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昆华

让人类消除对未来的恐惧吧。 ——马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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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浸淫在传统哲学范式里的人，总会带有某种阴郁的气质。哲学本来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学问，但却成了损害人生命力的鸡肋。他们之所以献身理论，是因为把符号系统当做了可以确证自己存在的对象。

哲学就是理论中的政治。没有政治就没有哲学。正因为如此，哲学的主题往往天然有某种政治属性。要么是属于现世的，要么是乌托邦的。

作为哲学核心的认识论，当然不会例外。柏拉图式的认识论，总是从一般出发，缝合世界的缺口。而单子必须从自身的立场救赎自己。除非救赎成为单子的行动，否则历史中只有技术和再生产。每个类型的本质都不是在他们的普遍特征里显现出来的，而是在他们的极端特征里显现出来。如果理念所包含的全部可能性，并没有穷尽各种极端的思考，没有对各种逻辑的展开配置进行实际的探讨，那么，这种理论一定是不成功的。他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抬杠，往往正是理论盔甲的阿喀里斯之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脱离了极端细节的哲学史往往仅仅是一部部失败的历史，正如中国古小说里被杀死在杀手锏下的战将一样。当失败的原因如此相似的时候，研究失败虽能成就博雅之士，但无法成就一个理论家。对思想史上最遥远粗陋形态的探讨，以及各种理念构架的介绍，到底有无意义，这反而取决于我们面对特殊、偶然和细节的态度。

认识论的学科化，便成了所谓的方法论。“方法”并非是独立地存在于研究过程之外的什么东西，必须由研究对象自身的内在规定和必要性来决定。真理的内容只有通过最精确地沉入是在内容的细节中才可以获取。而面向细节、特殊的过程，就是一个让单子说话的救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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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现存世界”，是不同政治背景人都可以共有的一个立场。或者说，对现世的厌弃，是各种理论的共通要素。如果不厌弃当下，那么也就不需要理论了。

厌弃当下，甚至使人类本身的一种日常精神需要。很难想象有一个根本不做白日梦的人。对白日梦的分析，应该比对梦境的解析更具有意义。一个有清醒自我意识的人，用自己的意愿控制下完成的白日梦，最能够反映他的现实、愿望和目的。白日梦里也分为反动的和乌托邦的。反动的白日梦，总是认同现有秩序的，只不过将自己配置为现有秩序的另一个特殊节点上；乌托邦的白日梦，是对秩序的完全否定。

人类历史上众多的集体表象，也可归为白日梦的范畴。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神秘主义。小农社会里的神秘主义，最无可观之处。本来，在已经习惯逻辑化思维的时代，用互渗律进行能指的配置，很有可能就是开启新的可能性的思维尝试。然而，小农时代的医卜星象，却成了方技的一种。当巫术实用化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就失去了本来可能具有的启发性。八八六十四卦不断循环往复，象数的堆垒，成了黑格尔所论及的“恶之无限性”的注脚。

近代神秘主义的政治性得以真正复苏。我们身边最常见的是瓦格纳式的神秘主义。瓦格纳的“绝对非基督教的, 即普遍一般的神秘主义”，热衷于某种“非主体的亚洲之梵的普遍性”。亚细亚式共同体里的家长、神怪，为小资产阶级上层提供了精神的补品。他们把民族、家庭的来源神秘化，怪异的强调里，总可以感觉得到恋尸癖阴冷的灵魂。我不知道斯大林是不是真的用地球仪指挥战斗，但是对于希特勒狼穴里的水晶球和星座手册来说，地球仪已经够靠谱了。

闵采尔式的神秘主义，却应该从革命的角度得到尊重。在闵采尔身上, 最精确的军事思考与非理性的冒险精神得到了高度的统一。闵采尔的历史目标是“无条件的救世主与启示录”。“唯有这方面才是值得追求的, 即整顿这里的生活, 从而有可能以新的方式巩固这里的生活。”反抗的神秘主义，是与英雄主义的行动相结合的。英雄的神秘主义意味着, 神秘经验、神秘思想由外部进入主体行动, 意味着主体从内在心灵体验中获得自身的力量, 从“ 自我之光” 中赢得反对一切外部黑暗的动因。

英雄就是弥赛亚。凯撒的王国和弥赛亚的王国之间是否可以沟通，是否可以相互转化，这本身是一个神秘的问题。弥赛亚必须是从彼拉多治下的世界中产生，但是他一定不属于这个既有的世界秩序。激进的不妥协立场，可以宣示，弥赛亚的目标并非是凯撒的目标。不宽容的、蛇一般灵巧的行动，就是开启降临的门。永远不能认为我们知道弥赛亚降临的时间。时间本身是偶然的。但我们的行动可以开启一种可能性。正如某一个变量的产生，使零概率事件变成了小概率事件一样。我们的行动，使极端条件下的成功得以可能。

读到这里，也许会有读者要像受不了甄嬛体的时候一样，棒喝一声：“说人话！”但也许秘写术本身就是一种乌托邦的书写。九大后的林彪曾经在黑格尔《法哲学》里摘录了一句神秘的话：“谁在这里或者哪里听到了公众舆论，而不懂得去藐视他，这种人绝对做不出伟大事业来。”那一刻，叛徒、革命几乎完全无法区分。这种不可确定性，既存在全面倒退的反动因子，也可能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变成乌托邦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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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思考必须从尚未实现的东西所激发的希望中汲取力量，同样也必须从已经实现的思想中所激发的希望里汲取力量。如果在哲学中，政治还是作为一种幕后的决定力量影响前台的话。在历史领域里，政治几乎本身兼任了裁判员和运动员。

如果某种过去的客观存在，对于当下完全没有价值，它就根本不会进入历史的领域。无数苍烟落照都完全无痕迹地消遁于生活的洪流中。书本里的刘少奇说，历史是人民写的。但刘少奇本人是否说过这句话，本身就是人民完全没法确证的问题。如果将这句话变成“历史是给人民看的”，那就无比精确了。历史记忆是由阶级来保管的。这个阶级的秘写者，把历史纂修当成一种巫术来使用。如果这个阶级在一定时刻完全无法发出声音，或者完全不认为有发出声音的必要。那么，历史上属于他们的先知，会被当成魔鬼一样鞭笞。不要认为历史一定公正，相反，任何有献身精神的人，在走向革命的时候，就应该做好被历史巫师钉上耻辱柱的准备。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历史对于乌托邦是毫无意义的。当阶级决心展示肌肉的时候，他们总是需要一个足以投射认同的模范。拯救未来的人，必须是一个被幽灵看护摇篮的人。历史的仇恨和牺牲，将作为祖先的集体表象，滋养被解放了的子孙。今天和昨天的被压迫者总是非常容易对话的。不要认为道统仅仅是思想史的虚构，潜流从来不会断绝。历史当然不存在雷同，但是创新却总是在抄袭中产生。

不同的历史观也和不同的乌托邦对应。历史总是可以滋养浪漫的反抗者。但是浪漫的反抗者，也是可以进行左右的区分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学狂热总是可以培养一大批右翼的浪漫主义者。他们所向往的共同体式生活方式，其实是反资本主义的。诉诸文化保守主义的乌托邦，非但根本不可能动摇资本主义，相反只会导致规则的彻底混乱。要么走向法西斯主义，要么走向无赖威权。他们笔下的诗意栖居，当然不能说没法实现，只要你手上有足够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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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初学者常常把表面的逻辑架构当成了思考的唯一对象。其实每种哲学都可以在艺术领域找到自己的同胞手足。只有在艺术领域里，哲学的后果才得以展开，才可能看见它的政治性。

过去对于现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个人感性经验的时候，便只有乌托邦小说。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文学、法学和社会理论的阶段之后，最终借助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工作，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很少有人会人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里，可以没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擅长的法学和社会学，但却同样很少有人认识到文艺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反乌托邦，而是具体的乌托邦。具体的乌托邦位于每一种现实性的地平面上。对现实力量斗争的推演，必然可以形成对未来的乌托邦图景。有超越性幻想的文艺，才是永恒的；而要想超越现实，必先成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文学院里俗不可耐的教师，总是会同时攻击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两大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在文艺里，乌托邦得到了现实的探讨和展开。人类面对无数的选择，人在劳作中，并且通过劳作改变自己。而使历史借以前进的人类劳动将通往美好前景的事业。没有美好的事业蓝图是不会有坚定的信念的。

乌托邦精神在现实中是无处不在的。他可能体现在所有的文化使用价值上。但是，现代大众消费品，比如心灵鸡汤和狗血连续剧，表面上是一种私人消费、消极的想象，但是文化物品已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训练。他们比起那些高级艺术里的个人幻想要真实得多，同时也就担负着更多统治阶级教化功能。幸而现代生产力让传统的机械复制艺术品也已经开始过时，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天才也可以创造大众精神产品表达自己的希望。人类永恒的力量，就是渴求激烈的变革与自身有关的一切。

当然，我们今天最常看见的还是反乌托邦的文艺。反乌托邦小说的作者，并没有能力探讨社会主义实践中阴暗面的成因。他们无法从阶级基础、从经济必然性上论证“极权主义”的真实起源。让空想者来背一切罪恶的责任，当然是最皆大欢喜的结果。于是，君子格心灭心中之贼，嘲笑乌托邦才是最人道安全的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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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于乌托邦主义者的未来设想评论道，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条件联系在一起的。但若有人把这句话过度读解为对未来设计一定是很不成熟的事情，那就显得可笑了。如果对于恩格斯的话进行逻辑推演，我们完全可以说，更成熟的条件下必须要有更成熟的理论相匹配。每个时代都要有更新的未来世界设计。

与乌托邦最密切相关的条件，就是带有核心真理的事件。事件的意义，在于开启了无数全新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并非不预言，但他只做历史过程的具体预言。马克思主义要求既热情而冷静，即明确目标又分析给定的事实。具体的乌托邦只在历史趋势中做梦。很多经济学上错误的梦想，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有历史合理性，还必须有经济学的正确性。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根本成果，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共产主义是通过理论推导而形成的体系。所以，即使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成。在运动的不同阶段，都需要有相应的药方足够社会主义者进行试错。而任何一门科学只有成熟到可以忘记创始人名字的时候，才是有足够生存能力的。

历史上的乌托邦主义者，总是不断给后人留下恩惠。他们的功绩总是被埋没，他们的错误总是被无遗漏地普及。他们给了后人无数制度设计的创意和制度运行的经验。列宁甚至认为在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后，就可以直接搬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合作社的大部分论述了。

然而，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共产主义者手上经得起历史推敲的药方并不是那么丰富。固然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更不靠谱，但是，他们所服务的阶级已经在天堂了，只需要你们也相信跟着他们混就迟早进天堂就完了。而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需要彻底动员整个无产阶级投入战斗。如果社会主义乌托邦失败，或者实现乌托邦的可能性被挡住，世界只会变得更加危险和不确定。因为对现实的不满将不会表现为健康的憧憬，而只会表现为腐臭的恋尸癖。无法真实表述自我的世界，肯定是充斥失败和绝望的世界，一定也是不断遭遇恐怖和灾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