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磊

如果以2007年初为起点,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迄今已近两年,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还在进一步恶化。从1929年大危机爆发起,经济学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危机根源的反思。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却始终不得要领,总是在“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之类的老生常谈上转圈。遗憾的是,对当下次贷危机根源的讨论依然如故。如果进一步追问:是什么导致了“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呢?现代经济学的标准答案除了归咎于人性贪婪的基因之外,恐怕就只能对这个追问耸耸肩膀了。

表面上看,这两次危机的原因大相径庭:1929年大危机的导火线是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此次次贷危机的导火线不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以至于有效需求“过度”。正是这种“需求过度”造成了违约率的不断上升,最终导致信用崩溃。

自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以来,市场经济周期性的危机就与“生产过剩”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当下的经济危机却出现了新的异化:危机似乎不再是“生产过剩”惹的祸,而是与“需求过度”发生了链接。如果说“生产过剩”曾是经济危机的生存土壤,“扩大需求”是化解危机的题中之义,那么如今,化解危机的“扩大需求”何以又演变成了危机的渊薮?

对于当代市场经济而言,在供给与需求的博弈中,具有主导意义的角色越来越不是供给,而是需求。一个社会的总需求由投资和消费两部分构成。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投资和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一般说来,消费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意义。在美国,消费者的支出部分大约占总体经济活动的2/3,因此消费需求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最值得关注的因素。按照经济学的常识,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必须以收入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然而各种数据表明,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持续增长缺乏相应的收入水平支持,因而消费的进一步扩张是不可持续的。

面对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避免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个人消费需求。怎么提高个人消费需求呢?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用过以下办法:1、削减产量(比如把牛奶倒进大海)。这种办法既残酷,又与资本的逐利本性相悖,故在当今时代,简单地削减产量已被视为一种愚行。2、扩大政府公共支出。这是在私人缺乏消费意愿和实力的背景下(穷人买不起,富人不愿买),由政府充当“消费者”和“投资者”。由于1970年以来“滞胀”并发,西方政府对这种办法的效果颇为怀疑。3、调整分配格局(比如通过税收政策来促进购买力)。这种办法本质上是“劫富济贫”,有违自由资本主义信条,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提上议事日程。4、透支消费(比如分期付款、贷款消费、信用卡购物、次级房贷等等)。这种办法虽有损于资本的即期利益,但消费者已提前支付了远期利益(即“寅吃卯粮”),因而既能为唯利是图的资本家所接受,也能为囊中羞涩的普通劳动者所认可,目前已成为西方极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透支消费”的支撑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居民的个人消费增速不仅没有收缩,反而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实践来看,“透支消费”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透支消费”的扩展,美国经济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时期”,以至于不少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已不复存在,“经济周期已经消失”。然而伴随着“透支消费”的不断增长,美国居民的个人储蓄也在不断下降,到2005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甚至已下降为负数,全国进入不储蓄状态。据统计,20多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1984 年为10.08％,1995 年为4.6％,2004 年为1.8％,2005 年为-0.4％,2006年为-1％,2007年为-1.7％。

显然,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结果,强劲的消费冲破了相对萎缩的收入,由此形成了一个非理性的“透支消费”悖论。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在全球经济都在为“过剩”而发愁的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时期独善其身,正是在于这双重的“透支”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与“把牛奶倒入大海”相比,“透支消费”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不可避免了。在美国,“透支消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透支无处不在。而引发这次危机的次级抵押贷款(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不过是“透支消费”中的个案罢了。换言之,只要“透支消费”不停止,那么即便没有“次贷”问题,也必然出现经济危机。

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的要害仍是为了解决“生产过剩”。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生产过剩的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1929年的大危机暴露出了资本的生存链条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当下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告诉人们,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用“透支消费”同样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非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
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能否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类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

格林斯潘关于“危机迟早都会发生”的马后炮说明,即便是“体制”中的人也并非全然没有危机的“宿命”意识。既然已意识到“透支消费”的结果仍是死路一条,为什么他们还要玩火自焚呢?这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事实证明,现代经济学是无法将这个追问进行到底的,最多也就是搬出“人性贪婪”之类的原罪来救驾。如果将马克思的追问进行到底,结论必然会颠覆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圣性:“玩是死,不玩死得更快”——这就是资本世界内生的悲剧所在。

很多年以前(大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周期消失论”在学界一度十分流行。虽然时隔不久,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个理论颇有些难堪,但以“现代经济学”自诩的某些经济学家却认为,经济周期未能消失的根源不在于“经济周期消失论”有误,而在于东亚各国自己不争气——规范的说法是“裙带资本主义”、“坏的市场经济”惹的祸;他们还振振有辞地质问:人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怎么就没有爆发危机呢?记得1998年在笔者参加的一次海峡两岸东亚金融危机研讨会上,这种“质问”几乎成了研讨会的前提预设。但好景不长,历史已证明并还将证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依然不能幸免。后来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比如纳斯达克指数暴跌、安然事件,以及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等,不仅让这个理论很难堪,而且让这个所谓的“经济周期消失论”几近消失。

次贷危机迟早会过去,资本的游戏仍将继续下去,反复发作的危机最终会终结资本的游戏规则。马克思曾对市场经济的危机有过相当深刻的剖析,即便是放在今天的语境中,其深刻性也依然是现代经济学所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自从以“新古典”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垄断话语权以来,经济学界几乎忘却了对危机根源作马克思那样的“终极追问”。不知道是不愿所为,或是无力所为,还是不敢去为。

经济学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才能立足于现代经济学之林。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以新古典为内核的现代经济学有不少东西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和借鉴,但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立场,盲目地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这就不是与时俱进而是与时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