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美国著名的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福斯特在其标志性的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中,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马克思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基础,致力于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重建,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最为全面的辩护,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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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绿色理论中,马克思常常被看做是一位反生态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内固有的生态观点被完全忽视。经过数十年的争论,指责马克思缺少生态意识的观点现在已被证明与事实完全不相符。许多对马克思即使是最苛刻的批评者最近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在学界和社会运动中仍然颇有市场。在对这种批判的众多回应中,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处于显赫的地位。福斯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生态学问题的研究。2000年,他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出版,标志着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立。他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作了迄今为止最为系统的、最为全面的辩护。福斯特紧紧跟随马克思的理论足迹,以充分的理性根据展示了作为生态学家的马克思,以雄辩的事实恢复了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现代意义。
一、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辩护的由来
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辩护经历了一个过程。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一书的前言中,福斯特写道,由于他一直非常熟悉马克思的著作,因此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对马克思的生态批评。他深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的许多地方都表现出了浓厚的生态意识。但是在写作《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1994)的时候,他仍然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生态观点在其思想中是居于次要地位的;认为这些生态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学知识并没有什么新的或实质性的贡献;认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于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其提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在通常情况下生态学所使用的都是非历史的和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概念[1]Ⅰ。
福斯特承认,起初,他强调的重点在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它根植于马克思的实践观。这种观点,“好像没有为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问题留下什么空间”[1]Ⅱ。福斯特思想的根本转折点,发生在他的《脆弱的星球:短暂的环境经济史》出版后不久。当时,他的朋友约翰·马吉(John Mage)指出了福斯特所犯的错误认为资本主义的反生态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特别是来源于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著作。约翰指出了马克思与培根的关系以及在17世纪出现的“支配自然”这种思想的历史意义。由此,福斯特意识到,必须从头重新认识科学与生态学的全部问题,必须根据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从头重新辩证地考察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与生态学的关系。因为,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者”想把绿色理论移接给马克思,还是把马克思移接给绿色理论,都无济于事。正如培根所言:“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1]Ⅳ
福斯特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理论以及它与生态学的关系,是从追溯唯物主义的基础开始的。这种追溯的惊人发现是,培根和马克思,甚至达尔文的唯物主义都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伊壁鸠鲁(Epicurus)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作为一位伟大的古代启蒙者,伊壁鸠鲁著作中的观点被培根、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些各具特色的思想家所吸收和采用。福斯特承认,伊壁鸠鲁哲学为自己提供了一幅唯物主义生态学出现的连续画面。同时,根据一条密切相关的研究线索,福斯特发现,对德国伟大的农业化学家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的著作的系统研究,导致了马克思得出人类与自然关系中的“新陈代谢断裂”这个中心概念(这是马克思对自然异化的成熟分析)。在“第二次农业革命”背景下出现的关于土壤退化的讨论中,直接包含着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许多论述[1]Ⅳ－Ⅴ。最终,福斯特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生态观是来源于他的唯物主义的”[1]Ⅲ。他由此写下了《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
二、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辩护的指向
在《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的导论中,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生态批评者的论据作了总结。他指出,批评者对马克思的生态批判,通常采用以下六个论据。第一,马克思著作中的生态观点与其著作的主体内容没有系统性的联系,因此被作为“说明性的旁白”而抛弃。第二,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被认为是不成比例地来源于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而在其后期作品中则较少出现。第三,马克思最终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融入他的价值理论),而是采取了一种“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支持技术的、反生态的)观点。第四,作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论据的一种必然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已经解决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并且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将存在于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之中,无需“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采取认真的态度”或者提出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第五,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技术对环境的影响不感兴趣,因此他并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需要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基础。第六,马克思一直被视为“物种主义者”,即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认为前者优于后者[1]11－12。
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辩护,就是从对上述批评予以分析和坚决批驳而展开的,他跟随马克思的理论足迹,致力于系统地重建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试图“理解和发展一种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的生态观”[1]2,进而恢复马克思作为生态学家的本来面目。
福斯特指出,生态思想不仅不是马克思著作的“说明性的旁白”,相反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主要思想和核心内容。福斯特认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本人的唯物主义的一个起点[1]15。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在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沿着实践的方向发展而成的。但是,马克思在将唯物主义转变成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1]7－8。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以及物质观/自然观与社会观之间应该保持着一种持久而紧密的联系[1]8。他一直把自己的唯物主义定义为属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种唯物主义。他强调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特征和社会实践对人类社会的根源性。因此,任何把唯物主义与自然和自然—物理科学相分离的企图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反对[1]8。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表达了把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一种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自然历史的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1]9。福斯特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只有将它与现实的自然/物理条件,实际上是与更大范围的自然界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产生。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本质上是生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生态世界观。在此基础上,福斯特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对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解决生态问题具有巨大的潜在优势,正是因为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这说明了一种生态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观历史观的必要性[1]22。福斯特认为,彻底的生态学分析同时需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两种观点[1]16。
福斯特指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生态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不仅广泛体现在他早期对异化现象的批判中,而且还大量体现在马克思后期的成熟作品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其早年著作中(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从生态学的角度详细分析过人类与自然的异化问题。这种趋势在马克思的成熟著作《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和《经济学批判大纲》等中,由于对人类生存和人类与土壤的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农业的全部问题的关注而得到加强。马克思思想中的这些主题在后来的著作中并没有消逝;相反,在马克思最后十年所写的人类学著作中,随着他试图解决史前问题和原始公社的形式问题,这些主题又呈现出新的意义[1]23。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对自然采取“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态度,相反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和掠夺自然的问题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批判,并指出了问题的解决路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城乡之间相互敌对的分裂,使新陈代谢中出现了“一个无法弥补的断裂”。修复这种断裂,消除人类与土地关系的异化,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废除雇佣劳动,建立生产者联合的社会。具体来说,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必须对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进行革命性的转变,废除城乡之间的敌对关系,使人口分布更为均匀;农业和工业相结合;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发展理性农业,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发展循环经济,“减少”和“再利用”排泄物,等等。唯其如此,才能恢复社会与自然之间合理的新陈代谢。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反复强调,由于财产私有制,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根本解决不了生态限制的所有问题。马克思把“自然的掠夺问题”的最终解决交给了“生产者联合起来的未来社会”。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联合的方式积极废除私有财产。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观同时成为一种历史的超越征服了异化社会。可见,生态价值观是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本身的内在要素和应有之义。
福斯特还论证了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自然科学基础。他指出,马克思对生态的见解并不只是一位天才瞬间闪烁的火花,而是来源于他对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社会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马克思认为,如果一门自然科学要完全成为科学,那么它一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任何对变化的历史发展和可能性的研究都不能脱离对自然—物理科学的研究。因此,马克思呕心沥血,终其一生,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那种认为这种做法只是恩格斯的固有做法而与马克思无关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的关于自然科学的笔记是最好的证明[1]10－11。而正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发展才促进了马克思本人的生态学思维方式的产生。
三、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辩护的方法
为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进行理论辩护,福斯特还揭露了马克思的批评者的错误根源和手法。
一是二元对立的思维。福斯特指出,多数的理论分析都集中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1]20。在这种争论中,马克思往往被当做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而成了自然的大敌。这样,马克思主义就被看做是等于人类中心主义,等于反生态主义。事实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这种二元对立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人类在生物圈中的存在的、真实的、不断变化的物质条件并无裨益。相反,它往往妨碍了知识和有意义的实践的真正发展。实际上,这种观点中所体现出来的二分法往往使“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观念长期存在[1]21。因此,这种观念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当代绿色理论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它与同时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难以协调一致[1]23。
二是无知与混淆。福斯特指出,马克思的批评者对真正的唯物主义历史知识知道得并不多,缺少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历史性考察。因此,在对马克思的生态批评中,许多批评都常常是将马克思与马克思本人所批评的其他社会主义理论家相混淆。正如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所说:“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一种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明显复活。”[1]151马克思之所以遭到攻击,就在于他被假设为技术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即使他本人强烈地反对这样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观点,也被他自己的批评蒲鲁东(Proudhon)的《经济矛盾的体系》这本著作所抵消了。同样,马克思被指责为没有认识到自然对财富的作用,即使他尖锐地批判过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alle)所采取的“超自然”[1]12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劳动作为财富的唯一源泉,并因此而忽视了自然的作用)。
三是简单化地贴标签。福斯特指出,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责,其内部隐含着一定的反对现代主义的假设:这种后现代主义的假设在许多绿色理论中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好像应该需要的只不过是抛弃现代性本身。这样,对“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控就是绕了一个圈之后,把马克思的作品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都贴上了现代主义这么一个标签。然而,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在很多著作中都对蒲鲁东的机械“普罗米修斯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如此看来,把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机械“普罗米修斯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张“普罗米修斯主义”,这是对历史的无知。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 刘仁胜,肖峰,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2]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18－122. 转贴于
- 作者：杜秀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