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变迁和雇佣劳动者状况的研究，需要一种全球视野（陶文昭：《西方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年第9期。）。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快速而深入的发展，社会经济资源正在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配置扩张到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对于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表现为产业（部门）层面社会分工的延展，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去工业化”特征；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层面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分工的变化，表现为企业“外包”的发展，这导致工作的全球重新布局。资本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的雇佣劳动者受到严重冲击：“去工业化”导致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组织和力量的削弱。“外包”则主要影响白领雇员，导致其生存状况恶化。
一、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与历史定位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就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相关的讨论和争议层出不穷。在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动力及其历史定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的过程。而左翼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派则更强调从制度关系角度来观察，把全球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发展同在的，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全球体系（约翰•B.福斯特：《垄断资本和新的全球化》，陈喜贵译，《国外理论动态》2003年第6期。）。人们尽管可以讲“全球化的新阶段”，但这个新阶段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的一部分。还有学者把经济全球化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当代表现形式”（弗朗索瓦•沙奈：《金融全球化》，齐建华、胡振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前言，第5页。）。
在讨论中大家都关注到一些共同的新现象，如经济的国际化程度提高，国际贸易规模扩大，跨国公司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断加强等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达成的共识做出如下概括（转引自张彤玉、丁国杰：《经济全球化的各种理论争论及其评价》，《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全球化是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高度融合，各国经济通过不断增长的各类商品和劳务的广泛输送，通过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更快更广泛的技术传播，形成相互依赖关系。但对这些新现象历史地位的判定则截然不同。
概括来讲，各派学者关于全球化历史地位的认识有两种倾向（刘祥琪编写：《世界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有学者强调历史的质变和中断性特征，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现象，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新阶段；也有学者更为强调历史过程的连续性，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不过是早已存在的国际化趋势的延续。 第一，量变论，强调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而是经济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延展。（1）全球化中所谓高度国际化的经济并不是没有先例的，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经济的国际化。在某些方面，当前的国际经济甚至还不如1870年至1914年时期所达到的国际化程度。（2）真正的跨国公司还比较少见。大部分公司仍以国家为基础而在多国开展贸易，所依靠的主要资产及生产和销售活动仍处于民族国家范围内。（3）资本自由流动并没有造成投资和就业从先进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转移。相反，外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在投资和贸易两方面仍处于边缘地位。一些左派学者如赫斯特（Paul Q. Hirst）和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认为（转引自周穗明：《国外左翼论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视野》2003年第2期。），现在的历史事实并没有表明全球化的出现，充其量只是出现了高水平的国际化，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没有超过19世纪末。有学者甚至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神话，其程度完全被夸大了，人们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目前最为强大的美国、西欧和日本“三极集团”主导下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 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国公司投资司在《世界投资报告》中也称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结合”（参见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并认为历史上经济全球化有两个高峰，第一个发生在1870年-1913年，它是由当时的世界工厂——英国主导的。这43年被西方称为国际经济结合的“黄金时代”。当时在金本位金融体制下，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商品、劳工）在工业国和它们的附属国之间充分流动，比现在还自由。这个黄金时代被两次世界大战打断了。罗迪克（Rodrik）认为（转引自毕荣：《金融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企业融资的市场化趋势》，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7页。）,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确实加快了市场对世界变化的反应速度，但是，今天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跨国流动相对于本国产品的比例，并没有比在金本位时期有更大的提高。各国的商品、资本市场相互之间仍然分离。不同国家间可交易商品的价格向同一水平靠拢的进展也很缓慢。发达国家的本国投资与本国储蓄几乎是1比1的关系；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的有价证券资产并没有出现国际性多样化的趋势。因此，他认为在很多方面，今天的世界经济所达到的一体化水平甚至还没有达到金本位时期一体化所达到的顶峰。
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认为，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民族国家范围内的过程，而始终将世界作为舞台，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以资本积累为动力和目的的现代世界体系，我们至今仍生活在这个现代世界体系中。乔万尼•阿里希（Giovanni Arrighi）提出和论证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经历的四个“漫长的世纪”——热那亚积累周期、荷兰积累周期、英国积累周期和美国积累周期，并认为每个周期都经历了物质资本扩张和金融资本扩张交替进行的两个阶段（孙寿涛：《试论阿里希的积累周期理论》，《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2期。）。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则认为（王逸舟：《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三世界——萨米尔•阿明访谈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只是帝国主义扩张的第三个阶段，虽然在程度上有所加深，但其目标仍未改变，仍然是要控制市场的扩张、掠夺全球的自然资源和对外围国家进行剥削。
第二，质变论，认为今天的全球化是前所未有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强调，当前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许多现象表明，世界经济已经发生质的变化，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Krugman, Paul， Growing World Trad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Trade and jobs in Europe: much ado about nothing ?edited by Mathias Dewatripont, Andre Sapir, Khalid Sekka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从整体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从未超过20世纪早期的水平，这可以由贸易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变化证明；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总产出中贸易所占的份额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份额的变化绝不只是数量上的增加，而是标志着质的变化。普赖尔（Pryor）更为细致地考察一系列指标（Pryor, Frederic L.,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Globalizing America—the USA in World Integration , edited by Thomas L. Brewer, Gavin Boyd, Nothampton, MA: Edward Elgar，2000.），如商品和服务进出口占GDP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迅速提升、专业化的提高、劳动力的流动、资本流动的加大、信息流动的增强等，从而认为，就美国而言，其全球化与以往的国际化有着显著的质的差异：国际化涉及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以及资本和劳动的国际流动，全球化更多地直接涉及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以及政府、生产部门和个人经济决策机制的改变，二者之间有联系，但又有质的区别。
西方一些左派学者还认为（仰海峰：《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是空间从属于时间，现在则是时间从属于空间。这个时代突出的是全球资本主义运行中的空间布展问题，这使得空间的生产与规划和资本的权力关系日益凸显出来。所以说，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在空间的布展。
综合来看，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发生质的变化，产生全球化趋势。与过去的国际化相比，今天的全球化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国际贸易的扩大、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的增加以及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全球布局上。这种经济的全球化不能不对发达国家的雇佣劳动者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济全球化的表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资本通过迁厂等手段实现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布局，在产业（部门）层次上导致制造业的相对衰落，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与此同时，资本更在企业经营上借助日益强大的信息技术，进一步实施业务“外包”，追求同时实现资源（包括人力）的全球分散配置和信息、金融的集中控制。
1.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
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或译为“非工业化”），指因经济发展而导致工业比重降低和服务业比重上升（杨成林、乔晓楠：《发达国家非工业化进程举证：一个文献述评》，《改革》2012年第9期。）。这种现象，也被称为“经济服务化”或“产业空洞化”。信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剧了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去工业化”的趋势。
推动“去工业化”的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技术条件。哈佛大学的诺里亚（Nitin Nohria）教授说：“更便宜更强大的信息技术以及运输成本的相对下降，有助于在更大的规模上重演一个世纪前在区域和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现象。把曾经是不同的‘孤岛’市场联结为一个单一的、巨大的市场……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新的信息技术和喷气式飞机在超国家的和全球范围内产生着类似的效果。”（转引自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5页。）他这样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第一，1955年到1998年间工业部门的相对衰落大体上是一个常数。在1955年到1974年的19年中，工业的份额丢失了25%，在1974年到1998年的24年中丢失了另外的33%。尽管这些公司采取了种种办法，结果证明它们无力挽回相对衰落的趋势。第二，重要的是，政府、运输和通讯部门，以及批发（零售）贸易在这个时期多少维持稳定……第三，服务业在经济中是最大的赢家，传统服务业稳定增长，金融、保健和传媒以及信息技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急剧上升，1998年，政府和服务业所占份额已经超过GDP的3/4”（转引自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美国的产业升级，实现了美国产业的全球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陈宝森将美国转变后的产业结构划分为四个层次（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57-58页。）：第一，在信息革命中，以信息产业为龙头，以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为后续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产值和就业皆有大幅增长。第二，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传统制造业正在运用信息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产值继续增长，但速度趋缓，就业呈下降趋势。与高新技术产业相比较，它们的产值和就业比重有所降低（但并非产品的绝对量降低）。第三，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整体上在全球化中进行外向型的生产转移，其中大部分行业生产萎缩，产品供应转为依靠进口；也有一部分行业运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第四，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蓬勃发展，与农业制造业比较，产值和就业比重皆持续上升。
“去工业化”并不是工业部门的全面萎缩，而主要是传统制造业和面临激烈竞争的生产部门的收缩。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的传统制造业陷入严峻的危机和困境。首先是原材料成本和劳动成本提高，加之生产能力过剩，使传统产业越来越无利可图。其次，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在传统工业产品上大大提高了竞争力，具有劳动成本和资源成本的优势，逐渐侵占发达国家的国际市场甚至国内市场。第三，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期发展，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业已缩小，在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生产部门中竞争日益激烈（如汽车、家电等）。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出于竞争加剧和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被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企业转移到某些投资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利用这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急剧增长，产业转移的步伐大大加速，而其国内的制造业也迅速缩减。
2.企业经营的“外包”趋势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业务外包成为企业经营的一种战略选择，特别是90年代以来，外包服务市场发展更为活跃。许多大公司将信息技术业务转移给外部服务提供商，外包服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有关外包的影响与利弊等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热烈争论（荆林波：《质疑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及引起失业的假说——以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为例》，《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外包（outsourcing）是指通过签订合约，将企业内部的某些业务或职能转移给外部服务提供商承担。通过转移，原属企业内部等级分工体系中的活动和职能，转变为社会分工体系的市场关系。外包的实质是企业分工向社会分工的转变。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外包实际上早就存在，而且遍布建筑业、制造业和政府部门。即使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外包的历史也可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为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信息技术服务的许多公司，如今已有相当数量成长为国际巨型企业。
跨越国界的外包，称“离岸外包”（offsourcing），则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物。我们这里讨论的也主要是这种跨越国界的外包形式。这种形式的外包由于信息革命的技术支持而获得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率先在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实现了信息的网络化，使跨国公司分布在全球的业务能够低成本地得到良好协调，可以进行集中控制，并为公司内部、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创造全新的条件。同时，在因特网发展的条件下，美国首先试验把原来在一个国家或总部的生产和管理程序分割开来，如把财务会计、战略管理、研究开发、设计营销、生产制造等功能安排到不同国家，发挥其区位优势，以降低成本。现代信息技术使新型管理制度可以跨越全球得到有效应用，促进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经营的一体化布局。
随着信息技术和高速数据网络方面的进展，跨国的外包范围扩大到一系列企业经营业务和管理事务，涉及金融、保险、医疗、人力资源、抵押、信用卡、资产管理、顾客服务、销售及研发等领域。按其简繁程度，业务流程外包（BPO）分为5个层次（甄炳禧：《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服务外包》，《求是》2005年第9期。）：一是后勤办公业务，如数据输入和转化、文件管理等；二是顾客服务，如呼叫中心、在线顾客服务、远程营销等；三是普通公司业务，如金融、会计、人力资源、采购、信息技术服务等；四是知识服务和决策分析，如研究咨询、顾客分析、证券分析、保险索赔、风险管理等；五是研究开发，如工程设计、建筑设计、新产品和新工艺设计等。为实现业务外包，美国公司利用高速数据线路输送文档、图像到低工资国家，如印度和墨西哥。据加特纳数据搜索公司称（《中印竞争全球外包服务市场》，《参考消息》2006年5月10日。），发达国家的公司对海外信息技术服务的需求目前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业务流程外包（BPO，从处理账单和信息卡到管理整个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增长速度更快。截至2006年，印度承担了这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也有部分低端BPO业务（如数据输入、表格处理和软件测试）被日益增多地外包给中国企业，而印度则继续主导着这个领域的高端职能（如研究与设计）。另据报道（《服务外包中国越来越内行》，《人民日报》2013年5月30日。）：2008年-2012年，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由46.9亿美元增长至336.4亿美元，年均增幅超过60%，已跃升为全球第二大服务外包接包国（仅次于印度）。中国占全球离岸外包市场的份额也由2008年的7.7%增长至2012年的27.7%。
利用外包，将企业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职能分离出去，是目前发达国家资本加强管理的重要手段。资本结合采用外包和非标准就业形式，分化劳工队伍，加大对雇佣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孙寿涛、谷自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层级化特征》，《教学与研究》2012年第10期。）。“企业目前采用的灵活系统、精简生产和建立工作团队等方法似乎更是一个提高工人劳动强度、加快组装线速度、减少工人数量和将部件外包的手段。”（菲利普•A.奥哈拉：《关于世界资本主义是否进入长波上升阶段的争论》（上）,刘英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1期。）有意思的是，一些公司通过外包，将原来的雇员转化为独立的承包商负责原来的工作，或将其解雇后改为就业服务中心（人力提供商）的外派雇员（合同工）。这样通过将雇佣关系转化为市场关系，资方可以借机削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剥夺他们的工作安全保障，逃避承担与雇佣关系相关的各种法定义务。据美国劳工部1995年的调查报告，500万合同工中大约有17%是在为原来的公司工作，包括施乐公司（Xerox）、霍夫曼–拉罗会公司（Hoffman-LaRoche）、德尔塔航空公司（Delta Air Lines）、数码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以及切夫隆公司（Chevron）等这样的大公司。美国管理协会有份调查也指出，720家新近缩小规模的公司，其中30%重新雇佣从前的职工，但都不再给予医疗保险与退休金（转引自爱德华•勒特韦克：《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褚律元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77页。）。
三、经济全球化对雇佣劳动者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对雇佣劳动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全球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去工业化”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导致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传统产业工人的组织和力量的削弱；企业经营的“业务外包”则主要对发达国家的白领雇员产生很大影响，导致白领雇员生存状况日趋恶化。
1.“去工业化”导致蓝领工人力量削弱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极大地削弱了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传统产业工人的组织和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谓福特主义的经济繁荣本是以大规模制造业如汽车、钢铁、建筑、纺织、民用飞机和耐用消费品等为基础的。在这些产业中，以蓝领工人为主体的雇佣劳动者通过工会等集体力量较好地捍卫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这主要体现为这一时期形成的劳资关系体制中的“三方体制”的作用。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这种“三方体制”被极大地削弱了。
在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资本输出、工厂外迁、节省劳动的新技术的引入和对有组织劳工更为直接的攻击等，制造业部门不断得以重组。这种产业重组，或者是以先进生产技术为基础并以工会化程度不高的部门和地区为中心的一种有选择的重新工业布局；或者是将工业转移到新的地区，先是国内的不发达地区（在美国是从北部迁到南部），后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美国“资本家一直有组织地利用对黑人的民族压榨来降低工资，加紧对南部工人（包括白人和黑人）进行剥削。由于各种自由雇佣企业和禁止强行要求工人加入工会之类的反劳工法的设立，资本家保持这一受压榨的地区，作为逃避工会势力控制的企业的避风港，以及作为对整个工人阶级逐步加紧进攻的手段。”（韦恩•金：《汽车业巨擘南移以剥削廉价劳动力》，《经济译丛》（第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2-108页。）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公司不断将工厂迁移到海外，一是追求国外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二是打击国内的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跨国公司是早先从美国北部迁到南部的逃迁公司在今日的翻版。我们现在的公司是在向全世界逃迁”（转引自戴维•W.尤因：《跨国公司在考验中》，熊旌译，《摘译》1975年第7期。），劳工已经渐渐失去了对劳动市场和雇佣条件的控制。正如纽约金融家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所说的，“现在，资本长了翅膀，资方可以同时和20个不同国家的劳工市场打交道并从中随意选择。劳工却固定在某个地方不能动。权力已经转移到了资方”（William Greider， One World, Ready or not: The Manic Logic of Global Capitalism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 24.）。
去工业化过程中的迁厂给予发达国家的工人以沉重打击。例如（米切尔•齐默尔曼：《追逐利润 迁厂国外》，费文星译，《摘译》1975年第7期。），美国无线电公司原先在田纳西州和俄亥俄州有两个大型的电视机制造厂。由于田纳西厂的工人们组织了工会，并为改善条件而进行了长达11周的罢工斗争，因此，美国无线电公司于1971年关闭了这两个工厂，并把全部黑白电视机的生产迁往台湾地区，使这两个厂的6000名工人失业。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电子工业公司曾掀起一次迁厂浪潮，纷纷关闭原在美国的工厂，转移到低工资的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墨西哥等地。
这种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仍在延续。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为通过全球化降低生产成本，把电器生产搬迁到低工资国家如墨西哥。1999年，通用电气公司的飞机引擎部搞了一个全球工程计划，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0倍的工程师，总数达300人，地点分布在从巴西、墨西哥到土耳其的广泛地域。当密歇根一家美日合资的汽车压缩机公司的425名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把每小时12美元-14美元的工资提高到16美元-18美元时，派来解决纠纷的日本协调员告诉说，如果他们投票提高工资，工厂将会搬迁。据康奈尔大学的劳动研究员调查，在工会召集工人开展运动时，62%的制造商会用关厂进行威胁（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如今，生产服装、鞋子、玩具和简单电气设备等低技术工业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已从发达国家消失。发达国家原来的一些制造商或者自己在国外设厂生产，或者变成进口商从外国购进货物。世界市场的龙头企业如运动鞋生产厂家耐克公司或儿童玩具巨头马尔特耳公司早已不再自行生产。它们只是同其他厂家订立生产合同，而且这些厂家不断变换，可能是印度尼西亚、波兰、墨西哥的厂家，也可能是美国的厂家。就是说，谁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谁订货。
发达国家由于传统产业转移海外或收缩规模，致使成千上万的蓝领工人被裁员。20世纪80年代，美国3大汽车公司裁员13万人。1973年至90年代初，美国钢铁业雇佣工人从50.9万人减少到19.6万人，其中6大钢铁公司从17.9万人减少到9.2万人。日本钢铁公司的职工人数从80年代中期以来减少了10%。1976年-1989年，欧共体钢铁工业职工人数由76万人减少到40万人（本段数据转引自刘崇仪、李达昌等：《当代资本主义结构性经济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7页。）。
被裁后的许多工人即使得到再就业机会，也大多是在服务业部门，其收入也低于过去。从1987年到1992年，美国制造业560万失业3年以上的工人中，只有25%的人找到了同样工资的工作，23%的人只找到了低薪工作，36%的人仍处于失业之中，8%的人成为非全日制的临时工（周穗明：《文明的震荡——当代西方“后30年现象”》，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126页。）。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亨利•法伯（Henry S. Farber）在1997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转引自陈宝森：《剖析美国“新经济”》，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325页。）：大约有25%的失业者在三年以后仍然找不到工作，许多人只能提前退休；75%能找到另一种工作的工人仍然面临6%的工资削减，同时还要承担他们在失业期收入的损失。
2.外包导致白领雇员生存状况恶化
伴随着产业转移中的迁厂和企业经营的业务外包，发达国家雇佣劳动者的状况趋于恶化。业务外包尤其对白领雇员的状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是白领雇员的失业日益严重，他们已成为失业大军中的主体。发达国家相继出现所谓“白领失业浪潮”。张海涛指出：“截止1993年初，在官方统计中，全国‘白领工人’的失业人数竟比处于失业中的‘蓝领工人’多20万人，在美国工人阶级的失业史上，这种状况的出现还是头一次，属于破天荒的事件。”（张海涛：《三说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危机》，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405页。）世界著名的信息产业研究机构——弗雷斯特的研究报告认为，由于公司大量外包，保守地预测，到2015年将导致美国失去多达330万个工作岗位。另有研究认为，美国的服务业将有1400万个职位受到外包的影响（荆林波：《质疑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及引起失业的假说——以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为例》，《经济研究》2005年第1期。）。
还要指出的是，2001年以来的周期性复苏中，美国的失业率却反常地日趋严重。2001年，美国的失业率为5.8%，2002年是6.0%，2003年则进一步上升到6.4%，创下了过去9年来的最高水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的失业率急剧攀升，并持续徘徊在8%以上的高位，2009年10月甚至达到10.1%的历史高水平。更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失业者剧增：2009年1月奥巴马宣誓就任总统时，失业6个月以上者的人数为260万，到2012年6月，这一数字增长超过100%达到530万人（吉姆•鲍威尔：《为什么奥巴马执政期内长期失业者人数翻倍？》，刘悦译，《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5期。）。
其次是白领雇员收入的降低。外包的发展直接威胁着发达国家白领雇佣劳动者的地位，甚至那些高收入的白领技术人员也受到影响。2004年1月7日，在美国著名的智囊机构布鲁金斯研究所举行的“新全球经济中的自由贸易”研讨会上，纽约州参议员查尔斯•舒莫（Charles Schumer）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1/09/content_1268229.htm.）：一家纽约的电脑安全公司有800名从事高级电脑软件程序的员工，平均年薪在15万美元以上。但这家公司的老板说，3年内，所有这些工作将迁往印度，那里的员工薪水只有这里的1/4。美国前劳工部长赖克（Robert Reich）严正指出：“经济成长与一般劳工的福祉已没有关联。数百万名白领管理人员和中级经理，正加入蓝领生产工人的行列，成为黄金年代中衣领磨损（frayed-collar）的工人。”（转引自理查德•隆沃思：《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应小端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101页。）
第三是白领雇员社会地位的跌落。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1993发表的《没落美国梦》中指出（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第168-169页。）：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所谓“美国梦”，自20世纪70年代起逐渐成了一个永远实现不了的幻想。美国社会学家把由经济衰退引发的生活水准倒退现象叫做“向下流动”。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梦”破灭了。大多数美国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正在下降，形成了一个由20%人口组成的特权阶级和由其他80%人口组成的新工人阶级组成的两阶级社会（Perrucci, Robert and Earl Wysong， The New Class Society,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9.）。 (表略)
从收入水平看，原来中间阶层不断增加的收入已经不再增长而是开始缩减。1947年-1973年期间，美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3 5%，中等家庭收入增长了将近103 9%；而1973年-2003年期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1 3%和21 9%，中等家庭收入增长不到生产率提高的1/3（Mishel, Lawrece, Jared Bernstein, and Sylvia Allegretto,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2004/2005, New York: ILR Press, 2005, p.46.）。再如表1所示，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升入高所得阶层和落入低所得阶层的概率各占一半。而且，那些脱离中产等级的人数远不及那些从低收入阶层升入中产阶层的人数，因而中产阶级不断扩大。但这个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生逆转。中产等级的美国人现在落入低所得阶层的机会已超过升入高所得阶层的可能性，也很少有低收入家庭能够升入中产等级。“生活在中等收入水平上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69年约71%降至90年代初的不到63%”（杰里米•里夫金：《工作的终结——后市场时代的来临》，王寅通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98-199页。），在美国，富人和贫民都比以前多，而中间等级的人数却减少了。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导下的社会阶级关系特别是劳资关系的重组。这种重组是与资本力图利用信息技术重新恢复利润率的努力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资本发起的针对劳工的一场阶级斗争（糜海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阶级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在这场斗争中，雇佣劳动者阶级受到严重冲击：“去工业化”导致发达国家蓝领工人组织和力量的削弱，“外包”则主要恶化了白领雇员的生存状况。这一变化，当然也与雇佣劳动者在斗争过程中的沉默和退让分不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工人阶级肩负着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但是，我们应辩证地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它在历史上确实呈现出一定的高潮和低潮的交替。“占领华尔街”等社会运动以及近年来一系列罢工活动表明，在30余年的沉寂和退让后，进入新世纪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达国家的劳工力量再次显现，人们再次看到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曙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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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糜海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批判：阶级视角》，《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八期
- 作者：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