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长期作新闻工作的，这两年常听人说一些“老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事，觉得不可思议。我曾经读过一本描写苏联克格勃把一些不同政见者当成精神病人流放到一个荒岛上的故事，怀疑是否真有其事。当我自己采访了一些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的一些上访者之后，才感到震惊。怎么在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也会出现这等事呢？

这终究是“家醜”，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又痛心、又羞愧。这心头的伤痛向谁诉？连“内参”也不好写，因为全都是“政府行为”。

前些时，从互联网上，看到北京大学孙东东教授对这些“老上访”者的“医学鉴定”：

“对那些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孙东东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法学家、司法鉴定室主任。在精神病学上他是可以一锤定音的人物。他的这个定论，使一些“老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变得合理又合法了。

更可怕的是，国家有关部门，比如公安部门、政府部门、卫生部门对孙东东的这番言论，保持着“可怕的沉默”，却引发了一些曾被关进精神病院或老上访者的强烈抗争。

作为一个老兵，我也要声援他们。因此，我把采访的有关材料，整理一篇出来，回击孙东东们。让人们看看孙东东的一席话，含着多少百姓的血和泪。同孙东东们的争论，不是什么学术，理论上的是非之争，而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应该把人民的诉求摆在什么样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就依靠“受苦人”，我小时参加新四军，一驻下来，领导上就布置“访贫问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优良传统作风。从什么时候开始，抛开了这一好作风，直至今天居然出现要把99%以上的上访者作为精神病人关起来的言论呢？

我叫邹桂兰，在武汉市可算是一个挂了号的人物。市政府办公室、市信访办公室、市稳定办公室、市公安局都知道我这个“老上访”，都知道我是“三邹”的头。

所谓“三邹”，并不都姓“邹”，除我邹桂兰外，还有一位邹厚珍和周爱玉。三人都是“老上访”，都是女的，都在相同的时间里关进了疯人院，都住在一个“号子”里。现在不止是“三邹”了，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上访户，我们都有联系，一人被关，大家相救。在法院大门前，在精神病院前，我们数次举起大横幅：“强烈要求释放XXX” ！人家说是“疯人造反”。精神障碍者神智不清，怎么结成这样坚强的团结组织呢？

我已年届花甲，原在一个工厂当会计，工厂关门后，去海南谋生。我丈夫叫黄思治，62级北航毕业生，学的是飞机制造专业。原在华中科技大学汉口分校机械系任教，后来华科大与江汉大学合并，黄任机械系副教授。

我丈夫1995年发病，我在海南谋生，学校方面告诉我，没多大的病，是风湿。后来病情加重了，我赶回武汉，感到诊的不对症，就自费到同济医大去检查，一查是骨癌，因前期误诊，已发展到晚期扩散，不幸于1996年元月去世。丈夫去世后，处理善后，我发觉延误丈夫的诊断，学校有关领导应负很大的责任，对安抚遗属也有很大问题，与校方数次交涉没有结果，丈夫去世二十天后，我给武汉市的市长赵宝江写了一封控告信，全文如下：

赵宝江市长：您好！

市民丈夫黄思治，年52岁，系华中工学院汉口分院机械系制图教研室副教授。中国工程图学会会员，中共党员。因患骨癌，由于该院有关领导很不关心，极不重视，导致误诊，于九六年元月五日英年早逝！

黄思治95年6月身感腰腿疼痛难忍，要求去医院治疗，系书记要管《联单》的人不给，说“要紧缩资金”，在校内医务所诊治。

拖延两个月后，才允许去市中医院治疗，检查结果为：风湿、异病、痹症。三者之间不定，当时要求转院，系里不同意，系领导向黄说：“不要一点疼就忍不住，共产党员要坚强些，风湿病算得什么，叫喊得那么厉害”。又一次延误了诊断时间。

直到11月16日，家里掏钱找同济医院专家门诊，经查确认为晚期骨癌。虽得以转院治疗，但癌早已扩散，一切完了。

12月8日上午我去找系领导借钱，回答说：“不能破格，学校里没有人破例。”下午找院长，他说：“学校里就只有黄思治得了破格的病”。生病期间学校没有补助一分钱。

96年元旦，学校领导没有一人去探视，距离黄思治五日永别人世的前夕，系领导才拿着《催款通知单》到医院来了一下。

党和国家明文规定，一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身居华工分院院长和机械系书记执行党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糟踏人才！黄思治正处盛年期，是大学里教学骨干，先后获得89年“武汉市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证书”、“86年武汉工学院84——85年度学术论文评审二等奖”、“武汉市科学技术协会85年度有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证书”。先进工作者光荣证五本，荣誉证一本。对于这样一个有用于国家的栋梁之才，非正常过早死亡，学校领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死者的妻子，严正控告，并提出以下要求：

（1）上级派员调查，控告属实，应移交法院，追究法律刑事责任，或行政处分。

（2）我的儿子应给予照顾到亡父院校就读，并安排以后工作。

（3）应给予实际困难抚恤金补助，本人内退工资230元，两人难以生活，他们只补助八旬老母1000元，儿子600元，将死亡后补发十个月工资钱作为安葬招待费扣掉了。

心太狠毒！

谨呈

致礼！

邹桂兰 96年元25日

赵宝江市长对这封信作了批示，却转到了被控告人的手中，没有人认真地同我谈一谈，却遭到他们家属的辱骂。这就开始了我上访的漫长历程。

我从市里告到省里，从省里告到中央，从教育、纪检、政法、人大、信访办……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从这个部门到那个部门，都是一纸“回复”函，同一样的一句话，请某单位去处理。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最后仍转到学校，就石沉大海。

转眼到了2003春季，我到全国人大申诉，遇到了一个好人，把我的申诉转到湖北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批转到江汉大学，因为是全国人大督办的，党委书记找我接谈，并把我带到党委办公室主任那里，当面交待，要党办主任办理，并负责解决。

我与党办主任数次联系，他推说没时间，到了四月间，又以“非典”为由，不许我进学校。又一年过去了，到2004年春天，我拜托一个老同学的关系，得以同新上任的党委书记见面。新官上任三把火，也凭着老同学的面子，他把承办此事的党办主任叫到办公室，并当着我们的面向他交待三点：“对邹桂兰反映的情况，以前的事就不追究了，解决现实问题，主要是三条：一，副教授级待遇解决房子；二，医疗费和抚恤费给予报销和补偿；三，孩子的上学和工作问题由我们（他自己和党办主任）负责安置”。

这算是我上访“八年抗战”以来，展现出的一缕曙光。我趁热打铁地不断催问。我到党委书记那里，书记说要党办主任赶紧“报上来”他好批，找到党办主任，党办主任说：要等书记点了头他才能“上报”。他俩在一层楼，却把我推来推去，滚了十来个回合。初露的曙光就这样消逝了。

我不得不继续上访。2005年5月13日，我在北京被武汉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扣留，要我不要上访，回到武汉，学校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并给我看了驻京办给江汉大学的公函，全文如下：

江汉大学：

我办事处于5月13日将因其丈夫死亡要求解决责任问题的赴京上访人员邹桂兰接到办事处留置中心，在滞京55天里，上访人员一直要求江汉大学能按照信访条例就其反映的信访问题给予文字答复。对此，我办已与市信访处联系，他们告知邹桂兰的信访文字答复可直接到该校取。我们已与邹桂兰达成协议，由我办写便函，贵校酌情回复邹桂兰上访事宜。

我回到武汉，到学校去看文字答复，简直把肺也气炸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就连党委书记与党办主任当我的面许诺的三条，也一概否定。原来，这只是为了把我骗回武汉的一种手段，在文字答复中，江汉大学自己也感到站不住脚，在文尾写道：“如有异议，你可向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查”。上级机关已经要他们“酌情回复”，目的是把我搞回来，我被搞回来了，上级机关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会再理睬这事吗？我是“死马当成活马医”，给市人民政府写了一封申请复查函。果不出我所料，“复查”沓无音信，又是石沉大海。

一次次地受侮辱、受欺骗、我写了一封血泪呼号的信：

“回望企求公正的十年历程，面对着江汉大学的《回复》，留存在心灵空间的悲伤和忧愁以及那不堪回首的幕幕往事——在人祸的灾害下，我的‘家’已一贫如洗。精神负担、经济压力、凄入肝脾的伤痛，总是受害者有错、有罪。我有理由担忧，害人者凭着手中的权力，还会用‘更完美’的谎言来洗脱罪责，反而把‘罪恶的枷锁’架到我们的脖子上来……”

果然，这样血泪的呼号，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心，却反让我陷入深渊，我的上访之路，越来越艰难了，终至成为“追捕”的对象。有一次，我在北京某接待单位，就看到这样的“通缉令”：

速传真市政府总值班室，并报X秘书长阅示。

江汉大学家属邹桂兰再次进京

9月29日（注：2006年）江汉大学家属邹桂兰在北京东管头附近出现。市驻京办将此情况通报江岸区驻京班后，江岸区与江汉大学当日下午组织了各工作人员，成立联合专班，于当日下午乘飞机抵京开展工作。

联合专班抵京后，江岸区工作人员与邹取得了通信联系，邹拒不见面。目前，专班已与江岸区江汉大学工作人员在邹桂兰过去长住的东管头黄冈花苑宾馆地区等地逐一清查，尚未发现邹的踪迹。目前，市、区专班已进行部署，进一步查找邹的下落，力争尽快将邹劝返，防止其在首都非正常上访，制造事端。

二OO六年九月三十日

十月初，市驻京办与我联系，说市里和江汉大学已经组成了专门班子，要我回武汉同班子见面谈判，并称已拟好了解决问题书面答复。十月九日，我在武汉与江汉大学的专班见了面。他们约定在十月十八日一定给我满意的书面答复。我想，这一次像解决问题的样子了，就住在家里，耐心地等待18日的到来。我可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灾难来临了。

十月十三日早上，街道政法书记，综治办主任两人来敲我家的门，他们提着一箱罗汉果和一箱水果。我说：我不要水果，要江汉大学派能解决问题的人来，并告诉他两人，十月十八日会给我满意的书面答复，他两人有些不高兴地离开了。下午五点多钟，突然我家的灯，一下子全熄了，有两个人猛敲我家的门，口里高嚷着：“查电！查电！”我感到有些不对头，就把门反锁起来。过了一会，管辖的户籍警来了，户政队长也来了，他们要我开门查户口。我说，你们查户口要拿出证明给我看，否则，我就不开门。我一听楼道里有好多人的脚步声，从窗子往下面一看，百多人在门栋口围着，还有扛摄像机的准备拍照，这分明是抓案犯的场面，我立即把洗衣机、床头柜都拖过来堵住房门，怕他们冲进来，接着派出所的警察也来了，要我开门，我立即给家属打电话，向110报警，110说，你打派出所，我说，我告的就是派出所的人啊？对方一下就挂断了电话。不一会，外边的防盗门被撬开了，里面的木门被踢开了。六个彪形大汉，抱的抱，抬的抬，我挣扎着，说：“你们抓我干什么，让我自己走吧！”他们也不听，几个人提手抬腿，把我抬下楼，塞进了一辆像装囚犯的车子，一直把我拖到江岸区党校内的一栋楼房前停下，把我从车里拉出来。这时，我完全瘫了，坐在地上发呆。见到街道书记，我问他：“你们怎么把我搞到这个地方来了？”他不理我。一个像混混的小青年走过来，恶狠狠地说：“坐在地上干什么，赶紧进去，不然，打死你”。我看到江汉大学的保卫处长，正在指挥布置，我对他说：“你们不给我解决问题，就算你们狠，为什么要这样来整我呢？”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也不回答。不一会，有人给我一杯水，我也渴极了，吞下一口，就感到一股药味，人就昏沉沉地想睡，进了房间，我只意识到铁门、铁窗、牢房……倒到床上就睡去了。

第二天，江汉大学、街道、公检法的人都来了，还有负责看守我的人，其中有的人我还认识，但对我宣布，不能喊他们的名字，有的人喊“教官”，有的人喊“教员”。在我的印象中，这种称谓，劳改农场中是常听到的，我成了“劳改犯”了！

第三天，派出所的户政队长来做“笔录”（我真成了案犯了！），这时，我已经倒了床，他坐在床边审问我。他的第一句话是：“别的人是坐着听审，你是睡着，是不是害怕了？”他们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却说我“害怕得倒了床”。

问：今后还上访不上访？

答：上访犯法了吗？哪一条？

问：你到过天安门吗？

答：没到过天安门，去过府右街。

问：去府右街就是想进中南海。

答：我给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送过申诉的材料。

第四天，他要我写“对非正常上访的认识”我写了：什么叫正常上访？什么叫非正常上访？我分不清楚，十多年来，我一级一级的上访，先从学校，再到市里、省里、中央都上访过，我总希望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你们认为是“非正常上访，那也是逼出来的，我无路可走啊！”

以后，市教育局，市信访局等有关单位，相继来人做“笔录”，都是追问我上访的，很少人谈我上访要解决的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派出所的户政队长来了，要我去检查身体，我信以为真，到了楼下，停了四辆车，我心想，这多人，这多车来护送我去检查身体，有必要吗？

我真是在做梦，四辆车一直把我送到了大门上写着“安康医院”的院内，一进门，我懵了，穿过长长的走廊，一连有四道铁门，把我推进尽头的一间，铁门咣当关了，这不是关犯人的房子吗？的确是的，房子顶上装有两个摄像头，房子内已经关了两个女的，一个叫邹厚珍，一个叫周爱玉，这就是公安部门所说的“三邹”的组成。

这里的确是关押刑事重犯之地，他们判刑后都因有精神病鉴定而在此服刑和治疗，其中还有杀人犯。我们三个女人为什么也关进来了呢？

有一次，医务人员留下了一个笔记本，我们翻开一看，有一段院长的讲话，说对我们三人应和刑事犯人区分开来，他们是“政治病员”。有这样一种病吗？后来，有一位姓杨的“病人”住进来，我们叫她“杨氏三姐妹”。因为她还有两个妹妹常在医院外吵闹，嚷着要他们释放姐姐。这杨氏三姐妹还当真地买了一些“精神病学”的书来研究，查不出有“上访病”、“政治病”这种症状。

在这里除了强制我们服药外，就是训斥警告我们：“如果坚持上访，就会关你一辈子”。

最荒唐的是有位“教官”的两次训话：一次是针对邹厚珍对他说：“我有胡锦涛主席的批示”。他大放厥词：“胡锦涛手长袖子短，他管不了，这里归我管，我说了算。”又一次，他听我说在北京曾找到《民主与法制》的记者，他很同情我们。他激动训斥我说：“现在报纸、电视上只有日期是真的，尽是假新闻。政府就算是流氓，《民主与法制》的记者又能怎样，小心你的儿子！”

这下子真捅了我一刀。我儿子从他爸死后，不能好好上学，十多年，他虽然长成了一个小伙子，我真害怕他为我和他爸的事上访、上诉，他们一直追查我儿子的下落，要我儿子同他们见面，甚至用安排工作为诱饵，但没有真正的文字把柄，我决不能让儿子出面，他们的手段太狠毒了。他这不露出了真面目么——“小心你的儿子！”

我把儿子不断地转移，躲藏，怕落到他们手里。他爸屈死了，他妈关进了疯人院，他们不会同情我孤儿寡母的，他们是什么事也干得出来的。

在社会舆论和许多上访人员的声援下，2007年4月20日我“出院”了，出院前，他们要我承诺两件事：第一，不要再上访，如果坚持上访就再关进来；第二，不要向外边提187天（指在江岸党校关押32天和安康医院155天）。

“出院”之后，我仍然处在严密的监控之中，我家门栋前装有摄像头，门栋前有两个人“值班”。我的手机也被监听，我不得不反复更换。这逼得我有家不能归，四处漂泊，我孤儿寡母，也只能秘密团聚。我不仅经济上危困，每月靠三四百元退休金过日子。我现在既不能为亡夫喊冤，也不能为孤儿谋生，我自己也成为“无行为能力”的精神偏执症患者，这顶帽子压得我做不成人。这就是我为我的亡夫为我家的生存权利呼喊十多年的结果。

只有上访，才给我一线希望。出院后，我上下四处奔走呼号：“还我人身自由！摘我精神病的帽子！”我到公安厅、政法委、法院、检查院、人大，要求对我进行精神病鉴定，凭什么把我关进疯人院187天？

上访回条一张又一张，从市里、省里、北京，又是冷暖寒暑地迢迢奔走，两年了，又像足球场上的皮球，被踢来踢去。从知命之年，一直到六十花甲，头已花白，眼已昏花，面已憔悴，心也麻木，我仍然往前走啊，走！

我真想自己的晚年能安定下来，像陀思妥耶夫那样，写一本《白夜》，泪花伴着烛泪，讲述这似水年华；我也想像鲁迅写《狂人日记》那样，写《疯人日记》，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道有人疯了。

• 丑牛 记述整理
• 转自：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