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周来
距保罗逝世已有数月过去了。今天在GOOGLE栏中填入“保罗.斯威齐逝世”进行搜索，结果，除了当初我匆忙间为纪念保罗而让学生挂在“中国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网”上几篇他晚年文字外，中文世界对这样一个伟大人物的离去仍然未置一词。于是，我就想到必须写点什么东西。
其实，在资本主义时代，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保罗·斯威齐已经早就死过一次。就在保罗逝世不久，在哈佛大学，一位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曾怀着十分痛惜的口吻对保罗的学生说：“纪念保罗·斯威齐？他曾经是一个提出过‘拐折的需求曲线’的如日中天的青年经济学家。但可惜他死得太早了。”这位主流经济学家并不是说活了94岁的保罗真得死得太早。他的意思是，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保罗死得太早了，因为他过早地转向了在他那个世界作为异端或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这就已经宣告了作为一位被他那个世界认可的经济学家的死亡。此前，保罗曾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高材生，也是一位曾经对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理论及产业组织理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保罗在主流经济学界被一致看好。他关于处于垄断地位厂商面临“拐折的需求曲线”的理论至今仍然见于几乎所有的权威主流经济学教材，而这一理论实际上是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他因此而成为哈佛年轻学子们的榜样。许多人相信，出身于豪门大户的他，只要在主流世界中厮混下去，前途一定无量，甚至有可能早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然而，保罗出乎意料地转向了：从一个主流经济学家转向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在1930年代的美国学界是一个轰动事件。也被认为是一个謎。在美国，有许多人试图揭开这个謎。最后，比较公认的说法是，1930年代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大危机导致了保罗的转向。在大危机中间，保罗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一方面是产品过剩，而另一方面是广大下层人民对于大量的过剩产品几乎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食品被倾倒入垃圾场，而另一方面是寒冷的冬夜街头常有饿毙的流浪者。这让保罗百思不得其解。至少从感性上看，他对这种制度的“独裁性”一面有了初步的认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限于在精英阶层中分享，而广大的劳动者却穷苦无告。真正的民主被他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法宝。为此，他与一些进步学生出版了小册子《美国民主计划》（A Program for American Democracy.）这部小册子实质上是一个凯恩斯主义的拯救危机方案。但却是保罗离开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标志，也是保罗行将背叛主流经济学界甚至他所在的那个阶级的一个标志。也正因此，美国著名的主流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至今仍然以保罗的例子来向他的学生们说明1930年代的大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并要求对这个制度进行反思。
但对保罗的转向进行反思最深刻的当数保罗的同学、朋友及老师的约瑟夫;熊彼特（Schumpeter）。作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主流经济学家之一，熊彼特的声望几乎与凯恩斯齐名。而且他也是主流经济学家中难得的最富包容性的一位。他与保罗的关系十分特殊，早年是哈佛同窗，后来成为在意识形态上分歧很大但在学术上却始终相互提携的一对好朋友。实际上，保罗尽管被美国主流经济学界所抛弃但却被主流经济学界所尊重，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熊彼特的影响。在其巨著《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多次引用保罗的成果，使得保罗在这套巨著中的成果被引用率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高居前十名到十五名以内。而且要知道此时保罗在1950 年代后的几本巨著还没有问世（熊彼特逝世于1950年）。作为“仅次于哈耶克之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维护者（罗伯特•波林语），熊彼特对保罗一直怀有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他十分钦佩保罗的才华与思想，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站在他的角度为保罗最终走向了资本主义最坚定的反对者而惋惜。于是，他对保罗转向的反思比旁人更深刻一些。这最直接体现在熊彼特的另一部巨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
有必要再说一下熊彼特本人的政治态度。保罗在论述熊彼特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时曾经富有洞见地指出，熊彼特和马克思有一共同之点，那就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一重大的共同点上，熊彼特很可能于无形中受到过马克思的影响。但毕竟由于世界观和立场不同，因而用伊丽莎白•熊彼特的话来说，就引向极不相同的结果：它使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而使熊彼特成为资本主义的热心辩护人。”
但就是这么一位资本主义热心辩护人，从保罗的转向，绝望地看出他所为之辩护的制度最终还是将走向灭亡。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著中，熊一上来就提出了如此尖锐的问题：“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他的回答不容怀疑：“不能”。熊接着问：“社会主义能成功吗？”他的回答十分肯定：“我想一定能成功 ”。而究其原因，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培养了人们思想自由、富有批评的精神，这种精神又不可避免地使人们最终会掉转枪口对着有着致命缺陷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社会主义尽管可能存在体制笨重与官僚化的弊病，但只要它比资本主义更加强调平等主义，它就一定能成功。熊彼特特别指出，当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光彩照人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粗俗与不公正越来越不满时，他们不仅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埋葬者，还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上层设计与运作者。熊彼特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是想到了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中的保罗，一个才华横溢的主流经济学家，竟然就在他的眼皮底下，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熊彼特不能不相信马克思当年的预言：资产阶级的确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或者按柏林的话讲：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最终都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者。
当然，尽管熊彼特从保罗的转向中看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他对于保罗的学术思想逻辑仍然没有予以足够的了解。在当下的主流经济学界，他们尽管都认可保罗年青时提出的“拐折的需求曲线”理论，但对于保罗为什么从当初研究垄断性厂商行为转向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更深的研究。似乎青年保罗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是两个保罗。但实际上，青年保罗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之间在学术思想上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我们不妨简单地看看青年保罗关于“拐折的需求曲线”理论的基本内容。我们知道，在只有几家厂商的垄断寡头市场上，即使当生产成本有一定量的改变时，产品价格一般保持不变。这就是说，在寡头垄断市场上，一旦价格决定之后，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于这种现象，许多人都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保罗在1939年提出的“拐折需求曲线模型”最具解释力，因而在当时也最受到追捧。保罗认为，垄断寡头市场上价格刚性是因为：（1）当某一寡头厂商提高价格时，它的竞争为了增加自己的销售量并不随之提高价格，此时，提价寡头厂商的销售量会因此大幅度下降，需求富有弹性，其需求曲线比较平坦；（2）如果这一寡头厂商降低价格，其竞争对手也会被迫跟随降价，降价寡头厂商的销售量并不因此扩大，其需求缺乏弹性，需求曲线比较陡峭。正因此，垄断寡头面临的是“拐折的需求曲线”。既然提价会导致销售量大幅度下降，而降价却无法提高多少销售量，寡头厂商的最佳策略当然是维持现有价格不变了。
就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仍然津津乐道于保罗富有解释力的假说时，还在进行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却使保罗开始转向另外一个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后来经由一位保罗的挚友兼学生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整理，得以十分清晰地展现于我们面前。保罗思考的另外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相对性过剩，与垄断寡头的产品定价有没有关系？沿着这条理由，保罗接着思考，既然垄断产品定价可以不顾生产成本，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其实可以彻底不理会生产成本而单纯从操作价格中获得利润呢？既然如此，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剩余价值由工人创造”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后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不是不再发生作用？保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集中在他的几本巨著《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垄断资本》以及在他创办的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上发展的若干文章中。保罗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利润的来源主要是利用其垄断地位，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不再适用，而必须由“剩余上升趋势规律”代替（这里，剩余被定义为生产工人的工资和全部增加价值之间的差额）。而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关键矛盾，也就是不断增长的巨大剩余和相应的剩余如何被利用与吸收问题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巨型公司利用其垄断地位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而另一方面，这大量的剩余如何被充分利用与吸收却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得以维持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在保罗看来，资本主义可以使用或浪费一些剩余，用于个人挥霍。但这与不断增长的剩余的规模相比简直微不足道。因此，问题仍然是如何吸收全部实际和潜在可得的剩余。一般来说，答案在于寻找新的投资，但扩张的资本遇到收入分配带来的消费极限问题：占人口相对份额越来越少的资本家阶级如何挥霍相对于巨大剩余来说也不过九牛一毛，而劳动人民却没有购买力消费，最终谁来购买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初中期，资本主义解决剩余吸收与利用的问题一般采取三种方法：即向外围国家扩张、金融投机以及军事凯恩斯主义。可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旦形成，资本主义总有用光可以扩张的地球空间的一天，此时，资本主义就将走向灭亡。以上分析足可表明，青年保罗思考的问题正是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所思考的问题的入口。而西方主流学界讨论的所谓青年保罗与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保罗之间的距离，其实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么大。
还是沿着这条理路，晚年保罗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考推向了更深的层面，但同时也陷入了一种相对更为悲观的心态。保罗逝世后，我曾特地在他晚年的文字中找出我认为较有代表性的三篇，让学生置于“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纪念专栏。这三篇文章分别是“再谈（或少谈）全球化”（1987）“在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93）以及“《共产党宣言》在当代”（1998）。
在“再谈（或少谈）全球化”一文中，保罗认为，资本主义为解决巨大剩余利用或吸收而进行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扩张已近结束，资本主义再扩张已经没有多少余地。于是，在西方主流学界一片“历史终结”的叫嚣声中，保罗却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可能到了它真正走向灭亡的时候。
1990年代初期，中国的发展动向受到保罗的关注，这种关注首先就体现在他对作为这个“地域性共产主义大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所留下的真正遗产的独特的看法上。保罗认为，历史上所有的革命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发展成为反革命，即革命者一旦夺取政权后，就成为既得利益者而趋向保守。而且这种保守很容易导致旧的权力结构的再生，即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将重新使社会分裂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久而久之，一个开始时富有活力的、相对开放的革命后的社会变成一个跟它大不相同的东西，在某些方面甚而至于完全相反”。保罗眼中的中国革命并没有摆脱这个“历史铁律”：“就像所有的革命一样，中国的革命在持续了一段时期之后，正在恶化之中。”而毛泽东正是看到了这个新生国家的管理阶层有转向作为新的统治者的危险性，“他们成了新的官老爷，又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所以坚持以“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路解决这一问题。但“那些因革命而取得职权的人相对来说是有特权的集团，而且趋向于认为所需要的是巩固权力而不是进一步的革命。而且有足够的力量来进行架空毛的权力。”“但毛拒绝一声不响地被排斥出局。替而代之，他发动了文化革命，特别对准了‘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不是通过政治上的阴谋诡计来进行这场斗争，而是通过唤起群众并且鼓励他们去‘形成文化革命小组，委员会，和代表大会，’这些形式将接受‘类似于巴黎公社那种总选制度’的约束，并且将变成‘文化革命的权力机关。’” 这就是保罗对毛以及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独特理解。保罗不无激动地说：“我们对文革的失败不表异议。由大家所接受的标准来看，这一点是明显的。而我们却相信，在60年代──一个世界范围的革命骚动时期──的特有条件下，文化革命的发动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即使失败了，它却提出了各种问题和视野，它们必然会在将来的岁月里变得越来越重要。”“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革命史上的新生事物，这对世界上的官方共产党来说无疑是最可诅咒的了。毛自己非常了解文化革命有失败的可能。后来他几次提及，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可能需要不止一两次，也许要更多次的文化革命。 ”保罗更是预言，“在中国或在其它地方将会有更多的文化革命么？当然不是最近。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是一统天下。但是我们确信资本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为完全破坏性的力量，而且完全不能满足无论是人类或是它的自然栖息之地的长期继续生存的需要。如果这样，那末革命的新浪潮就不可避免，而且只要发生革命，伴随而来的将是对文化革命的需求。只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真实的历史形象才会被充份地认识到。”足以让保罗欣慰的是，在中国，以《切•格瓦拉》戏剧创作者以及追随者为代表的那些被指称为所谓“新左派”的学者，对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对“革命”的认识与再反思，已经非常接近于保罗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在当代”是保罗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周年而写的。这是我见到过的保罗最后一次最简洁也最清晰的表达（尽管后来他仍有一些文字），但也是我见过的他最悲观的文字。保罗认为，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瘟疫”不仅没有在资本主义体系内得到解决，反而变成了全球性问题；但保罗似乎不太相信无产阶级革命能诞生一个全新的制度。他引述马克思的话认为，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实际上有两种，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所说的“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保罗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对“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阐述不多，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在当今世界，如果我们环顾一下我们周围——而且把资本主义正在毁灭或者破坏可持续发展的自然基础的程度考虑进去——我们就必须明确重申，‘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是不久将来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保罗为什么认为革命的后果可能是同归于尽，他没有细说，但还是可以顺他一贯的思想理路解释：当资本主义扩张已无可能，而剩余吸收问题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可能回过头来“反噬其身”：消费主义走向更加登峰造极阶段；在人类内部不断制造战争武器以及制造战争。最终的结果自然是人类与地球的共同毁灭。针对这种可怕的图景。保罗在文章的最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努力实现什么？”他认为最紧迫的任务是，“我们应当努力使世界各民族牢记有关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它并不像资产阶级思想家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历史的终结’，但是它的继续存在确实可能导致历史的终结。”保罗认为，《共产党宣言》给我们提供的最大希望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保罗显然是将揭露资本主义将导致人类灭亡的可能性的希望寄托到了那些与他一样将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身上。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已经相当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的解决方案。即使如此，保罗也认为前景很悲观。所以他说得很犹疑：“如果我们还想要有未来的话”，这大概是我们可以做的事。
但这能怪保罗吗？在他的晚年，他看到了整个世界戏剧性的转向，而这个转向正好与1940年代他参与其中的转向颠倒。包括中国，在1990年代末他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得以完成的一部分；他还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最疯狂也最无耻的阶段，而这种体制还制造出可怕的意识形态陷阱：让生活在其中的民众与知识者认为这就是世界本来的面目，这也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保罗已经走了。在他的纪念仪式上，西方不少左翼学者总结了他的知识贡献，包括劳联——产联（AFL-CIO）在内的工团负责人也总结了他对于他所在的社会变得更加民主与和谐的社会贡献。而他的亲人与学生还提到了保罗一些生活琐事。比如，保罗在学校中总是穿着非常随便，一般就两件宽大的短袖衬衣轮着穿；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教授们总是西装革履大不相同；保罗一般不会参加富豪们的各种沙龙与聚会，这也与我们时代大教授们总乐于充当资本家阶层的点缀也不相同；但保罗却愿意与学生与穷人呆在一起，并一直是工团运动的最热心支持者，这更与我们时代的大教授们总是以被邀请于“企业家论坛”或西山的豪庭大宅去谈什么“维护企业家权益”为荣更不可同日而语。当我读到这些关于保罗的琐事，我就想到，这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
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并不注定是贫苦、潦倒、委琐、刻薄，相反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甚至比某些主流大教授们更有魅力。新古典综合派的集大成者、美国第一个经济学诺奖得主萨缪尔森，曾在《新闻周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当天使巡游人间》（”When Gods Strode The Earth.”）的文字，回忆保罗与熊彼特之间在哈佛的一场争论。在那篇文章中，保罗被称为“天使”：“因为他如此智慧、富有、英俊而且马克思主义”。保罗的学生还曾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1980年代中期，在一个小型讨论会上，保罗的学生正与一位年轻的女教授聊得起劲，这时保罗出场了。女教授竟然呆呆地看着保罗足有数分钟，然后转向保罗的学生喃喃说道：“看斯威齐，他是如此漂亮！”而实际上此时保罗已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是的。正如罗伯特·波林（Robert Pollin）所言，保罗·斯威齐，他是我们时代富有魅力的伟大的男人（He was an Amazingly Great Man in Our Time）!
谨以此文纪念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1910.4.10-2004.2.27)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