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一定的政权、一定的政治结构是服务于一定的社会集团并受到后者的支持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政权也是如此。作为特定形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它必然地服务于一定的资产阶级集团，并受到它们的支持。所以，伊斯兰共和国并不因为它的神权性质，而超脱于生产关系内部的社会阶级之上，受到它自诩的真主的护佑。下面这篇文章将告诉我们，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权政权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哪些集团，并受到哪些集团的支持的。就此来讲，它撕破了神权政权虚伪的神圣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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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者和政治分析师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政治实践不应该，也不能被归结于这个或那个人的个人行为。他们进一步认为，这些实践是在一定时期掌握政治权力的社会阶层和阶级的行为的产物，这些阶层和阶级运用政治权力维护自己或短期或长期的利益。

如果考察伊斯兰共和国政权的权力机构和制定政策的核心部门，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阶层和阶级的权力分配和影响。通过密切关注伊朗资本和财富积累的主要中心，并研究它们对伊斯兰政权的政治权力结构的作用和影响，可以衡量其他社会阶层（比如工人、农民以及社会边缘阶层或他们的政治代表）在伊朗政治和经济决策实体中的真实面貌和影响：边缘甚至中等阶级或他们的政治代表在决策实体中是非常没有地位的。事实表明，社会的边缘阶层不仅被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而且甚至他们在政治结构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社会阶层和阶级的运动在实践上会导向各种利益的冲突——的作用和影响也由于政治压迫和镇压而在组织上极其分散。本文将试图勾画出资本集中、金融机构以及信贷机构这三根权力支柱的真实图景，并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这三根支柱在统治我国的现政权的结构中的作用。

第一，“最高领袖办公室”控制了主要非政府部门中最重要的组织：“伊斯兰革命受压迫者基金会”（前身为“受压迫者与伤残战士基金会”）、“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基金会”、“烈士与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بنیادشهید و امور ایثارگران〕、“伊斯兰革命住房基金会”、“霍尔道特月15日（1963）基金会”[1]、“伊斯兰发展组织”〔سازمان تبليغات اسلامي〕、“圣战纳斯尔机构”〔موسسه جهاد نصر〕、“圣战独立机构”〔موسسه جهاداستقلال〕、“促进教育、文化与研究学术中心”〔جهاددانشگاهي〕、“圣战发展机构”〔موسسه اعتباریتوسعه〕、“伊斯兰宣传协调委员会”〔شوراي هماهنگيتبليغات اسلامي〕、“阿亚图拉玛拉什图书馆”〔کتابخانه آیت‌اللهمرعشی نجفی〕和“执行伊玛目指令总部”〔ستاد اجرای فرمان حضرت امام〕。所有这些金融和经济机构都在伊朗经济中相当活跃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在伊朗神权政权的“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指导和监督下运作，从当前经济食利制度中获益。必须指出的是，伊斯兰革命受压迫者基金会拥有103家子公司。而执行伊玛目指令总部（它雇佣了一大批高级主管和官员）则在最近宣布自己的资产总额超过了950亿美元。

第二，经济和军事组织的另一部分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抵抗力量”、“警察”、一大批金融和信贷机构、银行、投资和承包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下属机构，比如“哈塔姆建筑指挥部”〔قرارگاه سازندگی خاتم‌الانبی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执法力量合作基金会”〔بنیاد تعاون ناجا〕，“伊斯兰革命卫队合作基金会”〔وابسته به بنیاد تعاون سپاه پاسداران〕，“迈赫尔金融与信贷机构”[2]〔موسسه مالی و اعتباری مهر〕， “迈赫尔甘投资公司”[3]〔شرکت سرمایه گذاری مهرگان〕，“伊朗迈赫尔经济投资公司”〔شرکت سرمایه‌گذاری مهر اقتصاد ایرانیان〕，“安萨尔银行”〔بانک انصار〕等。

第三，不过，最重要的所谓“金融与经济团体”是：“礼萨圣陵基金会”〔آستان قدس رضوی/Astan Quds Razavi〕、“圣洁的马苏玛圣陵基金会”〔Astan-eHazrat Massoumeh〕、“默萨拉-内贾德文化基金会”〔بنياد فرهنگي مصلى نژاد〕、“码头基金会”〔بنياد بارانداز〕、“阿拉维基金会”〔بنیاد علوی〕、“阿里·哈默达尼安与侯赛因·哈默达尼安慈善基金会”〔موسسه خیریه علی و حسین همدانیان〕、“拜因-阿尔·礼萨慈善基金会”、“穆萨维健康护理组织”，“巴赫曼月22日慈善基金会”[4]、“穆斯林福利基金会”、“伊玛目萨迪克社会研究所”和数十家或在“最高领袖办公室”或在军队、警察和安全部门控制下的金融和信贷机构。这些机构不受政府节制，也不纳税。他们靠自己的地位获取经济利益（经济租金），并活跃于各经济领域。他们还利用内部消息炒股，并打着私有化的旗号侵吞公共和国有财产。伊朗的日常决策严重地受制于这些机构。

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私营部门意味着腐败的亿万富翁，比如萨迪克·马赫苏利〔صادق محصولی/Sadegh Mahsouli〕、巴巴克·赞贾尼〔بابک زنجانی/Babak Zanjani〕、沙赫拉姆·贾扎耶利〔شهرام جزایری عرب/Shahram Jazayeri〕、拉菲赫杜斯特兄弟〔رفیقدوست/Rafighdoust〕、甚至阿斯贾洛拉迪兄弟〔اسدالله/Asgaroladi〕以及其他栖息于商会中的寄生虫。过去三十年里，所有这些一夜暴富的亿万富翁之所以能攫取经济利益正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参与寄生性的投资活动，而这些投资活动并不能带来生产性的（或者按他们的话说是创造就业的）资本主义。如今，伊朗那些最大的经济垄断部门不是在“最高领袖办公室”的控制下，就是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巴斯基以及安全和警察力量所有。如果考察整个伊斯兰共和国政权内掌握权力的机构，并分析这些机构与社会阶级的关系，我们就会很清楚地看到，垄断的和官僚的[5]大资本完全控制了权力杠杆。

问题是，鲁哈尼政府在当前局势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在维护哪些部门和社会阶级的利益？它是否代表着上面所描述的权力和财富三大支柱？对这些问题，统计数据的回答是，当前政府的首脑代表了倾向于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他代表了官僚资本主义中的这一部分人：由于最近几年经济制裁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在当前的局势下，试图通过解决与欧美的关系危机、修复与全球资本的关系来寻求自己的利益。正是在这一关头，右翼改革派和哈什米·拉夫桑贾尼集团之间建立起强大的政治联盟。事实上，作为伊朗的新自由主义教父，拉夫桑贾尼可以通过结合官僚资本主义与右翼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来领导这一联盟。在这个联盟形成几个月之后，发生了这些事：2013年6月总统大选，最高领袖对拉夫桑贾尼大加赞扬，拉夫桑贾尼的儿子从英国回来清理拉夫桑贾尼家族的事务，拉夫桑贾尼本人不声不响地重新控制了阿扎德大学。如此一来，右翼改革派的立场和他们为赢得大选而做出的承诺便大可怀疑了。

伊朗官僚资本主义对于两套不同政治方案的追求，使得一些政治力量无法确定以致误读了鲁哈尼政府的本质。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采用的冒险主义的和镇压方式制造出虚假的危机，以掩盖真正的危机，也即由于社会运动而导致的政权内部的危机。事实上，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本身就是一届危机政府，旨在将伊斯兰共和国政权挽救于社会运动导致的政治危机中。为推动这一政策，当政政权打出了最冒险的牌，严厉压制社会与政治抗议运动浪潮。鲁哈尼政府实际上也是一届危机政府。面对最近两年凄惨的形势，当政政权正试图通过玩弄政治手腕、操控偶然的危机并利用2009年大选中被镇压的社会运动提出的口号，来玩弄社会运动、稳固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并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是“大棒”政策的工具，而鲁哈尼政府看来则是“胡萝卜”政策的工具。前者镇压社会运动，后者则试图窃取社会运动的口号，使之归于无用。

在此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相当一部分政治力量误以为资本主义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在政治上以同样的方式行动。这是一个危险的错误。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的原因，资本主义在政治上会以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些情况可以是转型的危机，可以是资本主义自身特有的危机，或者也可以是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具体方式相关的危机，以及等等。这些情况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中创造了自由主义的、法西斯的、波拿巴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以及其他的政治形式。伊朗的官僚资本主义，既由于自己的立场也由于自己的经验，能够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将自己拉出危机的泥沼。根据我们对35年来统治伊朗的神权政权的认识，我们决不能让这个政权在伊朗发展的紧要关头搅混社会运动、分化进步力量。这一政权之所以在最近几个月里改变自己之前制定的策略，是为了维护在这一体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腐败的、压迫性的集团的利益。有一点很值得深思：虽然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共和国在过去的35年间相互关系起起伏伏、对立重重，但有两件事本可以改变社会力量对比，并使伊朗的发展朝向进步方向，却没有发生。第一，是在稳固的、并且能适时形成相应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民族的、生产性的经济。1979年的民族民主革命在政治阶段的戛然而止，以及它最终灾难性的失败造成了资本主义以一种官僚的、寄生的、食利的、非生产性的和腐败的面貌得以重建。这种资本主义的根源是伊斯兰共和国腐败的官僚体制。第二，政权内部的冲突（尤其是改革派内部的）并没有产生出致力于社会公正的民主的和革命的力量。新自由主义思想渐渐地改变了一部分进步力量（无论这些力量是改革派内部的还是左翼谱系中的），并腐蚀了他们的革命的、民主的和追求公正的理念。群众运动脆弱的原因之一，正是一大批社会知识分子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

如果革命的、民主的进步力量幻想能够依靠阿克巴尔·拉夫桑贾尼集团以及鲁哈尼先生的现政府来使社会朝向公正与进步，那将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些政权内部的集团和个人既不能也不会做出如此重大的举动。无论是拉夫桑贾尼的行动、鲁哈尼的政府还是伊朗新自由主义者的计划都不会朝向进步。只有通过在反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反对种族、宗教和性别歧视的斗争中发动一场有着自己独立要求并追求公正的社会运动，才能够实现社会进步。事实上，即便鲁哈尼政府并不是一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府，而是有着进步倾向，但由于根本上服从于最高领袖，它还是没有能力发动群众参与社会运动，并推进大众的、追求公正的事务。因此，我们必须说，鲁哈尼政府既没有权力，鲁哈尼本人也没有意愿进行根本的经济社会改革。为了击败官僚资本主义（前面所描述的它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使它能够采取各种镇压方法），只有一条现实的进步路线，那就是动员和组织人民和劳工群众。在这条道路上，伊朗的民族民主力量的团结是急迫而且重要的。

编者注

[1] 霍尔道特月是伊朗新历的3月，霍尔道特月15日即公历6月5日。1963年6月5日，霍梅尼因斥责当时伊朗国王巴列维所进行的具有进步性质的改革而被拘捕，从而引发伊朗各地的暴动。

[2] 迈赫尔月是伊朗新历的7月。

[3] 迈赫尔甘〔مهرگان〕是伊朗的秋节，该词的本意是“光明、友好、爱情”。

[4] 巴赫曼月系伊朗新历的11月，巴赫曼月22日相当于公历2月11日。1979年2月11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

[5] 原文为tenderpreneur，是指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通过官商勾结,利用政府招投标而发财的人。实际上这些人就是官僚资本。

• 伊朗人民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第937期，2013年12月30日
• 译者：Siegfr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