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百色起义，又叫右江暴动，是中国共产党人于1929年12月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在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此战起义军攻占百色县城，毙敌600人，缴枪300余枝（挺）、子弹2万余发。多年来，对于此次起义领导集体的人员构成一直存在争议，出于政治宣传等多种因素的考虑，部分领导人在此次起义中的地位被赤裸裸地拔高了。下文转自网友“东天如来”的博客，供读者阅读和思考，原文有所删节。
百色起义的领导人究竟是谁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毛毛）在1993年著书《我的父亲邓小平》，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有很大篇幅是有关百色起义一段历史的描述，书中非但有违历史事实，更多的是编造历史。以至于后来的有关新闻、史书、媒体等都把邓小平作为百色起义的领导人来歌颂，也把这段历史作为了邓小平的一段重要的革命历程而赞扬，然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按照邓小平逝世的时间（1997年2月19日21：08）来看，1993年邓榕出版的这本书应该是经过邓小平看过的，或者说是至少经过邓小平同意的，作为不是当事人的邓榕写父亲无可非议，但写自己不知道的父亲历史，未采用党中央资料馆的详实史料或者经历过的老同志的陈述历史资料等，而一味之为自己的父亲歌功颂德而不惜违背历史、甚至编造历史，是有违于社会道德和真实历史史料的。而作为当事人的邓小平看后不纠正、不指出书中的问题，也意味着默认“事实”，更显得书中编造的经历是为自己涂脂抹粉，或者掩盖着什么。
对于百色起义的根本问题有三点：百色起义的领导人究竟是谁？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在哪里？起义时邓小平在做什么？
一、百色起义期间前委书记是陈豪人，不是邓小平
我们先看一下中央党史馆的资料：
①.粤省给党中央的信，1929年12月《粤省对七军前委的信》（原件中央党史馆有存）
“平礼兄转前委
对于前委名单，省委完全批准，小平同志已离百色返申（注：上海），前委书记昭礼担任……”（平为邓小平，礼即陈昭礼即陈豪人。）
②.前委书记陈导民（即陈豪人）在1930年1月向中共中央汇报的《七军前委报告》中，多次写及百色起义期间领导班子的情况：
“十一日开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在大会中，我及云逸同志，宣布就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
“政治组织，军政治部主任一人，由我负责，下设秘书一人，总务、宣传、组织三科……”。
“军中前委之组织，现由导民、张云逸、何世昌、□□□手工人、李谦、韦拔群□人组织之。导民任书记。各队委书记，由各纵队政治部主任同志任之。”（文中的□为原文字迹不清）。
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
“中央：
请派党的责任同志及大批政治工作同志赴龙州工作。切切。平兄前得中央电召（中央电告小平不要走），此间同志因工作关系苦留，彼（他）硬要去（走），在龙变前一天已行（走）。故中央走（再来）电阻（止）之回去（去上海）已不及。工作由前委负责，并请派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来色工作。
前委书记陈导民”
（平兄即邓小平，陈导民即陈豪人，括号内容为注释，此件中央党史馆有原件）。
“龙变”，是指1929年11月份发生的“蒙志仁叛变”，而不是指百色起义，更不是龙州起义。也就是说，邓小平在11月初就离开了广西百色，这和邓小平本人1968年6月20日写的《我的自述》中记录的时间也吻合：
“我在同张云逸等同志作了布置之后，於十一月初由百色去龙州……”。
这并非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的邓小平离开百色的时间：“于百色起义的前几天，也就是12月初，由百色动身……”。毛毛故意将邓小平离开时间推迟了一个月，目的就是想证明邓小平参加了百色起义，是百色起义的领袖。
根据上述史料证明，百色起义前，1929年11月初，邓小平就离开了百色，陈豪人遵照上级指示，挑起了主持前委全面工作的重担，此期间，陈豪人已为前委书记，年仅22岁。
而邓毛毛却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处编造了当年百色起义的领导班子的情况。她在书中编造了，百色起义前，邓小平就被委任为红七军政委：
“……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委……”。又编道：“公元1929年12月11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为军长，邓斌（小平）为政委。”
根据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任命红七军前委书记为邓小平，首次提出：“军应设军政治委员”，这时，邓小平才被任命为红七军政治委员。而不是1929年12月，在1930年3月2日之前，红七军没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百色起义红七军成立期间，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陈豪人。这期间，邓小平在上海，红七军成立时，他不是红七军政治委员，更不是前委书记，甚至连前委委员都不是。
关于百色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龚楚在1955年香港出版的《我与红军》南风出版社，龚楚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各项准备工作，负责人如下：1、政治工作，由陈豪人负责。2、军事工作，由张云逸、龚楚负责”。在《广西斗争得总结》（中央党史馆资料）一节中，龚楚这样说：“红七军没有建立政治委员或党代表制度，也没有实行特务控制的办法；仅有政治部主任及政治指导员之设置，专负部队政工之进行。所以红七军的官兵之间，感情融洽，没有发生叛变，或向敌人投降的事迹，甚至没有逃兵”。
至于，红八军领导班子问题，毛毛也在编造，她在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正式成立。军长：俞作豫。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政治部主任：何世昌。”这也同样不符合历史事实，红八军成立时，军长是俞作豫，红八军前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是何世昌。因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后，邓小平2月7日才从上海回到龙州，不可能在起义发生时任红八军政治委员，再说那时红八军军中也没设军政治委员职务。
二、起义前后关键时刻，邓小平两度离开起义部队，不在百色
在百色起义前一个月，在这关键时候，广西前敌委员会第一把手邓小平离开部队，是非常不应该的。当时的形势是：前委派去的龚饮冰刚从中央回到广西，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批准了武装起义的前委领导班子，任命邓小平为前委书记（1929年10月30日任命），起义迫在眉睫，前委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前委与起义部队又处在几股敌人势力包围之中，面临敌我决战时刻，起义有可能失败；起义的队伍又为旧部队，成分复杂，需要动员、整顿，是非常危险的。有大量的工作必须有领导做；前委既要发动群众扑灭豪绅武装；又要武装农民，组织工会、农会，建立地方党部等工作，政工干部又极度缺乏；许多重大政策需要制定；战备物质及经费需要筹措等等工作千头万绪，广大指战员因工作关系，需要第一把手的前委书记邓小平亲临指挥，但是，就在这样起义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决定要“走”，在广大指战员的“苦留”下、相劝下也无用。在当年前委报告中也记载：“彼硬要去（走）”，起义前临阵脱逃，将重担留给了其它前委，实属不该。当中央知道情况后来电阻止他去上海时，他已离开了百色。（注：上海是当时去香港和海外最容易的地方）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写邓小平回到上海的情况：
“父亲在上海忙完公务后，便又急忙去忙他的家事。”“父亲汇报完工作，赶忙去看他的妻子。此时，张锡瑗正住在上海宝隆医院里，准备生孩子。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本是天大的喜事，谁也没想到，偏偏孩子难产。”
这里要告诉大家，邓榕不仅篡改百色历史，连邓小平的婚史也敢改写。邓小平一共有三位妻子，第一个妻子是留苏学生张锡瑗，河北省房山县人，1907年生，他们是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相识的，张锡瑗既美丽端庄又温柔可爱，邓小平称她是“少有的漂亮”，他们是1928年初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结的婚，但可惜的是，他们结婚不到两年，亦就是1929年底，仅有23岁的张锡瑗便因产后风去世，女儿也随之夭折。可邓榕却在书中写道：
“1930年1月，父亲还未满二十六岁。他前来上海时，想的是与妻子重聚，迎接他的第一个孩子的诞生。”
为父亲离开百色来上海找借口，看来很有人情味，而邓小平在《我的自述》中说11月“来上海汇报工作”，实际上来上海的目的大家不言而喻。此时广西指战员却正在浴血奋战，奋勇杀敌。待邓小平由上海回到龙州时，已经过了3个多月了，百色起义胜利了、龙州起义也胜利了，红七军、红八军成立了，左右江苏维埃政权也建立了。回想当年，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央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根据地赴苏联学习，被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回绝了，始终战斗在第一线，直到革命胜利。
1930年11月，红七军奉中央指示，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途中遭敌人重兵堵截，红七军损失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广东的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阻击，红七军被截为两段。此时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红七军主力已经渡过了河，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军长张云逸率领另一部分红七军，正在苦寻渡河的时机。在这关键时候，身为红七军政委的邓小平于1931年3月又擅自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而在当年2月，前委已派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已去上海汇报了工作），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完全是借口逃跑，小平以后再也没有回到红七军。谁也没见过召邓小平回上海汇报的中央文件。在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中承认了错误，他写道：“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1931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可是，在20年后毛毛所写的书中，邓小平的这次错误离队，也被披上一层反王明错误路线的神圣的外衣：
“在崇义时，父亲他们从行委的同志那里得知，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占据了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一消息，使父亲的心中有所震动。因为，对于王明此人，他向无好感。他想到，自从1930年从中央回广西后，一直没有和中央取得联系。现在，红七军终于到达江西，周围敌情并不严重，而且当地行委有可靠的交通线可达上海中央，因此父亲考虑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和李明瑞、许卓召开了前委会，会上一致同意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和请示工作。”
三、陈豪人等前委领导了百色起义
陈豪人在1931年3月9日《七军工作总报告》中，记载了百色起义的情况：
“……当转变前一日，百色工人代表大会及第四大队士兵代表大会，热烈的通过要求第四大队转变为红军，并拥护张云逸为军长，陈豪人为政治部主任的决议。”
“1929年12月11日，这天清晨，百色驻军千余人，整整齐齐地开到粤东会馆东门广场，还有数千的工人、农民、街道居民和其它各界群众踊跃参加，成为百色城一次隆重的盛会。龚楚主持大会，陈豪人代表前委，作了重要讲话，在大会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了!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的中国工农红军了!”
次日，召开了广州暴动纪念大会，宣布中国红军第七军成立。陈豪人及张云逸同志，宣布就任政治部主任及军长职务并宣布了政纲。此时邓小平明明在上海。
百色起义的全过程历历在目，而邓毛毛姐妹却篡改为：
“1929年12月11日，我父亲、张云逸、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和发动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
毛泽东时代一直没有把百色起义作为党史来说，可能也是为了挽救邓小平同志，因为一提百色，人们很快就会想到起义是谁领导的，而领导人起义时到哪里去了，去干什么了….就像有人会质疑“邓小平是否入党”、“谁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一样，党史馆始终未有证明材料，反而是毛泽东站起来始终为他说话“不必纠缠此事”而搁置争议。
因此，《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严重歪曲和编造了百色起义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