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近年来中国工人文艺的代表，新工人艺术团无疑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十年来，新工人艺术团不仅赢得了官方的认可，也吸引了自由派维权人士的关注。在为工人歌唱之外，他们的身影也出现在环保、救灾等各种公益领域之中。这篇来自艺术从业者的评论文章，正是他们超出意识形态之影响力的一种表现。“劳动者最光荣”的朴素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号召力。而新工人艺术团的成功绝不仅仅来自对这一观念的坚守，更来自他们在公共领域的广泛参与，以及在实践中对民主话语的重新定义——这是任何激进的批评者和新一代的实干家都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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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二三十年，经济发展、节奏加快、高楼林立、垃圾围城、道德崩溃、人性迷失……很少有一个时代像现在一样，歌舞升平又危如累卵。人们的价值观空前的多元起来，它们互相衍射、辩难、对立，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多数声音已经丧失了对常识的基本意识——这当然也是生机，但是真的抱歉，它的底线实在被拉得太低了。普遍的价值贫困，正是这个时代的基本事实。

比如，对劳动的认识。无论是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的咏史之叹，还是百丈怀海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修身准则，在传统文化中，对劳动的肯定是一以贯之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对劳动价值集体性的贬低与无视。到了毛泽东时代，劳动光荣更是几乎成了第一社会公理，一张劳模奖状，就是工人们的至高荣誉。这不仅是一种精神鼓励，更重要的，是对人们劳动价值、身份地位、社会贡献的肯定。不难看到，这一朴素观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仍然有着重要地位，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沉沦，而到了九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建立，它才被以飞快的速度彻底颠覆。劳动从一个理直气壮的词，变成了人所不齿的词——这从侧面反映了劳动者地位的一落千丈——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结果。

劳动者被无限度地边缘化，压在社会底端，权力与资本呼风唤雨，被人们顶礼膜拜——这是新工人艺术团诞生及生存的社会、思想背景。无须讳言，尽管发行了七张专辑，他们的作品在艺术的复杂性与完成度上，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一些歌词过于直白、部分编曲线条简单缺乏细节等，都让歌曲的艺术性打了不少折扣），但他们依然值得重视，他们重申劳动的价值，捍卫劳动者的尊严，表达弱势群体的诉求，真实记录着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一群人（媒体称为“农民工”，后部分媒体称以“新工人”）的生活、尴尬与情感状态。新工人艺术团不仅将被当代文艺忽略的一个重要阶层及他们的历史引入了艺术现场，更为中国歌坛贡献了一种稀有而重要的价值观。是他们，第一个响亮地喊出：为劳动者歌唱——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新工人艺术团，一个立场最鲜明，气质最纯朴，创作力持久而质量均匀的，中国歌唱史上少有的拥有清晰而坚定的价值观的民间歌唱团体。

孙恒

孙恒的很多演出都是以唱谈的形式出现的，他经常强调一段这样的话：如果现在没有我们的历史，那么就没有我们的未来（大意）。——这句话可见其对新工人缺乏关注的痛心，也可见其对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自然，这也流露出了他的抱负，他歌唱，是抱着为被称为“农民工”的几亿人作史立传之雄心的。让别人知道真实的他们，不被无耻的媒体所扭曲所遮蔽，这是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

劳动光荣！《打工打工最光荣》、《劳动者赞歌》等歌曲大义凛然地歌唱劳动者，首先在价值层面，把颠倒已久的事实给予了拨乱反正。究竟是谁养活谁？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其答案却长久地被主流媒体所模糊。孙恒则大声告诉新工人，也告诉世界：“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劳动在这里得到了肯定，回到了应有的地位，即，劳动创造世界。

孙恒当然明白，在现实中，世界的创造者与世界的主人，二者是严重错位的——本应在社会中心位置的创造者却被压在底层，挤到边缘。所以重申劳动价值之后，下一步便是要唤醒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传达他们的诉求与梦想，以及对窃取劳动果实者给予决不妥协的痛斥声讨。《团结一心讨工钱》、《开胸验肺》、《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样的歌曲，它们简洁明快，短促有力，是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呐喊之一。如果你觉得唱得有道理，欢迎加入这个队伍。

《彪哥》、《打工子弟之歌》有同样的诉求在里面，但在抒情性上作了更深的延展。《彪哥》应该是第一次让一个具体、鲜活的民工进入了音乐，在口琴、手鼓和吉它的简单编配下，孙恒给我们介绍了憨厚的彪哥和他的希冀、无奈与起早贪黑的沉重，歌曲低回婉转，让人心如坠铅。《打工子弟之歌》则明亮激越，如一道射入黑暗的阳光。留守儿童与随父母进城子女的上学问题，是这个大问题中最迫切的子问题之一，同心学校的孩子们用清澈的童声唱出了的小伙伴们的心声：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他们是相对幸运的，因为还有同心学校，而绝大多数的打工子弟，却没有这份幸福。政府和教育部哪里去了？没人知道。只有这首流畅得惊人、传唱度极高《打工子弟之歌》一次又一次地响起，戳着人们的泪点，提醒着吃着国家俸禄的所谓公仆们。

另外值得重视的是孙恒的怀乡歌曲，它们数量很少，却因情感的炽热和无法回避的撕裂感让人铭心。对于每一位背井离乡的人，离开家乡的时刻都是心中永远的痛。在异乡的每一个夜里，慈祥的母亲、心爱的姑娘、上涨的河水与门前的桃花都会出其不意地在梦中出现，告诉你的最初模样以及现在与家乡的距离。而等你回头、返身，故乡已不是故乡。拖着满是泥水的脚步，看着衰败的村庄，越是春天，越是无法面对，于是回忆中的每一声鸟语虫鸣，都成了惊心的追问：世界在奔跑时，在哪一步走错了路？被挟裹着向前的我们，失去了什么？从《想起那一年》到《春天 故乡》，孙恒和我们一样，思念从未得到抚慰，纷争从未得到平息。

许多

许多是个愤世嫉俗的小伙，身上有股像他那一头卷发一样不停跃动的活力，他的歌曲也像他本人一样血气方刚。与艺术团中多数成员的严谨低调不同，许多平时在网络上极为活跃，嬉笑怒骂，针砭时弊。这种性格也灌注到了他的歌曲之中，活泼、激昂、《打工号子》《走南闯北》等歌曲还明显有军歌特征。

如果调查一下北漂们对北京的印象的话，“大、人多、高房价高租金、没有归属感……”这几条应该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许多一直追问并寻觅着在北京的“家”，他自己给这个问题以形形色色的回答：“北京没有我的家”、“北京就是我的家”、“六里桥，俺们的根据地”、“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这些不断变换的答案，正是无处安身的写照。《北京、北京》是一首优秀的歌曲，对比强烈、构思奇特的首段歌词极具冲击力，遗憾的是许多给它安上了一条光明的尾巴，而这种一厢情愿最终在残酷的现实前幻灭，在艺术团发第七张专辑的时候，大家不得不一起发问：家在哪里？伤感而不亢不卑。

《城市的生活》是许多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歌曲一改他的惯常曲风，变得低沉而静缓，在声声断断的吉它声中，加班女工、地摊小贩、站在楼顶上讨要工钱的人们、彩票和超女一起出场，两极分化的世界慢慢显像，一切都被叫卖出售，不同的是，一些商品是暴利骗局，一些商品却是被廉价甩卖的劳动力。许多不认同这个规则，他大声戳穿了令人致幻的包装：“别以为你们的把戏真能将人给糊弄，让一切虚伪和不公都统统地滚吧。”许多是决定战斗到底了，他意识到了《生活就是一场战斗》，如果你一无所有，那么你别无选择，你只有“用尽一生燃烧照亮那征程”。

段玉

段玉的嗓子和她的马尾一样漂亮，是艺术团的鲜花。她的作品质量不一，有几首歌都有曲子过于欢快从而与主题不够合拍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成熟。但她的好歌的确好，它们或来自挣脱黑暗束缚的撕裂，或来自忽然打开天窗的久违畅快。这些歌有《电梯姑娘》、《地下室》、《我在北方看了一场雪》等。

无论是电梯还是地下室，都是幽闭阴暗的空间，对于囚徒般生活于此的人们，分清白天和黑夜居然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段玉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极具寓意的场景，然后精心编进了和弦，当她在长久的低语后忽然爆出“青春就消失在这上上下下的锁链中，我看不见飞鸟也看不见天空”，那种力量甚至让人有些害怕，但这只是人们本身的所蓄藏的能量而已。段玉是希望人们走出牢笼的，当然，如果门锁着，就需要打破：“在弥漫着奇怪味道的迷宫里，眩晕的寻找着通向阳光的彼岸。”

董军

董军参与演出不多，发表作品也数量甚少，但寥寥几首，却直指人心，他的歌中透着中年的沧桑与欲说还休的荒凉。我想如果他经济状况好些，他应该会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他的艺术感觉是毋庸置疑的。

《男工宿舍》是一特别放松的歌，表面上全是嬉笑与自嘲，然而听着听着，一种辛酸却在不请自来，小人物的爱情和生活都如此艰难。《再见吧，朋友》伤感而透彻，董军深感一切都逃不过这无奈的生活，所以这一声再见沉重而复杂，既是与朋友道别，也是出走与反抗的冲动。而在《木头人》中，董军已心如死灰，他将肉身化为木头，虽站在稻田，却与世隔绝，他没有感觉，不知时间，也没有人在意，一切意识都在这里寂灭，仿佛是一件悲观哲学的行为艺术。《有你在身旁》与《梦一场》是对这些辛酸、无奈与绝望的解救，方式简单，却意味深长“也许只是擦肩而过，可你却向我伸出了手。”这或许概率很小，但却是一种祈愿与安慰：“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醒来之后就会是一个阳光的早上。”

姜国良

一般来讲，微胖的人都是让人放心和放松的，姜国良给人的印象便是这样。他的作品，也透着放松的节奏与轻盈的质感，其精神指向，也更多是积极乐观，他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没有怒发冲冠，也没有绝望自闭，他相信行动的力量，相信改变的到来。

《不再迷茫》《拥抱生命》《边缘年代》《未来时代》……从生命意识的觉醒，到走向团结共进之路，这些励志色彩浓郁的歌曲，不断地扩大视野，提高层次，如果说现在的我们正“在经济的绞索里被宰割变卖”，那么未来何在？姜国良的回答是：“手和手握起来心连起来，去开创正义与公理的时代。”对于残缺的世界与无家可归的事物，姜国良的态度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放进我们的手掌》，得不到承认的劳动价值，褴褛的底层、被拐卖的孩子，漫天飞舞的蒲公英，这些都应该得到保护的，我们只能认真对待、主动改变，而后细心收集、放进手掌。

此外，孙元、张磊、全桂荣、同心学校学生等也是新工人艺术团创作力量的重要部分，民谣歌手洪启也偶有参与。篇幅所限，不再评述。从打工青年艺术团到新工人艺术团，这个团队不断发展壮大，创作力持久丰沛，作品的形式也渐渐多样化，与此同时，其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始波及多个社会层面，他们主办的“打工春晚”，以其鲜明的立场与工人艺术特色，已几次成为文化热点。

真正的文明，都是共生的，而不是牺牲一部分去成全另一部分。而在当下，谁是这被牺牲掉的一部分，大家心知肚明。在中国每个城市的街头，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些穿着最脏的衣服，吃着最差的饭菜，干着最危险最累的活的民工，但天天与他们擦肩而过的我们，有几个人曾真正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在声色犬马的文艺圈，又有多少关心民瘼的作品？而大多数农民工题材的东西，不是消费苦难，便是回归和谐。新工人艺术团填补了这个空白，对混浊、混淆、混乱的价值观努力做着澄清，正如他们倡导的，他们实践理想的过程与成果，已经书写了自己的历史。

新工人艺术团是受工友欢迎的，因为他们唱出了劳动者的心声。新工人艺术团是不受音乐圈欢迎的，因为傲慢、势利、只知娱乐、充满铜臭交易的主流音乐圈是容不得这样的异类的，他们的专辑总是被有意无意忽视。但2010年的宋庄，一个民间音乐机构却将新工人艺术团的《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梦想》评为了2009华语音乐十大专辑的第二名。颁奖词写道：这是一张几乎被所有榜单忘掉的一张唱片，这张充满底层关怀与进取精神的佳作，宋庄音乐则将其评为年度唱片的亚军，不只是因为打工青年艺术团对阵地的坚守，更是因为他们身后数以亿计打工的兄弟姐妹。

没错。那是我和朋友搞的。自从听到他们的首张专辑，我就知道自己会一直关注下去，因为我知道音乐不能只有好听，还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观与思想。无论世界经济结构怎么变化，历史大周期如何演进，对于新工人地位的改变，自身的努力都是最重要的，而话语权与文化的力量，正是其关键的一环，新工人艺术团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开创性的，是对得起掌声的。

• 作者：碎岁，诗人，河南人，80后，著有诗集《刮肤之瓦》、散文集《病历：2004~2013》、思想随笔集《我走我的独木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