俄罗斯人民正在和这样的人一起，为彻底摆脱一切剥削而战斗着。”（《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第16卷第334页）

1897年初春，我迁居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在彼得堡坐了十三个月牢以后，能够作为一个自由自在的人几乎走遍整个俄罗斯，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而在初春季节来到南方的城市，可真叫人太高兴了。周围一切都是新的，人也好像完全不同，不是远远地留在北方首都的那些人了；从前老是看到监狱里冷酷的墙壁，使人感到头痛，现在可不再有那些墙壁了，一切都是轻松愉快的，而那儿——在另一条街的外面——就已经是辽阔无边的草原，在招呼着没有工作的人。

来到以后，我在当地警察的警惕的目光下办理了必要的手续，同时居然荣幸地听到市警察局长由于我选择了那个城市而对我表示不满，说是一定要给我吃点苦头。我开始等待彼得堡方面的文件，因为他们答应我要等文件到了以后，才发居住证。在等待的时候，我仔细地了解了当地的生活和工厂的制度，弄清了进厂工作的可能性和工资的多寡；至于一天做几小时工作，我因为住在一个当锻工的犹太人家里，所以已经弄清楚了。我看到各处都在陆续兴建新的工厂，心里充满了信心，认为对我来说上工是不会很困难的，所以就暂时安心地继续等候发居住证。过了大约三个星期，我的文件终于寄来了，并且归入警察局秘书的特号档案里。这位秘书填写了居住证，盖了章，把它交给我，我拿去给副局长签了字，走出警察局，希望有一个很长时期不来找这机关。可是居住证看来并不令人满意，它引起了公民证书登记员和房东太太的疑惑。所有这些都给我添了许多麻烦。我为了领取真正的公民证四处奔走，结果并没有成功。我只得忍气吞声，过着没有公民证的生活。

还在我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以后的头几天，我就盼望一个人来，这个人我是约好在该城的一个广场上碰头的。在约定的日子，我到广场上去白跑了一趟，那个熟人没有来，这种不顺当的事很使我难过。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来，而是为自己张罗了一番，根本跑到另一个城市去了。这样，想同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会面的唯一希望完全破灭，而其他的熟人又不气味相投。因此我自然不由得感到寂寞，而且除掉这种寂寞以外，还加上运气不好，我不能进工厂工作。

钱快用光了，前途又很渺茫。我早晨五点钟起床，动身到一个工厂去，就已经在那里碰上一大群失业的人。有时候我站开一点，有时候挤到这个人群中间，同他们混在一起。当然，大多数人是从农村来的，主要是奥尔洛夫查人。他们有同乡在这里，指望靠他们的帮助找到工作，结果多半能够达到目的；我屡次看到，好些下班的工人，就是一两天前同我一起站在工厂的大门外的。我没有任何熟人。每次向经理或工头要求工作，都没有成功。

在我到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第二个月，有一天早晨，房东上完夜班，从工厂带回一个有点醉醺醺的工人。这个人自称为同志，他把我从床铺（实际是铺在室内地板上的一条薄垫子）上叫起来，拉我到他屋子里去。在那屋子里，我碰见了两个彼得堡人，他们是在同我一样的境遇下来到这里的。我的一个新朋友是工厂里的模型工人，另一个是工厂里的学徒，虽然他年龄已经不小（二十岁）。这个学徒的耿直脾气和他讲的故事都使我对他发生好感。在那些故事中，他自愿地把几次著名的彼得堡罢工的波折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听，并且还讲起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我第一次从他口里听到那遍及彼得堡各工厂的波澜壮阔的罢工运动，并且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相信，鼓动工作初步下的工夫没有白费，玛克斯维尔工厂的那个工人的话是对的。那时他说，新年以后，一定会闹风潮。如果不闹风潮，而是举行罢工的话，这等于说，这时候工人的思想已经前进了一大步。这个朴实的小伙子马秋哈（为简便起见，我们这样称呼他）是群众的最典型的代表。他除了在乡村小学获得的最简单的概念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他起初费力地看完那些在工厂里偷偷地散发的传单，后来才亲身积极参加散发传单和鼓动罢工的工作。在遭到放逐以后，他只是惋惜朋友们的被捕，担心这种情况会损害运动的开展，并且满腔燃烧着彼得堡的罢工热情。

在马秋哈的身上，我满足了我对言行方面的切实要求，因而他获得了我的全部同情。同他认识以后，我感到精神特别奋发，郁闷的心情完全消失了，除非在自己感到无事可做的思想影响下，这种情绪才会偶然出现。可是，人们使我相信我很快便能踏进一家工厂，早晨到我屋子里来呼醒我的那个工人就在这工厂工作。后来我才知道，曾从彼得堡招募了一些专业的工人，以应工厂的需要。应募的工人旅费由自己掏腰包，可是他们在工厂里享受不到任何优厚的待遇，眼看着这样地受到了欺骗，都想回彼得堡去。他们没有钱，只得暂时继续工作，后来对当地的生活慢慢习惯起来，逐渐把彼得堡抛在脑后了。和同乡，和思想上的同志认识以后，我常去拜访他们，也请他们上我这儿来，并且送他们几本带来的书。生活过得比较活泼了。

一天晚上，他们知道我第二天早晨得上工厂试工。这消息是令人十分欣慰的。早晨，我觉得非常兴奋，怀着开始工作的希望往工厂去。在紧张的工作停歇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我不免心里发慌，精神特别紧张地等着试工。一个意大利工头来了，他一句俄国话也不懂，有一位同志照顾我，把我介绍给他。

意大利人一声不吭，抽着雪茄，用打量的目光注视着我，暗自作着结论。过了十来分钟，我得到试工，也就是干活的机会，这个活我是应当尽可能干得好些的，为的是让工头瞧着活儿，可以了解我的工作能力多强，并根据这一点来估计工资。我接受了试工以后，立刻聚精会神地干起活来，因为用锯子〔锉刀〕锯钢十分困难，过了两个钟头光景，我的活儿有了进步。不过，结果使我感到非常惊骇和惋惜的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完成这项工作，马上像被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似的。

问题是：还在进牢以前，我就长期没有干锉刀的活，而在牢里待了十三个月，终于把我一双手完全给毁了，使它不宜于干活了。我的手变成了老爷式的手，上面连一小块茧皮都很难发现，而对工人说来，茧皮是护身甲；不做工的人皮肤同钢磨擦，会感到疼痛，有了这种护身甲，皮肤同钢的磨擦以及任何扎伤，都可以忍受得住，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还没干满两个钟头，就觉得右手巴掌上痛得很厉害，我尽量设法不去注意它，继续干下去，可是肿起来的茧皮痛得够呛，妨碍工作。

有一个刚到这里的过去彼得堡的工人就在这工厂干活。他曾在“十字架”监狱[1]坐了一年牢，并且度过了监视期。他知道我是彼得堡人，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不久，同时还受着监视。我们交谈了几句话以后，互相有所了解，我就把我的苦痛告诉他；他很表同情，叫我停止工作，可是我还是继续干下去。当巴掌上的茧皮破裂，手里渗出水来的时候，我还没有丧失把工作进行到底的希望，在扎上一块手帕以后，仍然继续干下去。可是一切都是白费气力：手没有了劲，只得用略为不同的方式握住挫刀，因此工作就不能照旧进行。我还是干着，虽然必须停止工作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最后，我支持不住，终于屈服了。我对翻译说，让我过三四天再来结束试工；他把我的要求译给意大利人听，这位工头以为我害怕试工，也就是说不能工作。我猜到他的心思，就伸出手给他看，表明我不能干活的原因，这时他相信了，对翻译说了句什么话，这话由翻译译给我听，说是机械师要他转告我，我身体柔弱，不适宜干他们的活，因此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工钱算给我，人却不能录用。对于这话，我能提出什么异议呢？当然提不出什么，满肚子委屈，拿了八十戈比（据说一天的工资是一卢布二十戈比），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失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现在我怎么进别的工厂呢？”我想，“要知道，这样的试工又会磨破皮，人家又会谢绝我，说我是个身体柔弱的人，不适宜做工厂工作的。”我寻找可么使掌上起茧皮的办法，可是想不出来。我的手痛了两个星期光景；后来我试试在手杖上磨擦手掌，想让它磨出茧皮来，可是这样做终于叫人厌烦，我就停止了。

有一天，我在车站站台上走的时候，遇到了自己的一位彼得堡的同志，他是同我在彼得堡工人的几次大会上碰过头的，我们彼此都很高兴，并且畅谈起来；原来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已经住了两个多月，彼此还不知道，只是偶然的会面才使我们聚在一起，使我想起我们关在拘留所里的情形和其他许多事。看来，我们是处在同样的警察条件下，并且等着同时结束警察局的监视。我同他谈了一会以后，就把我认识几个彼得堡人的事情告诉他，同时答应想法使他和他们认识。在这一次，我们碰见了我那天试工失败时在工厂里认识的那个工人，因此我们便一起上他的住处去。这样，我们彼得堡人已经有了三个，并且很快就变得很投缘。最后，我总算顺利地进了布良斯克工厂，而我认识的那个年老的彼得堡人则进了一家小工厂当工头，很快就能把另一个同志和马秋哈安置进去，因此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不久，我们又认识了一个彼得堡人，他是两年前放逐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现在已经在一家工厂里工作。我们常常会面，终于决定想把生活安排得更密切些，因此特地租了一间屋子，三个人住在一起，其中也有我。在这以前，我已经和工头吵过几次架，因为他老是想用罚款来吓唬我，而我总是声明说我不能同意罚款，我们同他的问题闹成一场共同的斗争才算告一段落，结果使我干了两个星期不能再干下去了。我待在这工厂的短短的期间，发现了一位很好很能干的人Г（Г·И·彼得罗夫斯基。——编者），这个Г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们常常作长时间的谈话，这些谈话使我们能够真正按照彼得堡人的方式生活着。

在这个时候，我靠马秋哈的帮助，同一个子女众多的老人见了面，他是个受合作制社会主义影响的老工人，一个手艺出色的工匠。这个人的理想是：开设公营小铺，以便后来由此成长出一个良好而巩固的强大组织，能够供给资金来同资本家作斗争。也像所有入了迷的人一样，这个老头儿一心想要开设这样的小铺，所以常常同我谈到这个问题。我可决心要寻找现有组织的一切旧的力量，那时再开始有所行动，而暂时只是继续扩大交游，这事我甚至也很容易地办到了。每逢星期天，我又忙起来，我得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一些青年人，那些青年人是Г有时替我召集来的。固然，他自己也需要全面的发展，因而他晚上常常在我这儿，但是我所熟悉的加班加点制度是那时主要的敌人。虽然我看到这样的工作使Г在体力上很感疲乏，可是我又不能硬劝他完全不做夜工，因为他还需要训练做个优秀的工人，此外，他还受到家庭环境的压迫，那种环境需要他在经济方面给以不断的有力的支持。这就是我将来的帮手。

像我已经讲过的，我来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将近三个月的期间，由于我没有可能待在工厂里，我根本无事可做。而在结识朋友方面又没有达到很成功的地步，因而我没有立刻投入紧张生活的旋涡中，并且当时也没有这样做的心情。在认识了新朋友，开始过那非常活泼愉快的亲密的小组生活以后，我们完全没有觉察到整个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想降临了。因为没有特殊的工作，我想起了彼得堡夜校的生活，心里按捺不住，就报名参加了制图和绘画班的夜课，朋友们也学我的样。但这对负担重的人说来，是个很大的重荷。从住宅到学校要走四十分钟；在白天忙碌的工作以后，这样的闲逛决不是件乐事。我的朋友们不久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还继续去上学，如果学校是有趣的话，我也许会去很长一个时候，虽然对我这样一个被涅瓦关的星期日学校所习惯了的彼得堡人说来，这个学校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此外，有一个小老头儿，后来又有一个我称之为Д的人，常常在晚上到我们屋子里来闲谈。我记不起这个Д是怎么跟我认识的，他近来常常来看我们。显然，我并不喜欢他，但这一点，我可没有表示出来。

我有时候也不得不同这些新朋友谈话。小老头儿特别引起我的同情，他看见我们的屋子不隐蔽，不很愿意谈话。在告辞的时候常常请我上他那儿去。我有时去找他，可是在他那儿觉得不很自在。你有时候到他家里，他正坐在那儿同他的太太（一个相当胖的迟钝的女人）说着什么事。打过招呼以后，他请我走进前面的屋子，毫不客气地把里面的孩子赶出来，关上了门。在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小声地或悄悄地谈话，既不让他的邻居也不让他的家属听到我们的一言半语。如果他的家属有谁偶然走进屋子，这个小老头儿就要骂人，把他赶出去，并且把门上的搭扣扣上。我和他谈书籍、社会主义、工厂制度，一般地也谈各种问题；他把从前哈尔科夫的工人运动告诉给我听。他曾在那里住过好多时候，最后不得不离开那里。从他嘴里，我知道了哪些人是可以信任的，哪些人是很有希望的，哪些人是危险的；总之，我力求从他那里获得可能得到的好处。在我们谈话时，他往往讲起他怎样把合法的书籍藏起来，免得人家注意到他总喜欢研究“这些无聊的东西”。

自然，我看出这个人是没有能力参加现代的运动的。他年纪已老，不易改造过来。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他一点什么工作，不让他的不甚深远的思想完全埋没掉。有时候，这样的人也能对运动有所帮助，当然，这时候跟着他们走是危险的，必须让他们一瘸一拐地勉强跟着你走，那末事情就不会遭到损失了。我正就是力求用这样的态度对待那个老头儿。于是我们的友谊就增长起来了。不久，我又认识了同样的一个小老头，不过年纪比较轻些，他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人，这些目的和计划在我看来完全是空想的，也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可是你既然不能给他以另一种理想，又何苦打破他的理想呢。在我住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下半年中，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交游。Д仍然继续跑来，并且不知为什么特别注意我们的生活，这常常使我很恼怒。我有时向同志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Д究竟为什么要来，他需要我们什么，他只是向我们打听，而一点也不把自己的事情告诉我们。假如他想博得信任，他就得更直率些。

最后，我决定直截了当地问他前来探问的目的，可是这一点没有来得及做到。

有一次，一个同志跟我讲起Д给他的一本小册子，我现在已经记不得那是什么小册子了。我们决定一同读完那本小册子。我们的屋子很不方便，因此我们就到那老彼得堡人的住处去找他，在没有屋主人和房东在场的情况下，了解了小册子的内容。这是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住了六、七个月之后读到的第一本非法的东西。可见那里的非法事业还很薄弱。在这本小册子以后，又出现了其他的小册子：我特别需要它们，所以我把它们抓得很紧。之后，我们同Д的友谊就更亲密了，常常同他谈起从前彼得堡的事情。

有一天，Д向我们建议，要聚集起来讨论一个问题。我和同志们很高兴地同意了，并且就在那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在一间屋子里聚会，提出了希望团结一致的问题，希望更积极地表现自己的存在的问题，以及从各工厂中搜集材料，特别是搜集有关当前重大事件的材料的问题。为了不致把这件事情遥遥无期地搁置下来，我们决定立刻着手工作。此外并决议，每一个人不但应当搜集材料，而且应当为他所工作的工厂写传单，这样的传单决定在下次会议上宣读，如果我们认为它们是可以用的，那就用胶版印出来散发。这次会议决定，由于工作不多，暂时有三个人一起聚商就够了，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我当了选，因此从那一天起直到顺利地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两年几个月中，我成为这种会议的当然成员。我们的会开得相当多，各种技术方面的问题归两个知识分子负责。他们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或是来开会，或是带来传单，商谈其他问题。我记得，我们从开头起就彼此十分尊重。我和Д——工人和两个知识分子非常活跃地参加我们的组织。Д已经是个相当有经验的、早就干过革命工作的人了。主要是，他善于进行秘密活动，心思非常周密。我也已经有了彼得堡的经验，知道怎样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效果。那两个知识分子不很沉着，性子太急躁。这一点基本上只会对他们而不会对我们这两个工人有害。就我所知道的，在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以前，就已存在着一个可以称为手工业性质的、没有什么特出表现的旧组织，而我们的组织则在各工厂中奠定了作广泛鼓动工作的基础。在开始积极工作以前，我们就预先规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为此，我们同许多工厂，甚至同那些设在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三十俄里的卡门地方的一些工厂取得联系。我们同卡门地方各工厂的正确关系建立起来了。传单也分别准备好了。这些传单预定要在同一个时刻，即我们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的那一天散发出去。

早在我们开始鼓动工作以前，我就觉得有必要另外租一间屋子，以便更容易保密。因此，我在这个时候虽然已经失了业，还是租了一间低廉的屋子。

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对于散发传单的人说来，1897年年底和1898年年初是运气特别好的日子。所需要的，不过是在夜间大胆地跑出去，在碰不到任何人——正在安睡的警察、清道夫、奸细和密探——的时候，赶忙散发传单。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情况。在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后，只是在有些地方碰到了更夫，就平安地回到了家里。

有一天晚上，收到了预定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查德涅普尔和卡门散发的第一批传单。必须在夜里把它们散发出去。传单与其说是很多，还不如说是很少，所以我们决定要张贴一半。我转告一个同志，让他准备在当天晚上十一点钟以后同我一起去工作。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气候，是相当寒冷的，很快就把所有那些不需要待在街上的人都赶走了。更夫偶然敲敲梆子，让人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敲过以后，就坐到角落里去舒舒服服地打瞌睡了。

当我和一个同志袋里藏着传单，手里拿了一大罐调好的浆糊出门的时候，月亮已经爬得很高。我们绕过广场，越过铁路，走到了一个住着工人的名叫“工厂”的村镇。我们四面张望了一下，没有看见什么人，就在栅栏上涂抹浆糊，随手把传单在浆糊上粘牢。我们小心地越过大路，一面在那些小屋的墙上涂抹浆糊，贴上传单，然后四处把传单放在地上或塞在栅栏的缝里。后来，我们进入另一个街区，把同样的事情再做了一番，不过很快浆糊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好把传单塞在栅栏的缝里。

那个同志在散播和粘贴传单的时候心里很慌张，往往不够勇敢，但他还是继续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一张传单都没有了。我们就这样没有让谁注意到我们的独特工作，平安地回家了。

工人们早晨上班的时候，看见了散放在街上的这些传单，就把它们拣了起来或从栅栏缝里拿了出来，这样，传单很快就拿空了。群众开始停留在栅栏旁边，读着粘贴的传单。有些传单，他们很中意。他们抱着想把这些传单带到工厂去的愿望，尽力设法把它从墙上揭下来，这样一来，部分的传单给他们撕破了，他们自己固然没法加以利用，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再看到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后来得出结论，认为贴传单是不值得的，因为这种工作要冒很大的危险，进度很慢，而收效不多：反正大部分都要撕破的。我和那个同志只在一个需要散发传单的地区活动。除我们以外，还有人在其他地方完成这项任务，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不能很好地到处散发传单……在假定有必要散发传单的时候，就提出了可以在各工厂中散发传单的问题；

这时才知道，我们只能在两个工厂里散发，虽然三个最大的工厂和铁路工厂里还没有发过传单。由于考虑到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着监视，可能很容易引起警察来追踪散发传单的人。我们就不得不利用我在上文提到的那种散发传单的方法。

警察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知道那些出现在街头的传单，可是这些传单很少落到他们手里。第一次，一切都很顺利地过去了，参加的人谁也没有被人发觉。

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及其郊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卡门方面的情形还一点都不知道。最后，也从那里传来了很可喜的消息。这就是说，开头的工作做得很成功，并且显然它在鼓舞我们要在最近期间也把其他的传单发出去。但是我们打定主意不找警察的麻烦，要更仔细地逐一检点一番，看有没有暗探在我们后面盯梢，因为我注意到有一件可疑的事情在追随着我。在留心观察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个普通人经常在我住宅附近徘徊，显然他是在监视着我；那时我就开始注意他，往往出其不意地跑出大门，向他那个方向看去。

那个普通人戴着一顶庄稼人戴的帽子，穿着一件短外衣或短大衣，继续每天待在同一个地方，或在同一个地方徘徊，表面上装作并不注意我所住的房子。我感到事情有些不妙，就通知任何人都不要来找我，而我自己则力求整天待在家里，晚上才跑出屋子，出去的时候，让灯仍旧点着；假如偶然有人打算从远处向窗子里窥视，就会相信我好像是在家里。我沿着栅栏下降，然后跳了下去，等我一下子到了离我住的那条街道很远的地方、并且知道背后不会有人盯梢的时候，便动身到我需要去的地方去。我用平常的办法回家，因为要沿着栅栏吊到上面去是很困难的。这样办没有什么危险，此后我也就常常采用这个办法。上面提到的那个人监视了我两个星期光景。看来，他对我颇有好评，似乎已经把这种意见报告给了他应该报告的人，因此我以后就继续安心地工作了。

在散发第一批传单之后过了约一个月，打算在工厂散发的传单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对于每一个工厂专门预备了一种传单。我们相信这些传单将轰动一时，可能还引起普遍的搜查。领到的传单是这样分配的：一部分留给铁路工厂，另一部分留给布良斯克工厂，第三部分留给制钉工厂，第四部分留给哈勒施坦工厂（农具工厂），第五部分留给德涅伯河右岸的一些工厂（好像是法俄工厂），最后一部分留给卡门工厂。一共将近有八种不同的传单。每一种传单都反映出散发传单的那个工厂对工人层出不穷地滥用权力和残酷勒索的行为。传单应该在夜间或清晨散发。为了在白天就能知道结果是否顺利，每一个在一定地点散发传单的人都应该做出顺利或不顺利的暗号。如果没有暗号，那就应该认为这个人已经被捕。暗号要用白粉在约定地点的墙上或栅栏上标出。为了避免混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暗号。这种办法很方便，也很秘密。

夜晚，我带了马秋哈动身到一个工厂去；我们在路上藏了一部分传单，然后走近工厂。进厂里去是很危险的，甚至在旁边走过，都要十分小心，免得给看厂的狗听见。我们走近一座两层楼的楼房，跳过了栅栏，到了楼房的窗子旁边。我把马秋哈举到窗口，他打开了小窗，使劲把一扎传单扔了进去。我们就这样地继续行动，把传单扔进三个车间，只剩下两个车间没有去；我们相信，在工人们的帮助下，一到早晨这些传单也会在其他的车间里出砚。的确，到了早晨，聚在一起的职工刚刚打开车间的门走了进去，立刻就把散在地上和工作台上的传单捡了起来，过了一刻钟，直到工长为止的全体职工都读了传单，虽然没有达到罢工的地步，可是大家的不满情绪已经极端高涨了。在另一个工厂里，由于工厂日夜开工，工人们到处奔忙着，使散发传单的人感到棘手。因此，散发工作曾经发生极大的困难，可是这个散传单的人很有耐心，也非常机灵，只是无可奈何地耸了肩膀。他早晨带着传单去上班，不慌不忙地工作了一整天。当大家在七点钟准备回家的时候，他也和别人聚在一起，可是他没有走出大门，而是走到人们挖掘自流井的地方，溜到了井里，坐在梯子上整整待了五个钟头，直到夜间十二点钟，这正是机器停歇让工人吃半夜餐的时候；后来，我们这位自愿囚禁起来的囚徒带着准备好的传单小心地爬到上面，等着熄灯。这是最宝贵的时间，他就是为了等待这个机会才在坑洼里坐上五个钟头的。各车间的机器一停歇，电机也立刻停下来上润滑油。这位同志看到电火一灭，马上就从坑里跳出来，奔进车间，不顾在夜间的黑暗里会撞着什么东西，迅速地散发传单。接着他跑出车间，或是奔进另一车间，或是从打破的玻璃窗里扔进传单，然后急忙地飞奔到选定的地点，就在电灯的照耀下跳过栅栏，脱离险地，没有被谁发觉。电灯熄灭三五分钟，这期间，工人们安静地坐在工作台上或者别的东西上面，丝毫想不到有人在匆忙地跑着散发传单；当灯光复明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抢到一张放在地上或工作台上的传单，开始阅读。这时候，我们这位已经跳过栅栏的主角，打破了办公处的玻璃，把传单塞了进去，此后就安然地回到家里，躺下睡觉。早晨，他到工厂去的时候，把这种传单当作厂里的新闻一样阅读着。这样的方法是常常被使用的。

夜里，当局的人都在睡觉，只有到了早晨，才会来没收传单。这时留在厂里的传单已经很少。它们一部分落到乌克兰土屋里，落到卡伊达基或捷也夫卡，或者落到了契契辽夫卡，因此警察们有时候只好满足于两、三张没收的传单，这当然无法削弱这些传单所造成的效果。

在其他几个工厂，大概也正是用这种方法偷偷地放置传单。并且处处都很顺手，没有引起人们对放传单的人发生任何怀疑。这一次传单起了很大的影响，所有的工人都知道了这些传单，工厂主管人员也知道了，宪兵队和警察队也知道了。可是他们敲谁也弄不清这是哪些人散发的。这就鼓励我们用同样的办法继续进行以后的工作。在所有的工厂里，工人中间传说着不久就要发生骚动的谣言，这些传单使工人们振奋起来了，另一方面，当局的气焰显然已经矮了半截。

我记得，在卡门工厂散发的传单里，曾提出在工厂系统内建立病房的要求，第二天就从理发馆里请来一个医助，安置在工厂的编制以内；还要求在那里造两座出外的大门，这也如愿以偿了；另外还有某种要求，也得到了满足。当地的警察局长（显然是县警察局长）猜想一定要发生罢工，而他实在又不知道工人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于是他想起了传单里提出的种种要求，就不等工人方面提出任何要求，立刻让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在有些工厂里，许多要求就是这样地得到满足的。

通常，任何工厂当局都力图使大家相信，他们工厂里的制度是最好的，工人对工作条件都很满意等等。而现在突然这样赤裸裸地揭露了各种虐待工人的行为！工人们从传单里知道了实际情况，清楚地看出指示的正确性，都满腔希望结束这种岂有此理的行径，哪怕是结束一部分也好。总之，平静的沼泽开始起了涟漪，预料就要掀起汹涌的浪潮了。

骚动只会给工人带来损害，关于不希望发生骚动的话，在传单里讲得很清楚。因此，听到工人中间传说完全与传单内容相反的要举行骚动的谣言时，觉得很奇怪；可是工人们在读过传单后却立刻说，人们号召举行骚动。进行斗争旧的传统还很有力量：工人们还不能想象不殴打工头或一捣毁办公处就可以罢工。在倾听他们的谈话并直接理解到所谈问题的范围时，不会听到他们提起任何罢工的事，虽然每一个工人都会讲述一些关于骚动的回忆；而这个时候如果提起当局方面所实施的镇压，那是不会产生什么效果的。这种谈话总是以他们暗地里表示希望组织一次像样的骚动而告结束。当然，这时候他们会想起某一个他们真正称颂的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群众自发地加以理想化的，显然不是他们完全陌生的罢工，而是骚动，因为这种抗议的方法是每一个人都能懂得的。

传单鼓动了厂里的群众，我的工作增加了。首先，必须搜集更多的材料来印发新的传单；其次，需要同我的那些在卡伊达卡方面的熟人晤谈，这常常是在晚上。年轻的群众不能很好地领会我的意思，往往完全误解了我的话；只有一个青年真正懂得我的意思。他们要求常常来，甚至企图租一间单独的屋子供上课之用。在这一伙人里，我曾碰到两个近乎民意党人的人……最使我生气的，是他们往往以不许人家提意见的命令方式来传播自己观点的那种落后作风。如果有哪一个年轻人开始摆脱他们的影响，他们就要暴跳如雷。他们特别对Г感到愤怒，因为Г似乎想要把年轻人引上可怕的社会主义和革命观点的道路，如果有人还是感染上这些观点，他们就会把他视同陌路，有时候还认为同他作梗是很有道理的。有一个民意党人在布良斯克工厂的机械工场里工作，得到了相当多的报酬，自己有一宅小房子，生活过得很不错。因此，他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显然没有什么热情，只求白忙一场。我屡次企图了解他们究竟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规定什么样的纲领。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结果，只看出他们是竭力想要扩充自己手下的青年人的力量罢了。

“在谈‘斯巴达卡’以前，应当研究一下希腊的历史，你才能够了解这部小说，”有一个民意党人对年轻职工们谈起他们阅读“斯巴达卡”时说，他们总是竭力强调自然科学，而我在翻阅那些从这几位先生那里拿来的书籍时，多半只看到算术习题集、文法课程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当青年人要求看一本比较严肃的书籍时，他们就回答说，这还太早，据说应当先精通地理、算术、文法等等，然后才可以开始看严肃的书籍。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那些年轻人老是不满意自己的领袖，不愿仔细研究他们给的书籍。

当然，不能否认在教科书里也有好的方面，但这应当在学校里，而不是在一个人希望了解他的社会地位的本质或对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时的学习上。民意党人的学生固然常常向自己的老师提出意见。可是他们并不能够全心全意地献身于需要牺牲的工人运动，因为他们是被自己的老师用锱铢必较的自私精神教育着，虽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要求放弃每一戈比，甚至要求争取废除每一戈比。我记得一位同志讲起，当他偶然走进车间谈谈某一个人的情况或利用机会向什么熟人进行宣传的时候，就有一个上面提起的民意党人来追问他。这个不幸的人只是为了欺瞒热心的民意党人的独特的侦察行动，有时就不得不采用伪装的办法。在和这种民意党人谈话时，我常常想起彼得堡的同志H的一句话，那是讲到彼得堡的一个工人——自由分子时说的。

“作为一个自由分子，他还不坏，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作为一个工人——社会主义者，他就相当卑劣了。”这句话对于这些先生也是同样适用的，虽然他们只是解释了上半句。而俄国的宪兵们有时还要查究甚至惩罚这样一些先生！这只证明，警察队和宪兵队的一切蠢物看来都是恶魔。

我打定主意不同上述的民意党人打交道，并且要求同志们不要在他们面前讲起我，免得让他们知道。我担心人家可能会对我散布各种流言，那样的话，我就不容易继续保持隐蔽的地位了。在当时俄国的条件下，出了名是很危险的。这一点我当然完全明白，因此我权且把民意党人撇开，固然还经常特别注意他们，同时开始常常到卡伊达卡的当地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去。我在那里待到十二点钟，待到夜间一点钟，然后动身回家，由几个人送到一个树木茂密的深谷，我自己再从那里走向德涅伯河，路上由于刺骨的劲风和寒气而直打哆嗦。我身边藏着一柄短刀，因为在那种地方走路并不安全，我曾相信我会被人抢去银钱和其他东西。在卡伊达卡有了熟人，就使我以后能在他们从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以及在我离开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以前他们不再去的地方散发传单，并且对此后的工作也有把握。到了1898年的春天，我们成了孤儿。在传单出现后不久，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受到严厉的监视，他们应当离开这个地方。可是，他们显然抱有完全不同的意见，再三跟我们说谁也没有监视他们，并且继续来拜访我们，继续准备一批一批的供散发用的传单。

有一次，我们本来规定要举行一次讨论某一问题或关于领取传单的碰头会。我和一个同志来到了指定的地点。可是我们自己人一个也没有碰到，只发觉有一个陌生人站在街角。我们没有特别注意这一个人，就停下来开始谈话。我们在广场上站了好久，于是那个站在街角上的人就开始形迹可疑地盯着我们看。我们注意到了他，就讨论起这个人是不是密探的问题。我笔直地向他走去，希望看清他的面貌。他发觉了这一点，就沿着街道走去，很快便拐进一个院子，在那里消失了；我走近那所房子的大门，没有看见一个人，就折回来告诉我的同志，说那显然是偶然的事情，于是我们继续站在没有人的广场上，心里已经很焦急，埋怨同志们不守时刻。最后，终于来了一个同志，在他后面很快又出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当我们四个人聚在一起，开始讨论某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行动诡秘的家伙又在附近出现，开始卑鄙无耻地在我们的四周兜圈子。我们的心里产生了要结束这个密探的性命的热烈愿望，可是谁都没有手枪，而他显然是带着武器的。我们决定使用刀子，大家都向他移动。也不知是他猜到了威胁着他的危险，还只是以为我们要穿过广场，他却用相当快的步伐沿着那个广场走去。当他已经离我们很远的时候，我们突然拐弯，走过一部分的街道，然后跳过了栅栏，走上另一条街，再爬过栅栏，到了铁路停车场，在那里的大批车辆中间是不容易追踪我们的。这样，我们的会议给打断了，而我们在匆忙地交换了一点情况以后，就接受了传单，各自走回自己的住处。这是最后一次和知识分子会面。因为，正如后来所知道的，确实有人在盯他的梢，而上面的那个形迹诡秘的家伙就是从城里专门跟他来的。当那知识分子躲进了一个空车厢的时候，密探认为一定是到指定的地点会面去了，因此他仍旧在那里等候，希望好歹能发现一个工人的踪迹。这一点他没有成功，可是宪兵们不久就不让那个知识分子自由行动了。现在想起那个知识分子的时候，我可以说，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但是他盲目地相信能够很快地实行自己的主张。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当我送他回家的时候，我们意外地碰见了Д。我们的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在城市的危险地段，这样晚是不常看见行人的；因此，我们放心地在一座小桥上坐下以后，就非常热烈地谈起我们的工作来。

夜间的黑暗笼罩着我们，只有远处布良斯克工厂的宽阔的火光鲜明而动人地证明我们的工作的必要性。那个出了神的知识分子说，我们的鼓动工作再搞三年，多至四年，这个制度就要崩溃了。

我窃笑着这个出神的知识分子的天真，这是一个热心的、浅薄的人，一个社会主义者。可是他为了自己的理想甘心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大家可不愿使他失去信心，他对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说来是个值得看重的人，他第一个开始用鼓动宣传的方法进行工作，第一个带来了一些传单，那些传单有必要向广大工人群众指出并说明他们的艰苦生活，并使他们的闭塞的头脑中产生对于革命的渴望。大概，此后的长期监禁完全损害了这个先驱者的智力。

这样，他就被逮捕了。另外还有几个知识分子也被逮捕了，可是工人中间却没有一个人被捕。无论我们或事业所受的打击，都是严重的。可是，这些逮捕绝对没有在较深的程度上影响群众中的工作，因为工人——领导者们没有遭到损失。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参加散发文件的人每天都在增加……可是我的话有点讲过头啦。

正如我曾经提到的那样，在刚开始散发传单的时候所采用的一种方法，是把传单贴在过道或者墙角旁边的栅栏上，但是很快就被警察注意到了，所以不得不改换另一种方法。记得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我和一位同志从家里出来，两个人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叠成三角形的传单，积雪在我们的脚底下沙沙作响。我们走完一条街又一条街，在每条街上都撒下了三、四张传单，走到最后几条街道的时候，我们便分头沿着两条平行的街道走去，一路上撒着传单；同时必须常常从街道的这一边走到街道的那一边。最后，我们在街道的尽头相遇了，便向着布良斯克工厂走去，尽可能地在所有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都撒下了传单。我们走了很多的路，后来便拐了个弯，越过铁路，向另一个地点走去，后来从那里再往前走，又撒了许多传单，因为这条路是通向工厂区的。经过一处栅栏，在那里扔完了传单以后，又走到铁路上来，从一列停在信号机旁边的列车车厢底下经过，又在路上撒了许多传单。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口袋凹进去的时候，便往回走。走过工厂以后，我们便朝着一条通向这家工厂的小路上走去，虽然路上行人很多，可是我们仍然把剩下的传单都撒到这条小路上。我们总共只有两个人，但我们尽可能地在许多条小路上撒了传单，这样就能使这些传单准能落到每一家工厂里去。我们用这种方法把所有的传单都撒光了，便从容不迫地回家。我们在约定地方的栅栏上，用粉笔划了个暗号，好让自己人在白天看见这些暗号，知道此地一切都平安无事，因而可以走进此地的某一户人家。早晨，我们一走进工厂，每个人都听到大家在纷纷谈论传单的事情。我们津津有味地听见人们夸大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许多人都在谈论，一个夜里到处都撒了传单，可见“他们”干这件工作的人一定很多。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关于“这些人”的威力和勇敢的各种各样的传说。

一个工人毫无危险地在大街上捡到了一张传单。他把传单带到工厂里，于是，许多人把传单上的文字读了一遍。最初因为积极分子的人数很少，很难发现传单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工人们在谈论些什么。后来我们特别注意这件事情，责成大家有义务尽量地去倾听工人的谈话，把听到的一切都汇报给委员会。此外，每一个积极分子都应该尽量去认识暂时还没有和革命发生任何关系的工人，时常去访问他们，以便尽可能多搜集一些关于工厂的确切情报。

在卡门工厂（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三十俄里）撒了三、四张传单以后，那些撒了这类文件的工人便引起别人的注意。有一个星期日，一个撒传单的工人来找我，后来又来了一个，他们把自己要逃往奥地利去的打算告诉我。因为待在奥地利比起待在俄国要好得多，而且自由得多。

我觉得很惋惜的是，工作刚刚开始，每一个有觉悟的人都十分重要和宝贵，而且工作还没有打好什么坚固基础，而这时候，他们却想着要走开，他们好像光是为了自己的“我”，而要尽力赶快离开，这是件十分遗憾的事。

另一方面，我又害怕他们当真会被捕，这等于把多余的一张王牌送到宪兵的手里。宪兵会把这些人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弄走，因此，能够逃脱宪兵的魔掌，从而逃脱这些张着血盆大口要吞食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凶恶敌人，也是一件愉快事情。我恳切地要求我的卡门工厂的同志们向我报告他们平安越过俄国国境的消息。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不久，我果然知道了他们平安抵达奥地利的某一城市，并且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这些同志离开时，给我们留下了关系。他们走后，传单继续像从前一样准时地出现。这是最早一批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们干的，我当时曾被迫和他们分手。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又被迫和另一批朋友分手，我曾经和这些人在夜间散发过传单，有时曾一同在井坑中。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什么地方一开始发生运动，那里很快就会失去一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情投意合的同志。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我们失去了几个知识分子，他们一直都是我们的鼓舞者。必须提一提这些知识分子的优点，他们在没有和我们商量以前，几乎从来没有擅自做过任何事情，所以我们的新事业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获得了发展；我们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意见分歧。进行这种工作，这点无论在哪里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必须加以强调。现在我们被迫失去了这些一直完成了重要工作的知识分子。

不用说，这对我们发生了严重的影响，对鼓动工作的影响尤其严重：我们甚至没有一个人做过这种工作的技术方面的事情。这点在传单的缺陷上特别可以看出来，因为编写传单，我们当然是办不到的。正像不幸地发生了一场埋住许多人的雪崩以后，不许人长久地考虑用什么特别方法来刨掘这些人，而是必须赶快拿起铲子来挖，不知疲倦地、无止境地挖下去，一直挖到能找出活人或死人，我们也没有时间讨论我们的处境，必须尽可能快地接受留下来的工作。

同志不得不去建立一处文件储藏所，虽然文件的数量不很多，但是它们对我们越珍贵，我们就越应该尽可能谨慎地保藏它。Д花了两个卢布租下一间屋子，他把文件放在篮子里带到这间屋子里去，放在卧椅（一种木床）底下。第二天自己就离开屋子，借口职务关系，必须出差，实际上他是回到他定居的那所房子去，而且从来没有想着要离开那里。他开始每周一次或两次地到文件储藏所去过夜，免得引起别人怀疑，或者怀疑他专门来拿文件。

同时，他又得给自己找一些助手，两个人工作很困难，何况担负领导成千上万群众这一重任是很艰巨的。就我现在所记得的，当时我们也印过传单，但是知识分子方面的积极性这时已经低落了。

上面还没有谈到必须完全由我和Д编辑传单的事，Д还必须经常誊写胶印器上的原文底版和印刷传单。我们还必须指导散发这些传单的工作。但是，这件工作非常容易，因为我们得到了工人有力的支持，只要把传单交出去就行了，用不着我们去散发。

我们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着，工作面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

我们终于吸收了两个新人来参加我们的工作，这样一来，就把那些抱着指导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一切运动的目的的人结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集体。我们抓住各种机会出版传单，解答工厂中发生的问题。我们的话都变成了事实。我们准备了大量的传单，成批地出现在工人们中间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的大街上。

我记得我们为了讨论某一个问题而举行过一次集会。正如当时所有的集会一样，这次集会也是在户外举行的，地点在城外某地。我记得我们全都到齐了，只等待着一个迟到的同志。我们谈到各种问题，交换一些听到的话，并且开始讨论到今天的集会，然而老是不见那位同志到来。我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又无法知道他缺席的原因，我们忍不住地甚至决定要散会。正在这时候，那位同志忽然来了。我们很冷淡地迎接他，开始严厉地盘问他迟到的原因。他断断续续地回答我们，而且常常显出非常兴奋的神情。最后，他答应告诉我们一件特别重要的消息，这件消息不但会使我们，而且也会使得俄罗斯全国和俄罗斯全体工人大大地高兴的。看起来，他是在计划着怎样更加有力地影响我们，我们一声不响地听着，等着他说出这件重要消息。这件重要消息究竟是什么呢？最后，他非常兴奋地宣布：所有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政党。它的名称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拿出了一份党为这事而公布的宣言[2]，我们为了表示对党的尊敬，立刻站起来读完这份宣言。我们当时就在会上宣布自己的组织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市委员会”……

有一天晚上，我和Г坐在自己家里，我忽然高兴得惊奇起来。刚从伏洛果州流放所归来的П·А·摩洛索夫，在一位彼得堡同志的陪同下走进屋来。当然，我们都是老朋友，所以很快就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和他取得一致的意见。鉴于摩洛索夫是一个很老练的人，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物，知道各种各样的方法，因而准能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这样，我就断定应该把他吸收到我们的委员会里来，我把自己这种愿望告诉过别人，得到了大家的同意。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我们非常需要参加过工作的、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能够多少帮助我们编写各种传单的人。摩洛索夫可以说是最能符合这些要求了。也就是说，他是个最理想的人。他被接受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委员。

在和摩洛索夫遇到以前，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小组改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以前，我加紧同我的老头子在德涅伯河对岸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小镇上进行谈判。他这时已经搬到了那一带地方去住。我常在晚上或是星期天到那里去。我们就在他家里开一个有两、三个人参加的小会。我们的会议不带革命的性质，但是仍旧很秘密，都是悄悄地召开的，决不许住户中任何一个人走进我们开会的那间小屋子。当然，我所遵循的，或者说指导我的，是纯粹的革命思想……

我的老头子早就有了开办一家合作社的打算。他相信业务很快就会兴旺起来，这样一来就能够积聚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它能够使我们把强大的革命事业向前推进一步。我在当时已经知道合作社的业务，特别是知道布鲁塞尔人民合作社，当然，这一点使我产生了一种希望，相信能够把业务办好，那时就可以从合作社的基金中抽出一部分基金来支援革命事业。我对这种工作不能说没有浓厚的兴趣。

老头子的计划是在工厂附近开一家小铺，因而我们就会有足够多的顾客，特别是我们如果能够努力用各种方法把它办得大众化的话；后来，他自信自己熟悉经商的业务，向我们保证，决不会因为开办这种小铺而遭到任何亏损。万一遭到什么失败的话，连老天爷也不会知道我们在这家小铺上会赔去什么钱。我们决定尽可能准确地计算一下有多少冒险的成分，以及我们的计划有多少保证的因索。我们开过好几次纯粹秘密性质的集会。当开办这家小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时候，还没有一个人知道这回事。在一次这样的集会上，我们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剩下来的，只是筹集一部分资金来添置开办设备的问题；虽然小铺在计划中不是办得很大，但是它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资金，如果没有钱来购买必要的商品，我们的计划肯定是会破产的。我去催促同志们，要他们每人出五卢布来建立这个机构，连同我自己的钱在内，一共筹集到了五十卢布。必须去请求我们的一位同志，他约有二百卢布，要他借些钱给我们，哪怕开具借据也行。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忠心耿耿的人，他终于凭票据借给老头子一百卢布或一百五十卢布（正确的数字，我记不起来了）。

除了我以外，老头子和其他两个人，都是属于某一个组织的成员。看样子，这个组织是在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起来的，它的几个成员后来因故被捕，当作刑事犯被定了罪。他们的罪名是殴打一个公务员。为了办理他们的诉讼案件和援助他们，募集了一笔当时说来是非常可观的现金。这笔现金剩下了三十卢布，暂时还没有地方可用（被捕的人都被遣送到故乡去了）。我们决定把它们作为流动资金，条件是在亟需时可以取出三分之一，用来帮助因散发传单或因参加小组而被逮捕的人。这笔钱，像我说过的，决定作为小铺的流动资金。我们所筹集到的资金约在二百卢布左右，后来还增加了大约五十卢布，我们决定拿这一笔钱去经营商业。

老头子被选为小铺的法律上的老板，他不但要主持小铺的业务，而且要对这小铺的一切事情完全负责。收到钱后，他就必须出票据，作为防备任何意外的保证。这样一来，开始就对筹集到的资金确定了法律上的保证。以后，老头子必须定期向检查员正确汇报账面上的买卖情况和存货的数量。我被选出来充当这种检查员，所以我对这一企业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责任。我们决定定期召开全体大会，好让我们在大会上知道业务情况，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采取某种决定。我们也决定将小铺暂时开办三个月，期满时，我们的大会就应该来决定小铺是否要再开下去。最后责成每一个人去招徕顾客，但是尽力不给任何人赊账。

在这一次会议以后，我们收到了资金，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我们的代理人着手找寻合适的屋子。但是，找了很久还是找不到——这点使我们开始失望；主要的原因是缺少资金。屋子倒是找到了一些，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预付一年的押租，总数达二百五十卢布或三百卢布。希望这样的屋子里能住上一户人家，而且屋子要相当不坏。这样将是十分有利，而且非常方便，因而可以逐渐扩大营业。尽管我们有这样的希望，然而因为缺少资金，租赁这样的房子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办不到的。我们必须像正视愉快的未来那样，也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后，我们以每月十八卢布的房租在市场地区租下了一所房子，条件讲好是租半年，预付三个月的押租。在不可能找到更加有利的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同意这些条件，而且不得不立刻支出我们全部资本的四分之一；接着，必须领取营业证，这样又得支出各种各样的小数目的费用，因此很快就使我们资金减少下去。当这一切事情都办好之后，我们又得拿剩下的为数很少的资金去购买商品，而这些资金是必须要给我们增加收入的。我们所抱的能够从小铺里获得特别帮助的一切希望，一下子都破灭了，而花去的资金也要求我们出一把力，无论如何要把它们赚回来。

我记得在一个星期日，我去向那个名义上的老板祝贺小铺开张之喜，同时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小铺里的内部情况。房子足够使用，地点非常热闹，顾客盈门，而且看起来好像都很有钱。但是，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做过一笔买卖；在我待在店里的半个钟头的时间内，店方就回绝了四、五个主顾，理由无非是说还没有备全这些商品。的确，排列在架子上的木箱，里面都是空的，有一处地方放着一堆商品，然而，数量实在可怜，一堵墙壁上是精光光的，连一枚钉子都没有。几包纸袋里装着两、三磅各种各样的米粒，柜台上摆着四、五个装有糖果的玻璃瓶。当然，糖果的数量也是不多的；这里挂着两磅腊肠，小铺门外的台阶上摆着一整桶鲱鱼和一大束黑海产的小鱼，那里还放着粮食和一些供应乡下顾客的物资。我对它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好的。只有关于最初几天营业的数字的报告，才使我对美好的未来产生了希望。当我知道总共买了多少钱的商品，弄到了多少越来越感到短缺的资金，将用第一次的收入去购买什么东西以后，当然，我就抽走了我们小铺里可以购买必需的物资的全部资金，预备动身到城里去。这时候，他们要求我不要把一部分钱带走，留下来满足本地的一些顾客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创办情况，虽然这样的创办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我仍然认为每一座城市里都应该有这样的小铺。只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小铺说成是合作社。我们的小铺在各方面都很秘密，这样自然就不能对它有利；如果不是情况特殊，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拿这样的资金来开办这样的小铺。应该说明，这虽然是一间小铺，却需要一个人在铺子里连续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以上。安插了一个人以后，我们必须付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虽然这样穷困，仍然规定为十卢布。因此，我们每月最低的支出也达三十卢布；房租十八卢布，职员工资十卢布，守门的人月费六十戈比至一卢布，外加电费和一些想不到的开支，而商品总共只有六十至七十卢布。

虽然我的住处离开小铺八俄里，而且我从来不曾为小铺的事情跑过腿，但它仍然剥夺了我很多时间，而在当时，时间对革命工作是十分宝贵的。必须重视这方面的牺牲，虽然我从前对于时间是毫不注意的。最后Д同志直率地对我指出，在时间这样宝贵的情况下，我为了小铺付出了过多的时间。我虽然爱惜时间，但是一星期也应当至少到那里去一次，听听越来越大的怨言，说什么连创办人也对这个机构冷淡啦，一个老人做这件工作太辛苦啦，等等。在这一类的话中，我清清楚楚地感到，这是对我的责难。因而我就坦白地说出，我不能为我们的小铺抽出更多的业余时间，而使革命的工作遭到损失，如果别的人也不能帮忙的话，那么就很难把事情做好。我甚至没有进行特殊的检查就离开小铺。我觉得这样做，对于这一工作的领导人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但是，我对他的忠实是深信不疑的。革命工作按照自己的次序非常正确地进行着。我们也定期举行会议，经常印发传单，而且另外还印发了一本著作。

必须把事情稍稍往回谈一谈。

正像我说过的那样，在事情失败以后，我们自己就担负起保管文件的工作。可是，我们的保管方法是非常冒险的，而且非常不方便；我们和Д就想出一个新的保管方法，最后决定把篮子移交给Г，他会把篮子保存在他那里。我和Г从前就已经谈起过这件事。我们决定在房子附近刨一个大坑，把篮子放在坑里，当然，不应该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决定行动。我站在一所穿堂房子的大门旁边，等候载着篮子和Д的那辆马车到来。当然，我同时也不得不体验到一种特殊的焦急的心情。那辆载着Д和篮子的马车悄悄地转动着，一会儿就出现在街角上。马车停住了，Д开始付车钱，我就扛着篮子穿过穿堂院子，走到另一条街道上，接着又走到第三条街道上。Г已经在那条街上的一所房子旁边等着我了。他接过了篮子，我们就一起走进屋子，把房门关起来，开始检查篮子里面的东西。虽然里面藏着的东西很少，但是我们仍旧找到了许多使我感到兴趣的东西，而Г一般说来读过的书是很少的，所以他对各种的文件感到很惊讶，当然他也想读一读他没有读过的东西。我们把书籍整理完毕，把所有的书都开了一张清单，然后把篮子放在墙角。Г有几回在黄昏和黑夜里爬到房子附近，想挖一个坑。但是我们后来认定，这是很不方便的事，而且也不很安全。正在这时候，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把篮子送到一处很安全的地方，于是我们很快就把篮子送到那里，后来又把它当作一只盛满旧衣服的篮子，从那里转送到别处去。我们把这桩事情办得很好，我们相信没有人会注意到这些地方。

我记得有一回，Г男扮女装到我这里来。我甚至一时都闹不清楚究竞是谁到我这里来了——如果一个受到监视的人负有许多重要任务的话。当然，这样的小心并不是多余的。在暮色苍茫中，甚至在深夜里，都得时时小心翼翼地跨出大门，看清楚屋子附近有没有人，有时必须走来走去，保护同志的住屋，以便偶然发现有人跟踪，如果真有这种情况的话。

夏末，有两个人又退出了我们的委员会：一个人实际上是由于胆怯，另一个人是因为要逃亡到伦敦去，所以委员会里必须补充一些新人。在没有垮台以前，我们的委员会是由一些工作了半年以上的工人组成的。集会大部分是在郊外的旷地上举行。我们在那里一次也没有被人注意到。在这样秘密的情况下，我们只应该吸收那些非常小心而又坚强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委员会。正在这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也受到监视的、从前曾在一座大城市里工作过的人。他老早就在找寻接近事业的人，而且希望亲自参加工作。在没有得到他的可靠的情况以前，我们虽然仍旧和他保持接触，但没有把他吸收到组织里来，一直到后来才把他吸收到委员会里来；接着Г也被吸收到委员会里来了。这样，我们就用一些无限忠于事业的人来弥补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委员会得以继续正确地执行着它的工作。正是那时候，某一大城市派了一位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同时他给我们带来了他的一个熟人，这个人是应该参加我们委员会的。新同志是一位知识分子，虽然他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在他看到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已经搞得很熟的独立工作以后，他仍旧觉得自己很为难，认为自己在关于工人问题的知识方面很不够。因而，我们就让他去领导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小组，但我们仍然要求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这个委员会，他也去过好几次。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参加小组工作的人。1898年的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来了。鼓动工作具有正常而定期的性质，虽然各小组几乎没有集会，而且也没有可以参加小组工作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业余时间，参加委员会的工人不可能定期从事工作。可是，从这时候起做出了一个决定，委员会务必一星期举行一次会议。这是一个对于整个活动非常有利的决定。哪怕一星期举行一次，这也是一种工作，因为每一个参加集会的人都要报告他所在的那个工场或工厂里的事情，任何特殊的事情都要着重加以说明，有时候甚至决定出版小报来加以说明。如果发生小规模罢工或者什么冲突的话，委员会就必须了解全部经过情况，做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付诸实施。委员会由于知道自己处境的困难，很感激少数偶然参加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但是，他们的帮助是很不够的。这样，我们就成为一伙中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人们。就在这一年中，我们的同志Д被捕了。这是我们委员会的一个大损失，他是我们中间最老的同志，他对于组织的事情比谁都知道得清楚，他和知识分子保持着联系，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和城里保持着联系，因为城里总是有一两个人在那里工作的。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书籍。随着Д的被捕，我们暂时和城里的小组失去了联系，这个小组除了书籍之外，还经常供给我们金钱和从事小组工作的人材。

就是没有这一切事情，我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们也得尽可能多努一把力，竭力不暴露我们的弱点。但是，在我到达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期间，不止一次地发生了完全缺乏知识分子的情况。在Д被捕之后（他不是因为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案件而被捕的），我不得不常和城里保持联系，这一额外的工作剥夺了我的许多时间。

我因为对这个工作做得不够好，向城里建议要一个知识分子。这个人很快就找到了，因为这时候正有一批人从流放地回来，他们愿意参加组织。原来这样一批知识分子已经在城里成立了他们的委员会。我们的委员会起初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知识分子的新组织。自然，它是愿意担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事情是十分令人奇怪的，正当老委员会（工人们这样称呼它）正确地起着作用的时候，就是在它每周举行一次集会，讨论各种问题，出版小报的时候，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当然，这个委员会对执行工人委员会的各种决议的工作，例如，运送书籍，募集资金和印刷已经编好的小报等等，是不能感到满意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知识分子希望掌握编写小报和总的领导运动的工作。在这一个基础上，工人委员会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这主要都是城里的代表们，也就是知识分子委员会的代表们所引起的。起初冲突是偶然才发生的，而且很快就解决了。可是，渐渐地开始发生一种不愉快的转变。产生了普通的不满，纠纷也增多了，事业因为纠纷而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我记得知识分子们常常攻击已经散发了的传单上的似通非通的用语，好像有一张传单被城市委员会作了一些修改和删节。这件事情引起了直接的冲突……[3]

已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候，而纠纷还是没有减少。在每一次集会上，委员会都提出种种的措施，企图使两个委员会互相达成协议。曾经建议召集两个委员会，并在联合大会上从两个委员会中各自选出人数相等的人员，如能合并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统一的委员会，城市委员会不同意这一措施，借口是联合大会规模过大，可能引起怀疑，而且他们也不知为什么原因，不愿意选出数目相等的人员来组成一个像建议中所说的联合委员会，但是两方面都觉得有必要来摆脱这种紧张的处境。

终于，在下面几点互相让步的原则上达成了协议：（1）工人委员会的集会按照旧程序举行，知识分子中派遣一个有发言权的代表来参加集会，但是，这个代表不能更换，而且每次如果没有得到工人委员会的特别同意，他也不能够带领城市委员会的另一个代表来参加集会；（2）同样的，城市委员会也必须把自己集会的情况，通知工人委员会派来参加集会的代表，而工人代表也必须向工人委员会传达城市委员会里讨论过的问题和通过的决议；（3）两个委员会同样可以为某一个工厂的工人，或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一般工人写作东西，但是，最后的编辑责任，以及承认它的及时性和必要性的权力应该属于工人委员会。在这方面达成了协议，以后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引起任何的冲突，而工人委员会也经常不加任何修改地接受城市委员会所编写的小报。

在1898年年底和1899年初，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各部分和各地区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都进行得如火如荼，所有的工厂里都有我们的自己人，他们搜集情报，注意工人的情绪，揭露各种各样的舞弊行为。工人们对某些工厂中充当门卫的维尔克斯人特别感到不满。维尔克斯人是一个又愚昧又粗鲁的民族，配备有锋利的武器，有时配备射击武器，他们准备野蛮地保护每一个工长、首长，尤其是厂长和副厂长；他们一有机会拿到武器，便准备向工人攻击。他们在工作中也是这样野蛮地执行命令；如果有谁跟工长吵架，工长就打电话把门口的哥萨克人请来，粗暴地嘲弄工人，命令维尔克斯人把叛乱者或“酒鬼”带到门外去，他们就立刻去执行。由于这种情况和维尔克斯人的野蛮性格，工人们简直是痛恨他们。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地发生了需要警察和县政当局来干预的口角。这一方面的斗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是在德涅伯河彼岸，主要是在法俄公司车辆制造厂的一个工厂里。这个工厂从开始生产起，就成为最多事最革命的工厂：那里由于对行政不满，经常发生罢工。维尔克斯人就成了全体工人的眼中钉。

早在1897年春天，当我和十二个人从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车站到这家工厂去的时候，亲身受到了一次完全意料不到的接待。当我们走到工厂的时候，从厂里出来了一个好像当过多年门卫的维尔克斯人。他分明是要到车站上去，然后从那里再到城里去。我们这一群人看见这个维尔克斯人，便热烈地谈起想要揍他的事情。当然，我是仔细地倾听他们的谈话的，但我不让工人们找机会真去揍他。当我们这群人走近这个维尔克斯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分散到铁轨的两旁，然而有一个工人，他一面责备其余的人胆小，一面顺着铁轨的中间直向维尔克斯人走去，他刚走近维尔克斯人的时候，就给了他一起耳光。维尔克斯人抓起了武器。就在这时候，许多沙子和石头从铁路的两旁向他扔来。他像野猫一样地向栅栏那里奔去，一会儿就不见了。当我们刚走近工厂大门的时候，大门口已经站着约莫二十来个人，从工厂里走出一个哥萨克军队的下士，他身后跟随着那个挨过打的维尔克斯人。于是，他们就在人丛中找寻肇事者。维尔克斯人马上就认出那个打过他的人，但那个人拒不承认打过他，而且不肯跟哥萨克下士一块走；这时来了两个证人，他们报了假造的姓名，于是事情到此就完结了。可是那个维尔克斯人老是反复说，他会记住这件事情的，如果他自己不能报仇，他的孩子也会替他报仇。不消说，那个工人丝毫没有进这家工厂工作的意思。

确切的日期仿佛是在1898年5月1日，要不然，就在前一天，我到这家工厂去看一个同志。我突然发觉工厂的院子里出了什么事故。我在工厂的大门口打听到，有人在两小时以前殴打了副厂长。当时在门口站岗的已不是维尔克斯人，而是一个穿警察制服的门警。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吓得心惊胆战，以致我走进工厂的时候，他也不敢拦阻我。我打工厂的院子朝总办公室走去，看见一群工人，人数在一百人左右，在他们的面前站着县警察局局长，正向工人们打着官腔。我觉得有趣，便向工人们中间挤去。警察局长向工人们讲了很久的话，劝他们开始工作。有一个工人非常激动，尖锐地回敬了警察局长几句，所有的工人都支持他。警察局长毫无所获，溜进办公室里去了。原来工人们在上工的时候，从各车间里聚集在一起，要求副厂长到他们那里去。副厂长到了他们那里，起初说了一些非常尖锐的话，后来看见自己被一群愤怒的工人包围起来，便改变了口气。显然，他想仗着站在身旁的警察从工人们中间溜走。他的巧计没有成功，因为这时候有人把一个袋子扔到他头上，立刻便有一个工人用一样硬东西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使他蹲了下去。引起了一片紊乱，工人们在拉过汽笛后，都离开了工厂。有人把头上鲜血淋漓的副厂长抬进办公室，我也曾在这所办公室附近遇见过集会的工人。这件事情发生后，工人们有两天没有上工，而且非常激动；开始进行必须释放被捕者的谈判。但是，当局在发生骚动时都躲进兵营里去，这事后来给工人们打听出来了。事情发生以后，星期六的工作缩短二小时。这样，就满足了工人们在殴打副厂长前所提出的要求。在德涅伯河彼岸，维尔克斯人被赶走了，任何一家工厂里都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但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布良斯克工厂里，维尔克斯人依然存在，因此继续引起工人们的憎恨。

有一个黄昏，附近一所炼铜厂的工人们下班的时候，从布良斯克工厂的栅栏里拿走了一块木板，一个守卫的维尔克斯人便去追赶工人，等他追到后，便想把木板夺回来。于是，发生了一场搏斗，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出事的地点。当然，那时本来能够着实地给这个维尔克斯人来一顿教训，然而另外一些维尔克斯人从工厂里奔来援助这个维尔克斯人，而且有一个维尔克斯人用短刀杀死了一个工人。这事发生后，工人们非常愤怒，冲进布良斯克工厂，破坏并烧毁了维尔克斯人的岗楼，毁坏了他们的财产，另外一部分人数更多的工人，拥进总办公室里，进行了许多破坏，并且力图把钱柜打开。人们拿来了一把大铁锤，终于用这把铁锤打开了这个看来好像很小的钱柜，一部分金钱立刻就被拿走，丢到人群中去。这时，办公室由于四面着火燃烧起来，被烧得精光。

几乎和这同时，在凯达卡村（就是维尔克斯人杀害工人的地点），工人们捣毁了一家官办的酒店，喝光了店里所有的存酒，显然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就打开了钱柜。一部分喝醉了酒的非常激动的工人烧掉了办公室后，便冲向一家合作商店，他们也像捣毁酒铺一样地捣毁这家商店，并且开始毁坏商品。另外一部分约有十三个人，跑到契契辽夫卡一家合作总店里，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步枪的射击，他们撞了几下商店的铁门板后就退走了。这时有一批步兵从军营里被召集到这里来。他们包围住被捣毁了的小店，这样才使它免于被烧掉，虽然由于不使住在附近的工人受到损害，工人们反正也不会放火去烧这所商店。当工人们捣毁总办公室的时候，有一部分工人想冲进大门，显然打算破坏工厂本身，但夜班工人阻止住了这一行动；他们全都一窝蜂地拥到门口，担心会遭到痛打，所以都用铁器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时候才赶来的警察局长训斥了巡官一番，问他为什么不把工人们镇压下去；当巡官回答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时候，警察局长为了想证明巡官胆小和自己勇敢起见，便挤到工人中间高声地嚷了几句，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是头上立刻挨了一下石块的痛击，被打倒在地上，人们只好把他抬回家。到早晨四点钟的时候，骚动几乎完全平息了。在发生骚动之后，我们马上向工人们散发传单，说明这样的牺牲是不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号召他们正确地组织罢工。维尔克斯人不久就被赶走了，工厂开始建筑钢筋水泥的办公室。一些工程师在审判时赶到法庭上来，工厂的整个行政当局几乎都力图把事件的责任推到革命家的活动上和激起工人暴动的愿望的那些传单上，这就是这次事件的特征。然而，有一个工程师在法庭上表现很好，他说出了工厂活动中的许多内幕（虽然他是首长，当然也是个第一流的坏蛋）。这个工程师说传单上老是写着计件工资不断下降，领导人员对工人的态度不好，以及其他各种舞弊的行为，这样，自然总是博得了工人们的同情。

当时罢工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规模并不大，而且大多数是在没有厂矿监督人员干涉的情况下结束的，或者是慢慢满足工人们的要求，或者是双方互相让步。

在审判布良斯克工厂暴乱者的时期中，工人们都抢购《德涅伯罗夫斯克边区报》。但是这张报上的新闻很少，不能满足工人们的要求，于是大家便经常谈到必须出版一种能把事件的始末详尽报导出来的传单。

“报纸是没有什么好看的，等一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报纸一定很快就会出来，报上一定会狠狠地臭骂他们一顿，我们会在报上知道一切。不过时间过得相当久了，他们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听出，工人们对于传单是抱着无限信任的态度，在这次事件之后，可以知道传单会经常发生良好的作用。

有一件事情搞得很糟，这就是小组工作。我们不断地要求在小组里学习，可是，城里给我们的答复是，找不到人来主持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在城里召开的会议上，我曾直接提出过这个问题，并且立刻相信参加会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到小组里去：一部分是因为心理的原故，一部分是因为妇女，主要的是因为大多数人没有说话的才能。在小组里要学习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没有书籍，”他们这样说。于是我们就预备课本，而且立刻开始行动起来。仿佛他们已开始写小册子。当然，写小册子是和委员会的工作有矛盾的，因为当时委员会里还有其他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要求。最后，眼看着不可能立刻找到愿意参加小组的人，我们也只能满足于人家所谓必须从速找到这样的人才的声明了。

不久以后，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愿意给工人上课的青年。我们见面时约定在星期日碰头，那天我应该把这位先生介绍给工人们认识，这些工人是他必须要给他们上课的。我带来了一位工人同志，他应该把这个愿意跟工人们在一起学习的人直接带进屋子，和那些在屋子里等候他的同志见面。我让这位同志站在一边，自己走到这个知识分子跟前，他当时就要求对他说明他在小组中的地位。原来他完全不愿意对他实行任何监督，老是说些聋人听闻的话。只有在完全自治的基础上，他才同意在小组里教课。我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他所不能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永远分手了。我又不得不使那些聚集起来的工人们失望，尤其是因为我在那个星期天不能到那里去跟他们谈话。

在这一年（1898年）夏天，我为了我们合作商店的事情时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因此看到了那里发生的运动。这种运动表现为频繁的暴动和冲突，情况与我上面所说的殴打布良斯克工厂副厂长的事件差不多。我靠那位老头子的帮助，认识了两个人，他们后来也成为下德涅伯罗夫斯克运动的领导人。起初我请他们搜集关于工人生活的各种资料。可是，他们并不特别喜欢写作，我就只好自己把本地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记载下来。这时我才相信从前（1895年和1896年）给予工人们的那种教育，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样的工人会把自己比作是惊弓之鸟。他们没有毅力、没有本领，而且又没有勇气，所以他们便在自己的工人同志中随便去发展任何一个人。他们丝毫不能传授给他们有用的东西。但他们仍然把自己一点蓬勃的精神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而我也有机会领教了这种蓬勃的精神。在没有完全放弃小铺以前，我继续到那里去，而且比以前去得更勤，所以我能够时常遇见这些人在研究找寻同志和散发小册子的工作……大概在秋天的时侯，他们集合了很多人，要求给互助储金会制定一项章程，并且表示要更正确地领导运动。用非常革命的精神拟定了“互助储金会章程”，而且在某一个星期天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当我到那里的时候，在一间明亮的大房间——“大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我所认识的。必须等待其他的人。时间在随随便便的谈话中过去了，而大多数的人都拿眼睛看着我，一声也不响。当然，有人违背我的愿望，把关于我的许多事情告诉了他们。除了两个人外，所有的听众都陆续到齐了。“我认为会议可以宣布开始了，诸位，你们以为怎样？”。我说道。

全体一致同意，因为最有威信的人都来到了，好像全体出席的人一共是十八个人。在提出章程以前，我当然谈到了工人运动，谈到了必须要有组织等等事情。后来我宣读了向大会提出的章程，并且问章程是不是合适，大家能不能通过。我也谈到了必须散发秘密书籍，总之一句话，就是要从事反政府的活动。大家都发言拥护通过章程。以后，就开始朗读各项条款，并且询问某一条是不是清楚，应不应该补充或加以说明。在向全体出席者征求过意见之后，每一项条款便认为是通过了。我特别担心其中这样的一条，那一条上说，任何一个成员在必要的时候，都有义务来散发公开的或秘密的书籍。其实，这一条款没有遭到反对就通过了。接着，一切当然都按照它的次序进行下去。最后，读完了并且通过了全部的章程。组织定名为“开端”，以后，就开始选举负责人，主要是选举委员。我作为一个外来人，不能肩负起任何复杂的责任，但是我仍旧接受监察的任务。现在，在一切的程序都进行完毕之后，一小部分人开始离开屋子，而大部分人则决定要给自己祝贺这个相当重要的组织。我谢绝参加这一庆祝，但不能打消这种款待的方法。

记得有一次，我为了工人运动的事情来找他们谈话。我们七个人聚集在一所土屋里，我尽力发言，说了很久的话，不下两小时。大家全都很注意地听我说，非常佩服我的知识。显然，他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但当我说完话，决定讨论某些问题的时候，他们（听众们）却熬不住了，请求我原谅，表示希望喝点酒。当然，他们大部分都是有子女的人，或者至少是接近这种年龄的人，我也很明白，我跟他们认识，也只有利用他们在啤酒铺里喝酒的时间。所以必须时常扶助酩酊大醉的人。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一个这样的工人，有一次到某一区营工厂（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附近的地区）去看一个熟人。显然，他想进行宣传工作，身边带了几本秘密小册子，但他就带着这几本小册子被捕了。当宪兵们从电话中知道了这个工人的住址时，在这所屋子里除了空啤酒瓶外什么也没有搜到，所以立刻就把他释放了。类似这样的事情还不止发生过一次。由于这样的情况，我并不特别主张戒酒，可是他们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我知道有一些人完全不喝伏特加，另外一些人则竭力戒酒。

当我开完全体大会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为了要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这个地方算是属于我无权到那里去的另一个县份）求得安全起见，早有准备地拿着已写好的章程，以便一旦遇到什么情况就把它扔掉。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口袋里的这份章程丢失了，幸亏我写好章程以后还保存着底稿，因而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丢失章程的事情。当然，必须经常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拿需要的书籍。读者们已经学会很好地保存这些东西，所以一切都很顺利。有些工人被章程吓得离开了；但是，他们在一起工作时，仍然认得从前曾经一同工作过的人。应该努力和他们小心相处，互相提醒危险。这些工人大部分在法俄公司工厂中工作。因此这家工厂经常发生风潮，并且时常使行政方面陷入啼笑皆非的境地。驻厂检查员必须经常到这里来给双方调解。他不止一次地保证工人代表不遭到解雇和逮捕。后来，他的保证为事实所证实了。

从1899年夏天开始，发生了开工不足的现象。那年冬天各工厂开始裁减工人，工人们发生骚动。当时在法俄公司工厂附近成立的一个特别组织进行鼓动工作，要求裁减职员，减低厂长和其他人员的薪资。这个组织不愿理会那个特别使资本主义企业感到鼓舞的事实，要求工厂全部开工生产。我在当时不得不热烈地、急促地和工人们进行多次的争论，向他们证明不可能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他们照例拼命地攻击我，责备我同情资本家。然而，他们很了解我，仍旧时常跑来请我帮忙，给他们解释各种各样的问题。委员会出版一种小报，它尽可能地出得及时。

在一个晴朗的傍晚（这是在1899年的秋天），我在工作完毕之后坐下来喝晚茶的时候，看见这家工厂的两个青年人匆匆忙忙跑进房里来，不禁觉得有几分惊讶。当然，我是十分了解这两个人的。他们说他们厂里决定要裁减很多人，人数超过半百；因此，他们选出了代表（我记不起代表的人数，好像是十三个人）来进行明天就要开始的谈判。代表当中有我十分熟悉的同志。必须说，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感到几分满意。要知道，谈判是由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那些人来进行的，所有选出的代表几乎都是社会民主党员，他们会绝对证明工作不是没有结果的，我们也开始以真正领导者的身份出现。不幸的是，工厂中的这一运动现在不是具有战斗运动的性质，而是具有防御的性质。必须考虑到的，并不是我们获得胜利的问题，而是考虑到如何以较少的损失来退却，而同时又不做宪兵的牺牲品。有一个代表情绪非常激昂，他主张向政府要求定货和贷款，要求不辞退工人，要求减低厂长和所有工长的薪资。

这两个青年人读书不多，但是相信工人和社会主义的力量。他们这种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必须让这些青年人的头脑冷静下来，必须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能取得他们所要求的那种东西。当我做完这种工作之后，他们两人说明自己已被选为代表，到这里来听取指示：他们明天应该怎样和厂长进行谈判。当然，我的忠告早已准备好了，一部分还是小报上的指示：第一点要求不解雇一个工人，第二点要求减少工作时间两小时；这样一来，虽然工资会减少，却没有一个人会遭到解雇。

厂方同意代表所所提出的条件。于是，工厂的工作时间不是十小时，而只是八小时了。为了想在工厂已有订货这种假设的情况中利用这一点来竭力保持八小时工作日，我们拟定了几个相应的条件。这一情况果然发生了。而我当时已经离开那里，不知道结果如何；我只知道厂方后来从特维尔地方招来一些工人，而把他们认为不安分的本地人开革了。但是，工厂方面不久又得对这些安分守己的工人进行工作；当宪兵把我送到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去的时候，我就看见了大门和车间紧闭着的静悄悄的工厂。由于南俄发生的总危机，它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约莫在那个时候，我们和摩洛索夫谈论创办地方报纸的事情。有人供给我们一百卢布来出版第一期。当然，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弄到铅字。我们也开始找寻，而且很快就找到了；剩下来的，只是去拿铅字和实际使用铅字的问题。

显然，大概就在这时候产生了创办南方总机关报的思想。我必须和一个知识分子谈谈这一件事情。我们不止一次地秘密聚会来谈论这一问题。

我回头来谈一谈1898年年底和1899年年初的事情。在这时期以前，由于警察严密监视，散发传单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必须特别更加小心。开头那个时期，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散发传单总共只有三、四个人，现在散发者达到十二人至十三人。甚至更多的人。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有四个人在一条大街上走动（每边两个人），一个人空手走在前面，——看见危险就发出信号，第二个人在后面跟着，他的口袋或手提包里装满了传单，从栅栏或大门里给每一户人家丢进一张传单；如果街上没有人，时间又很晚的话，他就走进屋子，把报纸扔到走廊里或者塞进百叶窗里，甚至警察想要找寻的话，也不是能够常常都找得到扔进去的东西的。当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看是更夫的时候，就发出信号，后面的人便停止工作，从容不迫地继续沿预定的路线走去。如果没有四个人，那么便是三个人，发信号的人走在街道中央，注意两边的事情。走完了一条街，就转到另一条街，又走到第三条街。有一个人负责给各区散发传单；他知道工作的地点和人员，事先决定好开始散发的时间。只要这个时间一到，带着传单的工人便马上拥到各区的街道上，开始工作：时间还没有到，许多人都已两手空空地回来，安安静静地躺下睡觉，只有在像卡伊达卡这样的大区，工作有时才需要超过两小时。

有一次，在进行这种工作的时候，我们一面在卡伊达卡大街上走着，一面散发传单。我稍稍落在其他同志的后头。当我看见一所房子以后，就上前去扔传单。这时，走在前面的同志们发现了一队巡逻队，他立刻通知我。可是我却继续干我的。士兵走到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假装出喝醉酒的样子，站住不动，呆呆地看着他们。等他们从我身旁走过，我就赶快往前走，又开始工作起来。同志们也上前请求兵士们保护，好像害怕在街上走，而当他们得到一个令人放心的回答，说是前面没有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便往前走去，继续挨家挨户地散发传单。在这种比两年以前更加谨慎小心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在街上或者工厂里散发传单时落到警察的手里。这就使我们在散发传单时养成几乎毫不恐惧的习惯。这些传单常常扔进军营的窗子或是扔在军营的附近；有时也把传单带到砖瓦厂里，把传单塞在遮棚或是砖头底下，这样，工人们在收拾砖头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它们。总之，没有一处是这些传单散发不到的地方。

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通过同某些人的谈判和打交道，我在某处发现有铅字。当然，我对这种宝贵东西是很欢喜的，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摩洛索夫。经过短时间的考虑，我们就决定赶快从这些人手里把铅字弄过来，否则他们很容易就会失踪，而铅字也会同他们一起失踪。为了取得铅字，我负责进行外交谈判。拥有这种贵重物品的那些人，绝不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他们把自己设想得太高了。其中有一个人和我搞得很熟。我很器重他的宣传才能，但是对他好说空话这一点，却很不欢喜，我竭力不理会他。我在各个工业团体内享有威信。哪儿发生什么不满意的事情，他就常常来请我同他们联系，要我指出改正的方法。我为了谨慎起见，加以拒绝了。何况，我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忙。这些工作都需要我经常小心而又认真地去处理。那时他想蹭进我们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厂委员会里来，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当别人为了这一目的而施加压力的时候，他仍然没能蹭进来。情况也逼迫我去和这个人谈判。一开始谈判，就和他冲突起来。他突然声明，这些铅字不光是他们的，另外一些人也有份，而他们也想出传单。这一个转变是我预料不到的。他们当真想出传单的思想很使我吃惊，尤其他们在哪一方面都没有具备出传单的本领和力量；但是，他们暂时还能借各种口实不交出铅字。必须使用外交手腕，必须和某些个人打打交道，但是事情并不顺利。那个保藏着这种铅字的人，认为铅字是属于他的。在谈起出报的各种计划时，我从他们那里探听到，他们除了铅字以外便一无所有。于是，我表示愿意制造一架印刷机器，而且提出用他们的铅字印刷一份传单的一定条件。这就鼓舞了他们，欣然同意给予这种帮助。

现在，当铅字已经找到、谈判好转的时候，当问题只剩下需要市委会帮助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市委会竟派代表来，希望我们不要同这些人达成什么协议，声称他们正在某地找寻铅字。市委会的代表说，他们对这类消息非常怀疑。

同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印出五月的传单。这种传单，我们希望无论如何要用铅字印。市委会的代表说可以用胶印。我怀疑城里的同志已经捷足先登，企图取得我现在正在谈判的铅字。我和摩洛索夫害怕城里的同志得到铅字，感到会失去我们的靠山。当然，我们开始加紧努力，打算比城里的同志抢先一步。我不放过一分钟有用的时间，在工厂里赶制一个放铅字的架子。工长好几次看见我在给自己做东西，但究竟做的是什么，他却猜不到。其实，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他不愿意惹起任何反对他的敌对行动。甚至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在担心着一些更加坏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把架子做好，接着就需要把架子拿出工厂。我请一个相熟的工长来做这件事。他很好地办成了。当然，他不知道我干吗要这些方木头。我带着做好的架子去看那个有铅字的人，时间已经不多了，快到四月十八日了，而传单无论如何是要用铅字印出来的。我们除掉希望放弃胶印以外，还希望向城里证明铅印比胶印快，危险性更少。同时，即使马马虎虎地用铅印印出的传单，所花的钱也要比胶印少一半。当我取得同意可以去领取铅字的时候，城里答应拿出它拥有的一切东西，并且保证在必要的时候给予帮助。在制造可以涂抹颜料的印色棒时，是必需要有帮助的。因为城里的同志现有的那根印色棒，看来太小。

四月十八日是复活节的第二天。因此，必须在复活节前准备好传单，以便随时应用。在复活节前的三个星期中，工人委员会在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要所有的同志在下次会议前把传单完全写好交出来，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根据那一条规则，所有的委员都要亲自起草写传单，并在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哪一张传单写得比较好，比较合适，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教益的）。我记得，过了一个星期，知识分子没有根据那条原则把传单交到工人委员会会议上。据他们说，党将供给我们的城市一份很好的传单。我们不相信这点，并且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会议上收到了三份传单，发现其中两份很合用，于是决定把这两份编成一份，并把编辑的工作交给两个人去做，主要是交给摩洛索夫。虽然摩洛索夫自己也没有写好预定在五一节前完成的传单。他反对这两份公认的传单，但他仍旧必须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来编辑传单，编辑工作至迟须在两天内完成。

离复活节大约还有两个星期，我必须催促同志们，到处东奔西跑。首先，必须动手拆铅字。我们是在一个同志家里（铅字的主人家里）来进行这件工作的。这是一个全城都认识的人，而且有不少人都知道他的手提箱里放些什么东西。如果一旦人家注意到他家里有铅字，这该是多么不愉快的事啊。时间很紧迫，特别是，没有时间来从容考虑。拆除工作只要有一个较长的傍晚和黑夜就够了。我们把拆下的铅字抛在一个小包裹里，然后又把它放进一个连锁都没有的箱子里。我把经过委员们看过的编辑的传单带到一间小屋里去发排。传单在那里也要放三天左右的时间，然后把排好的铅字牢牢地放进一个铁框，这样就便于搬移。

就在这紧张的时期中，却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失败。第一个失败是有人放出有关我和摩洛索夫的谣言，硬说我们想永久占用这些铅字。谣言对于铅字的主人，发生了有力的影响。他们坚决拒绝把铅字借给我们用，为了逃避和我谈判，他们常常不在家。这样我就很难找到这些人了。究竟是什么人在这紧急的时刻轻易地拆了我们的台，就是后来我也没法调查清楚。毫无疑问，这里面准是有人搞了鬼。与此同时，我必须用一些材料制造印色棒。尽管我东奔西跑，还是找不到一个很准确的圆形容器。找寻工作完全失败之后，我最后买来了两个盛电池的罐子。这两个罐子在工作上不听使唤，而且不到规定时间就破了。制造印色棒的材料是用上等的普通细木工胶和蜜糖调成的。这种材料很久都没法调成功，把它们注进容器后，不能凝固……我去看一个同志（委员会的委员），请他使用各种方法来旋制一个圆管。虽然做这工作会很容易被工厂里的严厉的领导人撞见。第二天，这个同志假装愿意留下来做夜工。深夜，他趁头子不在的时候，赶紧在机床上干起活来。过了两个多小时，一个滚筒做成了。它旋得很好，有着一个小小的锥体；只剩下把它带出工厂的问题了。那个同志想了一会，便向栅栏那边走去。过了一会儿，圆筒就带到了厂外。

第二天清早，他就把它带到我的家里来了。快近十二点钟的时候，我带着它到阿摩尔（德涅伯河彼岸的村镇）摩洛索夫家去。他家的炉台上放着盛有胶和糖蜜的各种容器，地板上放着带有铸成的印色棒的容器，到处都是乱七八糟和违反王法的标记。这里也有用来制造印色棒的把柄和钢轴，它们称是第三个委员在第三个工厂里制成的。那天是星期六，大约还剩下一周的时间，必须抓紧时间，尽可能努力工作。我当时失业，所以能够用全部时间来做这件事。但是摩洛索夫和其他的同志们都必须在复活节前赶工，而夜间还得同样紧张地忙着编印五一节传单。我那天夜里做好印色棒后才回家。我希望摩洛索夫明天就会干这件工作，并且好像就在那里事先安排好了复活节前的最后一次会议。

就在那热火朝天的一周的星期一，我去买了三令纸回家，到了晚上就把纸张带到那所指定作为印刷用的房子里。也就是在那一天，我出去买面镜子，找了很久，最后才找到一面大小和厚度都合用的镜子。我记得我和商人讲了很久的价钱，希望尽可能买得便宜一些。经过很久的讨价还价以后，我买了一面不带框的镜子。这样，好像节省了一个卢布。我又多买了一张放颜料用的白洋铁皮，然后回到家里。只剩下去取已排好的铅字。我为此目的走到那所指定的房子。我们曾在这所房子里把铅字按大小分开，并且用它们来排过字。显然，铅字的主人声称，只有当他们能够在场的条件下，才允许借他们房子印刷。这点当然是不能答应的。我知道他们不愿意把铅字给我们，与其用外交手腕，还不如用各种诺言来影响他们，特别需要依靠对他们所作的诺言。经过长时间的荒谬的谈判之后，才说服了他们，以后不但拿走了已排好的、排好版的铅字，而且还把全部剩下的铅字和仪器都拿走。三个人一起来拿一个人难于拿得动的东西。为了不致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大伙都上我家里去。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来进行印刷和校正清样的试验。我的房东们就住在隔壁。他们倒没有怀疑这种带着洋铁皮的哗啦哗啦的响声和印色棒滚过铅字的沙沙声的活计，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勾当。

结果，试验完全成功，我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很满意，并且打发自己的助手们回家去。当时已是深夜，我知道女房东就睡在隔壁，一旦她发生怀疑，就会把我的情况报告给警察局。我为了担心特务的追踪，小心翼翼地悄悄把所有的东西都收到床底下和箱子里，提心吊胆地睡了一会觉，惟恐会受到突然的袭击。第二天，天刚黑，我就和同志们把所有的铅字和物件都收拾妥当，然后扛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去，也就是再回到那个当委员的同志家里，在那里就可以完全自由地安排一切了。剩下的就是取印色棒和颜料。这些东西也从摩洛索夫那里拿来了。经过多次的失败，终于制成了两根很好的印色棒，而且已经不用担心它们不能满足全部工作的需要了，因为铸造它已经不困难了。

记得好像是在星期三，我在女房东的帮助下，一清早起就开始工作。我事先用布蒙住所有的窗子，把门锁上。当然，工作进行得并不很快，但是毕竟还是有所进展。很快绳子上都挂满了印好的传单。一瞧见这些传单心里就乐了，一看是工作有进展心里就觉得踏实。晚上，一个同志下班后跑来了，接着又来了一位，工作整夜都在紧张地进行。我们一面快活地工作，开着玩笑，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和研究着，看看我们的机器里到底缺少什么。原来，旧铅字印出来的传单，还不能使我们满意；有些东西是可以改进的，不过，暂时缺少时间和资金。尤其缺少资金，因为从城里只领到十个卢布的资金，用在整个工作和一切开支上。必须拿这些资金来周转，还要买镜子和纸张。

星期四那天，我一个人和女房东继续工作，四点钟的时候，同志们都纷纷聚齐了，连摩洛索夫也来了。于是，我便把吃力的活交给他们去做。这个工作就是拿用亚麻布毛巾包着的木头印色棒在排好的铅字上滚一遍。印色棒本身很轻，每次必须使劲压，用整个身子压下去。如果配合工作的速度这样做，是非常累的。工作是这么进行的：一个人涂颜料，压印色棒；另一个人放纸、拿纸；第三个人把印好的传单分开晾起来，把晾干的传单收起来；第四个人是休息或叠传单。在那个紧张的星期五的夜里，我们完成了印刷工作，大伙一齐动手把传单叠成三角形，由一个人在上面加盖委员会的图章。这些天来一直非常劳累的主妇，刮去桌上和地板上的颜料痕迹，把房间洗刷干净。印色棒拆掉了，并把印刷材料埋在地里。总之，一切都整理妥当了。一旦宪兵来突袭，也不要紧，房里一切可疑的东西都收拾干净了。接着，大家给各区分配传单的数量。传单很快被分成二百张一扎、三百张一扎和四百张一扎，总共有三千张。然后，各人拿走规定的一捆传单，到自己的区里去。此外，还需要把一部分传单分送到各地去，同时需要商量好电报的问题。总共有十个区。摩洛索夫当时住在阿摩尔。他应当带走三百张传单去分发。为此，我们答应给他派几名助手。

他拿了这些传单，到一个熟人家里去，傍晚才离开那里。当天晚上，我就得到摩洛索夫在车站上被捕的消息。因此，必须赶紧把铅字归还原主，把预定发给几个区的传单收拾起来。这些工作都妥帖地办妥了。

现在发生一个问题：摩洛索夫向宪兵供出了什么，宪兵会采取什么行动，会不会到处布下罗网，等着逮捕散发传单的人。问题很棘手，但是大家讨论时仍然决定不放弃工作，决定在星期六深夜散发传单（从十一点半钟开始），以便让人们在复活节早上起来就能够看到五月传单。同时，大家决定在散发传单时特别小心。一切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被破获。夜里回家，我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碰到了巡逻兵。从他们安静的神气上看，我深信他们什么也不知道，而当时我们几乎在每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都散发了传单。造成宪兵队事先毫不知情的原因何在呢？据摩洛索夫自己说，他对宪兵的口供是：他们发现的传单是他从一个陌生人手中得来的。这个人请求在星期六把这些传单带到铁路桥梁附近的森林里去。森林边上将举行一个会议，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传单的问题。宪兵队长（他在彼得堡办过摩洛索夫的案子）居然相信摩洛索夫的话，一清早就派出便衣宪兵和警察，他自己也改了装，去捕捉他们要捕的社会主义者。过了很久，并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开会，也没有发现一个开会的人。宪兵队长怕有人看出他，改装了好几次，但这也无济于事，结果并没有抓到革命活动的线索。然而，天已经渐渐接近黄昏，最后完全黑下来了，坐在桥下不仅是件令人厌烦的事，而且也是一件愚蠢的、令人发笑的事。他在那里一直凝神地监视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对这些社会主义者很不满意，很生气。可是，就在这天晚土，整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城，它的各区、各个角落和偏僻小巷中都有人散发了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传单。这种传单正和前天在摩洛索夫那里见到的一样。狂怒的宪兵队长把摩洛索夫从监牢里提出来，摩洛索夫一走进办公室，他就嚷道：“你欺……欺……骗了人，畜生……”

“怎么？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人？”……摩洛索夫忍着笑问道。

“昨天是谁说的要开会？难道不是你吗？！”

“我怎么能知道开不开会？”

“就没有开会！我昨天在桥下坐了一整夜，换了三次装，可是一个骗子也没有看见。这一切都是你胡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会议当时又延了期……”

“怎么又会在整个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发现传单呢？”

受了骗的宪兵决定去搜寻印刷传单的印刷所，但他不去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而到特维尔去搜寻。因为，他以前曾下令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搜查过，甚至逮捕过一些人，但印刷叶加特林诺斯拉夫传单的印刷所还是没有找到。第二天，当铅字的主人到我的住所来找他的宝物时也扑了个空，他们也没有找到铅字。秘密工作之所以能秘密，完全是因为每个做印刷工作的人，都忠于事业，坐过长时期的牢，受过锻炼。最有趣的是：到住所来搜查摩洛索夫时，虽然那里放着装印刷材料和胶水的全部瓦罐，还放着许多违禁品，但除了纸张外，什么也没有查到。为了不让宪兵怀疑摩洛索夫那里还藏着准备散发的传单，只好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各地减少散发的数目，把减下来的数目发到阿摩尔去，这件工作做得很成功。我们结束发行五月传单的工作以后，便离开印刷所。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当然都是有用的。但在摩洛索夫意外地被捕以后，工作终究做得少了。每月都有同志退出工人委员会。到了秋天，老同志中只有一人留在委员会里，而且他已经倾心于当时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的城市委员会了。可是，我们还是坚持着保存工人委员会的原则，竭力不让工人委员会瓦解而损害正当的运动。我们决不愿意牺牲某个委员会而有利于另一个委员会。修理厂铁路上发生的工潮，我记得不很清楚了。但我记得事情的经过好像是这样的。6月25日就要到来，这是纪念为开辟铁路奠定基础的尼古拉第一的节日。在这一年以前，工人们这一天只消工作到下午两点或正午十二点，就算一天的工作日了。这一次，工厂管理处却决定所谓“顾全一下血本”。工厂管理处希望工人在十二点以后去祈祷，一点半就回来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当然，如果管理处愿意放假，让大家过这个节日的话，就不该提祈祷，或是就地在工厂内安排一下祈祷就行了（这也许就会很自然地让大家去过节），而不应该用命令的口吻要求工人到教堂去，——要是这样的话，也许工人还会愿意做一天。工人喜欢过沙皇的节日，完全是因为这天可以休假。如果过节要强迫工人占用休息时间而不占用规定的工作时间到教堂去为沙皇祈祷的话，那就会引起每个工人喋喋不休地责骂，骂得沙皇及其仆从的尸体都会在棺材里翻身。这次骚动发生在1899年6月25日。24日将近傍晚的时候，贴出一张通告，上面说：明日应从上午六点半工作到晚上，休息时间去吃中饭，十二点以后全体工人应到教堂去做感恩祈祷。这张通告贴出后，工人们就发出怨言：这可不行。这张通告引起了工人无比的愤怒；通知工人全天工作，中午还要去为死去的沙皇祈祷，这是几乎每个工人都不愿意干的事。难道我们就傻到这种程度，竟然默默无言地放过这个机会吗？

一个在该工厂工作的同志24日晚上回家时跑来找我。但是，没有碰见我，他就同另一个同志赶快用复写纸写传单。写了将近二十份，署名是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委员会（这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署名，曾在工人中间起过很好的作用）。第二天早上，他们把这些写得不大明确的、为数很少的传单分发到两个工厂去。传单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每个工厂的工人把传单传阅到完全破烂为止（后来委员会连一份都没有留下来）。传单要求在正午十二点下工后不到教堂去，大家回家吃中饭，午后不再上工。大多数工人完全同意传单提出的要求，只有少数几个人到教堂去。同志们随时都在警惕。不久，大门上出现了用粉笔写的严厉的告白：谁敢在午后上工，他将因他的行动而后悔。接着，又对胆敢擦去大门上的告白的人作了严厉的警告。下午一点钟左右，有一群工人（大约五十人）聚集在大门附近，但是告白不让大家进去；守门人看见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敢执行考勤员和宪兵的命令，也不敢擦去大门上写的告白……这时，有人发出讽刺性的叫喊声，大家的情绪都是赞成那个告白的，虽然有几个挑衅者站在那里不断地向群众煽动，许多人还是赞扬大门上写的告白。最后一次的上工汽笛响了，但是大门还是紧闭着。最后，来了一个宪兵军官把大门打开，顺意上工的人还是很少；虽然有几个人进了大门，但他们总觉得这样做不大好，幸亏宪兵军官很快地帮助了他们，把人群驱散到街上去。工厂的大门一直关闭到第二天。一年内铁路工厂像这样没有工人工作的日子是少有的。以前，星期六、星期日或其他的盛大节日，总是有工人做加班的活，而现在整个工厂没有一个工人，这令人多么痛快啊！委员会收到的关于情绪的情报是：人们感觉到有点特别；大家都期待着第二天。

第二天，工潮继续扩大，大家只是假意地继续工作。大多数工作台、车床……车厢和机车都停在厂里。谁也不顺意老老实实地动手工作。不久，贴出了一份通告：6月25日不发全日工资，只发半日工资。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继续工作的任何可能性，起初是一部分工人，后来全体工人都丢下工作跑回家了。委员会又发出大量传单；警察和宪兵没有办法，终于使用了祖巴托夫的方法。虽然复了工，但整整一个星期工潮都没有平息下来，好像还会继续到下一个星期。这时，警察和宪兵继续监视不大安心工作的工人，把他们的姓名记下来。最后，工潮开始平息，一切都预示着平静无事，但是这种平静的空气又被宪兵破坏了。有一天下晚班后，各个车间的工人朝着出厂的大门匆忙地走去。一部分工人刚刚走到大门口，迎面跑来一个手持出鞘军刀的军官大声喊道：“站住！”工人们惊慌起来，一些带枪的兵把工人包围住；当场钻出几个警察署长来划分工人：警察署长的记事本上有名有姓的工人被划分在一边，由士兵包围住，另一部分工人放出了大门。他们在大门那里还看见一个带枪的兵得意洋洋地在喊口令“向左转！”“向右转！”等等。宪警们不让走出工厂的工人停留在大门附近，把他们远远地赶开。铁路附近到处聚集着一群一群的工人，他们等待着押解被捕的工人到监狱或另外的地方去。当时也许会发生流血的冲突，因为他们想劫夺被捕的工人。宪兵为了避免劫夺，继续装模作样，挡住站在工厂大门附近的工人，同时催促被士兵包围的工人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仍用包围的办法把他们押解着通过城市到监狱去。过了大约一个钟头，工人们才知道自己同志的命运。大家感到完全绝望了，每个工人都无比地愤恨，但又怎么办呢？工人们集合起来，走到电车街拐角的小广场上。有人用石头向一所房屋的窗框砸去，玻璃被打碎了。人群本来准备破坏这所住着自己工人和一部分犹太人的房屋，幸好人群中的一个委员会的委员，立刻制止他们这样做，大声地告诉大家：这所房屋住的是“你们的工人弟兄”。人群同意了这位叫嚷着的同志的话，离开这所房屋回身走去。迎面来了一位犹太小伙子。看样子，他好像完全相信人群中不会有人打他。但是，看起来还是有很大的危险威胁着他，这时又跑出一位同志嚷道：不要碰他；同时这位同志向大家解释：这人并无恶意，警察压迫他，比这时压迫群众还要厉害。犹太小伙子说：“你们做什么？你们赶快去从敌人，从宪警那里救出你们的弟兄，你们的同志已被押解到监狱里去了，你们应该到那里去救他们。”

人群又叫喊着向监狱走去，沿途都有知道人群行进方向的警察跟随着。当人群到达监狱时，军队已在监狱门口排队准备回去，被捕的工人已被关进监狱了。这时，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被捕了，因为另外一群人派他去做一件工作。这次没有同军队发生特别的冲突，四面八方集合来的警察努力驱散聚集在一起的工人。

此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工人们还是很愤怒，但不久就开始释放被捕的工人了；两个星期后，几乎全部被捕的工人都毫无结果地被释放了。在铁路修理厂工作的同志又散发传单，但是没有被发觉；因此我们也没有遭到迫害。只有一个委员退出了委员会，这是由于他自己糊涂，在困难的时刻不能坚持不渝地承担自己的任务。当时参加在人群中的其他委员仍顺利地继续工作。此后，似乎又安静下来。

夏天来了，我们便在各地的户外举行委员会的会议。我记得，是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市中心德聂伯河岸边的木材库附近举行会议。大家聚合后，就觉得坐在来往行人经过的大庭广众之间，同时还常常使用铅笔和本子，是很不方便的。在堆木板和圆木之间又找不到一个幽静的地方，于是我们就爬上一只空的平底船。在船上发现一间便于利用的房间，我们就在这个房间内讨论工作，最后顺利地结束了会议。第二次我们又到近郊的一只小船上去开会，第三次又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们就是这样每个星期天都顺利地不断举行会议和商讨问题。常常单独地提出铅印传单的问题来讨论，因为在印发五月传单以后又不得不利用胶印器了。这是由于城市方面拒绝用另外的方式印传单，同时也由于缺乏做这一件工作的房间。我同一个同志积极地去找寻过。在远离城区的河边的灌木林中找到了一个可以做印刷工作的地方。可是，城市方面又不能同意给我们铅字，而铅字城内是有的。不仅我们修理厂的工人，就是最普通的工人也不愿意用胶印器印刷的传单。关于这一点，下列事实可以证明：在一个工厂里（钢管厂），工人们看了传单以后，谈话中都对印刷表示不满。他们募集了十个卢布和一些戈比，请求转交去改进印刷工作，而且只限于改进印刷工作。

铁路上发生的工潮还没有平息，马里乌波利爆发的骚动又引起了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的注意。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那里传来的情报激动了每个工人，但可惜有很长一个时期不能得到一点可靠的情报。自己的人虽然被捕，然而对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还是需要散发传单，对马里乌波利更加需要。最后，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而且散发的传单满足了工人的要求。特别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果只在某个地方常常出现传单，就能使这些传单及时地发生效果，能使它们更详尽地谈论所发生的现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如果能使工人信任传单，那么在罢工或发生工潮时，他们就愿意同意传单上所谈的一切，这也就是把运动引向预定目标的杠杆。起初，当直接参加宣传鼓动的人数还不多的时候，个人很容易保密；但是在参加运动的工人的人数扩大以后，个人的失密立刻就会被发现。可是，在个人失密的情况下，宪兵是不大容易知道关于某人的详细情况的，关于全盘工作知道得还更少。我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些缺乏远见的同志对他们的青年朋友常常谈论我或另外的某人。因此，当你同这些青年朋友会见的时候就会发觉，虽然不认识他们，而他们却认识你，——这真是令人不愉快的怪事。同时，有的人也没有保密的习惯，如果是一个热诚的、醉心于革命工作的人，他就敢表现出很勇敢的行为。

例如，有一位青年同志在工作时间内对聚在一起的工人公开读秘密小册子。工长走到他跟前，从他手中夺去小册子，他一点也不惊慌，只是为失去小册子表示惋惜。当然，这件事会引起群众的不愉快。工长是我们很熟悉的人，虽然是个坏蛋，由于大家都熟悉，他也不敢做出危害我们的事。另外的一位同志在工厂里安置了一个对工人讲话的讲坛。这个厂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运动的同情者或参加者，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们当然就不会谈起某些不谨慎的人的这类不检点的行动。有人向我报道了这一切，我也不能出面反对这样做，因为认识的人太多了，很少有时间同这些急性子的人作长时间的谈话。而他们对别的同志，不是不听从，就是干脆不理。因此，曾引起这些同志的某种不满，后来还要在他们之间进行调解。这时，在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由一位工人发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一成立，就同委员会闹对立。无论如何不愿（主要是这位工人不愿）作任何让步。因此只好进行斗争。当时曾同它谈判过，但毫无结果。这个团体也想自命为委员会，专对下德涅伯罗夫斯克的法俄工厂发传单。当时只好派人加入这个团体，在它的内部做工作，尽量使它不在工人中发生危害委员会的影响。同时，我们很担心这个团体的人会泄密，会因轻率的行动而遭到失败。这当然会拖累我们，所以这时的工作是很难做的。

他们筹集到现款以后，就把这个团体命名为“黎明”。他们是工人，当然有足够的金钱找来印发传单。他们一定要每天印发一次传单，或者是每星期印发一次，可是他们不重视印刷的方便问题，总不肯安装稍好一点的机器。当时，他们已经把钱浪费了一部分。这时，我邀请他们团体的人来开会，而且一定要请他们的领导人出席，这位领导人每次碰到我时总是不愿理我。同时，如果我在工作上有一点成就，他总是背着我竭力加以破坏。他的这套把戏，几乎每次都能要成功，因为我很少到下德涅伯罗夫斯克去。他仇视知识分子，根本不愿意见他们，这就大大影响了他同我们的合作。不知为什么，他也把我看成知识分子。他也没有出席这次会议，我只好不管他出不出席，仍然同“黎明”的其他成员进行会议。我向他们指出：没有委员会是不能进行工作的；他们的工作做得粗心大意；他们浪费了花了很大的劲才筹集来的金钱。同时告诉他们，我们一定把我们的各种文献送给他们，仅仅发一种传单是不大好的。一部分成员直到散会，都无条件地站在我这一方面……我建议把他们的团体合并到委员会来，并答应当时就送给他们各种文献，派知识分子去领导工作，但他们决不能不得到委员会的同意就出版任何东西。会议达成了协议，完满地解决了我提出的各个问题。此后，到那里工作的知识分子在这方面不断地起了作用，任何单独行动都没有了。这恰恰是在这个工厂缩减工作以前的事（上面已经谈过），当时，在几乎每天都同工厂管理处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是需要有正确的领导的。我曾回到合作小店待了一个时候。

三个月来，这个小店的主要发起人，其中也包括我在内，都很不注意这个小店了。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成立小店时资本就太少。以后，除了小老头增加了一点点资本，根本就没有增加过资本。小老头不但不在店里取钱用，反而常常把自己多余的工资投到这个事业上。他常常抱怨参加这个事业的人。他总是自己一个人去执行定购商品的一切义务。一有闲空他不是到城里去，就是待在店里。显然，他为这个小店很受累了，而且他的家庭情况好像也使他不安。我很明白，一个人只有在看到个人的工作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时候，才能在我们的小店里很好地工作。小老头的妻子常常待在店里，因为她对恭顺地执行丈夫的愿望已经习惯了，而且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显然，只要她知道这个小店的秘密，她就不会再努力工作了。我们也渐渐相信这个事业已经无法进行，只好把它看作是快完蛋的事业。三个月后，我们又召集所有的人（五个人）来讨论对我们如此重要的问题。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歇业呢，还是继续营业？无论是歇业或继续营业都需要钱。当时的情况是这样：需要付房租，如果歇业，就要付五十卢布的违约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小店赊出了八十卢布的货物，而这八十卢布是很难收回的（当时根本就不可能收回这笔欠款，因为工人们在别的小店也欠着债）；同时我们查明：有些商人卖的货，价钱好像比我们的贱，有时甚至是赔本或蚀本卖。这可真把我们的主事者，即我们的老板弄糊涂了，后来调查一下，才弄明原因。原来，他们表面上比我们卖得贱，可是份量不足，有时一普特甚至短少七磅。我们虽然发现了这是竞争的原因，但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大多数买主既然看见旁边小店的货物比我们的贱，当然就不愿意到我们店里来买了。他们毫不怀疑贱价的货物实际上比贵的还要贵。这就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虽然拿到闹市上去卖，也不能把我们从苦难中挽救出来。因此，只好常常赊卖货物，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领工资以前，我们的小店总是空空如也，没有什么货物，要到领得工资时才有进款，去购买一点点货物。总之，我们的小店时刻绊着我们的脚，常常有倒闭的危险。现在真是弄得进退两难，但愿能摆脱困难而又不丢面子。

这时，小老头和他的朋友是小店最大的债主。因此，如果歇业，他们就要受很大的损失。简单地介绍了情况以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已不可能再在合作制条件下继续营业，如果歇业，就得付出违约金，而且有收不回八十卢布欠款的危险。当时小店的货物只值一百多卢布。怎么办呢？随便讨论了以后，就建议小老头来顶这个小店，作为他的私有财产，条件是可以用公有本金来付顶费，这就等于用小店的期票来付顶费，但每月至少要付十个卢布。小老头好像不大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但他又没有更好的出路，只好接受我们的条件。他预先声明，让他不要在头两、三个月付款。我们也同意了。因此，我们的合作小店就转到私人手中去。

以后，这件事对于熟悉小店主脑人物的我，还造成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小店建立在合作制基础上，这当然是很多人听说过的，但他们就不大知道小店的基础究竟怎样，而且事后很久才知道小店已经转到私人手中，对它的业务已经不能再作任何监督了。小老头受到人们当面的指责，说他用公款开小店，这些公款是他用最卑鄙的手段攫为己有的。同时，因为他现在是工长（那时他当了工长），所以这种看法好像也能证明是对的。一个人当然会因人家对自己的这种态度而感到很难受，会因为受这种委屈而常常感到痛苦。我虽然尽量地向我认识的人说明他们的这种指责是不对的，但总是不能完全改变他们的这种看法。我同小老头的关系还是搞得不错。有一天，我要求他把我认识的一个工人安插到工厂去。他满足了我的要求，后来好像又后悔自己不该这样做。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新加入委员会的同志，自尊心很强，只听从我的意见，对其他人就不理睬，举止行动总是不能得到人们的好感。有人向我谈过他的这一切。我遇见他时，对他的举止加以指责过。他终于还是同这个工厂的工长小老头发生了冲突。他谩骂工长，使小老头受到很大的凌辱，小老头也毫无办法，只好命人把他轰出去，后来又下令要在两个星期后开除他。为此，我只好去找小老头，说了一些好话，劝他收回成命。我坚持我的意见，要他不要开除这位同志，而他也坚持他的决定。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这位成了家的老人曾在比他年轻得多的我的面前哭过。他竭力向我说明不能再留下这位同志继续工作的理由。同时，他自己也觉得用这种办法对待工人是不大好的。这件事明显地证明，要想两全其美是不可能的了，他很快也相信了这一点。他常常向我报告工长们问厂长开秘密会议的情况，以及他们在会上讨论了些什么问题，等等。总之，小老头还是像我初见他时那样。但这也是我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了。

那时，他已经把合作小店应该付我的余款付清。我在离开他时，看出他对我的态度，对共同事业的态度，他在两年内始终是一位完全正直的人。我也看见他落泪，看见他焦虑不安以及其他一些不坚强的表现。多花费点时间同他去谈谈，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好处，以便将来能成为一个善于应付环境的小心的人。可是，那时天气太热，任何一点空闲时间都是宝贵的，而且我需要的是比小老头更坚强的人，能够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人。因此，我还是保持着友好关系和他告别了；有时还挂念他。不久以后发生的减低工资的事件，使他很伤脑筋，甚至他的朋友都不满意他，加之，我认识的一个人又没有被开除，当然，不满的情绪就更加增长了。有一次，我需要同我早就很了解的这个工厂的一个人会见。虽然他是工长的朋友，但在会见（在大街上）时他还是谈了大家不满意工长的情况，并且问我如何对待工长的意见。我认为：如果工长是一位暗中支持抗议的自己人，那倒是不错；如果工长虽然是自己人，却力图压制抗议，稍不得已时就向厂方让步，同时作为自己人还引起自己人的不满（倒不是引起仇恨），这样的工长对于运动就比直接的敌人更为有害。因此，我建议召集五、六个人来开一次私人会议，邀请工长参加这次秘密会议，在会议上善意地提醒他不要再做工长。后来我知道，他果然不当工长了，而且还坐过三个月的监牢。关于小老头的情况，我就谈到这里……这年冬天，我们的委员会有了一些改革，老同志中只有一个人留下来，其余的人都是新加入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委员会的。

从1899年秋天起，需要加快出版新报纸。关于这一切，我个人是知道的，但是不知道要在哪里印刷；虽然我认为可以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本城印刷；我也不知道所要出版的报纸的名称。因为这一切是严格保密的。我记得，当时曾开了一次城市委员会的会议，在会议上念了几篇诗文，一篇是关于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工人运动的文章，后来念的是一篇诗“暴君，你去发怒吧！”。这两篇东西都采用了。会上还讨论了派代表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的问题，这只是预先介绍一下情况，至于如何选举，还要看以后的情况怎样再作决定。因为这是1899年年底的事。如果根据这一年多的情况来看，很可以看出1898年和1899年的运动已经普遍地发展了。工人群众已经相当爱看传单，开始要求看更重要的文献，而且也要求在技术方面作更好的安排。大家已经不乐意看用胶印器印得不好的传单了。对工作也开始提出批评。当然，如果工作不是这么秘密地进行，那就会好做一些。当时只好抛弃旧的印刷方法，考虑新的方法。大家大体上都同意这样的看法：当时的传单已经陈旧，必须再出版自己需要的印刷品。必需出版一个内容比以前所有的传单更为丰富的报纸，——每个人都这样说。1900年1月，盼望很久的“南方工人报”终于出版了。曾把新出的报纸拿到工人委员会的会议上念了一部分。为庆祝新出的报纸举行了一次小宴会，大家当场约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推销报纸。自然，每个工人都特别感兴趣地拿到一份报纸。他们也像看传单时所养成的习惯那样，决不愿意把它交给警察或工长。

布良斯克工厂的轧钢工人得到了一份报纸，上面的目次使他们很惊奇，目次是：

“看，这才是真正的报纸！上面有新闻，也有通讯！’

他们立刻把这份报纸拿到幽静的地方去看。第一次出版的这个报纸曾长久地留在他们的记忆中，提高了他们的情绪。因为他们能看到；尽管捕人，可是革命活动并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巧妙，更有力量。

应该说，工人们在两年多内已经受到传单的培养，在这个时期内群众中没有人被捕过，这当然是很好的。群众已经看惯这种事件，所以一旦有人突然被捕，群众中也不会发生那种常常在各处可以看到的惊慌行动。可是，如果领导人中间有人被捕，情形当然就糟糕了，这会使活动暂时停业，这是无论如何，也就是通常说的“要竭尽全力”不能让它发生的事，而且还不能表示出你或你的事业因某种原因所遭到的困难。

早在初冬时，我就觉得我已受到特别的监视，因此我非常小心。这时，宪兵没有对我作任何袭击，他们还是让我自由行动，这是宪兵队长后来很后悔的事。我只好每天等待着新的袭击。我也预料到这种袭击是会招致恶果的，但还是无法动身，不过我已算定了我还要在叶加特林诺斯拉夫待下来的日数。期望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行前捆扎行装时连房东都不知道，捆好后，我出去雇了一辆马车。当时只有房东知道我出门。她准确地推测了我的去向，而且在我走后，立刻就到警察局去，报告我上哪儿去了。为此，我很感激她，因而把这些也写在书中。列车沿着尼古拉铁路疾驶，快到彼得堡了。我很快又可以看到我所熟悉的街道，又可以看到我的熟人。我衣服的侧袋里，装着一张货真价实的公民证。我拿着它可以大胆地到任何地方去。

我的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回忆录就写到这里。你如果想在其中找到关于系统地谈群众情绪和广泛地从心理学上来分析群众情绪的东西，那就会徒劳无益。我竭力想写的，不是这方面的东西，要写这方面的东西，就得完全用另外一种叙述方式。

我把这本关于彼得堡和叶加特林诺斯拉夫的回忆录交给《火星报》档案室去全权处理，只要该室同意就可以采用，但一部分要得到我的同意。

我可以答应写一本关于俄国中部的回忆录续集，但是不在这里写。

**注释：：

[1] 彼得堡的一座囚禁政治犯的监狱，因建筑式样像十字架，故名。——译者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届代表大会的宣言。——俄文版编者

[3] L.X按，1905年革命以前的俄国社民党在各个城市建立“委员会”。委员会周围有一群积极分子，学生工人，以及一些赞助者。委员会本身往往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组成。这些人被称为知识分子。需要了解的是，俄国的“知识分子”相对后来一般的大学生受教育往往更严格，知识较全面扎实。列宁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觉得用中原文化的“士人 ”一词对应，多少能靠点边。虽说20世纪初的俄国市民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已经淡化了这个因素。

　　知识分子掌握着委员会，因为1905年革命前先进工人太少，同时知识分子掌握全局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有惯性，不愿意更多地让先进工人进入委员会参与决策。这里有“还是我把舵好些，他们做事我不放心”的因素，当然也潜伏着一些并没有实惠的地位、面子之争。列宁和马尔托夫等人在当时提出客观条件决定了不能由一般的左翼分子选举委员会，而要坚持任命制或派遣制。这个观点得到委员会内部很多知识分子的赞同。

但先进工人的数量日益增多，一方面他们更了解工厂、越来越更擅长抓到斗争的趋势和痛点，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代表着更明确的社会革命的观点和要求，而那些社民党知识分子，包括列宁在内，还是站在“民主革命”的纲领基础上，只是存在对阶级利益的强调度的差异。我们看到直到1917年，社民党内的许多老干部还是坚持民主革命的本质立场。工人与知识分子前辈的种种冲突，也就难以避免了。虽然这些冲突可能以比较琐碎的个人权限划界、一些日常事务处理的纠纷等等，表现出来。

要说明的是，1905年-1917年间，社民党各派内部这种冲突并没根本解决。列宁派聚集了较多的革命工人，但始终存在一个较多时间脱产的“职业革命家”群体，他们对工人的倡议往往有些警惕、冷淡，强调应该多听听自己这些稳定、有一整套观点和经验多的革命家的话，斯大林就是后者的一个糟糕典型。其他的比如纳根、加里宁，等等。革命前，这个群体长期并无明显物质特权（也不是一点没有），革命后迅速成为蜕化官僚的核心。

先进工人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常常也是半脱产）经历了1905年革命的锻炼，成长起来，发育出另一批职业革命者，老一点的比如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年轻一点的比如布哈林、施略普尼科夫。施略普尼科夫的发展轨迹可说是巴布石金的精神继承者。运动高潮期，他们对前一种干部的优势，使十月革命成为可能。

个人以为，共产主义者对所谓的“同志”也要心里有本帐，谁较坚决站在阶级立场上，谁较倾向骑墙，谁较彻底的革命者，谁身上更多蜕化因素，要冷静看清楚。实践长了，肯定看得比较清楚。但看清楚以后，不必不断纯化自己的圈子，把不合标准的人赶走，因为这些差异本来就是阶级社会带给共运的必然产物。追求“纯粹 ”本身就是一种奴隶的偏见。但一定要明白运动的发展在与较稳定的共产主义群体相互动之时，这些差异因素就会起作用。要心里有数，谁大体站在哪个位置上，对社会革命最有利；哪些人需要用合适的事件让他们自我暴露，哪些人需要把他们赶到公开的反革命阵营去，哪些人是掺沙子的，不要轻易让他们进来；哪些人需要压一压，哪些人是无限忠诚的革命者，要爱惜他们，多加保护，让他们较长久地发挥火车头的作用等等。恰好是这里，在如何使先锋内部的力量因素得到最佳发挥的领域，需要“谋略”。

• 来源：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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