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世界上的一些亿万富豪人数从2006年的793增加到今年的946。在中国和印度，大型人民起义却是司空见惯的。

在亚洲拥有最多的亿万富翁( 36人)、财富总额达191亿美元的印度, 辛格总理宣布‘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胁是毛派游击队和贫困地区的群众运动。拥有20位身价总达29.4亿美元净值的亿万富翁的中国，新统治阶级在面对近十万起的暴动和抗议, 正倍增防暴武装力量, 并增加了对农村贫困人口达10亿美元的开销, 希望缓和巨大的阶级不平等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动乱。

全球统治阶级总财富增长了35%，高达3.5万亿美元, 尽管全球60亿人口中55%低收入者的收入却下降或停滞不前。换句话说, 亿分之一的世界人口 (1 / 100，000，000) 拥有超过30亿人的财富。超过半数的亿万富翁( 523人)来自3个国家：美国(415人) ，德国(55人)和俄罗斯(53人)。35%的财富增长主要来自于股市投机、房地产及商品交易, 而不是从技术创新、投资在创造就业机会的行业或社会服务上。

其中，在最新,最年轻和发展最快的一批亿万富翁之中,俄罗斯资本寡头的掠夺性开端最与众不同。超过三分之二(67%) 的俄罗斯现行亿万富翁寡头的财富集中，开始于二十岁出头。在臭名昭著的90年代叶利钦和他的美国经济顾问Anatoly Chubais和Yegor Gaidar的半独裁统治下,整个俄罗斯经济以“政治代价”来拍卖 , 而都是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无一例外, 财富的转移是通过强盗手法：暗杀、大规模盗窃，及夺取国家资源、非法操纵股市与收购。未来的亿万富翁搜刮了俄罗斯国家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工厂、交通、石油、天然气、铁、煤炭和其它原有国家资源。

与欧洲和美国的左派与右派宣传相反的, 现有的俄罗斯亿万富豪寡头政治集团里很少是前共产党领导人。第二, 与违背了自旋主人宣称的‘共产主义的低效率’相反的, 被新的寡头资本夺取之前，前苏联发展的矿场、工厂、能源企业是有盈利和竞争力的。黑道商人在不到十年的庞大私人财富的积累就是它的证明。

几乎所有的亿万富翁最初财富来源都与建设、创新和发展新的高效企业无关。财富是没有被转移到共产党高层(横向转移), 而被大学毕业生经营的私人武装黑帮所夺取。他们借以贪污、恐吓或者刺杀高级官员的手段,并在叶利钦主政下采用西方顾问的“自由市场”政策下牟取暴利。

福布斯杂志每年提供全球个人与家庭富豪的排行榜。有趣的是，在该杂志的排行榜中对于俄罗斯资本寡头的背景简历中经常提到他们所谓的自创财富，仿佛盗窃由俄罗斯人的汗水与鲜血70年来所创造的国家财富，就是他们在二十多岁时的流氓企业才华。前八位俄罗斯亿万富翁寡头，开始时皆通过高压手段来打击对手, 成立‘纸上银行’并接管铝、石油、天然气、镍、钢铁生产以及铝矾土、铁和其它矿物质的出口起家。前共产党经济中的每个领域皆被新富豪掠夺：建筑、电讯、化工、房地产、农业、 伏特加酒、食品、土地、传媒、汽车、航空公司等。

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之外, 继叶利钦私有化政策，所有的资本寡头的权位迅速跃升, 杀害或恐吓任何在前苏联体制里的反对者和来自其他集团的竞争对手。

在Gaidar/Chubais的’休克疗法’下，几乎所有的公共企业被即刻大规模的私有化，促使后来的亿万富翁的掠夺与收购。这’休克疗法’是受到哈佛大学经济顾问班子及特别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鼓励，以便使该资本主义转型不可逆转。大规模的私有化导致资本主义的帮派争斗和俄罗斯经济的脱节。这导致了生活水平下降了80%，卢布的大量贬值，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资源以低价格出售给亿万富翁之新兴阶级及欧美石油和天然气跨国公司。 黑手党寡头每年在纽约、伦敦、瑞士、以色列及其他地方的主要银行清洗超过1000亿美元的资金，而这些资金，然后再被利用在购买在美国、英格兰、西班牙、法国的昂贵的房地产，以及投资于英国足球队、以色列银行，及采矿合资计划等。

叶利钦在位期间中的帮派斗争胜利者，继续拓展业务至新的经济领域，投资扩大现有的设施(尤其是在房地产,采掘业和消费行业)及海外. 在普京总统的统治下,强盗寡头继续巩固和扩大,从百万富翁到亿万富翁的不停增长. 据西方的公关代理，他们从年轻、嚣张的暴徒、地方性的骗子,演变成了美欧跨国公司‘尊敬的合作伙伴’. 据财经媒体，新的俄罗斯寡头已经出现在世界金融舞台上了.

但正如总统普京日前指出,新的亿万富翁并没有投资,创新与创造有竞争力的企业, 尽管他们拥有优越条件. 除了受益于国际高价格的原材料出口之外,只有少数资本寡头拥有赚取外汇的制造业, 因为只有少数能在国际市场竞争. 原因是,资本寡头’多元化’他们的投资于股市投机(苏莱曼Kerimov1996年达14.4亿美元) , 卖淫(米哈伊尔普罗科洛夫1,350亿美元) ,银行业( fridman 1,260亿美元) 及收购矿山和矿产加工厂.

正当西方媒体都着重关注叶利钦时代为数不多的寡头政治家与普京之间的纷争；以及普京时代众多亿万富翁崛起的时候。从这些富豪的传记，背景所得的资料显示，叶利钦时代诸富豪的崛起与在普京时代下，持续巩固与扩展的富豪，双方之间是没有冲突的。并且，富豪之间相互的杀戮事件正逐渐减少中，再加上政策上已偏向于政府管制式的竞争模式，这一切都造就了更多财富的累积，而这些都必须归功于普京政府所采取的新措施。19世纪中叶，奥诺雷巴尔扎克 在访问了一批尊贵的资产阶级时所得到的一个令人不知可否（惊讶）的结论， “每一个伟大财富的产生，其背后必然是一个极大的罪行”。 在相互比较的大题下，以诈骗为主而诞生的19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是无法和充满了巧取豪夺与血腥斗争下产生的21世纪俄罗斯富豪相比。

拉丁美洲

如果血液和枪械是俄罗斯寡头亿万富翁俄崛起的手段，那麽市场，或更重要的是由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所指挥的华盛顿共识便是拉美亿万富翁崛起的原动力。墨西哥和巴西是拉丁美洲当中拥有最大的财富累积和最多亿万富翁（77%）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将国内最赚钱，高效率和最大的公共垄断机构私有化的南美国家。根据统计，38 拉丁美洲富豪拥有总值1572亿美元的资产，其中30个是巴西籍或者是墨西哥籍，总值1203亿美元。这38户（包括个人与家族产业）的财富超过了2亿5000万拉丁美洲人的所得；仅仅0.000001%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就超过了最低收入群，国家半数人口所共同拥有的财富。在墨西哥，那0.000001%富豪的收入，就多过总计4千万墨西哥人的总收入。最低薪金降低，公共开销减少，劳工法令改革，政府持续施压，再加上以劳工和以人民为主的组织的没落，造成劳工集体谈判权的实力减落，这一切不利因素都与拉丁美洲富豪的崛起不谋而合。递减式的税务模式，偏重于加重劳动者与百姓的负担， 再加上给予农，矿出口业者的税务豁免及奖掖津贴都造就了这些富豪的诞生。结果产生的就是生活素质不断下跌的劳动群， 促使都市的劳工迁往非正规部门， 造成大量小型农业工作者，平民，乡村劳工宣布破产，以及大量乡下人民，迁往大都市谋生，甚至于移民海外。

在拉美地区，那些非常有利于滋长亿万富翁的条件，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以墨西哥为例, 其电信领域以谷底价格私营化之后，为Carlos Slim Helu的财富倍增了四倍。他目前是全球第三首富(仅次于盖茨和华伦.巴菲德)，净值49亿美元。另外两位墨西哥籍亿万富翁，Alfredo Harp Helu 和 Roberto Hernandez Ramirez却通过银行私营化和随后又非国有化的政策，出售Banamex给花旗集团，从中获益。

私营化，金融监管和非国有化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在拉丁美洲实施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关键的经营理念。而这些原则是塑造任何在拉丁美洲贷款或债务重组谈判行事的基本条件。

旧有财富和新进收入造就了现有的亿万富翁。在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中(1930到1970年)，一些人就以争取政府合约来累积自己的财富；而另一部分人则是通过遗产的继承来的到大笔财富。一半墨西哥亿万富翁在往上爬的过程中原本就继承多亿美元的财富。另一半的利润则是得益于政治关系；这包括通过行贿的方式以廉价购买公营企业,然后再高价出售给美国跨国企业。约12万墨西哥移民为逃离逃离苛刻的生活条件而越境美国,从而使墨西哥的传统和暴发户百万富翁加入全球亿万富翁俱乐部.

巴西在拉丁美洲国家中拥有最多的亿万富翁( 20 )。其46.2元亿美元的净值更多于80万城乡贫困巴西人的总值。 大约40%的巴西亿万富翁在开始时就拥有极大的财富,并通过收购和兼并来累计资产。 所谓’自制’亿万富翁就是从金融机构(safra家庭达8.9亿美元)与钢铁物私有化当中获益。

如何成为一个亿万富翁

虽然知识, 技术、创业技能和市场悟性在成就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亿万富翁扮演一定的角色,更关键的却是在每一个财富积累阶段中的政治和经济界面.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三个阶段:

1. 在早期的‘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下，当前的亿万富翁成功地游说和行贿官员来获取政府合约、免税、补贴和排除外国竞争对手的保护措施. 国营企业的转让是亿万富翁在随后的新自由主义阶段的起飞点。

2. 新自由主义时期提供了莫大的机会，让有利可图的公共资产在远远低于其市场价值和获利率下被夺取。尽管私有化被称之为“市场交易”，确实是四方面的政治销售：价格、买家选择、卖方回扣以及推动某思想议程。财富的积累是源自于抛售银行、矿产、能源、电信、发电厂和运输以及由国家承担私人债务。这是从一个百万富翁走向亿万富翁的地位的启航的阶段。这些情况在拉丁美洲经由贪污来促成，在俄罗斯则由暗杀和帮战来促成。

3. 在第三阶段（现阶段）的亿万富翁已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帝国，他们通过合并、收购、进一步的私有化及向海外发展来扩张势力。私人垄断手机、电信和其他‘公共’设施，再加上高涨的商品价格，也为他们添加了数十亿的初期资本。某些富翁通过向外资出售其近期收购、利润丰厚的私营企业而成为亿万富翁。

在拉丁美洲和俄罗斯，亿万富翁在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下攫取了丰厚的国有资产（如在墨西哥的萨利纳斯－塞迪政权、在巴西的科洛尔－卡多佐、在俄罗斯的叶利钦），他们的商业王朝也在所谓的“改革派”政权下巩固和扩大（如在俄罗斯的普京、在巴西的卢拉以及在墨西哥的福克斯）。在其余的拉丁美洲国家（智利、哥伦比亚和阿根廷），富豪是经由流血军事政变而产生，这些政变破坏了社会政治运动并开始了私有化进程。这个过程当时更是被随后的右派与‘中间偏左的议会政权所大力推动。

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反复发生的事件表明了财富飞跃（从百万富翁到亿万富翁）的关键在于广大的私有化和随后将拥有丰厚利润的公共企业的去国有化。

如果将过去十多年高达9千9百亿美元以债务偿还的方式落入外资银行手中，以及1万亿美元的利润、版税、租金和黑钱，加上极少数部分精英手上的1千570亿美元，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拉丁美洲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停滞不前的经济情况和水深火热的生活环境中。

美国在拉丁美洲剧增的亿万富翁和大量的贫困的事件上该负上数倍的责任，其中涉及了范围广泛的政治机构、商业精英、学术界和媒体界的显要人物。首要的是，美国支持了军事独裁者和自由主义政治家建立亿万富翁导向的经济模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他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与俄罗斯寡头联盟起来，提供了政治情报以及物质上的支持于叶利钦，以致叶利钦掌权。他们同时也支持了叶利钦在1993年对俄罗斯议会（杜马）的销毁及操纵1996年的选举。而据美国国会银行小组委员会于1998年揭露，在整个90年代，华盛顿允准了数千亿美元的黑钱通过美国的银行“洗净”。

尼克松、基辛格以及后来的卡特和布热津斯基、里根和布什、克林顿和奥尔布赖特都支持了发生于1970、80及90年代，由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者和民间反动分子所发动的私有化计划。他们对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代表的指示是：在任何贷款谈判前，应先私有化、解除管制及去国有化（简称PDD）。

在拉丁美洲和俄罗斯，担任经济及财政部长的人和中央银行的银行家，都是在一个由美国学者、理论家与所谓的多边机构所组成的经济顾问的训练下出来的，这些顾问同时也计划和推行了PDD的议程。

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买断或与新兴起的拉美亿万富翁合资的都是美国和欧盟的跨国公司和银行，而他们也是拉美贪腐的军事和民事政权所欠下数额高达万亿美元的债务的获益人。这些亿万富翁只是在美国的反民族主义、反共产主义政策下的产品或副产品，他们同时也是大规模盗窃公共企业的产品。

结论

基于在俄罗斯、拉丁美洲与中国的社会阶层和收入的庞大差距（20个中国亿万富翁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拥有净值达294亿美元），把这些国家描述成‘涌现的亿万富翁’比‘新兴市场’更为准确，因为主宰政策的并不是‘自由市场’，而是富豪们的政治权力。

‘涌现的亿万富翁’的国家的产物就是新兴的贫困和低劣的生活水平。亿万富翁的制造代表着公民社会的削弱，也意味着社会团结、保护社会的立法、养老金、休假、公共卫生服务和教育的退化。在政治为中性的情况下，过去的政治理念失去了意义。巴西前总统卡多佐，一位前马克思主义者，及前工会领袖卢拉达席尔瓦总统，都纷纷把公共企业私有化和推动了助长亿万富翁的政策。前共产主义的普京总统也培养了一些独裁的亿万富翁寡头，并提供奖掖给其他的人，好让他们可以成长和进行投资。

拉丁美洲和俄罗斯的生活水平的剧降与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经济的瓦解同步发生。1980至2004年期间，拉丁美洲（更确切的应该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人均增长率停滞在0%至1%而已。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90至1996年间则下降了百分之五十，除了那些大鄂和他们随行的同党外，所有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下降了百分之八十。

近期的增长（2003-2007）是因为国际价格（能源、金属及农产品出口）的不寻常飙升所带来的，而并不是因为任何由亿万富翁主导的经济的正面成长所造成的。如福布斯杂志的编辑声称，亿万富翁的增长并不是‘自由市场’所造成的‘普遍繁荣’的迹象。事实上，它是非法强占在共产主义俄罗斯和中国下，在民族-民粹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府下的拉丁美洲由数百万工人的努力与斗争下，建立起来的丰厚公共资源的产物。许多亿万富翁继承了财富，并利用其政治关系来扩大和扩展其帝国，这都与他们的创业技能没有多大的关系。

亿万富翁们和白宫对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愤怒和敌视，正因为他正扭转创造亿万富翁和贫困群众的政策。他重新将能源和公共设施国有化，并征用大片的土地。查韦斯不仅是挑战美国在拉丁美洲的霸权，也挑战整个为在拉丁美洲、俄罗斯、中国以及其他地方的亿万富翁建立的PDD经济帝国。

• 转自：实践与文本
• 作者：詹姆斯.佩德拉斯(James Petras)
• 时间：2007/3/18
• 译者：蔡尚斌、杨秀丽、陈丽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