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农民工（新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十分重要，同时又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新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缺乏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自发的经济斗争尚未全面展开，还是由于受到传统小农思想的束缚，或者是所谓的“消费社会”对集体的瓦解的缘故？下文的观点倾向于最后一种。虽然文章结论令人感到迷茫，其依据的理论也并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作者为撰写此文，是进行了实地调研，下了一番功夫的。大家不妨也了解一下来自学院的观点。
【内容提要】 阶级意识的话题之所以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甚至连阶级意识的概念内涵都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导致了工人阶级群体内部的分裂，重构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所致。大部分学者把“生产”视为工人阶级的自然属性，以集体主义为基础来研究阶级意识。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用迈克尔·曼所界定的阶级意识概念来研究中国的阶级意识现状时显得步履维艰，笔者发现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阶级意识；消费；生产
一、前言
阶级意识不仅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争论的中心(赖特，2006)，在社会学领域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有学者从新中产阶级说、新身份说和社会福利说出发，认为阶级意识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状况，因为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进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属于工人阶级自己的价值和思想方式逐渐遗失在现代化的大潮中(Tally Katz，2002)。一些社会冲突取向的研究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缺少了旨在改变基本的社会关系和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激进的工人运动，这个概念的研究在现代已经失效了。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后发展国家中，资本的逻辑依然盛行，阶级意识仍然适用现代社会，并因此呼吁回到“阶级”、回到“生产”。
然而吊诡的是，虽然阶级意识的话题在学术界存在诸多的争论，但争论之后连阶级意识的概念内涵都不能达成一致。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变迁导致了工人阶级群体内部的分裂，重构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大部分学者从“生产”的视角来研究阶级意识，或者说把“生产”视为工人阶级的自然属性、以集体主义为基础来研究阶级意识。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兴起，消费的因素充斥着工人的日常生活和闲暇，阶级意识在这里表现为“我”的重要性胜过了“我们”，也就是说消费过程中个人建构的个体身份超越了工作过程中的群体身份，这样就打破基于工人同质性上的集体意识。阶级意识则以个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正是在消费的视野下，以实地调研富士康的资料为基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进行探究。
二、何为阶级意识
阶级意识的研究肇始于马克思，马氏虽然没有明确阶级意识的内涵(阿隆，2003)，但他指出阶级意识在工人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以阶级意识作为区分主客观阶级的方法，为以后的学者对阶级意识的探讨和争论埋下了伏笔，形成了对阶级意识研究的三种视角：集体主义方法论视角、个人主义方法论视角和文化转向视角。这三个视角对阶级意识的研究有两个共同认识：其一，以生产为中心进行阶级意识研究；其二，认为阶级意识是以同质性的集体形式表现出来(张敦福、吴玉彬，2012)。汤普森以历史主义的路径重新解读了“阶级”，将阶级视为一种在人与人关系中所形成的历史现象，而不是一种客观的“结构”或“范畴”(汤普森，2001)。在这种阶级观念的推动下，阶级意识被视为一个形成的过程，打破了传统研究阶级意识所持的“结构—意识—行动(SCA)”(李·特纳，2005)决定论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阶级意识是现实阶级结构被动而又必然的结果。在汤普森的话语中，阶级意识表现为一种主动的“生活体验”的历程，一种阶级实践的文化表达。同时，汤普森展示了工人阶级在日常实践的诸多方面(闲暇活动、家庭仪式、社区生活、社会俱乐部、互济会和工会等)如何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文化，并催生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2001)。此后的阶级意识研究大都秉持了这种日常体验性的、过程论的路径(Kaye and McClelland，1990；Wellman，1995；Steinberg，1993；布若威，2008)。
自汤普森以降，虽然重构了阶级和阶级意识概念并转变了对其研究的策略，但并没有突破阶级意识研究预设，即阶级意识是以生产为核心的集体意识表现出来。在工人中“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被自觉的遵守着”、“对不同心同德或个人主义的人不予以宽容”(汤普森，2001：497)。而这种集体性的觉悟是在糟糕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工人彼此之间的利益认同并与“暴民”区分开来(汤普森，2001)。具海根在研究韩国工人阶级时指出，工人在工作过程中反抗工厂主的滥施权威和非人性的对待时形成了集体性的阶级意识，其主要表现是弥散在工人群体中的“恨”意识(具海根，2004)。笔者要问的问题是，生产是工人的自然属性并是阶级意识产生的核心吗?阶级意识除了集体意识的表现形式就没有别的表现形式了吗?这两个问题在学术界已开始争论，有学者认为阶级意识并非在生产过程中形成，而是在生产之外的抗争过程中积淀(吴清军，2010)、国家权力制度的安排(陈锋，2009)、没有阶级认同的阶级意识(吴乃德，1994)。虽然这些对阶级意识的探索部分地突破了以“生产”为核心的藩篱，但没有改变集体性的阶级意识的预设。另外，有学者认为阶级意识并非是工业化后形成的同质性的对抗性意识，还包括传统的观念(公正、守信、名誉等)以及分裂的工人意识，但这些学者还是以生产为核心进行阶级意识考察(洪尼格，2011；Rick Fantasia，1995)。还有西方学者认为二战后工人缺失了集体认同感，阶级和阶级意识被视为一种达到更高生活水平和增加闲暇时间的工具(Goldthorpe and Lockwood，1969)。遗憾的是，这种“工具论”的观点没能把阶级意识植入具体的社会情境去分析工人为什么会有工具性的取向。
综上所述，学者们在研究阶级意识问题时，过程论的阶级意识观点已达成共识，但对阶级意识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有不同的争论。本文所要论述的是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在实地调研新生代农民工的基础上，以“消费”而非“生产”为核心去探索阶级意识的表现形式。试图打破阶级意识研究的“生产为核心”和“集体性意识”的预设，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意识的现状。
三、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型
马克思描述的是一个生产社会，是一个资本统治并重组社会的悲惨状态，其社会关系是一种强制性的、血淋淋的阶级关系，是一种人的全面异化的关系(马克思，2000)。马克思围绕着商品、货币、资本分析了工业化初期的生产社会的状态。这个时期以生产组织的理性化和剩余价值的最大化为核心，从而出现了对人身体的规训和奴役，出现各种超时工作、雇佣童工、职业病、非正常死亡与殖民活动等人间的惨剧(马克思，2004)。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工人为了保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和对抗资本的暴力，势必求助于带有集体性质的传统、组织等，并且促使了工人集体性阶级意识的形成(霍布斯鲍姆，2011；汤普森，2001)。
然而，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工人阶级斗争的升级使学者们开始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米勒提出，资本主义制度教会了人们如何更有效率的生产，却没有教会人们怎么消费，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日益突出(Miller，1987)。同时，工人似乎对消费过程比生产过程更加有兴趣(Carrier and Heyman，1997)。生产的推进也把消费方式推进现代，消费引导着生产，消费社会的形态也悄然产生。在消费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以平等、温和的面孔呈现在人民面前。
消费的研究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有的研究以符号学分析为基础，把客观物体的结构视作符号象征。由于符号承载了广告商和消费者赋予其的意义，客观的物体才把人与人之间以及他们生活的各方面区分开来。正是符号的这些意义把男性与女性，工作与休闲，年轻人、成年人与老年人区分开。同样，他们也能把不同的场合区分开。这种研究取向明显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鲍德里亚(2006)、布迪厄(Bourdieu，1984)、道格拉斯和伊舍伍德(罗钢，2003)。
我国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消费社会的世界潮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信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实行市场化改革，打破了原有的公有制为基础的再分配体制。其结果是：自1993年起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自2003年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吸收国外直接投资第一大国。国内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大力扶持非公有经济的发展，非公有经济成分急剧增长，创造了60％的GDP，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到1/3左右，仅在基础行业占优势(高粱，2009)。1990年末期开始，住房、医疗、教育和人民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都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这样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国家逐渐退出了个人领域并交付市场调节。个人开始面临和承担出现的生活问题和成本，消费成为了弥补国家缺场的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时消费的战略性地位日益突出，戴慧思指出：中国城市在住房、购物等方面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消费革命(戴慧思，2003)。潘毅认为中国消费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即国家希望通过促进消费使得国民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Pun Ngai，2003)。在政府看来，提高内部市场的消费已经成为决定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和中国能否跻身超级大国行列的重要因素。公民主体的价值不再是来源于其生产能力，而是其消费能力。在市场层面，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节目和报纸头条都以消费者为主要诉求对象，目的在于启动消费的欲望机器(Pun Ngai，2003)。秦瑞对代表人民官方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从生产的话语体系转向了消费的话语体系(王宁，2010)。同时，王宁对建国后我国消费制度的安排做了详细的分析，认为中国已经从一个“苦行者”社会转变成“消费者”社会(王宁，2009)。
消费社会意味着历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意味着人们从生产者角色来展现自己身份认同转向以消费者自我建构身份认同(鲍曼，2010)。人们逐渐通过商品来定义他们的自身、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世界(米勒，2010)。同时，这也是随着产品的丰富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人生产的角色和消费角色相比逐渐式微的结果。所以在这种个人身份和认同日益成为自我维持的前提下，工人阶级如何安身立命?对他们的阶级意识有何影响?以生产为核心界定他们的身份是否合适?这些都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务必思考的问题。换句话说，消费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本身就是要打破基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阶级对立和基于社会结构上的身份认同机制。消费社会所践行的不仅是一种资本增值的逻辑，更是一种统治的策略、一种流动的认同机制，这种机制建立在“朝生暮死的”商品上。
四、消费视野下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个体化
国内大多数学者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有两个因素是规避不掉的，即年龄和户籍(王春光，2001；李培林、田丰，2011)。虽然有学者从城市文化适应性来界定这个概念(赵芳，2003)，但笔者认为这种界定很难在实际研究中得以应用。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后出生16岁以上的具有农村户籍的常规劳动者。据1582份富士康员工的问卷分析，其平均年龄为21.2岁，农村户籍的员工占86.3％，能很好地代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本文试着在消费的视野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进行探究。结果发现：我国市场化改革后，丰富的消费品为富士康员工排遣工作中的怨气提供了渠道。当工人试图通过商品、金钱、高雅的生活方式等，而不是进行阶级斗争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时，就注定了他们阶级意识发生了变异。笔者发现在富士康工人那里，充斥着更多的是消费话语体系，并非生产的话语体系。同时也发现工厂对工人的控制策略转向的端倪，即从大规模压制性、监控式的等带有暴力色彩的身体控制到生活自主、欲望的引诱等具有柔性的控制策略的转移。这种转移既是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下面笔者从实地调研出发，以消费社会作为结构性的背景，借用迈克尔·曼的阶级意识内涵(Michael Mann，1973)①，从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认同感、阶级对抗感和对本阶级总体性的把握三个方面进行阶级意识研究。分析消费社会的因素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阶级意识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在消费社会的因素下，中国农民工的阶级意识是否发生了变异?为什么发生了变异?我们如何评价这种变异?
(一)消费视野下的阶级认同感
工人认同感是工人从脱离取向改变为“表达取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也是产生阶级意识的关键(具海根，2004)。按照迈克尔·曼的话说，阶级认同就是工人在认识到共同的阶级利益基础上彼此之间的团结。工人在阶级认同的过程中，会自觉地成立各种组织以争取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这个过程反过来又促进了阶级的认同感。阶级利益的认同是在工人的生活经验中形成的，同时也是工人阶级从自在到自为阶级转变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汤普森认为“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时，阶级就产生了”，同时阶级觉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但绝不会有完全相同的方式(汤普森，2001)。也就是说研究农民工群体的阶级意识要摆脱抽象的概念性分析，回到真实的生活实践中，分析这个群体现实的生存状态，这也是沈原教授所认为的“从抽象的工人到具体的工人”(沈原，2006)。
那么回到工人的具体实践，回到富士康工人具体的生活情境中，发现消费社会的因素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并且改变他们对自己和周围环境的态度。传统阶级的认同感是建立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例如在英国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工人有传统的手工业文化、手工业组织、自组织的工会、各种集体认同的社会文化活动等，促使了阶级认同感的增强直至形成(汤普森，2001)。同样在韩国有教会组织、学生团体、各种工人组织等的存在把工人阶级的“恨”的强烈阶级情感表达出来(具海根，2004)。而在我国很少有集体的阶级意识表达，这种现象在其他的东亚国家也是一样，固然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政治的专制与经济的发展有关(具海根，2004)。但更重要的是与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退出与消费主义的入侵有很大关系，消费替代了国家在身份认同、住房、福利等方面的角色。就像富士康员工所说：“希望以后想出去的时候不用跟别人拼命挤公交，工作充实有挑战性，有一个不大但温馨的房子，节假日可以和家人一起去旅游，最好再养一只宠物狗，没事可以牵着狗压压马路”，“每天都为未来前进一步，相信未来不是梦，房子和车子都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哪里发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笔者从富士康员工组织上的认同和个人间的认同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对工会的意义理解。工会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中对工人阶级的认同有重要的作用，工会组织也是工人自我组织的结果。比如在韩国工人阶级形成前期，工人的工作条件和被剥削程度之深都超过我国，工作超过12个小时的现象经常出现(具海根，2004)，而韩国的工人通过组织工会与各种工人团体，举办的各种活动和夜校学习促使阶级认同。工会组织在工人阶级认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对富士康的工人调查数据显示：虽然接近六成有效受访者认为所在工厂有工会，但近九成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有人说“自己并不知道富士康是否有工会组织，如果有的话俺也不会参加，自己整天工作哪有时间参加”。在没有参加工会的受访者中，超过七成表示自己“不打算参加工会”或“无所谓”。如果说富士康的工会并非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是为国家和资本服务的工具，工人对工会的认同会有所降低可以理解。但是当问及对工会的期待时，有69.3％的人回答是——代表工人向企业争取权利和解决工人的实际生活和工作。我们可以发现工会在工人的眼里是工具性的而不是理念上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提高具体的、特定的工作条件和雇佣条件，仅仅是为了扩大国家在健康、教育、福利、住房等社会服务供给中的作用。而并非是要提高阶级意识实现政治上的要求，这样工人的认同感并非建立在工人阶级群体中，而是建立在消费社会中，在影响到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中。在访谈时，也有人明确表示不参加工会，他们宁愿把大把的时间用在上网、唱歌、逛街、购物上，也不愿参加工会，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赚钱”、“做老板”、“开店”等是他们经常提及的字眼，打工对他们来讲并非长久之计，最终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老板梦”。努力赚更多的钱，改变现在的状况，提高自己的品位，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这才是他们所要的。
第二，工友殒命与工人的麻木。富士康17“连环跳”造成14死3伤的悲剧性事件在国内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并受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大陆学者的联合签名和20所高校对富士康的调查)。然而并没有像韩国那样，在工人金壹泰自焚后引发全国轰轰烈烈的工人抗议事件，并拉开了韩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序幕(具海根，2004)。相反在访谈中大部分员工对“跳楼事件”表示不理解。他们的回答是：“干不了可以走嘛，何必跳楼”、“我觉得是他们个人的原因吧”、“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跳楼的，可以回家啊”等话语。可见他们并没有把工友的自杀与他们的工作经历、阶级情感联系起来。从他们淡定的表情和浅浅的微笑中，可以发现这里并没有“恨”的阶级情感——阶级意识形成的萌芽(具海根，2004)。
他们对死者的不屑的态度，并非违心的说法，从他们对富士康的态度中可以发现。在上海富士康工厂访谈的一位辞职的马姓工人：“在富士康的打工体验时，我在比较了之前的工作单位之后，觉得富士康的工资和环境都算是比较好的。”还有在昆山富士康访谈的一位实习工：“我对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的说法是不认同的，富士康从待遇、管理、生活上都还不错，不能因为它有点问题，就说是血汗工厂吧?哪个工厂都有问题啊。”一位在上海富士康的陕西女工说：“我对这里很满意，因为这里很自由，不比在家里。虽然有管理者，比起家里的束缚，性质是不一样的。”
对富士康的普通员工来说，跳楼事件对他们的影响是“多了天罗地网，搞得宿舍跟监狱似的”、“关爱中心出现了”、“工资有所增长、加班时间少了”等关系到切身生活的方面。因大多数富士康员工从农村来，他们评价富士康的参照点是农村的生活状态和以往的工作经历，而并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作、休息、工资等标准。当他们来到梦寐以求的城市，挣到一笔钱，比在农村过得好，还能够去KTV、去城市转转、看看琳琅满目的商品、去周边旅游等在农村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虽然他们是城市匆匆的过客，如惊鸿一瞥，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城市，但他们感觉生活的还可以。城市消费主义的浪潮并没有驱使他们进行争取加薪的斗争，而是使他们安于现状、转换为回家乡炫耀的资本。“我这次出来主要是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回家开店”、“挣钱过更好的生活”是他们经常出现的话语体系。这种建立在个人利益至上的逻辑是消费社会的必然结果。
在消费因素的冲击下，辛劳的工作环境并没有促使工人成立自己的组织，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反而，他们的目标发生了置换，赚钱消费成了新的目标。当富士康员工死亡后，大多数员工试图划清与他们的界限，将其视为异类，这里并没有显示出富士康员工有强烈的阶级认同感。
(二)阶级对抗感与日常生活
阶级的对抗感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工人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利益与资本家的利益是对立的，并积极地付诸实践。当员工在日常生活中面对压力和不公时倾向于“和朋友一块聊天，打篮球、聚会喝酒等来发泄”，并不去组织工会、参加各种集体抗争和维权行动。有时他们还认为自己的利益和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加上在富士康周围的生活社区基本上能满足他们的各种业余活动，并且这种环境与他们在农村时已迥然不同，甚至他们觉得自己比父母那一辈过得要好。
第一，简单而常规的日常生活。富士康员工工作之余的生活虽然简单，但他们却乐在其中。小凌在上海富士康工作有两年了，富士康对她来说更像一所学校。宿舍区内还有两个小图书馆，里面大多是富士康自己的内刊，但是也有不少言情小说。凌某就常常去那儿借书回来看，在离厂前还了就好。现在工作久了，不看那些言情小说了。还有一个可以容纳100多人的电影院，也是免费的。每天都放电影，片子还挺新的，凌某说前一阵她还看了《枪王之王》。影院不限人数，很多人都站着看。宿舍楼下还有网吧，工厂每个月发给员工3张网票，共6小时。她每月花1500元左右，主要是买吃的和衣服，因为这是她最大的爱好。
在访谈时我碰见一位咸阳的员工，下午3点左右时见她一人去吃饭，和她聊完才知道，原来她昨晚去通宵上网故而刚睡醒，才这么晚吃饭。她说虽然厂里每个月会有6小时的免费上网时间，但对她来说根本不够，而且机房里面很挤，周末常常没有位置，而且吃的啊都不准带进去，所以她常常到外面来上网。她说华阳街，从东头走到西头，一直是那样子，闭着眼就知道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新鲜感。
在昆山的访谈也是类似的状况，员工虽然受到马克思话语体系的“剥削”、“异化”、“人驯化管理”等赤裸裸的压迫，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生活。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质疑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而是试图逃避。“平常下班的话我会洗洗衣服还有看杂志和电子知识的书，跟朋友逛街、吃饭。如果放假连3天的话我会到周边的城市转转。”
第二，斗争勇气的遗失。在访谈中，他们大多对自己的工作条件、工资等不很满意，但他们大都对“斗争”、“行动”、“罢工”等有指向的意图持有不屑态度。他们回答说“现在有骨气的全都死了，只有没骨气的才能活着。全国各地都一样，资本家和官员都一个鼻子出气。凭个人的力量那是以卵击石。我们现在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涨工资、发什么福利、都休假几天，国家大事关我们什么事”。但他们却不去思考资本家为什么给他们涨工资、发福利等?这些利益不通过斗争能否实现?还是在期待资本家发善心?
在工厂内部，管理者也试图用“梦想”、“成功”、“财富”等话语来激励工人努力工作。从工厂中到处张贴的标语可以看出来，“吃苦是财富之基，实践是成才之路”、“努力，努力，再努力”等等。在通往生产车间的楼梯上，每一级台阶都贴上了郭台铭语录。甚至在员工的晋升考试中，一些考试题目都是默写郭台铭语录。同样在富士康的《员工手册》的开篇，也充满着对新员工的鼓舞之词——“冲刺美好梦想，追求绚丽人生”，“在这里，您将得到知识的拓展、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锤炼；您的梦想，将从这里延伸到未来。”在新员工的培训课程中，郭台铭、比尔·盖茨、格鲁夫、曹兴诚等人士的发家史也是常用来激励员工的故事。在富士康的文化里，似乎通过努力和坚持就能成就梦想。富士康打造了“劳动致富的梦想”，试图劝说工人，只有努力工作、努力付出，才有可能成功，才有可能拥有财富。在这种方式的引导下，一方面使得员工安于生产，服从工厂的管理；另一方面，加强了工人之间的原子化的趋势。同时工厂管理者告诉员工，在这里工作是为了自己的“未来”、“成功”等，而不是为了工厂的利益。工厂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竞争者，只有比别人学得更多、工作得更努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思想像宗教一样，许诺给人一个美好的、“流着奶和蜜”的天国，使员工安于现状以实现未来的救赎。这个梦想的归宿是财富、商品堆积的场所。
消费社会的因素正在一点点消解着阶级意识。当富士康的员工缺失了阶级认同甚至连自己的利益认同都难形成时，他们也就不知道自己斗争的目的和对象，阶级意识的形成步履维艰。只要员工们认为他们拿到了“一定努力”的“合理报酬”，认为工资差别是合理的、合法的，认为他们能够赚足够多的钱满足个人需求，他们就不可能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更不用说旨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集体行动了。由此，富士康员工并没有明显的对抗意识，一方面与工厂的霸权说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工人安于现状、彼此间的原子化有关。在其中，追求个人需要的满足、追求不可能实现的消费欲望对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对阶级总体性的把握
对阶级总体性的把握是指工人能够用阶级的方式去看待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以及整个的社会结构，这里主要从阶级的思想观念层面对阶级意识进行论说。虽然阶级经历主要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但以阶级的方式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性把握并非自然的出现，它需要通过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表达出来。在消费社会影响下富士康员工能否基于阶级利益的基础对整个社会结构进行认知，并提出一个可替换的社会秩序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享受更高水平的生活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能产生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主义情感。相反他们加强了个人主义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有可能对有关阶级的态度和行为有负面的影响。有些富士康工人试图通过种种手段来展示自己的品位和特殊性，力图摆脱自己工人的身份，更不用说去认同阶级群体的共同利益了。
有员工表示“平常喜欢看电视，主要也是看教你交际的电视节目。有的时候，我还喜欢跟朋友喝咖啡。当生活有压力时，主要是找朋友聊天，而与厂里面的舍友关系就一般般了”。
当富士康的员工离开富士康时他们所怀抱的理念是：“富士康外面发生什么事情自己一无所知，感觉自己很无知，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不想被世界隔绝，我尝试着走出来，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当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时，个体主义的取向更加明显，他们并非像韩国工人阶级那样自组织工会团体，商讨工作经历中的困难和日常生活的困顿，以达到彼此利益的认同，而是以一种碎片化、个人化的形象呈现在我们面前。
有的员工说“平时会和几个好友出去吃饭、去KTV、上网什么的，附近没有就打车过去。大约一个月消费700-800元，玩得好的也就是六七个人，一般是同一条线上的人，说说话就认识了”，“每月差不多1500元左右自己花，主要是买吃的和衣服，一般每个季度的衣服都有三四套左右，每周末都会出来逛街，大部分时候在华阳街上，有时候也去松江镇上逛逛”。还有员工表示“平常下班娱乐是在公园打打乒乓球，有的时候也溜溜冰，天天逛超市。”
可见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这样就使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金钱意识而非权利意识。工作并非目的而是达到理想生活的手段，他们的交往仅限于一个很小的朋友圈子，其他人的遭遇与自己毫无关系。同时把个人日常活动局限在上网、唱歌、购物、吃饭、提升品位等消费的场所，这样就限制了在工作过程中客观的阶级利益认同。他们经常去商场、逛超市，大多数情况下仅仅是看一看商品、摸一摸所欲望的物品。正是这五光十色的商品满足了他们的消费欲望，也正是这些商品成了他们真正追寻的对象。
第二，富士康工人常常将生活的劣势归结为他们自己的无能和不足，而不是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构性问题。不公平和被剥夺的意识倾向于以宿命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人们对此都表示冷漠。但是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富士康员工并没有完全绝望，而是试图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一些事情。而他们所倾向的观念并非传统上认为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和重塑社会新风貌的精神，而是关注自己的命运和日常生活。他们对公司对管理层和自己区别对待(吃、住、工资等)时的反应是“我是能理解的。我要是做主管的，看到普工跟我待遇一样，我会觉得不高兴的。当然是越高的人待遇越好。”
这种等级制的划分，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目前的境遇是自己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区别，用郭台铭语录讲就是“阿里山的神木成其大，四千年前的种子掉进土里就决定了”。当提及他们未来的打算时，更具有市场化后消费所产生的影响的痕迹。比如有受访者回答“在这里打几年的工，然后回老家自己开家店铺，自己给自己干比较自由”，“我打算做到年底回家，回去学个技术，找个男朋友，以后就不出来打工了”等。更多的人是不确定的状态，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飘到何方，也无需知道生命的归宿。因为他们在面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时，除了在下班和休息的时间浏览光怪陆离的商品、买一些商品来弥补工作时的压力和改变自己的外表外，他们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正如一位工人所讲“像今天就是下班出来转转，不过大多就在附近。礼拜天休息的时候会到市区里，买买衣服什么的，这边也有卖，但是总觉得款式不怎么好，买衣服大部分还是去市区，那边选择多一点。”
有员工说自己打工的目的是“努力赚钱，让自己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变，让自己适应所在的环境和社会。工作是为创造生活而做的，要有好的生活，必须用心地工作，要学会感恩、懂得人情世故”。还有的员工说“我现在的生活很平淡，很多时候感觉不充实，希望自己没事的时候多读些书，参加一些业余活动，使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趁着自己年轻，多学习一点东西，为以后的生活打好基础”；“努力赚更多的钱，改变现在的状况，提高自己的品位，让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我喜欢旅游，想走遍世界的每一处美景，想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社会，认识社会，丰富自己的阅历”。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而是追求自己幸福的生活，在消费和闲暇时间中展示自己的身体。
同时，他们有自己具体的行为风格，组织并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有员工认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在工作及生活中，无论你做得再好，也有不足的地方。所以不必在意别人的话，相信自己就好”；“在很多时候，自己的意见及想法会与别人不太一样，要有足够的勇气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们不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而是要自己努力适应这个社会，因为员工这么评价自己和社会：“有些生活环境自己是无法融入进去的，原因不在于别人，而在自己。时代在改变，自身也要一步步改变，融进社会这个大家庭，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思维。”当他们遇到不顺的时候往往归咎为自己的问题，而不是社会出了问题。他们更不会想到组织一个工人自己的组织来为改变命运而斗争，更不用说设想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消费因素的影响下，富士康员工并非以阶级的观念来审视整个宏观的社会结构，而是关注个体的、微观的日常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主体性的抗争被肢解了，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抗争。
五、阶级意识再讨论
当我们把消费视为研究阶级意识的社会结构性背景时，以集体性为预设的阶级意识理念在中国就会变的支离破碎。即使工人受到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和压迫，也不会形成集体意义上的阶级意识，而是呈现个体化状态。也就是说阶级意识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存在着张力。这样的话，在集体的基础上建构阶级意识的概念是否适合消费社会的工人阶级?或者说通过个体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心态是否能称之为阶级意识?笔者认为阶级意识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遵从，研究者可以把阶级意识的概念悬置起来，从现实出发、从工人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他们日常的具体表现形式来研究阶级意识。这种通过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也是工人的阶级意识的表现，只不过与理想的阶级意识状态发生了变异，甚至篡改了其根本的内涵。但这并不妨碍阶级意识的过程性特征，因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阶级意识就永远处于形成过程之中，永无终结之日。
正如霍布斯鲍曼认为的，在19世纪末期工人基本上与社会隔离开来，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衣着打扮。经济的窘迫状况迫使他们通过集体的生活建立彼此之间的认同并和其他社会阶层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在工人阶级群体中“我们”支配了“我”，通过集体行动改善自己的状况并逐渐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这种集体性的阶级意识占据了支配性地位。然而随着经济的进步，大众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在《国际歌》中“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在现代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社会的富裕和私人化变革瓦解了贫穷和集体化凝聚起来的工人共同意识(霍布斯鲍姆，2011)。在这个开放的空间中，通过个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行为和思想方式瓦解了传统的集体阶级意识。这样阶级意识不仅包含以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还包括这种建立在个体基础上的形式，从而为我们从个人主义基础上重新理解阶级意识提供一个可能的路径。在这种情境下，中国工人阶级意识是否形成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注释：
①迈克尔·曼认为，成熟的阶级意识包含四个要素，按照发展的顺序依次是：(1)阶级认同感(class identity)——指的是工人有能力将自己看成是一个阶级，并认识到他们在生产过程中与他人不同的角色以及被其角色所结构化的阶级利益；(2)阶级对抗感(class opposition)——指工人能够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其利益与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3)对阶级总体性的把握(class totality)——指工人能够用阶级的方式，去看待自身的社会经济处境以及整个的社会建构。具有该层次阶级意识的工人，会将阶级认同以及阶级对立看成是其地位特征的表现。(4)对可供选择的社会的憧憬(the conception of an alternative society)——指工人通过与资本家的集体性阶级斗争，能够创造并追求一种理想的可替代现有社会的愿景。迈克尔·曼对阶级意识的细分对以后的阶级意识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也是公认的最成熟的对阶级意识的界定。首先，他的划分有很强的逻辑感，四个方面既相排斥，又有递进的关联，给阶级意识一个系统的概念群，极有利于操作。后来的研究者所发展出的“阶级认同”、“阶级成员感”等指标，大多吸取了迈克尔·曼的思想。其次，他把阶级意识的解释由马克思、卢卡奇的宏观的超验层面，具体化到了个人行动者的层面，并强调结构性的要素要为工人所具体体验，才能形成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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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青年研究》(京)2013年第2期
- 作者：吴玉彬，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