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美刊《科学与社会》2010年7月号刊登了保罗·考克夏特和戴夫·扎卡里亚题为《信用恐慌：起源与对策》的文章。作者通过回顾20世纪资本主义的演变史，认为新自由主义向食利者利益的倾斜导致经济中非生产性部门和人员越来越膨胀是金融兴盛也是其危机的根源。而当今金融系统发挥了封建社会封建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作用，通过它社会的积蓄越来越多地分配给银行家、空军战机和士兵，而使社会贫困化。世界人口红利正在消失也是资本主义这种靠利润驱动的生产方式难以继续维系的重要原因。作者提出了废除不公正的债务、取消剥削和投资社会化等应对战略。文章内容如下。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模式不时地被严重的危机所打断，从而导致政治经济体制的重组。当前危机爆发的根本因素是实体经济的失衡，而这是由金融部门前所未有的增长所造成的。而且发达国家将不可能回归到资本积累的扩张时代。
每次结构性危机都为大大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提供了机会。然而，这需要发动社会主义运动，而且这种运动要具有提出和实施进步政策的组织能力和制定纲领的能力。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这种能力。而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不可能制定一个连贯的工人阶级政治纲领。
一、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一）价值和货币。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劳动是经济价值的基础。劳动是一种普遍而稀缺的资源。当货物和服务作为商品而生产时，其市场价格与其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密切相关。
国家把货币当作人们普遍接受的解决税收义务的一种手段，而货币则随之变成了可用于交换的一般等价物。①当买家用货币与商品交换时，卖方把货币作为解决其他债务的一种手段而接受了它。
因此，货币不是财富，而是财富的要求权，来自于法律制度和国家。它赋予指挥劳动的权力。
（二）盈利能力和稳态率。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单位是生产企业，而生产企业是由利润驱动的。每个企业所作的决定都具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后果；因此盈利能力（即投资的回报率）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变量。
在任何时刻都有许多企业获得不同的利润率。R=P/K，其中P是利润的年流量，K是以建筑物、机器和设备等形式投资的资本存量。投资的平均利润率基本上受制于相对于资本存量的以劳动价值计算的劳动力规模。事实上，平均利润率趋于一个动态的稳态率：
R*=（l+p+d）/i（1）②
其中，l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p是生产力的增长速度，d是资本存量的折旧率，i是总投资与利润净额的比率。
稳态率随着劳动力和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随着投资率的增长而减少。这里要强调的是，R*独立于工资份额。此外，由于l受到人口增长的限制，因此长期的人口因素影响着盈利能力的变化。
（三）贸易顺差和贸易逆差。如果一个地区或国家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按实值计算它就损失了，因为它卖掉一部分剩余产品，换来的是货币，即信用。但是，代理商积累的这些信用可用于购买债务国的资产，从而增加其在国外指挥劳动的权力。
反过来，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的地区或国家占用了其他国家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而提供较少的回报。然而，其累积的债务增加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年度账户流动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公司的净储蓄+家庭的净储蓄+财政盈余=贸易顺差
因此，当处于贸易逆差状态时，公司、家庭和政府都成为净借方。当然，“家庭”包括拥有不同收入、储蓄倾向和债务水平的不同阶级。
（四）生产性部门和非生产性部门。一个经济体系可划分为两个部门：一是“生产性”部门或基本部门，其产品直接或间接地由劳动人民和其家属消费；二是“非生产性”或非基本部门，包括其余的经济活动。非生产性部门的存在依靠生产部门剩余产品的支持。非生产性部门的扩大减少了可用来再投资于生产部门的剩余产品，从而影响长期的资本积累。
（五）金融部门运作的真正机制。工业资本主义中出现了一种经济代理人——食利者，他们的收入不是来自工业资产，而是来自利息和股息。其经济活动今天可用“金融业”一词涵盖，是一个重要的非生产性部门。
银行的辩护士说斯密的这种分类具有误导性，判断银行是否具有生产性的真正标准应从其资产负债表中寻找。他们说，斯密把生产性等同于物质生产的做法是一种古老的加尔文主义偏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将会指出，关键问题不在于银行是否生产物质，而在于它们是否生产剩余价值。银行生产剩余价值吗？例如，因交换支票或支付给其他账户而收费的业务被描绘成提供了银行服务。然而，当你看一下英国的银行部门，你会发现这些收费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不足以支付银行的工资单。对于一般市民来说，这是银行的主要用途，但这不是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它们的主要收入来自财务合约的利润。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始通过交易更加复杂和抽象的财务合约来获取它们的一部分收入。
（六）现代贷款的非生产性。假设最初有一个股东拥有100％股份的上市公司。如果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收购了这个公司，以前作为红利的大部分收入现在被转入利息中。显然这样的变化并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利息支付只是利润收入可以采用的另一种形式。
假设一家公司正在扩张、并通过银行信用来为这种扩张融资，那么银行就扮演了间接生产性的作用。存款的净增长与没有花费的收入相对应；如果银行把这些钱交给生产性投资者，那么这将使这部分国民收入物化在新的设备中。
但是现在生产性贷款只是纽约和伦敦等大金融中心的很小一部分业务。参看图1：非金融企业是净贷款人，并非银行的净借方。这个系统中的净贷款和净借款必须平衡，因此银行把来自工业和国外的利润主要转移到两个净借贷部门：国家和私人家庭。一些国家开支将是生产性的——如用于新公路、学校和卫生保健等方面的开支；但大多数国家开支用于经常性开支或非生产性项目，如战机和潜水艇。借给私营部门的钱将在很大程度上用于非生产性的消费信贷。
总体而言，金融体系在为非生产性活动提供资金。
（七）合同买卖的非生产性。金融系统在买卖种类繁多的其他合同，如股票、债券和期货合约等。这种合同的交易似乎是一个零和游戏，一个人的损失将是另一个人的收益，反之亦然。但是在牛市中现在已不是这样了。如果金融资产的一般价格在几年内上升了，那么从票据的角度来看多数交易商能在表面上显得他们获得了货币利润。
什么创造了长期的牛市呢？参看图2。在国家能够平衡预算的理想状态中，国家将不依赖外国借款，金融系统能够将储蓄从家庭手中转移到产业中。但在现实中，工业的利润率太低，为了给工业投资融资而发行的新股票的数量不足以吸收储蓄。由于工业界现在不再是一个投资者，而成为一个净储蓄者，因此这种不平衡变得更加严重（图1）。新股票发行的短缺导致现有股票价格被哄抬，从而吸收了资金。
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金融资产价格的上升本身不能吸收净储蓄。如果A企业用新来的资金购买B企业的股票，那么A企业可以平衡其账目：它的新存款现在与新资产相匹配。但是现在B企业有了这些钱，它会怎么做呢？它将极力购买其他股票，在此过程中把所有股票的价格都哄抬起来了。这些钱留在金融体系内。这种通胀进程将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除非有一些发挥平衡作用的流出。在这里银行的奖金和利润发挥了作用。由于资产价格全面升值，金融公司获得交易利润，它们把这些利润作为股息和奖金分配给其交易者。
在牛市中，金融体系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超过工业和国家当前需求的任何多余存款都被变成利润和奖金。储蓄被转化为银行界目前的消费收入。
银行在情况较好的日子里发放了这么多的红利和奖金，因此逐渐陷入资本不足的状况。当危机到来时，它们便破产了，纳税人不得不接管其债务。
金融系统现在发挥了封建贵族和神职人员的作用。他们把国家的剩余产品消耗在铺张浪费中。然而他们出卖的不是承诺更好来世的教皇赎罪券，而是出售现代的期票，据称这种期票可以保证购买者获得愉快的退休生活。这些承诺几乎与路德所抗议的那种承诺一样恶劣。今天的积蓄都用在银行家的奖金、空军战机和士兵工资上。事实上，退休人员的实际消费必须由同时代年轻人的劳动所提供。巨大而昂贵的非生产性金融系统消费了今天的储蓄，却无法用魔法变出新的劳动来抚养未来的退休人员。
二、20世纪资本主义的轨迹
（一）“二战”前的概况。在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英国发生了盈利能力的危机，随后在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大萧条。其结果是政治经济制度的重组：竞争日益激烈的资本主义利益驱使新兴工业国英国、美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之间相互争夺。被征服或支配的领土不仅成为廉价原料的供应者，而且是食利者的剩余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的重要市场。
与此同时，工业化通过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的雇佣劳动者而带来了急剧的社会变化。19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也引起劳工骚动的抬头，并促使在西欧和北美产业工人阶级中诞生了现代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群众组织。
在危机后统治阶级享受了美好时代，然而毫无限制的食利者利益和帝国主义导致了一场世界战争，消耗了极大的人力成本，并伴随有大量的赔款；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另一次大萧条，在此之后自由议会制崩溃，并以更大的世界战争而告终。
（二）从战后的繁荣到70年代中期的危机。大萧条和战争灾难导致政治经济制度在1945年后发生了另一次重组：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殖民地一个接一个地瓦解了。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从英国转移到美国，美国在冷战中建立了一个拥有军事基地和附庸国的非正式帝国。
在发达国家中，工人阶级能够增强自己的实力，赢得了一些进步的改革。在西欧，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上台执政。他们进行了国有化，使资本流动受到了限制，把实际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以促进工业投资。总之，力量的平衡从食利者利益一方转向工业资本和劳工这一方。“二战”结束后对劳工的大量需求和低失业率也加强了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议价能力。此外，工人集中在工业中，其罢工将对企业和整个经济体系造成重大的破坏，从而加强了他们在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这为大幅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创造了基本条件。只要盈利能力和增长能够得以维持、资本统治完好无损，这些在政治上都是可以接受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在由政府不同程度地主导工业发展的条件下，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高增长率和低失业率，但它们无法阻止盈利能力的下降，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尤其明显。
从稳态率R%中可以预测到这一点。快速积累意味着高投资率i，这减少了R%，除非生产力的增长速度p和劳工的增长速度l足以抵销它。在这一时期前者已经很高了，而后者遇到了人口的限制，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储备在枯竭。其结果是平均利润率下降，使更大一部分资本在支付利息和股息后破产。见图3、4和5。
盈利能力下降的轨迹导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了另一次全球危机，这再次导致了重组。然而，劳工运动在总体上不能用一个适当的政治纲领来应对危机。它在资本主义扩张阶段获得的大量成果加强了改良主义的物质基础，支持了国家政策的现有框架。相反，食利者利益能够重新表现自己的权威。
（三）从新自由主义时代直至目前的危机。1979年初美国实际利率急剧上升，增加了世界各国的债务负担，减少了企业保留的一小部分利润。资本积累放缓，产出、就业和生产率的增长也随之放缓。由于投资率上升，在此之前的R*的下降趋势被扼止，甚至发生了逆转，尽管说这个过程产生了社会成本，更大一部分的剩余产品被非生产性地消耗了。
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里根政府首先实行反动的政策，使发达国家的力量平衡从劳工和工业资本一方转向食利者利益这一方。他们发现低回报的制造业是可以牺牲的，重要的是通过失业来打破工人的议价能力，并大幅度增加食利者的收入份额，而他们在这一方面获得了成功。在1965年至1974年期间美国的失业率为4.6％，但是在1975—1984年期间美国的失业率已上升至7.7％。在同一时期，西欧的失业率从1.8％上升到6.1％。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食利者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也从低于5％的水平上升到8％至20%之间。
对资本流动的限制被取消了，东亚、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现在向投资人开放，从而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后备军，并在全球恢复了盈利能力。巴西和韩国等国出现了产业工人阶级，而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逐步转变为服务业无产阶级或面临失业。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的崛起伴随着各国收入渠道的增加和金融动荡。
非生产性开支日益增长的这种轨迹导致世界经济出现了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而世界经济中心美国的生产基地在世纪之交缺乏足够的投资水平，无法满足其受金融部门本身驱动而日益提高的消费水平，这种情况由于占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昂贵成本而加剧，其结果是产生了巨大的年度贸易赤字，同时家庭和政府债务持续积累。
上文曾指出，金融业现在不是把个人储蓄者的资金转移到生产性工业投资中，而是与此正好相反。工业和商业公司现在是银行的净存款人，而银行将这些资金贷出以资助个人消费或非生产性国家开支。这种情况与各种票据资产的投机性升值相联系。从买卖这种升值票据中得到的假想利润随后被分给银行的管理人员、交易商和股东，破坏了银行的资本基础。当债务负担最终变得无法承受时，纽约和伦敦的主要银行实际上已破产了。
金融部门的失败表明，只有受到某种真实东西指数增长的支持，实际资本价值才可能实现指数增长。这种真实东西的指数增长最终只能归结为劳动的指数增长，因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
三、资本积累率在21世纪受到的限制
在21世纪，资本积累率的外部限制是环境因素，同时它也将面临由人口因素所引起的内部经济限制和政治限制，这种人口因素是资本主义所造成而无法逆转的：一旦资本主义企业可以雇佣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储备，劳动力的增长有助于提高平均盈利能力。在扣除利息和分红之后由公司保留的利润被投资于固定资本，其目的是提高生产力。在资本积累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对劳工的需求将增加得更快。但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不可能长久地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健康和卫生条件得到改善以及经济产业化，人口规模将趋于稳定；这提高了儿童存活率，也提高了养育子女的净成本。
劳动力储备迟早会耗竭：各部门对劳工的需求开始超过劳工的供应；实际工资上升，工人的谈判地位得以提高，并引起政治方面的变化。现在亚洲工业化国家正在大规模地酝酿这个过程，产业工人阶级的规模不断地扩大。
当人口稳定后，实际资本已不可能实现指数增长。这意味着一个很高的投资率，从而降低了R*，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p只有达到较高水平才能予以抵消。要么资本积累速度变慢，要么平均利润率下降，直至相当一部分资金不能够支付利息和股息，从而导致破产、资本破坏和重组。在这两种情况下，食利者阶层所支配企业的资本积累率都达到了极限。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巨大动力源。现在投资成为用最新的设备取代旧资本存量的问题，而劳动价值并没有净增长。社会剩余产品越来越多地用于非生产性消耗，因而对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贡献越来越小。
因此，耗尽劳动力储备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推动资本输出，以便在其他国家获得更加有利可图的投资。英国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已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可能成为亚洲资本输出的主要目的地，其最初阶段是在生产原材料的领域。这可能导致帝国主义间的对抗死灰复燃。
随着全球劳动力储备开始耗尽，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将面临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
在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劳动力的增长目前受到人口增长下降的制约。南亚和东亚之间仍然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对策
（一）废除债务。危机的第一个迹象是北岩银行被抛售，它曾经通过以超过楼价100%的价格提供按揭而快速增长。由于来自其数以百万计的小存户的资金不够用，它逐渐依赖于向其他银行或大型工业企业借款。
银行存款部分准备制一直依靠拥有大量储蓄户的银行。这减弱了提款的波动。大量存户的法则不再适用于北岩银行，因为它依赖于少数大的贷款人。因此，少数贷款人提款就可以使其破产。
现有的存款保证计划保证3万英镑以下的所有存款。3万英镑相当于约18个月的平均工资。然而政府并不依靠现有的存款保证计划，而是把北岩银行国有化，而且不管存款数量有多大，都将获得保证。国家不是坐视银行破产，而是帮助它们摆脱困境。政府因其行动防止了一连串的崩溃而表示宽慰，但是其代价是公共债务在和平时期空前地增长起来。
有没有其他有效的政策呢？答案是有一个替代性的政策。将要破产的银行可以任其破产。英国的存款保证计划是十分慷慨的；其他地方也采用了与此类似的政策。只有极少数存款者持有超过3万英镑的现金。因此，大多数人不会失去一切。大多数客户都只有少量的现金；少数非常富有的存款人拥有数以百万计的存款。对他们来说，存款担保实际上已一文不值。
上万亿美元的公共救助是为了保护这些少数超级富有存款人的债权。如果超过保证金额的存款消失的话，阶级制度将会受到威胁。因为金钱就是“指挥别人劳动的权力”。他们账户中的数百万美元发挥着封建贵族的特许证的作用。像巴菲特和盖茨之类的现代大公现在是写在银行的硬盘中，而不是在羊皮纸上，但他们仍然掌握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和劳动。
如果所有银行都关闭了，那么人们将不可能用信用卡和支票来购物了。但是替代政策不是坐视银行破产，而是宣布一个欢庆日。它将宣布，除了少量保证的存款之外，在“零点日”（Day Zero）之前发生的所有债务都在法律上无效了。那些为了偿还抵押贷款和信用卡债务而累死累活的人将得到解放。纳税人将摆脱国家债务的沉重负担，而令人惊讶的是，银行将具有超级的偿债能力。相对于它们的现金储备来说，其债务将萎缩。工业将仍为私有。但是，自古以来取消债务都是一个激进的措施，它对于金钱贵族的打击与法国革命对土地贵族的打击是相同的。
俄国人在1917年实行了取消债务的举措；不久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通货膨胀实现了类似的效果。今天，英国和美国政府转向了德国在1920年的道路：通过印刷钞票来支付当前的或过去的战争。取消债务是一个“最低纲领”的要求。它有利于促使政治观点偏向于反对食利者利益这个主要敌人而使多数人受益。通货膨胀打击了所有存款人，而以上所说的取消债务主要打击的是大的存款人。
（二）取消剥削。要铭记马克思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谆谆教导。铭刻在国际工人协会旗帜上的不应是“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而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指的是什么呢？如何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所谓的雇佣劳动制度无疑是指把劳动力价值支付给工人，而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属于其雇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根源。但是怎样才能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呢？如果你看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答案。方法在于用劳动券制度来代替货币，使人民能够每工作一小时就得到一小时的劳动券。他们将能用一小时的劳动券获得需要一小时生产的货物。“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然而如何把它与取消债务的对策联系起来呢？在取消债务后，下一步是按照劳动时间来确定欧元等货币的价值。央行将每月都公布劳动与欧元等货币的目前等价。经济学家把此称作MELT（即劳动时间的货币等价）。央行将奉行稳定MELT的货币政策。同时将通过立法，保证公司雇员拥有其劳动时间所创造全部价值的合法权利。工会将能够对任何继续进行剥削的企业提起民事诉讼，以强制执行这种权利。
（三）投资的社会化。由于债务被取消，企业没有需要支付的利息，因而在这些条件下将具有偿债能力。但它们将停止支付股息，而股票也将丧失价值。这将影响私人养老金。但是，取消国债使国家有能力大幅提高国家养老金。相对富裕的退休者仍然会吃亏，但多数养老金领取者将获益。
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剥削将被消除，但以租金或利息为形式的剥削并没有被消除。消除这种形式的剥削需要另外的立法。必须修订反对高利贷的旧法律，并予以推行，以消除有息借贷。通过实行“完全按土地价值征税”的政策使土地出租完全为公众目的服务，这是一个旧的激进自由主义的要求。根据这项计划，市、县或社区当局将有权对一个地点的租值收取100％的税收。
上文曾指出，金融制度最初的进步目的已逐步萎缩。然而，任何工业社会都需要类似的东西。想使资本积累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任何企图都将遇到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仍然需要将资源从夕阳产业转移到朝阳产业中。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本质上是在稳态运行。我们并不需要相对于活劳动而言的死劳动的净积累。如果大大缩小的国有金融制度能够调动各行业的折旧账户，就足够了。来自夕阳产业的折旧资金将转移到朝阳产业中。不过，鉴于需要将劳动力从衰退中的金融服务业重新部署到环保的新生产形式中，这种折旧基金有可能并不充足，因此国家可能必须用所得税来直接资助一些新兴产业。
这种新经济秩序不再以剥削为基础，其动力不再是那种导致环境和人口都不可持续的资本积累的指数增长。
注释
① 这种观点对于那些货币理论背景来自马克思、李嘉图、门格尔或史密斯的读者们来说可能比较陌生，马克思、李嘉图、门格尔和史密斯都认为货币是以金属的内在价值为基础的。与他们不同的是，本文作者比较赞同国家货币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参见凯恩斯等人的著作（Keynes，1936；1940；Innes，1913；Knapp，1973；Wray，2004；Forstater，2003；Cockshott et al.，2009）。
② 关于公式（1）的由来和深入的讨论，参见科特瑞尔等人的著作（Cottrell and Cockshott，2006；Zachariah，2009）。
③ 在撰写本文时，高盛公司宣布正在向其上个季度的交易者支付高达40亿美元的奖金，平均每人约50万美元。
④ 另一方面，以出口为主导的东亚和中东国家愿意保持与美国的贸易顺差。
- 来源： 《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期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戴夫·扎卡里亚著
- 翻译：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南阳师范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