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边家村扯淡的人

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四十四卷386页

如果我们愿意遵循阿尔都塞的教诲，应该理解，那些主流经济学“看到却没有看到”的关节点就是它的症候。尝试修复主流经济学家的有空缺、空白的表述，就可以发现他们“视而不见”的机制，也由此可以接近意识形态维护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真正奥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许多命题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生产过程统治关系的分析。

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核心内容是揭示资本如何通过在企业中支配和统治劳动而剥削劳动。企业是一个科层结构，这个等级体系的最下层是工人，处于最高领导者地位的是“人格化”了的资本，即资本家。这就是资本统治劳动的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庸俗本质就在于完全抹杀了存在于现实中的生产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企业不过是一种得到优化利用的生产函数，企业内的生产过程不过是从可行的技术中选择出的投入产出关系罢了。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假定，企业所使用的劳动和资本都是从要素市场上购入的，也就是完全平等的，所以萨缪尔森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资本与劳动“谁雇佣谁没有任何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的假设，使其理论体系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囧境。

正是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实际的“问题式”不满，资产阶级新制度经济学才着力编制了关于企业的理论。深受古典经济学影响的杨小凯等人，还试图重新回到斯密-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企图以此建立统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一方面不得不回到马克思那些被新古典主义有意无意遮蔽的出发点上去。科斯通过引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多布的著作中对社会分工和手工工场分工的区分，阐发了企业内协调和市场协调的区别。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也明显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流通费用”概念完全吻合。科斯的企业理论甚至不止一次被鼓吹计划经济的人士当作逻辑前提。80年代后，在斯蒂格利茨等相对进步的经济学家推动下兴起了“效率工资”假说。“效率工资”假说终于承认了马克思的两个个基本论点：企业购买的是工人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失业工人构成的产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企业有效运行的条件。

但另一方面，死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始终无法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管理者同时指挥他人的劳动和资本。后来的“剩余索取权”假说和“剩余控制权”假说都强调企业管理者的最高权力地位，而否认他对资本所有者的从属性。他们为了让经济学更有阐释力必须不断回到马克思开始的地方，但作为资本主义辩护士的天职让他们又必须论证与马克思完全相反的命题。

但是，就如伽利略所感叹的，“地球仍然在转动”。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家统治劳动者，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铁的事实。无论资产阶级辩护士巧舌如簧，却无法（此处缺一个动词）这个幽灵如影随形的骚扰。之所以“资本雇佣劳动”成为一个难题，那是因为主流经济学对资本性质做了错误的解释。庞巴维克到萨缪尔森，都把资本说成是“中间性的资本货物”，“一种本身就是由经济过程产出的耐用投入品”，也就是理解成生产中所使用的物质投入。在模型化的微观分析中，甚至假定不存在货币。

直到1989年，埃斯瓦瑞和科特威的模型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出借人面临着借入者可能在偿还他的借款上违约所造成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这种风险足以驱动资本所有者去自己从事生产和入股企业，直接监督资本的使用，而不是将自己的资本贷给全债务筹资的企业，或者放弃对企业管理的最终决定权。他们的模型相对于前人，更加符合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史。埃斯瓦瑞和科特威的模型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资本家会成为管理者，还可以解释融资租赁等金融创新产生的根本原因。最近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产融结合、出资人与管理者融合的潮流兴起，改变了冷战时代的资本治理格局。这个模型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

之所以埃斯瓦瑞和科特威能够取得这个成就，是因为他们采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定义。在马克思那里，资本是不断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态中循环的。而资本在每一个循环的环节中，都有可能出现贬值甚至完全损失的风险。资本使用者借入的货币资本，本身未必带来利润，必须化为生产资本。生产资本能否保值增值，取决于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组合，也取决于商品资本的价值实现。

但是埃斯瓦瑞和科特威的模型是有严重缺陷的。他们讨论的影响预期资金回报率的唯一因素是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努力，仅仅强调企业经营者的经营努力对企业经营回报的概率分布的作用。而且他们忽略了雇佣职业经理的可能性。他们对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也是有所认识的，所以他们自认为讨论的是产业革命发生以前的情况。连他们引用的《资本论》名言，也是出自马克思讨论早期协作的章节。

西方企业理论引介到中国以后，中国持不同立场的学者也开始讨论资本雇佣劳动的问题。一开始理论界的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管理型企业的可行性上。

经济自由主义者张曙光认为，管理者分享利润，就代表委托权的重新分配，也就是劳动雇佣资本，而非资本雇佣劳动。但这个论点的逻辑，自相矛盾，有玩弄诡辩为私企戴红帽子之嫌，而且更无法证明委托权的重新分配可以成为市场经济进程中的常态。

卢周来杨瑞龙2005年的论文、张晓山苑鹏的2009年的专著等等，都花了大量篇幅对现有的理论进行综述。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他们力图寻找劳动者管理型企业（包括合作社）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理论根据。但是，倘若没有能够回答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必然成为主流，劳动者管理型企业的讨论其实并未破题。

左大培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值得重视的左翼经济学家。他不仅仅熟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而且有着敏锐的经济学实感。笔者至今记忆犹新，他讲解自己如何从师弟樊纲换外汇上当受骗的经历中获得启发，提出了在《混乱的经济学》中展开论述的“事前防范”理论。多年来反对国企私有化的论战，不断加深了他对企业理论的思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大培这部著作立意不仅远远高于国内大多数研究者，而且在埃斯瓦瑞和科特威模型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突破。在这部耗时七年心血写成的厚书中，牢牢紧扣“为什么资本家统治企业”这个主题，左大培大大发展了早年在《混乱的经济学》《不许再卖》中的很多思想。

左大培证明了，资金所有者之所以通常不会借钱给全债务筹资企业，是因为全债务筹资的企业可能采取风险过大的经营方针，而这个方针可能引起总回报率过低，而引起债务筹资型企业破产率过高。全债务筹资企业最高领导者获取个人收入的方式，通常都不是最有利于出资人的方式。除了医生、会计师和律师等一些特殊行业之外，全债务筹资企业都是罕见的例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穆德·尤努斯的小额贷款项目之所以能持续，首先是由于它向每一个筹资企业发放的贷款都相当少。

劳动者管理型企业也有巨大的困难。尽管证据表明，劳动者管理企业生产率比资本主义企业中还要高，但是劳动者对企业政策具有分歧的偏好，更容易接受投资方的购买，所以合作社往往不能长久，而且控制权成本可能更高。劳动者本人的财产有限，而且必须规避风险而要将其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多样化，都导致在市场上，劳动管理型企业缺乏资金来源。

出资人通常会把资金投入至少在法律上企业的出资人是最高领导者的企业。即使实际经营管理企业的董事长或者职业经理人没有向企业投入自己的资金，由于企业最高经营者在法律上是出资人的雇员，企业的治理结构和经营者的激励方针都是根据出资人利益设计的，也就避免了全债务筹资型企业的各种问题。所以，即使在那些企业管理者没有像本企业投入资金的企业里，通常实行的也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统治秩序。

左大培的这些结论，除了揭露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固有矛盾之外，恐怕也打破了很多左翼改良主义的幻想。如果小额贷款项目的持续，必须以出借资金的保持微小数额为前提，那么除了对极贫困人群或许有帮助之外，对于社会的重塑几乎于事无补；如果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雇佣劳动的传统企业具有规避若干风险的优势，那么合作社运动（包括柄谷行人推动的新合作运动）作为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方案的可行性也就值得怀疑了。但是，熟悉经典著作的人会发现，这些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与蒲鲁东杜林等人的论战中，其实早已有过提及。

在劳动价值论等若干问题上，左大培与传统政治经济学渐行渐远。但是在资本雇佣劳动这个核心命题上，他却用严谨的经济分析重新回到了马克思。

（《解释资本雇佣劳动:突破企业理论的前沿》，左大培 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