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索飒
刚刚与我们告别的一九九七年适逢拉丁美洲革命者切·格瓦拉牺牲三十周年。在这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在这个被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宣布为“历史终结”的二十世纪末，多数中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世界目睹了一场纪念一位六十年代英雄的隆重场面。这绝不是世界几个地点的几次游击行动所能解释的现象，仅纪念活动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拉丁美洲纪念活动的中心分别在古巴、阿根廷和玻利维亚这三个与切·格瓦拉最有关的国家。十月八日——切·格瓦拉被俘的日子，一部由阿根廷人导演的传记片《直到最后胜利》在布宜诺斯埃利斯举行了首映式，四万人云集的首都足球场上，人们为来自各国著名歌手们的深情演唱不断欢呼；由现任总统个人倡议，阿根廷发行了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纪念邮票。在玻利维亚，两支由拉美青年组成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聚集在烈士遇难的伊格拉小山村，一支从古巴出发，一路汇集北部拉美国家的自愿参加者；一支由切的故乡阿根廷的罗萨里奥出发，一路接收南部国家的青年。在向烈士默哀的人群中，有玻利维亚一位前总统的两个儿子，有许多欧洲来访者，包括西方著名人权主义者、法国前总统密特朗的遗孀。墨西哥萨帕塔运动命名了一个“反叛者切·格瓦拉镇”，葡萄牙离首都二十五公里的卡斯卡伊斯地方政府命名了一条“切·格瓦拉街”，伦敦加勒里学院挂出了展示切·格瓦拉一生的照片，西班牙大学校园里燃起了无数堆祭奠的篝火……无法一一尽数拉丁美洲、欧洲大陆和世界各地的种种纪念活动、出版物、音像制品。
由触机引发的历史场面一定有它的历史积蓄，就像火山的喷发与熔岩的运动，只是后者往往没有引起人们足够注意。三十年来，切·格瓦拉的影子从来没有离开世界。在每年十月八日这一天，总有青年学生和各种人物来到寂静的伊格拉村，为英雄点燃一支守夜的蜡烛，献上一束朴素的鲜花。直至九十年代，在先后爆发于罗马、巴黎、柏林、马德里的上百万人的各种抗议游行中，切·格瓦拉的肖像仍被高高举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漫长的岁月里，爱者一方的表达方式主要是沉默寡言的：一束花，一张肖像，一支心中反复吟唱的歌，一本翻旧了的《日记》。相反，恨者一方一直动用着他们强大的财力、势力：诋毁的文字不计其数，歪曲的影像接二连三，庸俗的商业网络也竭尽大众文化之消解能力。然而，竟然是无言战胜着喧嚣。切· 格瓦拉像一个不朽的谜，这个谜的力量来自人们的感情和直觉。我发现，这种力量的强大甚至也打动了相当麻木的中国人。不久前，一般中国人对切·格瓦拉的知识大概仅仅是一本六七十年代被批判的“灰皮书”，即被界定为“游击中心主义”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以及两本七十年代初内部翻译的切·格瓦拉传记，其中美国人詹姆斯写的一本恰恰是最右翼的一本，甚至受到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批评。尽管如此，不少从事西班牙语工作的中国人在与拉丁美洲长期接触的过程中，心里渐渐滋生出一种对切·格瓦拉的敬仰，这只能说是受到了那股巨大的感情潜流的感染。
在传记问题上，也表现出这种爱的沉默和恨的宣泄。有关专家们在十年前做过一个统计，在本世纪，切·格瓦拉可能是死后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截止一九八八年，一共出现了二十六种切·格瓦拉传记，其中十六种出版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年之间。但正面评述切·格瓦拉的仅有一本，那是前苏联人写的，即我国七十年代翻译的两本传记中的一本。作者虽然对切充满了感情，但也不忘渲染苏联的功绩。
九十年代以来，这种一方的沉默似乎被打破了，切的生前战友们、美洲大陆上自豪地自命为“切·格瓦拉主义者”的人们开始大量发言，其中某些作品在巴黎的销量达到上万册。与此同时，另一类似曾相识的传记也不失时机地在“周年”出现。国内已有两篇书评以相当可观的篇幅介绍了一本美国人J·L·安德逊据说花了五年时间写成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我没有看过这部传记。但如果两篇书评的引用和综述可靠，这部传记不过是在重复三十年前的同一主调：格瓦拉是一个性格怪僻的病人，一个极端的职业革命家，一个为政治目标不惜牺牲普通人利益的战争狂人，一个冷战政治的牺牲品。
如果书评中的结论性语言所依据的就是这部传记的内容，那么看来这部传记有许多无视历史事实的地方。比如，在涉及古巴背景时，书评中写道：“美国因其财产被古巴国有化和古巴向外输出革命而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然而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古巴革命政府开始并不希望与美国关系紧张，还曾派人到美国去通报情况。为了加速社会改造，古巴政府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没收了许多与前独裁政权有关的资产。由于美国在古巴的资产很多是挂在古巴人名义下的，这一政策必然影响到美国财团的利益。革命政府答应付给美国投资商赔偿证券，美国政府坚持要古巴政府提高赔偿标准，古巴予以拒绝。于是，来自美国的各种颠覆活动包括空袭开始了。一九六○年，美国宣布停止购买古巴蔗糖，切断对古巴的原油供应，严重影响古巴国民经济，于是，古巴宣布没收全部美国资产，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一九六一年，美国宣布与古巴断交，一千多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被歼灭。一九六二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和军事封锁。这一历史过程不应被歪曲和简单化。还必须考虑一个深层因素：古巴在革命前对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全面附庸地位，也即美国在古资产的合“法”不合“理”问题。另外，美国在谴责别人“输出革命”的同时无法解释自己历史上无数次对别国的公开武装干涉和直接颠覆行为，而在古巴已从国外撤回了全部军援并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九十年代，美国不顾联合国大会连续六年通过的谴责决议，继续对古巴实行变本加厉的所谓制裁。
书评中有一个细节暴露了这部传记的粗糙和作者不负责任的态度。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刚成功的第一年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有一则他自己承认的笑话：卡斯特罗在一次领导人会议上问“谁是经济学家”，走神的切误听成“谁是共产主义者”，就举起了手。在西班牙语里，“经济学家”与“共产主义者”的发音很相近；而在书评里，后者变成了发音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的“革命家”。当然，不知是传记的美国作者在把西班牙语译成英语时出的错，还是中国的评介者在念英文时弄错了。
一九九六年，墨西哥出版了该国作家帕科·伊格纳西奥·泰伯二世写的新传记——《也被称为“切”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作者阐明自己的方法是充分叙述建立在大量调查基础上的事实，大量并完整地引述切·格瓦拉本人的论述和文字，让读者在此基础上思考自己的结论。作者在前言中提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与另一位意见不尽相同的墨西哥作家——他也发表了一部关于切·格瓦拉的新传记——的商讨、争论，并得出了以下结论：围绕切·格瓦拉的有价值的分歧在于对相同史实的不同认识。更引起我重视的是，这部传记附有一个详尽的分章资料来源，具体到有名有姓的被调查人，并把各种相左的材料、说法如实列出，然后谨慎地表明个人的基本看法。相对于上述美国人写的传记，这位态度严肃的墨西哥作家使我觉得更可信。下文中的部分内容引自这位墨西哥作家用西班牙文撰写的切·格瓦拉传记。
回到切·格瓦拉本人。围绕切有两个基本命题：人、革命。
我一再强调蕴藏在拉丁美洲人民心中的对切的怀念。如此感情是罕见的。当帝国主义者制造种种荒谬的谣言时，民众只是沉默地怀念；当理论家们冷漠地分析“格瓦拉现象”时，民众只是固执地怀念。这似乎不够理性。其实坚持常常暗含着没有被表述的真理。相反，仇恨也是一种教育。当某些人竭力把切·格瓦拉描写成病人、狂人、疯子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内心的虚弱，他们所害怕的往往是与他们所描写的截然相反的东西——人的爱和被爱的力量。“爱”大概是这个虚伪的世界上被言说得最多的词，而世道的扭曲又使“爱”成为极难被人相信的事。连切·格瓦拉都不得不这样说：“让我冒着让人嘲笑的危险说出来吧，引导真正的革命者前进的，是伟大的爱。”
在青年格瓦拉对拉美大陆进行的四次打工式长旅中，他学会了热爱美洲，热爱底层人民。他在水泥水管中与一个流浪的乞丐一起过夜时，后者听说了他的旅行计划，惊奇地问他：“您就这样白白地浪费力气吗？”这句淳朴的问话使他懂得了什么叫“穷人”。他在玻利维亚看见农民代表在拜见部长前，被门卫往身上喷洒滴滴涕。他在智利矿区一对矿工夫妇家过夜时，发现他们盖的被子根本无法御寒，就把自己随身带的被子给他们盖上，后来他回忆道：“那夜我虽然被冻得发抖，但我感到了自己是全世界被压迫者的兄弟。”从医学院毕业后，切放弃了难得的从医机会，第四次踏上长旅之路，告别时，他突然从火车上向亲友喊道：“一个美洲的战士出发了！”从此后，他不断地“在爱的引导下”一次又一次地出发。
古巴革命成功伊始，担任各种要职的切天天惦记着给哈瓦那一个贫穷的居民区盖新房。从计划被批准到把钥匙交到每一个居民手中，切每天都在工地上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参加各种劳动，一向讨厌被拍照的切，那次被一位著名的摄影师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在艰苦的建国岁月里，切常常每个季度义务劳动二百四十个小时。在这样忘我的工作中，切给自己留下的，几乎只有读书和睡觉的时间，一位有心的摄影者拍下了切来不及系好鞋带的一张照片。为了从根本上改善人民的生活，切在担任国家银行行长时，向经济专家学习请教；在出访外国时，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对方的建设经验；在担任工业部长时，坚决撤换所有没有按他的规定通过文化考试的各级干部；面对美国的封锁，切亲自带领人们设计、试验甘蔗收割机。尼加拉瓜神父E·卡德纳尔访古时，一路搜集了人们主动讲述的无数事例。难怪多少了解这些情况的中国人，在读到上述书评之一中“为什么格瓦拉偏偏不能理解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句话时，都愤慨得按捺不住沉默。
切·格瓦拉不是一个孤立的神话，他是一种精神的杰出代表。在他辞去古巴党、政高级领导职务后于一九六六年再次赴玻利维亚丛林打游击时，自愿与他同行的有十七位古巴革命者，其中有四名古共中央委员，这十七人中没有一个年满三十五岁，而且都有家室和子女，他们也都分别给亲人们留下了深情的告别信。十七人中有十四人英勇牺牲，其中一人在被俘后为了避免在昏迷中说出游击队的秘密，要求医生在给他做手术时不要使用麻药。游击战士在牺牲前如果来得及，都将自己的手表摘下，请切转交给他们的子女；一九六七年九月，即切·格瓦拉牺牲前一个月，有人记录下，在他的挎包里有四块手表。
在有名的《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中，某天的日记开头写着：“塞莉塔，4？”这是他在女儿的生日那天自问：“她今年是不是四岁了？”敌人在切的遗物中发现了一本手抄的诗集，其中有一首是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的诗，人们当时误传为是切写的诗。诗中写道：“基督，我爱你，并非因你自一颗明星降临，而是因为你向我揭示：人有热血，泪水，痛苦，钥匙，工具，去打开紧锁着的光明之门。是的：你指点我们说，人是上帝……”切·格瓦拉被杀害时，伊格拉村附近有一位多明我会神父，当他听说切被关在伊格拉村时，立即找了一匹马赶往那里，他想对切说：“上帝一直相信着您。”神父在半路上听说切已经被杀害，只得赶到被当成屠场的小学校教室现场，默默擦去地面上的烈士血迹。
在这个充满着非正义的世界上，没有恨的爱也是虚伪的。一位也姓格瓦拉的古巴同事曾问切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血缘联系，切在给她的回信里说，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亲戚，但是，如果你也像每个格瓦拉那样，每逢世界上发生非正义事件时就气愤得发抖，那么我们也许是亲戚。切在出征玻利维亚前留给孩子们的信中也这样写道：“你们应当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能产生最强烈的反感，这是一个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关于切·格瓦拉是否在当年的导弹危机时说过“如果按钮在古巴人手里，导弹很可能就发出去了”的话，甚至用不着去查对，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在极端义愤时，都会有激烈的夸张表达。切的恨只是一种表达，他恨的是作为压迫者的敌人，而不是个人。在打退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吉隆滩战役后，一位欧洲女记者在一旁观察切如何温和地开导一个黑人俘虏兵时，感动得热泪盈眶。在玻利维亚尤罗山谷战斗中被俘后，切向敌军军官要求允许他为政府军方面的伤员医治伤口，而他第二天即被残酷地杀害……
有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个人，切·格瓦拉是伟大的，但是他所从事的事业是错误的。我认为，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不朽的，他从事的革命也是不朽的。在后来人采访切·格瓦拉战斗过的玻利维亚山区时，农民们转述了切对他们讲过的话：我们走后，政府可能会来给你们修路、盖学校、建医院，但这都是因为我们来过这里。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再次采访这一地区的记者们发现，人民仍像当年一样贫穷，为了抵消游击队的影响曾有过的一点改善，又都衰败了。其实早在当年，当“切为了帮助穷人而牺牲”的消息一经传开，那些曾经因为害怕而告密的玻利维亚农民就已经开始变化，无论悬赏再高，残存的游击队员毕竟没有被告发，甚至受到了保护。
这些朴素的事实说明，革命的衰亡取决于非正义的社会的衰亡，只要非正义继续存在一天，革命在本质上的合理性就存在一天。今天的世界继续用事实这样教育着我们。至于用什么方式革命，那是人民的选择，但对道路的选择并不能否定人走路的权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在七十年代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进行社会变革，后来被美国支持的右翼政变军人杀害。在拉丁美洲人民心目中，切·格瓦拉和阿连德成为一对形像的兄弟，互补互证，都代表着正义的事业。一九六七年身为参议员的阿连德还曾亲自从智利首都赶到智、玻边境，准备营救被打散的切·格瓦拉游击队队员。
再有一种说法，认为切的人格是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但切选择的革命战略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涉及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问题：切为什么要离开古巴到玻利维亚再次打游击？
有人说切·格瓦拉是一个天生的冒险家，其实他的玻利维亚之举是经过认真思考的。(见《环球》一九九八年第二期《格瓦拉离开古巴的前前后后》)。这一行动不是扑朔迷离的阴谋，而是光明磊落的阳谋。在一九六七年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大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等文章和许多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切·格瓦拉详细说明了他的战略考虑：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代表，只有削弱它的力量，人民的事业才有希望；处于弱势的人民从技术上是无法与它抗衡的，但是可以把它拖出本国，开辟两个、三个乃至许多越南，在它所不熟悉的土地上到处打击它，在长期的战斗中削弱它的士气，同时期待美国本国人民的革命。回顾当年的世界形势，切·格瓦拉这种思想逻辑难道容不得我们一点理解吗？这与帝国主义为了扩张和奴役他人而干涉他国的行为能够同日而语吗？当今世界上霸权主义的强大阴影和它对弱小势力分而治之、逐一蚕食的策略，难道不能使我们从反面重新咀嚼一下当年切·格瓦拉式的忧虑吗？切勇敢地实践着自己的战略，以一支不足百人的队伍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做好了长期战斗和牺牲的准备，这种必胜的信念和勇气，对于渴望正义的弱小者难道不是一种永世的鼓舞吗？至于切的这个行动是否含有难言的苦衷，可以留待时间去给以最终的澄清。但是，切的行为绝不是被迫的，而是对理想的实践。关于切的具体策略，每一个善良、严肃的人都在反思那些血的经验和教训。如果切活着，他是来得及自己去纠正错误的。
在切的玻利维亚之举中，有一个无可指责的美的行为，它是切一生的必然归宿，也是切一生的光辉升华。那就是他辞去了高官和权力，重新走向一个包含着艰苦和牺牲的开始。
青年格瓦拉于一九五二年结束第三次美洲之旅时，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将站在人民一边。”切经历了七八年的社会主义时期，也当了七八年的国家领导，七八年中他没有一刻背叛过自己的初衷：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官”，在他的身上没有“特权”的阴影。每一个热爱他的人都是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也许更应该理解这一点。他留下了一连串当官不像官的美丽传说。他参加劳动可不是铲一锹土、种一颗树，他砍甘蔗一砍就是一个月，于是被人照下了那张晒黑了脸、一副农民模样的照片。他像矿工一样赤着膊、穿着裤衩、光着脚在井下视察工作，体验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工作条件。他把裤脚从天天穿的靴子里拉出来参加“正规”的外事活动，他在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上签上人民送给他的绰号“切”……这一切都是他本能抵制“官僚化”的显露。他在给阿根廷亲人的信中曾用玩笑的口吻自我嘲讽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腹便便、习惯定居式生活的合格官僚，头上戴着对孩童时代向往的光环。”切不仅用自身的行动，也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表达他的思想：在革命逐步走向体制化的过程中，“我们手中最主要的制动器是一种担心：担心任何一种形式的东西使我们脱离群众，忽略具体的人，忘记革命的最高、最终理想是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使人震动的是，在一次对公安部门的讲话中，他要求各级警察“不要只是汇报可能存在的阴谋——因为我们有全体人民帮助我们监视着，而要经常汇报人民对某个部长以至整个政府工作的反映；了解这些不是为了记下谁的名字，惩罚提意见的人，而是为了纠正我们的工作……人民永远不会错，会犯错误的是我们。”
切·格瓦拉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这篇文章中(见复旦大学出版社《传奇式游击英雄切·格瓦拉》附录)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自己的想法——通过革命和革命后的革命使人战胜各种社会里的异化，走向彻底的自由。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反复思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仅是革命者的义务，而且是革命者的需要。” 切可能本能地感到，只有用再次放弃安逸、走向牺牲的行为才能给蜕变者以鞭挞，只有血才能擦亮人们的眼睛。二十世纪的革命潮起潮落，敏锐的政治家先后预见到了革命之后权力的阴影。“新阶级”、“新思维”等理论所欲推动的变革都在社会本身的压力下发生严重的扭曲异化，而切·格瓦拉的献身行为却繁衍为永恒的精神。如果说对人民的赤子之爱使切·格瓦拉在拉美穷人中获得了一种尘世基督形像的话，那么，这种以个人牺牲实践革命理想的彻底行为，使当代伟大哲学家萨特称他为“完人”。欧、美进步青年三十年不变向往的，就是这种“完人”形像。在他的身上，革命精神是自由精神的体现，革命并没有悲惨地遭到异化，革命与人，两者已经没有矛盾。
切·格瓦拉的人格是一个被人广为议论的话题：他的哮喘病和他战胜痛苦的超人意志，他的勇气和刻己精神，他的圣徒般的容貌和个人魅力。仇恨和害怕他的人千方百计把他丑化成一个扭曲的病人，但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效力。许多人都提到切是一个美男子。所幸的是，切又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受苦民众一边的人。在这个被秩序统治的世界上，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例证，将美和正义写在了一起。
一九九八年初春，北京，于切·格瓦拉诞辰七十周年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