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继承权写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上

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下，每个人的出身决定了今后的路是否艰难。无数进步人士都设想过通过废除继承权来实现起点公平。

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高额累进税和废除继承权作为革命后的可以采取的进步措施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继承权“它给继承人以死者生前所有的权利，既借助自己的财产以攫取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由于继承权的存在，土地所有者的继承人把“以地租形式攫取他人劳动果实”的权利继承下来、资本所有者的继承人把“以利润和利息的形式”获得剩余价值的权利继承下来，都是剥削他人劳动果实（不劳而获）的权利的继承，是社会不平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继续，必须废除。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根本胜利的情况下，把废除继承权“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只会激起愤怒、反抗和反动：广大工人阶级“一般的觉悟水水平也未必能保证支持它”，它只能引诱工人阶级“离开那实行攻击现代社会真正应持的阵地”。此外，在新的公有制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之前，仅仅废除继承权，会导致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上层遭到剥夺，而大资产阶级通过各种手段逃亡国外。所以，作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前的进步纲领应该实行的措施应该是高额遗产税。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得不认同高额遗产税

遗产税通常只针对占总人口的3％~5％的人群收取，而且其税率相对而言较高，因此，可以起到一个平衡社会贫富差距的作用，使得这部分财富可以在社会中重新得到分配。所以，高额遗产税的政策，是即使资产阶级左翼和很多小资产阶级都愿意认同的。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思潮恰恰表明，现代社会的人并不认同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更不赞赏不劳而获的非劳动收入。崇尚勤奋劳动、崇尚靠个人自己的奋斗来生存和发展，在今天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也是社会的共识。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发达国家才大都实行高额的地产税，由国家拍卖土地并获取其收入，从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私人的地租收入和土地私有权。也正是基于这种意识，美国才实行高额的遗产税。这不仅会大大减少私人的非劳动收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堵死了非劳动收入的来源，是对“神圣”的私有财产的侵犯。而当2001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要取消遗产税时，出来反对的正是比尔•盖茨这样的美国首富：自己不劳动而靠祖上的遗产过活不是什么于人于己有益的事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曾以赞赏的口吻谈到，实行他的扩张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降低利息率，会使坐收利息这个阶级（rentiers）“慢慢自然死亡”。“我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之有坐收利息阶级，乃是一种过渡时期现象，其任务完毕时即将消灭。”（凯恩斯，第24章）。凯恩斯表述的才是现代西方人的主流思潮：要让不劳而获靠财产收入过活的社会集团消亡。（见左大培，2002）

征收遗产税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刺激富人把财产捐出来做公益事业，缓和社会矛盾。如果富人们带着巨额财产入坟墓的话，光就遗产税一项就足以给其继承人带来巨大的税负。同时，美国税法给富人们提供了一个合法避税的机会，就是社会公益捐赠免征遗产税。也就是说，捐赠给公益慈善事业，既可以为后人省下一大笔遗产税，又可以在自己生前留下乐善好施的美名而流芳百世，何乐而不为？这也就成了美国富人热衷慈善与社会公益捐赠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看到美国富豪将一半以上财产捐给慈善事业的时候，中国的庸人神棍们只会不着边际地从文化、信仰之类虚无缥缈的符号中找原因，却忘记了真正的良心法宝：遗产税。

为什么中国的庸人们如此害怕遗产税？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将有一段逐步向共产主义进发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内，私有制仍然存在，市场关系仍然存在，阶级差别也存在。但是相对于革命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并且无产阶级国家不断创造条件向更高的阶段前进。过渡时期还不能废除继承权，但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创造条件。具体措施是：（1）征收遗产税（累进税、高额遗产税）用于社会解放的目的；（2）取消旁系亲属（兄弟、侄甥等）继承权以限制遗嘱继承权。（3）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遗产继承权。马克思还特别提醒必须采取措施防止人们生前赠送的办法来规避遗产税的征收。

土财主一般集聚财富的中国官商，模仿着历代用血缘传递财富的封建统治者，在“弟子规”“家训”的尸臭中妄图通过把财富代代相传塑造一个个“贵族”的血统。他们非但对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怀着刻骨仇恨，甚至连现代西方资产阶级都已经接受的起点公平伦理也避之唯恐不及。

征收高额遗产税，既可以让中国大资产阶级吐出一点点自己的攫取的财富，同时，也可以降低某些问题富豪子女接受不义之财而带来的风险，刺激他们努力学习，将来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富豪都是一件大好事。当然，为了保证征收遗产税的效果，要更多和国际接轨，学习法治社会的灯塔美国，对移民外国的富人征收高额移民税。

大资产阶级害怕遗产税，是立场问题。收入可怜的屌丝自由主义者也反对遗产税那就是智商问题。他们从来不懂得用阶级分析法来理解社会的真实问题，把中国当代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简单的官民矛盾，以为只要保住自己的半亩二分地不被政府征走，就可以岁月静好人世安稳。当大资产阶级祭出土改分田文革抄家之类记忆的时候，屌丝自由主义者顿时心惊胆战，以为自己蛮有资格开收租院被戴高帽似的。只有中国这样资本主义历史实在不太长的新兴国家，才有这样的狂想。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产阶级在法制环境恶劣的条件下缺乏安全感，把一切温暖都寄托于家里的储蓄卡；另一方面，更要看到，作为舆论主力的中下中产者，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崇拜“市场”这个权威，而攻击其他的权威。

很多人在讨论遗产税的问题时，都特别愿意强调普通中下阶层的群众对征收富人遗产税并不热心，言外之意是穷人已经对杀富济贫没热情了。然而，这种说法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当代的政治环境。如果普通中下层群众对于怎么花收来的税毫无实际发言权，他们的正常反应只能是盼望税收税种越少越好。所以，无产阶级监督、管理和改造国家机器的权利，才是一切问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