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是恩格斯表述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恩格斯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中说：“在（欧洲）大陆《资本论》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荷兰、比利时、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无论什么地方，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当作是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愿望的最适切的表述。”（《资本论》第一卷第36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文字略有改动，因参考了其他版本。）
我开始学《资本论》，那是1950年初的事。中国人民大学开学典礼后，开了三门马列主义大课（当时没有大教室，几百人坐马扎在操场听课）：哲学，由艾思奇讲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宋涛讲授《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由何干之讲授中国革命史。我于1957年人大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切身体会到我们的计划工作，就是要运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来处理一些实际问题。学然后知不足。经常带着工作中的问题翻阅《资本论》，最早翻的是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以后翻的是1963、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的译本。再不懂，就到图书馆去查俄文版、英文版《资本论》，迄今在我的书上还留下一些痕迹。有的还向《反杜林论》的译者老经济学家吴亮平请教，请他到北京图书馆查找德文、意大利文本《资本论》，帮我搞清楚问题。但应当承认，《资本论》虽然通读过，有的重点篇章也反复阅读过，但不能说我对《资本论》都读懂了。因此本文大题大作，写作起来仍感到有些问题怕说不准说不透，且抛砖引玉，请读者指正。
一、落后的亚洲和先进的欧洲
列宁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那是就二十世纪初期革命运动的形势而言。当时中国的民主运动汹涌澎湃，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努力追求光明和自由。而欧洲却站在反动势力一边，在经济上借款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支持中国的反动军阀、卖国贼、野心家袁世凯。所以，列宁作了如此辛辣的对比。
现在本文与列宁相反的这个提法：“落后的亚洲和先进的欧洲”，也如列宁当年在他的文章开头说的，“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我是就欧洲《资本论》热，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重新回到了欧洲大众的记忆中；而亚洲主要是中国，则情况恰好相反，就此两相对照而言，因之提法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下面先看看欧洲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再看亚洲主要是中国，看他的落后性表现在哪里。
由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危机，引发目前欧洲的《资本论》热，首先表现在此书的销量激增，读者广泛。英国《泰晤士报》说，金融危机使西方人突然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了。在德国，随着损失惨重的商界人士努力寻找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使德文版《资本论》开始热销。迄今尚未从媒体上见到销量的全面统计数字。据报导，在欧洲售卖马克思著作最火的，要数地处欧洲金融中心的德国法兰克福的“卡尔·马克思书店”。这家书店与柏林、汉堡几家出版社联合在去年头十个月共卖出1000套《资本论》，是1990年的100倍。最近他们重新编辑了100多分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虽然售价超过300欧元，但订数直线上升。这家书店虽小，却是全世界有关马克思书籍最多的书店之一。这里既有大部头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有《马克思传》、《马克思家信》等几千种马克思书籍。还有录成CD的《马克思选集》。书店老板说，现在“马克思又成为时尚了”，“比30年前的马克思热还猛”。现在最受欢迎的是《资本论》第一卷，销量比上年多5倍以上。《资本论》成为去年圣诞节的最佳礼品。书店里也有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如《毛泽东选集》，《中国社会主义》。在原东德地区，去年头十个月销售了《资本论》1500本，是前年销量的3倍。英国媒体看到《资本论》的巨大销量，开玩笑说，如果马克思还在世的话，《资本论》的巨额版税收入会让他轻松进入福布斯富豪榜。
《资本论》读者广泛，最多的是年轻学者。有大学生说，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告诉他们新自由主义的幸福诺言并没有兑现，现在需要从《资本论》求解。购买和阅读《资本论》的，还包括许多政要和企业家。如被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的德国财长施泰因布吕克，带着30位企业总裁来马克思书店买《资本论》。法兰克福作为欧洲金融中心有20万银行高管和经理，他们中不少人也到书店来买马克思著作。一些银行家和公司经理开始仔细阅读《资本论》了，他们试图从中弄懂自己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有一个名叫诺曼的银行家买了9本书，他说实话，他们以前总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甚至是“洪水猛兽”，但这次金融危机让他也崇拜起马克思来了。阅读《资本论》的还有法国总统萨科齐，他对记者说：“在通常情况下，大家都承认马克思理论的相当一部分是不错的。”英国坎特伯里大主教也给予马克思以正面评价，撰文指出：“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连罗马教皇也对主张无神论的马克思说了些好话，赞扬马克思有“绝佳的分析技巧。”
其次，金融危机引起的《资本论》热，在欧洲人的心中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意识形态危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进而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向何处去？”在大洋彼岸的火光逐渐暗淡后，欧洲上空回荡着这样的问题。现在，“马克思又回来了。”包括马克思的形象和思想都回来了。去年10月，一座宽14米，高3米，重达33吨的巨型马克思塑像，原来被西德右翼指责为“体现东德的国家宣传主义”而流离失所，现在重新回到了莱比锡大学的校园。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去年10月下旬，在头版破天荒地整版刊出红底色的马克思头像，醒目的标题是“资本主义破产了吗？” 马克思家乡特里尔的观光客近来也急剧增加。
在法国，去年巴黎世界汽车展的场地外，人们高举“资本主义已到尽头”的标语游行。在德国，联邦总理府门前为数不多的柏林市民，打着这样的抗议每天至少有四起。在英国，伦敦一个被裁员的银行职员举着“同资本主义比起来，地狱并不算什么”的标语牌游行。她存在冰岛银行的钱取不出来，到就业中心找工作也一再失望而归。她说在大学是学金融的，现在不相信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和英格兰银行（英国中央银行）决策者们说的市场会在两三年内好转的鬼话。这是一场几辈人都难以碰到的金融风暴，我的生活就因为这个所谓最完美的、能够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主义给葬送了。
一向认为“马克思已经过时了”的德国《图片报》，在“马克思真的说对了”的标题下，大批特批资本家的贪婪。英、法等欧洲国家的学者明确表示，人们在重新追忆马克思，认为只有他才对资本主义社会有透彻的看法。英国学者对媒体说，学术界也在研究“资本主义是否走到了尽头”的问题。法国一家电视台组织一个系列专题，题目是“世界资本主义面对责难”，提出“世界资本主义是不是走到了头”的问题。法国政界、学术界一些知名人士参加了讨论，认为资本主义开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数。去年德国一次民意调查，52%的原东德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合适的”。当年科尔总理许诺的“欣欣向荣的图景”并没有实现，多数地区面临的是人口减少和高失业率的惨淡局面。原东德43%的人表示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也不愿选择资本主义。目前德国大学本科的课程中，没有马克思《资本论》的位置，不来梅大学的教授说，不排除马克思的学说将来完全有可能成为大学的正规课程。据称，有电影导演计划将《资本论》拍成电影。
4月2日，G20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伦敦举行。据路透社报导，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都有数万人游行，喊着“捣毁银行”，“吊死银行家”的口号，打着“Capitalism isn’t working”,“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资本主义不作用了”，“另一个世界能够做到”)的标语。这实际上是造资本主义制度的反！
对比欧洲的《资本论》热，马克思回归，我们亚洲主要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情况如何呢？
中国本来就是先进的，因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我们一直坚持这个传统。早在延安时代，党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这些标志着它的先进性。长征以后党中央定居延安，环境比较安定，毛主席号召全党学马列，学历史，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提高革命的本领。他自己博览群书，博古通今，也带头读《资本论》。当时在延安被国民党封锁的条件下有一部《资本论》，是很不容易的。有书大家读，后来毛主席把他那部《资本论》赠送给陕北公学了，现保存在中国人民大学（陕北公学是其前身）图书馆。毛主席在延安写作的《矛盾论》里，还引用过列宁关于《资本论》的叙述和研究方法的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的是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的、最普通的、最常见的、最平常的、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在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之中（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之中）暴露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牙）。往后的叙述又向我们表明了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各个部分总和的自始至终的发展（增长与运动两者）。”正因为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大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使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全国解放后，马列主义更得到了大普及。中共中央成立了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大量翻译他们的全集、选集、专著和文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广为传播，《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也陆续出版。在干部中，中央几次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几本、几十本马列著作，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内。在各高等院校也大多开设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份的课程，我在本文开头讲的中国人民大学是最早的一个范例。当时的学术空气很浓，书报杂志有的专门讨论马列主义理论问题，有的用理论分析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有的批判过去和现实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群众中，解放初普遍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解放社收集的苏联学者写的通俗读物编辑而成），从“猴子变人”讲起，介绍了人类五种社会经济型态，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简介了《资本论》的主要观点。此书是《干部必读》的课本之一，结合当时究竟是劳动群众还是地主资本家“谁养活谁”的讨论，对普及马列主义基本知识，提高大家的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建国以后的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是先进的，出版的马列主义书籍最多，学习马列主义的人数也最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觉悟也空前提高。这样，使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毛主席逝世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推行的政治思想路线变了，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了巨变。对内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在大洋彼岸喊话：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取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要是非公有制（即实行私有化）。这实际上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彻底改变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我们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转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应我们官方的邀请，来华大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如赵紫阳总理亲自接待了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此人鼓吹“私有化的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国内那些西化派、自由化分子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沆瀣一气。在官方的纵容和支持下，经过几度非毛化、非马列化的恶浪之后，用学者的话说，“马列主义被边缘化”；用通俗话说，马列主义靠边站，资本主义思想、西方经济学窃据了主体地位。于是假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横行无忌，他们的的著作充斥书刊媒体。而坚持马列主义的学者则被剥夺了话语权，即使写出了文章书稿，也无处发表，真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在当前金融危机条件下，欧洲兴起《资本论》热，“马克思又回来了”；而在中国，马克思却靠边站了，《资本论》无人问津。这不是先进与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吗？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涛老教授，针对那位公开讲不要读《资本论》等马列主义大本本的领导人，敢冒风险，公开骂街。他虽然年过九秩高龄，仍在写文章，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并用来分析国内外的现实经济问题。但这在当前的形势下，不过是“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吧了。
我撰写《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时，在“一五”计划一章论述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时，引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话。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在审查时，竟然批评是“抱着一百多年前的话不放”，似乎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不是表明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去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使欧洲人叫苦不迭，把资本主义比作地狱；而我国的《人民日报》却刊登文章，宣扬“市场经济的历史功绩”， 为资本主义评功摆好。我们的中央电视台请华尔街的高管宣讲，说金融市场很快就会好转；而欧洲被裁减的受过金融专业教育的银行职员，针对类似的言论说，才不要相信那些鬼话！我们的大学已多年取消了马列主义、《资本论》课程。德国的大学目前本科课程也没有马克思《资本论》的位置，但经过这场金融危机，许多大学里的本科生在自发地研读《资本论》第一卷。
在英国，十年前马克思被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五年前又被评为“最伟大哲学家”。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主要是在英国完成的。在金融危机的今天，在资本主义历史最悠久的英国，在资本主义发展充分的欧洲，这位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却获得精神和思想上的极高认可。上个月，我们的温家宝总理出访欧洲四国，数次提到亚当·斯密。在英国，对《金融时报》记者既讲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看不见的手”，又讲了他的《道德情操论》中的“道德之手”。而对在英国名垂青史的马克思和他的正在发“热”的巨著《资本论》，则只字不提，这不是偶然的。去年他对中外记者就公开说过，“祖宗不足法”嘛！英国首相布朗面对这位饱学之士的客人，笑了笑说：“温总理比亚当·斯密还了不起！”不知道我们国内的读者和群众看了这些话以后，会作何感想？
二、《资本论》拆穿了金融危机的根源。
我们的主流媒体一个劲儿地宣传华尔街的观点，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于金融资本家太贪婪，对他们监管不严。显然，这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现在欧洲国家的人们都在阅读《资本论》，想从中找出金融危机的根源。
所谓金融，就是货币资金的融通。我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货币流通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从商品生产讲到商品交换。第一章商品，马克思说这里“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万事开头难，必须使用抽象分析的方法才好理解。本章头一句话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的社会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商品具有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这是由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的。商品的实现，要经过交换（买卖），即马克思说的“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商品的所有者才能获得价值，商品的购买者才能获得使用价值。最初的交换形式是物物交换，一物换一物，是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国是文明古国，《易经》记载了原始社会末期这种简单的物物交换现象：“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辞 下》）
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生，游牧部落从原始部落中分离出来，参加交换的有一系列商品。这就是扩大的价值形式。此时，牲畜或者食盐，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发展了，市场扩大了，这就要求固定一种商品作为一般等价物，于是产生了货币的价值形式。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就具有五种职能：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3、贮藏手段，4、支付手段，5、世界货币。《资本论》总结前人的经验，强调指出，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资本论》第一卷第165页）
以上分析表明，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的基础，货币流通是由商品流通引起的。货币流通有它自身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有关章节里，一再论及货币流通的规律，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商品价格总额是每种商品的数量同价格的乘积。以上这些话，马克思用公式表示如下：
“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
“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资本论》第一卷第139页》）
货币流通的这个规律，不是马克思个人的发明，是他概括前人思想的结果，包括威廉·配弟的论述，和亚当·斯密偶尔说出的正确看法。这个规律是货币流通最基本的规律，适用于任何一种商品经济，所以马克思说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43年，即1910年，欧文·费雪创立了“货币数量论”，其计算公式是：
MV = PQ
也可表示为 M = PQ/V
式中M代表流通中的货币量，V代表货币流通速度，P代表物价水平，Q代表商品交换的数量。上式实际上是将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加以公式化。西方经济学将这个公式就时间加以对数微分，用文字表述，就可得出：
货币数量增长率 + 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 = 物价上涨率 + 商品供应增长率
经过移项，也可表述为：
货币数量增长率 = 商品供应增长率 + 物价上涨率 - 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
在经济走上轨道的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流通速度和物价上涨速度比较稳定，可视为常数。这样，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随着商品交换数量的增长而增长。
这样，就可进行具体计算，对一个国家安排货币流通的数量有重要意义。
下面且看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怎样违反货币流通规律的。美国的金融危机是从“次贷”危机引起的。为了挽救金融危机，实行“救市”，也是向流通领域投入大量美元，违背了货币流通的规律，因而是错误的。这样做只会火上加油，事与愿违。
所谓“次贷”，是美国住房贷款的一种形式。住房是一种价格不菲的商品，一个职工一般需要积攒二三十年才能买得起房子。银行的住房贷款按理只应贷给那些收入稳定可靠，信用等级高的客户，这在美国叫“优质贷款”。那些与此相反的客户，收入少，债务重，信用差，银行也给予贷款，叫“次级贷款”，简称“次贷”，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的一个术语。在房市火爆的时候，“次贷”曾达到１.３万亿美元的规模。当时许多金融机构为了追求繁荣的住房市场，争夺客户，纷纷降低次贷门槛，以致大量没有固定收入的人也贷款买房。众多银行并以金融创新的名义，开发了越来越多的住房抵押贷款相关的资产支持证券和金融衍生品。这些新花样品种繁多，据说连华尔街的高管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这样，在美国房产交易市场上，开发商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盖的住房越来越多。而购房者所需支付的货币靠银行贷款。银行的贷款是所谓资产支持证券和金融衍生品，实际上是没有实实在在的真正有购买力的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是买空卖空。在住房这宗商品的交易上，在卖方，对商品总额是大体可以估算出来的；在买方，对作为购买力的货币美元，特别是那些经过金融创新，几经包装，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品是无法估量的，是一些金融泡沫。因此，这种虚拟资本大大脱离实体资本，形成虚假的繁荣。所以，不能被这种虚假的繁荣所迷惑。
因为美元这种货币，在美国房产交易市场上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它同时在美国国内外市场上执行五种职能，特别是在世界市场上还执行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当今世界交通发达，经济全球化，国际上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规模巨大，国与国之间的结算一般都用美元结算。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无法知道使用美元的国家内部和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规模的变动情况，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和个人把美元当作贮藏手段的有多少。据统计，目前美元只有1/3在美国国内流通，2/3在世界各地流通。前面说过，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基础。美联储既然对世界商品流通规模的变动的掌握无能为力，于是美元就盲目发行。特别是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系废弃以后，美国的货币抛弃了金本位，美元贬值一泻千里。原来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现在需要近九百美元才能购买1盎司黄金。美联储为了需要，开动印钞机，以满足国内房产交易市场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和世界市场的需要。美联储在过去几十年，美国经济表面繁荣时是这样做的；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为了救市，美国前总统布什和新总统奥巴马也是这样做的。在向金融市场投入了几千亿美元之后，如石投大海，情况没有好转，可见其病情之深。而且如此投入，不但无益，还后患无穷，为以后的通货膨胀很可能是恶性通货膨胀积累能量。总之，美元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严重失衡，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已病入膏肓，要想很快治愈也就不那么容易的了。
三、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爆发的结果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已转化为经济危机，波及世界各国，变成类似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时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但是，首先我们中国，以后世界各国也一样，都只说是金融危机，而不说是经济危机。有人说这是诊错了病。我认为，实际上这是想把大事化小，以减轻问题的严重性，欺骗群众。中国如果承认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我们的资本主义改革学习的榜样并不那么好，我们的官方岂不是领错了路吗？那还了得，不歪曲事实真相，怎么行呢？
有人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是由于资本家太贪婪。可事实上，资本家哪有不贪婪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吸血鬼的本性决定，为了利润，就胆大妄为。马克思引用前人的话说：“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资本论》第一卷第829页）因此，资本家的贪婪解释不了自1825年以来周期性地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包括这次金融危机引发的由美国经济危机转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原因。
有人说，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爆发，是由于对华尔街金融资本家监管不严。这是似是而非的理由。前两年，美国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爆发出会计造假账的丑闻。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暴露出执行财务审计的安达信、毕马威等老牌会计事务所，居然是造假的帮手。华尔街的顶级投资银行，无论是著名的美林公司，还是花旗银行下面的所罗门美邦，都是滥用投资者的信用，虚报盈利造假，以谋取高管的巨额收入。这些事实表明，靠资本家监管资本家，是不行的。举个例子。包尔森是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分子，他所管理的对冲基金，因在次贷的相关金融衍生品市场上买空卖空而大发其财。据说其个人年收入2007年达37亿美元，2008年又达5亿美元。这样的投机分子不仅没有被监管受到法律的惩罚，反而得到法律的保护，并且还荣升美国的财政部长。靠政府监管，又会如何呢？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它也不可能认真监管资本家的。
刚下台不久的这个美国财政部长包尔森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储蓄太多。必须指出，中国储蓄增多和美国的超前消费，没有因果关系。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本世纪初只有20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以后才每年增加两千至五千亿美元。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迫使中国造成这种局面的。中国的外贸由于这些国家限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致使中国出现大量贸易顺差，从而使近几年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而美国大量（超前）消费，却是历来如此。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的个人储蓄率曾降低至零，1933年甚至降为-1.5%。现在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也极低，1999年只有2%左右，目前据说也已降至零。美国的这种情况完全是咎由自取。多年来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实行不断降息的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实行赤字财政政策，加上实行歧视的外贸政策，使个人消费激增和公共开支扩大，导致居民个人和政府储蓄率不断降低，贸易逆差大幅上升。因此，包尔森胡说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被国际舆论批评不负责任，极其荒谬。中国人积蓄的传统不但不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反而在危机考验面前更显得弥足珍贵。
美国这次金融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一方面，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拚命扩张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尽量压低工资，相对缩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需求。实际经济生活表明，《资本论》揭示的工人阶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的规律，目前在美国仍在起作用。这就构成商品的供应大于需求，出现生产过剩的矛盾。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02页）在简单商品生产的条件下，由于买卖脱节，这种供求矛盾就存在危机的可能性。到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随着交换规模增大，供求矛盾扩大化，危机就成了必然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分析了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如何按价值形式和实物形式补偿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货币不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使“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资本论》第二卷第558页）
应当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美国房产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房子盖得太多，超过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这种生产相对过剩，就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特征。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说：“剩余成为贫穷困苦的泉源。”一语道破了资本主义的矛盾，揭露了这种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如果没有这种剥削制度，把这些生产相对过剩的吃、穿、住、用消费品，直接分给居民，那他们的生活就会大为改善。列宁在《危机的教训》一文中说：“危机证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末，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多得无比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76页）
固定资产的周期性更新，为危机周期性提供了物质基础。当资本主义机器工业在国内生产占绝对优势，外贸超过内贸，世界市场逐渐全球化，多数国家实现工业化，“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是另是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资本论》第一卷第695页）
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谓周期，就是从上一次危机到下次危机之间的时期。周期一般要经历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当前这次经济危机，都是从金融危机开始的，由债券、股票这些虚拟经济，影响到实体经济。三十年代那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银行倒闭，股市爆跌，物价猛降。当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时，生产锐减，企业破产，失业增加。由生产影响到流通，国内外贸易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狄克逊·韦克特著《大萧条时代1929-1941》（秦传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一书，描绘了当时的概貌。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萧条期，道琼斯指数暴跌90%，全球失业人数达5000万人，经济倒退20-30年，工业生产下降37.2%。美国10万多家企业破产，6000家银行倒闭，失业率高达30%，物价猛跌33%，国际贸易缩减40%。在大灾难中数以千计的人跳楼自杀，同一天11名金融家这么干了。更多的人因萧条而失去生活的希望，包括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学者费雪，几天内他损失数百万美元，从此负债累累，在贫困潦倒中与世长辞。
另有统计资料表明，大萧条时代当时美国工业大体倒退了30年：如煤产量倒退28年，生铁产量倒退36年，钢产量倒退31年，出口额倒退35年，进口额倒退31年。英国煤产量倒退35年，生铁产量倒退76年，钢产量倒退23年，外贸额倒退36年。千百万贫困人口忍饥挨饿，同时大量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就地销毁，牛奶被倒进大海。
不但工农业产品被毁，而且设备和生产能力也被破坏。从1929-1933年，美国毁坏了92座高炉，英国毁坏了72座，德国毁坏了28座，法国毁坏了10座。在这几年，全世界共毁坏海轮650多万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危机常常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通过暴力的爆发暂时恢复已经破坏的平衡。”（《资本论》第三卷第278页）
在上个世纪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主义的苏联，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苏联在“一五”时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国民经济中消灭了资本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成了新社会的主人，生活普遍改善。斯大林在1933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建成了人类社会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管理社会生产力方面已无能为力，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最好的社会制度的神话破产。而社会主义的苏联，正像旭日东升，照亮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对当前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和经历的时间，西方的政要和学者，以及中国的主流学者，有不同看法。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说，“这次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这样认为。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威廉·恩达尔则说，“这次大萧条比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次更严重。”
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次大萧条，共历时12年。而现在这场危机尚未充分展开，或者说尚未见底，几个大国的实体经济刚下降百分之几，有的辩护士就说，明后年经济就会复苏，显然言之过早。有的中国经济学者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了，但反对者说金融海啸第二波尚未到来，怎么能说是复苏呢？
这次危机周期时间到底持续多长，也争论很大，乐观派鼓吹三两年就会过去。如前所述，欧洲的受害者则说，才不要相信官方宣传的那些鬼话。曾经预报过金融危机的学者预测，美国经济五年内恐难走出衰退。曾在华尔街当过高管多年的著名人士预测，美国这次危机可能要10年或15年才会过去。我认为，应当相信这些经验之谈。
总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与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一卷第831-832页）我们坚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的真理：社会主义社会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去年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政要和银行家，一再召开会议，主要是：一是所谓“救市”，向频于崩溃的金融领域注资，迄今为止可能已投入成万亿美元了，但不见成效。这实际上不过是往火上浇油，为以后的高通货膨胀积累能量而已。二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废弃后，美元成了世界货币，独霸全球。这次危机使美元的地位一落千丈。欧元本来就是为对抗美元而诞生的，现在欲取而代之还力不从心，但大大提高其地位是非力争不会善罢甘休的。中国的人民银行行长凭借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也在为人民币叫板。看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在争斗中达成某种妥协。三是克服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现在各国首脑虽高喊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实际上为了本国的利益，各有自己的打算。如谁都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只反对你的贸易保护主义，我则照搞不误。美国国会提出“买美国货”，就是一例。大萧条年代，美国历经罗斯福、胡佛两届总统，经济才走出危机的阴影，重新获得发展。现在危机的规模比那时大，程度比那时深，恁着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所谓“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就有回天之力，很快克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能使谁相信呢？西方国家游行队伍打着标语：“Capitalism isn’t working”,“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资本主义不作用了”，“另一个世界能够做到”。这正是马克思《资本论》指出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要消灭危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的印证。
四、简析中国的经济危机
前面已经研究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危机用不着进行理论探讨，只要抓住一些主要现象，就会一目了然。我认为，当前中国遭受着双重危机的袭击，一是自身矛盾积累而爆发的危机，一是海外袭来的危机。我们的主流媒体只讲华尔街金融海啸对我国的冲击，讳言自身的危机，这是掩耳盗铃，欲盖弥彰。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谈起。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主要领导人用所谓的“沿海发展战略”（是以原来一个年轻人冒叫出来的大进大出的所谓“国际大循环”为理论基础），取代四个现代化战略；同时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方针，取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就埋下了危机的根子。到上个世纪末资本主义改革基本完成，私有化占有绝大比重，就为危机的爆发奠定了经济基础。这几年自身的危机陆续爆发，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生产的持续高速度难以为继，留下的后患无穷。十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持续保持10%以上的高速度，比大跃进还大跃进（国家统计局重新核算的历史资料，指出大跃进三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速度为9.58%），2008年速度仍达9%，能源、交通等部门怎能支撑得住？（2009年计划为8%，第一季度已下降至6.1%。这是高速度难以为继的表现。）如矿难接连发生，固然与矿主忽视安全有关，但宏观上迫切需要煤炭支撑也难辞其咎。多年持续的高速度，留下的后遗症极其严重。
由于大进大出，搞外向化，目前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率高达66%以上，比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美国，比以贸易立国的日本高几倍，完全是一种殖民地型态。如今世界经济危机袭来，出口出不去，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增长。去年四个季度增速呈急速下滑势头，第一季度为10.6%，第二季度为10.1%，第三季度为9%，第四季度为6.8%。今年第一季度进一步下降为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这是内外双重经济危机影响的结果。今年我国经济在大力宣传保8%，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预测只能达到6%多一点，这也许是他们对世界经济危机比我国感受更深的缘故。
对我国的经济，从表面看，去年国内生产总值比前年增加4.3万多亿元（300670万亿元-257306万亿元）。但如果按照录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则有另外一笔账。根据中国科学院的资料，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相当国内生产总值的15%。我认为，还应加上一项重要的人的因素，即劳动者伤亡的损失。世界劳工组织说“中国是血汗工厂”，每年工伤死亡率，尘肺病、断指率等事故频发，以往都是草菅人命，现在应当给死伤者一个符合人道标准的赔偿。据经合组织测算，中国环境污染对人的伤亡造成的损失，相当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样，主客观两项损失合计，共相当国内生产总值的28%（15%+13%）。去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0多万亿元，则损失的绝对值共约8.4万多亿元。因此，去年国民经济就不是增产4.3万多亿元，而是损失了4万多亿元。现在在中国有外资企业几十万个，外商说，“把利润都带走，把GDP留给中国人。”我国经济的这种局面，实际上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肥外国人。”这就是中国当前面临危机总的概貌。
其次，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临近崩蹶，快蹦不动了。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理解制约的条件合适，是经济顺利发展的前提。这些条件，包括各种比例关系。简言之，比例协调，国民经济就发展；比例失调，发展就受阻碍。
按照现在的国民核算体系（SNA），投资和消费，如同过去的物质生产体系（MPS）中的积累和消费一样，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我们的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调，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朱鎔基任总理时就出现了。他在两届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提出要调整这个比例，甚至说宁可少搞几个大项目，也要把消费搞上去。但事与愿违，比例继续失调。后两届政府总理温家宝，也一再重申要调整这个比例。但时间过去又多年了，迄今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失调的程度愈演愈烈。如2008年投资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57.2%，比上年又提高近5个百分点。就是说，一年的生产成果有一半以上用来搞建设了。这就是《资本论》揭示的，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泉源。而投资率过高，这又不能不严重地影响消费，对再生产的循环与周转不利。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消费整体状况的指标：“居民最终消费率”（国内生总值中居民最终消费额所占比重），我国二十多年来是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这个指标，国家统计局尚未发表。2007年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5.3%，比“十五”计划末2005年的37.7%，又下降2.4个百分点。那时我曾向国家发改委和中央提出，“十五”计划没有完成原定的把居民最终消费率提高到50%的任务，老百姓分享的蛋糕份额越来越小了，建议“十一五”计划无论如何要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批判华国锋搞“洋跃进”，积累挤消费，不顾人民死活。可1978年，居民最终消费率曾达到48.8%。现在人口比那时多了3.6亿，而居民最终消费率却下降了13个多百分点，这标志着居民相对贫困化了。我们的领导人成天在讲“关心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实际上却背道而驰，这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吗？
为了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增加投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须指出，“扩内需”，这是移植日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经济政策的话。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七十年代那场危机使它的出口锐减，迫使它把生产面向国内市场，于是扩内需的政策应运而生了。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生产的目的本来是为了改善全国人民的生活的。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我们要以国内市场为主。过去，出口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到1978年外贸依存率也只有9.7%。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经济的政策变了，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外向化主导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的经济逐步变成了殖民地经济。在出口总额中，在华的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已超过内资企业的出口额，所占比重超过了一半以上。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外贸出口受挫，不得不移植日本的政策，提出扩内需。否则，经济就要停滞不前了。
扩内需，本来有增加投资，和提高消费两种途径。在我国当前的条件下，增加投资易，提高消费难。因为要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应靠初次分配，靠再分配所起作用不大。如目前杭州等地发消费卷、旅游卷，对当地居民不无小补，但对全国增加居民消费总额来说意义不大。如果要从初次分配解决问题，那是一个重要途径，但这又受所有制的限制。现在我国经济基本私有化了，对私营企业来说，“剩余价值的生产或利润的获得，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论》第一卷第679页）国家下命令要私营企业主减少利润，增加职工的工资，能做得到吗？所以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我国的对策都主要是增加投资。1997年那次主要发国债，搞建设。我当时对主办国债项目展览的国家计委副主任说，能不能少搞几个项目，多改善一点人民生活。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家发改委又提出两年4万亿投资计划。正如《资本论》指出的：“危机往往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资本论》第二卷第207页）所以，扩内需，不从消费着手，为生产目的服务，只看重投资，为投资而投资，不过是为下一次危机打基础，准备条件而已。
再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不稳，阶级矛盾尖锐化。由于私有化改革，批判按劳分配是所谓平均主义，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加上以权谋私，贫污腐化，新生的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同时生长。而原来受尊重的职工劳动者被斥之为“打工崽”，成为雇佣劳动者，几千万工人被迫下岗，丢掉了饭碗，沦为失业者，由领导阶级重新转入社会的最底层。广大农村相当大部分农民并未脱贫。统计公布的城镇失业人数和农村贫困人口都不可信，官方想改进一下，以取得信用。如2008年统计公报说：年末登记失业率为4.2%（据说这是照搬美国登记失业率不能突破5%的框框而确定的数字），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要把在城里就业半年以上又失业了的农民工也包括进去；农村贫困标准也提高了，由2007年的785元提高到1196元，贫困人口由上年的1479万人，上升为4007万人。世界银行最近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这个新提高了的贫困线仍然偏低，如按最近规定的国际通用的贫困线标准，即每人每天生活费2.5美元（此标准也适用于非洲），则中国农村尚有贫困人口2.54亿人。此数为中国国家统计局新发表数字的六倍多，占目前农村总人口的35%以上，对此我们能麻木不仁吗？
中国当前的从总体上反映贫富差距的吉尼系数，值得严重关注。国际上公认，吉尼系数在0.2以下，显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0.4以上，显示分配过于不均，可能会引起社会不稳定。由于没有掌握最新的资料，且用前几年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机关报《中国信息报》披露，2004年中国的吉尼系数为0.47，为1984年的0.24，二十年翻了一翻，贫富差距拉大之快世所罕见。世界银行《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发表了几个国家2003年的吉尼系数，可资中外比较：中国为0.447，美国（西方国家贫富悬殊手屈一指的国家）为0.408，日本为0.249，韩国为0.316，印度（贫富悬殊举世闻名的发展中国家）为0.325。《纽约时报》据此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越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说：“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这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的经济基础。据说现在爆发的群体性事件全国一年有10万多起，平均每天有二三百起。有的矛头直指党政机关，出现砸烧现象。简直到处像铺满了干柴，一点火就会着，多么危险啊！
总之，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包括中国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就指出了它爆发的原因和克服的办法。马克思的《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灭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现在欧洲进步的人们打出标语：
“Capitalism isn’t working”,“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资本主义不作用了”，“另一个世界能够做到”。)这印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时，就指出了中国摆脱危机的出路。“在全中国卷入经济浩劫，数万万民众陷入饥寒交迫的困难的地位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政府却不顾一切困难，为了革命战争，为了民族利益，认真地进行经济建设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建设，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4页）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计划经济才能摆脱世界经济危机，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指出的光明灿烂的前途。
最后，让我们高呼：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INTERNATIONAL一定要实现！”
- 作者：刘日新
- 2009/4/20
- 转自：毛泽东旗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