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崛起于一九六三年以后的中小企业资本，受到官僚资本与财团资本相对的压迫，而有改变当前体制、拮抗当前权力的性质。但是，由于具有利用次法西斯体制更苛酷地剥削劳动阶级的一面，又由于其外向地在美日为基轴的国际分工体系底部完成累积，台湾中小企业小资产阶级，也不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即它的累积过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是统一性多于矛盾性。这个阶级成了“反蒋而不反美”的右翼民主改革派的核心，在七○年代中期以“党外”民主运动的形式，登上政治舞台。
祖国：追求·丧失与再发现──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各阶段的民族主义（节选）
新殖民地、半资本主义阶级（一九六三至今）的民族主义
此一时期台湾社会的新殖民地性，除了因上一时期形成美国对台湾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深刻支配的延续，更具体表现为：（一）一九六五年后，由于一个深度依赖美国而发展的台湾已经形成，美国“终止”对台援助，而以其十五年台湾经营的特殊地位，通过金融资本、投资的方式在国府超优惠条件下来台加工输出，利用台湾超低工资，收取大量经济剩余；（二）美国资金利用过去十五年间与台湾公业资本、财团资本复杂、主从的关系，交叉投资深刻地渗透到台湾公私业资本而使其买办化、依附化：（三）一九七九年美台断交后，仍然接受依宗主关系的『与台湾关系法』维持美国对中国内政、台湾事务的干涉，等等。
但随着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快速的、依附性的发展，台湾社会的半封建性格解体。但另一方面，在“依附型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的结构性限制下，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和中心国资本主义在发展水平、构造和性质上仍有巨大落差，内包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所造成的后进性，因此而规定为“半资本主义”。
台湾社会半封建性的崩解，首先来自经由农地改革而根本性地消灭了地主──佃农经济体制，而且进一步辅导了大地主仕绅阶级转变成现代产业资本家，创造了大量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另一方面，台湾官僚资产阶级，即国民党统治权力，亦伴随美国主导下的台湾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产生重大的性格改变。例如其从金融、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甚至投资能源产业和基干工业；以政治权力扶助民间资本等等，都是大陆时代官僚资本所没有的性格。
在一九六三年以后稳定发展起来的战后台湾资本主义，有这些特点：
（一）以高度独裁的国家权力，在长期压低米价，以强权恐怖政策下压抑劳动阶级组织性的争议权等条件下，形成超低工资体制。利用这稳定的、驯良的低工资劳动，大举吸引美日资本，投向劳力密集、低附加值加工出口产业，从而被组织到美日国际分工体系中，而取得经济的成长。台湾乃成为中心国的低工资，劳力密集产业的国际加工基地。
（二）在结构上，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的公营企业部门、家族财团系资本和中小企业资本部门。前两者关系比较密切，享受着国家权力各种特惠和翼护而独占岛内市场，因此官僚资本和家族财团资本在政治上比较一致。后者比较没有受到国家权力的扶助，国内市场又无其容身之地，而专在以美日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中，即其向外循环而成累积，故而对国民党权力有牴触情绪。
然而，正是这些零细、大量的中小企业，肩负起一九六三年以降台湾对外输出贸易经济的主力，层层相因，不断带动私人资本部门的增殖，也不断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基干地位的公业部门，仍为官僚资产阶级所控制与管理，仍然有一定私产性，而且由于官僚主义，绩效不彰、贪腐、亏损等落后现象早已构造化，却又长期依恃其国家强权，以价格、市场上的特权和独占，继续收获其积累。
（四）在家族财团资本方面，由于长年依恃权力的翼护而享受融通、价格市场保护，仍然存在着研发部门严重落后、家族式管理、资本社会化的踌躇等落后现象。此外，对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依附，使其独立性和民族性糢糊化。
（五）在这种畸型化的国民经济构造下，台湾经济显出缺乏最上层的国民产业的生产财产业部门。而其与外向性中小企业加工出口工业之间，因后者乃做为中心国国际加工基地而形成，故与岛内产业（以消费财产业为主）没有结构上的关联性。而外国资本，即国际市场的意志、利益、需要，对于台湾资本的公业部门和私业部门都有过强规定性和指导性。这是正常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系统所无的现象。
以上诸特质，使台湾战后资本主义虽然在积累的数量和经济生活上已逐渐接近先进国，但离开真正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甚远。而这一新殖民地的“半资本主义”特质，也表现在台湾资产阶级的性格上。
前已论及，五十年代崛起的民间财团资本，其发生与成长过程，皆受到国家权力和美国经援的政策性扶助。正是在台湾社会新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民间财团资本依附官僚资本和美帝国主义权力和物资，在政治恐怖和高度独裁政治下，以特权与优惠而迅速达成积累。因此，民间财团资产阶级的血液中，渗流着官僚资本与外国资本的血液，失去其独立性和民族性，不具民族资产阶级的性质，对国民党权力和帝国主义，不但没有拮抗的性质，反有深度驯从的性质。
崛起于一九六三年以后的中小企业资本，虽然受到官僚资本与财团资本相对的压迫，无法分享岛内市场；无法得到银行在资本融通上的便利，无法获致国家权力强有力的、政策性质的保护，而有改变当前体制、拮抗当前权力的性质。但是，由于具有利用次法西斯体制更苛酷地剥削劳动阶级的一面，又由于（一）其资本循环过程与中国民族经济圈无涉，而外向地在美日为基轴的国际分工体系底部完成累积，即深度依附外国市场、通路、技术、半成品而累积，以及（二）具有高度国际性（即非民族性）与长于金融流通的“商人性”（此一性格与其依附性联结而有买办性），台湾中小企业小资产阶级，虽然有反国民党的性质，但也不具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即它的累积过程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是统一性多于矛盾性；依附性多于拮抗性，所以不若其他第三世界的中小企业小资产阶级那样，成为民族民主运动的支持者。相反，这个阶级成了“反蒋而不反美”的右翼民主改革派的核心，在七○年代中期以“党外”民主运动的形式，登上政治舞台。一九七九年末的美丽岛事件，因国民党的铁腕镇压，使这个阶级欲在体制内改革，在台湾连串外交挫折的暴风雨中，欲促成国民党民主化改革而图“革新（反共）保台”的希望幻灭，其“反蒋·反共·不反美”的保守性民主化运动，至此逐步步向台湾独立运动，即资产阶级右派反民族、反统一的方向倾斜了。
在一九五○年以降民族主义挫折的社会和历史发展中，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九七○年代十年间新生代民族主义的复兴。
随着六○年代中期后台湾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不但创造了大量的资产阶级与中产阶层，也更广泛地把台湾现代劳动阶级推上了社会舞台。在反共戒严体制下完全丧失团结和争议权的台湾工人阶级，在沉默中遭受苛烈的盘剥。社会矛盾在压抑下激荡。
六○年代末，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反思运动，造成一世代知识分子的“反叛”。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民主社会学生”（ＳＤＳ）运动、言论自由化运动，对中国、越南、古巴革命的再评价席卷美国知识界，酝酿着“新左翼”思想体系。就在这个环境下，来自港台的北美留学生受到无法避免的冲击。再加上此时美国也正值转换对中国政策，在大众媒介中，大量出现文革前期中国的影象。一九七○年，美国石油资本任意将中国领土，蕴藏丰富石油的钓鱼台“行政权”划归日本，引起留学北美的港台中国学生忿怒抗议。而国民党当局对留学生的爱国运动横加干涉，使运动的热度陡增，迅速发展为“认同（社会主义中国）运动”，并旋即向“统一运动”飞跃。
保钓运动虽然很快地分裂为左右对峙，虽然运动随着“四人帮”的崩颓而逐渐消退，但运动的左翼却留下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一九五○年以被冷战政治湮灭和禁断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和各种左翼社会科学，在这次运动的过程中重新和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和行动产生了密切联系。中国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帝主义的传统，重新在成长于冷战历史中的一代知识分子当中点燃。在一九五○年反共肃清中遭到摧残的民族主义重新复兴与发展。
保钓爱国运动的左翼思潮，在一九七○年引发了集中批判台湾西化文艺的代表型式──现代诗──的运动。一九七○年到七四年的现代诗批判，提出了文学为人民，文学语言的大众性，主张文学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反对文学的恶质西化。一九七七年，在现代诗论争的延长在线，在国民党御用文人彭歌和余光中的发难下，爆发了乡土文学论战。官方指控乡土文学是“工农兵”文学，必欲置之死地。乡土文学一派，则力言文学的民族性，力言台湾社会经济的殖民地化，力言文学为劳动人民的向上服务。
受到保钓运动洗礼的岛内外年轻一代，成为因五○年白色恐怖而断绝的激进传统的新的传薪人。他们有些人在七○年代从北美陆续奔赴大陆中国，抛弃在北美的个人较为优渥的前途，参加在大陆各领域的建设。在当前情势下，他们在台湾社会有典范意义。在台湾，保钓一代以杂志《夏潮》为中心，形成台湾年轻一代进步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论坛。
一九八八年，台湾在戒严令解除后，代表台湾中产阶级和中产阶层政治要求的“党外运动”迅速宣布成立政党。有感于台湾工人阶级急需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夏潮系知识分子结合了在台湾于五○年代政治牢狱幸活的老一代运动家，支持创立了工党及工党解体后的劳动党，在主观和客观复杂的局限性和困难下，至今坚决地为支持和发展鲜明高举左派统一旗帜的劳动党而努力。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宣告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使早在一九七九年大陆宣告两岸和平统一政策之后展开的两岸经济往来在台公开化。从那时到现在，台湾对大陆的旅游、探亲、投资、设厂的活动迅速增长，两岸经济关系的深刻化和密切化，正以更强大的势头不断发展。
从台湾战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构造性改变。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台湾基本上被迫与中华民族经济圈剥离，而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圈进行资本循环。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台湾重又编入日趋崩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经济。一九五○年韩战爆发，美帝国主义军事干涉海峡，台湾经济再度与中华民族经济断绝而依附在美日资本体系“单独”发展。一九八八年以降，台湾与大陆重又在一个民族经济下整合。而此一整合，势必将在台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产生重大的变化。
而促成这一变化的内部原因，正是上述台湾战后资本主义依附性发展所带来的矛盾所促成。工资上涨，使台湾丧失了低工资的优势。长期研究发展上的落后，使台湾产业无法自主和向上升级。加上两岸关系的无法明朗，使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踌躇不前，投资趋缓。正于此时，面临市场末日的台湾中小企业资本在两岸恢复单向往来的时机，资本按自己的逻辑，奔向大陆这个庞大的低工资地带，吸吮高额的剩余而延命。
随着台湾中小企业资本愈益深入地组织到在大陆开放改革过程中不断膨胀的中国民族经济中进行其循环，原本带有买办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台湾中小企业资本，势将逐渐改变其性质，即逐渐增加资本的民族性。一九九一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业政治愿望的民进党，在将台独条款正式列入党纲的党内争议中，就具体出现过部份中小企业资本的踌躇与反对意见。
另一方面，蒋氏两代总统去世之后，一九五○年为台湾战后资本主义累积与扩大再生产而设立的高度个人独裁的反共·波拿帕国（Anti-Communist-Bonapartist State）崩解。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向下调整，使之更洽当地代表台湾官僚资产阶级，大财团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利益。这些阶级，迄今犹基本上独占岛内市场；基本上还享有从五○年代延续下来的特权以增进其积累与集聚。因此，虽然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已经更多以阶级而不是省籍的逻辑进行，但李登辉体制基本上也依照官僚资产阶级、大财团资产阶级和各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维续现状，主张反共拒和，在宣传上，仍然主张“反共统一”和“胜共统一”、“和平演变统一”，依然主张依恃外国势力偏安，主张台湾为“政治实体”，搞实质上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
在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中，代表台湾中小企业资产阶级和庞大的外产阶层利益的“党外”运动所主张体制内改革以“保台”的希望落空，在“反蒋·反共·亲美”的政治要求中，逐渐突显其亲美·反共·反蒋的阶级立场而走向民族分裂主义。
八○年代末叶以后，虽然部份台湾中小企业资本服从资本的逻辑而逐渐组织到大陆的中国民族经济圈而逐渐增加资本的民族性，但尚未反映到政治和思想等上层建筑。台湾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民族分裂主义，到一九九一年将台独条款列入民进党党纲时达到高潮。这民族分裂主义，在当前李登辉“独台”政权直接和间接温存、姑息、鼓励和利用之下，独台与台独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形成朝野一致的反民族、反统一势力。
然而，一九九一年底的选举，激进台独主张宣告失败。逐渐深入的两岸经济关系，使部份中小企业资产阶级撤销了对台独的支持，应是这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时至今日，国民党和民进党讽刺性地为阻止两岸三通和民族统一问题上愈来愈接近，和台湾民间，特别是中小企业资产阶级要求直航、三通以至渐进的民族统合愿望针锋相对。
建设和实践并统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基础的再生产体系，超越暂时被分裂的祖国两个不同体制的限制，是建设两岸互补经济关系，把两岸经济利害统摄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下，实现两岸–全中国在互相补充基础上的统一的民族经济的重要条件。一九八○年中后逐渐增强而于今尤为势不可当的两岸经济整合，无疑是两岸统一的重大物质条件。而与这物质变化相应的、新时期的民族主义，势将在不久未来在台湾政界、文化界和思想、社会科学界有所发展，殆无疑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