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我的《日志》第一号的时候，我曾预告过读者，我在《日志》中也将考察那些不仅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而且全世界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兴趣的问题和现象。这类问题中，毫无疑问包括有法国社会主义者爱尔威的那篇尖刻而又有些古怪的著名声明中所提出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La vie socialiste》杂志编辑部就这个问题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要求各国社会主义者写出他们对这个题目的想法。我也接到了这样的邀请。我的回答就包括在下述致该杂志编辑部的信件中。
亲爱的同志们！
现在我才有些空来答复你们的问题。这实在太晚了。但是晚些总还比不答复好。你们的问题是这样：
“（1）对于《共产党宣言》中说到工人没有祖国的那个地方，您有什么想法？
（2）鉴于军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原因和结果，国际主义责成社会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什么样的宣传形式？
（3）社会主义者在国际交往上（关税税则、国际工人立法等）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4）在发生战争时，社会主义者的义务是什么？”
我现在就依次从头谈起。
有些人认为，你们所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几行文字，与其说表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关系的真正看法，不如说表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困苦境遇的愤慨。例如，饶勒斯在同爱尔威的论争中就把这几段文字称为是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辞，他说这种义愤之辞在某种程度上——请注意，同志们，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起草共产党宣言时的情况来解释，当时经济危机达到了顶点，而工人被剥夺了起码的人权。伯恩施坦的观点也差不多。用他的话说，我们所注意的这个“论点”可以这样来“证实”：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这篇著名的《宣言》时，“工人到处被剥夺了投票权，即被剥夺了参加行政机关的任何权利”！
我不能同意饶勒斯，也不能同意伯恩施坦。
如果他们对了的话，那么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有了它在1848年革命运动前夕所缺少的大部分政治权利，甚至俄国无产阶级也指日可望获得公民权利的时候，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界限应该缩小，而爱国主义的界限应该扩大。但是这就无异于说：国际主义应该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胜利而退却。我看，事情刚好相反，国际主义越来越深入无产者的心坎，现在他对无产者的影响比《共产党宣言》出现的时代更加强烈了。我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点”所需要的不是证实，而是正确的解释
写“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是为了回答那些责备共产党人要“废除祖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因此很明显，《宣言》的作者所说的“祖国”，是从完全确定的意义上，即从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赋予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宣言》声明，这样的祖国，工人是没有的。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在今天，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享有了一定的、比较广泛、比较可靠的政治权利时，这仍然是正确的；将来，不管工人阶级获得的政治成果如何巨大，这也仍然是正确的。
同志们，实际上我希望你们没有忘记 ，饶勒斯在爱利萨一蒙马尔特大厅中如何描绘了在那个幸福的未来，即共产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时的爱国主义。那时候，“祖国”只是作为“各民族”所固有的独特的精神特点的体现者而存在。“正像各具特点、各具其独特性的个体不会融化在社会主义组织中、而以最和谐的形式保持和巩固自己独特的本性一样，被称为祖国的历史个体也完全是这样：英吉利祖国、德意志祖国、法兰西祖国、意大利祖国、俄罗斯祖国、中华祖国（当黄种人摆脱白种人的压榨性的监护时）……所有这些祖国，连同其历史所造成的道德个性，语言，文学，生活观点，回忆，特殊形式的希望，特殊气质的欲望、灵魂、天才，——所有这些个体，将构成明天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人类”。这个长句子从逻辑观点来看并不是毫无毛病的：个体是生物学的范畴；民族是历史的范畴。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能相比较的。但这是顺便说说的。至于我认为主要的东西是，饶勒斯给我们描述的未来的“祖国”，完全不像攻击共产党人的资产阶级政论家所指的和马克思恩格斯反驳这些政论家时所说的祖国。饶勒斯描述中的未来的许许多多和形形色色的“祖国”，无非就是民族而已。假如《共产党宣言》的作者说，工人不属于任何民族，那么这就不是什么“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辞”，而简直是最大的荒谬了。但是他们说的不是民族，而是祖国，不仅如此，而且不是像饶勒斯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的幸福王国中将要存在的祖国，而是目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压榨统治下存在的祖国。而这个祖国，如我所说，具有一些特点，使得它不怎么像饶勒斯娓娓动听的描述的未来的“祖国”。这是些什么特点呢？饶勒斯本人也指出来了。
用他的话说，在“彻底的完全的社会革命”（la révolution sociale complète et definitive）之后，“作为不信任、排外、互相压迫的力量”的祖国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说，目前，在资本主义王国中，“祖国”不仅是各个民族的精神特点的表现，而且也——首先——是民族排外性、民族间互不信任和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的表现。有觉悟的无产者对于这样的资产阶级祖国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呢？
《共产党宣言》说，无产者没有这样的祖国。难道他的作者说的不对吗？
他们的回答不仅不是“悲观主义的义愤之辞”；不仅无需“证实”，而且应该作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国际政策的基础。
大家知道，马克思说过，德国无产阶级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饶勒斯喊道：“不，康德及其自治，费希特及其绝对意识的骄傲，只能在这样的革命的无产者革命中体现：这个阶级要解放一切意志，把自然界仅仅置于意识的道德准则的支配之下，并给永恒的辩证法开辟人类无止境革命的新远景”。
我不知道，把自然界仅仅置于道德准则的支配之下是什么意思，恐怕革命无产阶级永远解决不了这个伤脑筋的任务；虽然如此，我还准备给饶勒斯同志的演说鼓掌。但是我不了解，他的演说的这个娓娓动听的地方在什么意义上能够动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没有祖国的思想？
饶勒斯接着说：“这就是对那些人的回答，他们向工人阶级说，它可以不去管与祖国有关的事，不去管整个民族传统”。这话又令我惊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向工人说，他们“可以不去管与祖国有关的事”。但是，管这些“事”并不就是爱国者。政权，阶级专政，毫无疑问是与“祖国”有着很密切关系的事，而《宣言》的作者总是向无产阶级指出夺取它的必要性。饶勒斯认为否定祖国这个观念就等于漠视人们的文化成果，这是毫无根据的。正是文化的成就使人们理解到这个观念的狭隘。
饶勒斯责备爱尔威在诡辩。在这里，爱尔威有权把这个责备奉还给他，并且说，他的理由很像那些硬说消灭资本就等于消灭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诡辩术。资本是一回事，而生产资料完全是另一回事。同样的，某一民族的文化成果、文明是一回事，而“祖国”是另一回事。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条件是绝大部分居民没有生产资料。与此相像，爱自己祖国的必要的心理条件，是饶勒斯本人称之为排外心理的对别人祖国权力的不尊重。如果革命的无产阶级真的应该“解放一切意志”，那么仅仅由于这一点，它就应该升高到祖国的观念之上了。
饶勒斯指出法国复辟时期的著名政论家阿尔芒.卡莱尔，这个人在法国发动对西班牙的非正义战争时敢于反对自己的国家。不愿意充当屠杀争取自由的邻国人民的刽子手，转而加入了波兰“起义者”的队伍。我认为这些事迹是英勇的，是给法兰西人和俄罗斯人增光的。但是从爱国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事迹是最可耻的罪行：叛国行为。
尽管饶勒斯能言善辩，他的“论点”所以能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接受，也不过因为他没有把以下这两个观点区分开来：他把现在是什么样子的祖国同在他看来应该是和将来是什么样子的祖国混淆起来了。用这种方法，不管什么东西都完全可以证明。但是这种混淆概念的做法，却丝毫无助于说明问题。
我再说一次，祖国是历史的范畴，见其实质来说是暂时性的范畴。正如种族的观念被祖国（起初限于城市公社的范围内，后来扩大到现在的民族范围）的观念所代替一样，祖国的观念也应该让位于更加广泛得多的观念——人类。保证这一点的，就是爱国主义思想所由以形成和变化的那种力量本身：经济发展的力量。
祖国的观念，在涉及一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相对立的）的一切事情上，用团结一致的密切联系，把该国的人们结合在一起。屠格涅夫的一本小说中的主人公保加利亚人英萨罗夫说道：“在保加利亚，最贫苦的庄稼汉，最卑微的穷人和我——我们都怀着同样的愿望，大家都抱有同一个目的”，即争取保加利亚独立的目的。当然，这样的目的是理应得到力求解放一切意志的阶级的完全同情的。但是，应该记得，土耳其的爱国者们也是同样忘掉了一切阶级差别，齐心协力地争取达到相反的目的：维持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统治。1897年克里特岛上起义时，在日内瓦出版《Osmanlis》○1杂志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写道，根据征服法，克里特岛属于土耳其。这是纯粹的、而非诡辩的爱国主义的结论。
但是这种纯粹的爱国主义只在两种条件下才有可能。第一是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展开，第二是两个或几个“祖国”的被压迫阶级的地位没有重大而明显的相似之处。有些地方，阶级斗争具有尖锐的、革命的性质，动摇了以往世世代代因袭的陈旧观念，除此之外，被压迫阶级比较容易相信，它的利益与别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很相似，而与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对立，——在这种地方，祖国的观念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自己原来的魅力。古希腊就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那里下等阶级的公民感到自己同别国下等阶级公民比自己城邦的上等阶级更加团结一致。伯罗奔尼撒之战这个席卷了当时希腊世界的大部分的、民主派和贵族派之间的战争，可以作为明显的证据。在近代，我们从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某些国际冲突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东西，虽然规模比较小。对于这些现象，每一个想要认真了解爱国主义观念的历史意义的人都必须加以注意。但是，不管这些现象多麽重要，在同我们当代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所看到的东西相比之下，它们却是微不足道的。
资本主义，按其本性来说，必定会力求超出一切“祖国”的范围，而深入到卷进国际交易的每一个国家；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因素，它动摇和瓦解着曾经由它引起的祖国观念（现代意义上的）。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尽管因地方不同而有许许多多、而且往往是很重要的差别，但就其实质来说，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一样的。因此，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觉悟了的无产者，都感到自己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比同本国的资本家要亲近得多。而既然按现代世界经济的条件来说，结束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国际性的，所以觉悟了的工人的心目中，祖国（把社会所有阶级都联合在一个团结一致的、充满“排外性”的整体之中的祖国）的观念，必然要让位给一个无限广泛的观念——革命人类即“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一致。现代工人运动的巨流愈宽阔，爱国主义心理在国际主义心理面前就退得愈远。
在希腊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动摇城市公社的爱国主义的时候，雅典公民把斯巴达公民看作是异邦人，他们可以这样或那样地——例如通过贸易或临时政治同盟——剥削斯巴达公民，至于后者的利益则是不足关切和珍视的。站在现代爱国主义的观点上的现代雅典人，则把拉栖第梦看作自己祖国的一部分，而对于祖国的利益，在祖国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他是始终都真爱的。这就是说，现代希腊的爱国者已经完全没有城市公社的爱国主义所固有的那种“排外性”。但是这绝不是说，他们敌视或者（哪怕是）漠视自己本城的“事”。不，他们的爱国主义同对自己本城的“事”的最热心最勤奋的服务是完全相容的。这种爱国主义所不容许的，只是这个城市对祖国的其他部分的剥削。对于这样的人来说，salus patriae——suprema lex○2。同样，现代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同为祖国利益所做的最热心最勤奋的工作也是完全相容的；但是，在祖国利益同革命人类即同现代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也就是同进步的利益发生矛盾的地方，它同维护祖国的决心是完全不相容的。这个运动的利益，是不愿意背叛自己观点的现代社会主义者在估计一切国际关系（不管是涉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或是关系到一般贸易政策特别是其中的“殖民主义”）时所应该具有的最高观点。对于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来说，salus revolutiae——suprema lex○3。
我很了解，这些话只是一般的公式，其中不包含对每个特殊情况的现成答案。但是，马克思说的好，我们的理论绝不是使我们逃避仔细研究各种个别社会现象的必要性的 passé-partout○4。现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革命的代数学，它能够给我们提供的只是代数公式。为了在实践中遵循这些公式，我们就应当善于用一定的算术数值来代替公式中的代数符号，为此就必须注意每个特殊情况的一切特殊条件。只有这样来运用这种公式，他们才会保持自己的生动的、辩证的性质，而不只变成僵死的形而上学的教条……
例如，关于社会主义者必须反对任何战争的意见，就具有僵死的教条的性质。我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写过，这样绝对化的论断是毫无根据的；他肯定的说，马拉松之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益的一次事件。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者只能同情防御性战争的意见，也是同样教条式的。这样的意见只有从保守的suun cuique○5观点看来才是正确的，而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彻底坚持自己的观点，同情一切可以消除社会革命道路上任何重大障碍的战争——不管是防御性战争也好，进攻性战阵也好，都是一样。
可是，毫无疑问，现在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许多方面严重的危机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一阶级的觉悟了的成员，都是最坚决最可靠地和平拥护者○6。
对于相互交战的国家的无产者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同样也不能做出一成不变的回答。大家知道，这个问题早在1893年的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上就出现了。多美拉纽文葛斯当时就提出了爱尔威现在所做的那个建议：他断言，对宣战的回答应该是反战罢工。作为战争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当时我坚决的反对了这个建议，当时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大力支持我，对充斥那次代表大会会场的各色各样半无政府主义分子和半资产阶级分子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我现在还以为，反战罢工的思想是很不妥当的思想。试想在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其中一个国家里有这一个影响颇大的政党，而在另一个——很落后的——国家里，工人运动几乎还没开始。如果社会主义者号召无产者进行反战罢工，而无产者对他们的号召有没有置若罔闻的话，结果会怎样呢？这事不难预料的。先进的国家就会战败。落后的国家就会取得胜利！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是否会有利呢？不，很有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反战罢工也是有害的。
但是爱尔威可能认为，反战罢工只有在工人运动都相当发展的两个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才是适宜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反战罢工不会有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种缺点；但是这里又会有另外一种反对意见。
爱尔威本人承认，反战罢工只有作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才是有意义的。这是对的。但是要知道，革命无产阶级始终（甚至不论有无战争）都应该力求革命。为什么它（打一个比方说）此刻没有革命呢？显然，这是因为他还没有足以进行革命的力量。既然情况是这样的，那么争论的问世就是比归结为另一个问题，即宣战是否给与无产阶级已进行革命所必须的力量？对于后一个问题，自然不能用适合于一切国家和适用于任何时候的刻板公式来回答。仅此一点，反战罢工就不可能被国际无产阶级接受作为完灵的战略药方。当然，国际无产阶级是绝不会给自己开这样的药方的。
如果某一国家的有组织的工人政党在这个国家宣战时发现社会革命的时候到了，那么它在各种用来达到自己伟大目标的手段中，也可以采取反战罢工一途。但是那时候，关于这种罢工的论点应该根据当时当地的一切条件加以全面的讨论。如果事先就采取这样的决定，那至少是冒险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1891年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至今仍然保有他的全部深刻意义。必须承认，反对军国主义的最好手段，不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可能的——或假定可能的——行动，而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成就的全部总和。我们的反军国主义的斗争根本不可能安排在某一个别行动的时刻。这是个完整的过程。
对于你们提出劳工立法问题，我想可以很简单的回答一下。我们国际社会主义者，谁也不会怀疑这种立法应该是国际的。只有在说到落后国家要求较低的无产者在出卖劳动力时同先进国家要求较高的无产者竞争的时候，才可能有怀疑。我们的某些同志由于这一点产生了禁止性立法的思想。我认为这种思想是与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矛盾的。根据我的坚定的信念，我们应该采取另一种方法来克服上述竞争。先进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应该力求在来自落后国家的竞争者的心中唤起阶级意识，把他们组织起来共同向资本进行斗争，而不是应该用边防警队来防御他们。
同志们，以上就是我对你们提出的问题所能做的答复。请原谅我过久的打扰了你们。
你们忠实的 格·普列汉诺夫
注释：
○1《土耳其人》——译者
○2{祖国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
○3{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准则}
○4{万能钥匙}
○5{利己的}
○6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祖国的殖民措施也已经给了国际无产阶级提供了足够的资料来对他加以坚决的谴责。关于这一点，只要回忆一下最近几次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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