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斌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伦敦市中心某地铁站附近的街道上，行人稀少，十分寂静。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将是一 个极不寻常的日子。地铁站的每一个出口都增设了警察查票；平时畅通无阻的唐宁街口被铁栅栏紧紧封锁着；舰队街上的几家报社用木板和铁条把窗户严严实实地保 护起来。最明显的是当时的南越大使馆，它的周围布满手持对话机的警察，附近的草坪上牵着警犬的巡警在来回走动。与此同时，在周边地区通往伦敦的主要交通干 线上，外地支援者正从四面八方赶往伦敦参加下午的反对越南战争大游行。其实，两千多名学生在头天晚上就已经赶到伦敦，留宿在伦敦经济学院。该院学生违抗院 长的命令，从星期五开始就占领了校园，给远道而来者提供住宿方便。为了游行能够顺利和平地进行，游行委员会还分别组织了宣传和安全小组，以保证校方财产的 完好无损，并防止游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冲突和不测。

反对越南战争示威游行于下午一点半左右在几个约定地点同时集合。两点过后，已经聚集了六万多人的游行大军，喊着”胡，胡，胡志明”等口号，浩浩荡荡地 出发了。当游行队伍进行到鸽子广场附近时，一部分人脱离了大部队，朝美国大使馆方向走去。余下的仍按指定路线向海德公园行进。大约下午三点二十五分，大部 队在唐宁街附近停了下来，由学生领袖当场写了请愿书，递交到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请愿书上写着，”亲爱的哈罗德，七万五千名社会主义者前来告诉您，请停止 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支持南越民族解放统一战线。”而后，队伍继续前进，最终到达海德公园并在那里进行了集会。晚上六点十五分左右，人群开始散去。大部 分按组织者要求回家了，少数人接着去了美国使馆。如此大规模的游行异常平静地结束了。只是在美国使馆附近，一些人试图冲破警察组成的人墙，冲突中有极少数人受伤。

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将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 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当时刚刚成立两年位于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敏感地抓住时机，对事件本身和媒体的报道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社会学调查。结果便产生了英国批判传媒研究史上的经典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

本书作者们提出的问题既具体又鲜明，即当时包括报纸和电视在内的传播媒体，是怎样报道十月二十七日的伦敦大游行的？这样的报道在观众中起到什么样的影 响？其社会和政治后果如何？最后，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传媒如此报道这次游行？为回答这些问题，三位作者以及未署名的助理研究人员，需要澄清示威游行的事实 经过，并依此来对照判断媒体的报道的失实。同时，他们早已选定了愿意合作的两家报纸和两家电视台，研究其新闻制作过程，并分析刊登或播出的新闻内容。最后 他们还从事了受众调查，以便弄清传媒报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研究人员们采用的是传统社会学的调查方法，包括问卷、访谈、观察、以及二手资料的运用。研究结 论在当时颇有影响，历史悠久且享有盛名的企鹅出版社特别出版发行了此书。

作者们指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多种传播渠道应该向公民们提供多方面的关键信息，保证其政治和社会参与的权利。但是，在一个传播媒体日益迈向兼并和 垄断的时代，公民的这种基本权利正在受到威胁。十月二十七日伦敦大游行这一个案研究证实了这一传播渠道非民主化的过程。报纸和电视对这次异常和平的游行示 威做了极为片面的报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极少数的暴力场面，给观众一种错觉，似乎这次示威游行充满着暴力冲突。但是，这种情况并非如教条马克思主义”阴谋 理论”(conspiracy theory)所说，是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大众传播媒体故意炮制出来的假象，目的是蒙骗人民大众。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媒体的实际运作过程远远 比”阴谋理论”的设想复杂得多，也含蓄得多。事实上，大多数新闻记者并无意去掩盖和扭曲事实的全部和真相。恰恰相反，他们的职业训练首先强调的是真实报 道。也就是说，新闻记者要努力成为社会的一面镜子，逼真地映射出事实的真相。那么，传媒对伦敦反战大游行的报道如此与事实的全部不相符合，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自十八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 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所谓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方便的极致，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件 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二十七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的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 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

媒体从业人员在长期的竞争实践中，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职业习惯、操作规范和价值系统，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从事新闻报道时的定势和取向。事实上，商业竞争非 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就二十七日的反战大游 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比如，一个报纸的报道在第二天被几家报纸同时转载。而且，各类报纸是电视台每天 上午召开的计划播出会议的重要消息来源，当时电视新闻对报纸新闻的依赖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一个总的来说非常和平的反战游行，在许多观众心目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充满暴力冲突的事件。不仅如此，报纸和电视对 这一事件的报道最后还变成为了历史，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详细地记载了伦敦十月二十七日反对越战游行的全面真实的过程，及其历史和政治背景。可是，这样一本学术研究专 著，对普通大众究竟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则不容乐观。在强大的大众传播媒体面前，学术研究和批判的确经常显得苍白无力且力不从心。当然，这不应该是学术放弃社会批判的理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五年里，西方资本主义历经了持续平稳的发展，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重建了发达的物质文明，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福利制度。改良 资本主义的表面成就，使当时西方思想界的保守份子，如美国的理普塞特(Seymour M. Lipset)和贝尔(Daniel Bell)，迫不及待地得出结论，认为西方工业社会内部的政治矛盾，通过民主、富裕和福利等途径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他们进而煞有介事地宣告了”意识形态的 终结”。然而，这个近乎幼稚的乐观立论还未来得及站稳脚跟就被多变的历史洪流无情地冲垮和淘汰了。随后的历史证明，”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保守的立论本身 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被五十年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压抑和掩盖了的激进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各类变异，在六十年代纷纷抬头，重新成为支撑人们 追求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理论框架。

六十年代的西方，动荡不安之中涌动着希望。理想的人们试图在现实社会中建立乌托邦。告别了战争和物质匮乏的年轻一代，向往的是比他们的父辈更加美好的 社会和更加幸福的生活。资产阶级启蒙意识形态的三大支柱──自由、平等、博爱，被拿来当成衡量和批判现实社会的绝对尺码，社会和文化反叛继而成为战后成长 起来的一代人的共同事业。从美国黑人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开始，到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抗议核武器示威，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越南战争，以及 绿色的环保运动，虽不能一概而论，但无一不被理想之光笼罩着。当然，追求理想的政治过程不仅是浪漫和激动人心的，也有可能是暴力和血腥的。

长期被资本压迫并且不得不内化这种压迫的人们，一旦反抗，其措施经常是极端的。马克思对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的资本的批判，又一次成为被压迫者反 抗压迫的灵感源泉。第三世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尤其是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和古巴，代替了早已威信扫地的苏俄斯大林主义，为西方进步的社会运动开拓 了一个崭新的想象空间。格瓦拉和毛泽东作为当时青年运动的偶像，被符号化为革命的象征和解放的代名词。当然，正如流行一时的符号学所能揭示的，在不同语境 中符号呈现出不同的意义。战后留在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库塞，用其擅长的理论和哲学思辨猛烈抨击了后资本主义中技术、生产和消费对人性的压 抑。他极其尖锐地指出，丧失批判能力的社会和人们最终只能成为一维化的标本，发达工业国家中制度化了的民主最终导致权力的集中和新的集权主义的出现。马库 塞关于爱欲与文明的理论，对后来的性解放运动和嬉皮士运动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

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开始对六十年代激进的社会运动进行各种各样的言说和批评，右翼憎恶运动对制度稳定性的破坏，左翼则检讨运动失败的原因。现在来看， 可以说当时的激进主义反抗资本的真正目的，在于将个人从异化的劳动和工具理性中解放出来，从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切切相关的压抑、焦虑、孤独、无聊和相对贫 困中解脱出来。社会运动本身狂欢节式的热闹场面，嬉皮士文化的兴起，对失去意义的劳动的厌恶，对享乐的追求，对群居公社生活的向往，以及对性解放的尝试， 都是战后新一代对资产阶级的勤劳、节制、体面、隐私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公开叛逆。

六十年代的激进运动与当时社会人文科学的批判意识的加强是相辅相成的。这对于相对年轻的社会学尤其如此，因为它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突如其来的社会动 荡，使社会学不得不走出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去探讨社会结构的失衡和不稳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几十年精心建构的社会系统和子系统顷刻间倒塌了。政治上激进的社会学家一方面对把持社会学几十年的结构功能主义进行清算，另一方面开始竭 力提倡批判社会学，力求将社会学从它扮演的保守角色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相对缺乏批判哲学传统的英语世界，美国本土的社会批判家米尔斯 (C.Wright Mills)对”社会学想象力”的呼唤，得到了广泛的回应。稍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陆批判传统，被拿来充当批判社会学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源泉。从此， 名目繁多的批判社会学、激进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学术和历史的舞台。

《示威游行与传播》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本书的三位作者中──哈罗伦(James Halloran)，爱略特(Philip Elliot)和墨多克(Graham Murdock)──后两位均属战后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他们对学生反战示威游行的理解和同情是可想而知。事实上，批判社会学从来就无意将自己装扮成 价值中立纯粹客观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示威游行与传播》开创了英语世界批判传媒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 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去分析。该书至今仍是传媒社会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集媒体制作、内容分析与观 众研究为一体的一个全面的个案研究。

一九六八和今天已经相隔三十余年，其间西方社会结构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八十年代以来，关于”后现代”热闹非凡的讨论实质上就是这 种变化在文化和思想界的反映。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究竟是表面的还是根本的我们在此暂且不论。但是可以肯定，所谓的后现代状态与传播媒体领域日新月异、 突飞猛进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法国的文化理论家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此进行的哲学思考和表述，曾经轰动一时，并在文化和传媒研究领域引起一些争论。譬如，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结束后，波氏便宣称 这场战争其实根本就没发生过，它只不过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演示。这种法国式夸张和游戏的言说方式，在经验主义传统根深地提蒂固的英语世界难免引起轩然大 波。其实，波氏的真正用意在于揭示，在今天这个电子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人们与远近事件的关系已经发生重大改变，无所不在的电子传媒向人们呈现的已经不是 现实本身(reality)而是超现实(hyperreality)。人们生活在一个虚拟复制(simulated)的文化中，被各种多余的、丧失意义的 符号和信息包围着，无法逃脱。

九十年代以来，文化主义在英美传媒研究领域更加风靡一时，五光十色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愈发显得模糊不清。商品的交换价值被象征价值所代替， 对资本的政治经济批判变成了对文化的符号分析。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作为文本被解构，而且解构本身似乎就是目的。在学术界本身的”非计划淘汰”机制的驱动下， 时髦的社会和文化理论不断被推出，又被更时髦的理论所代替。理论的力量似乎已经不在于对现实的解释力，而在于其晦涩程度和轰动效应。欧陆传统朴素的经典社 会批判，如马克思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韦伯对工具理性和官僚体制的论说，似乎成了早已过季的时装，穿起来令人窘迫。追赶新潮理论的时尚，实际上正在随 着学术的”全球化”从西方向全球蔓延，时下的中国学界不难找它的影子。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依旧怀念一九六八。那一年五月的巴黎，八月的芝加哥，十月的伦敦，都曾经涌动过理想的激情。人们从切身的经历中感觉到，建立在异化 劳动、焦虑竞争、私人占有基础上的富裕社会绝非人间天堂。一时间，无论是萨特的存在主义人生哲学还是马库塞的批判理论，都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得以超越自 身抽象思维的局限，与具体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寻求真正自我解放的理论和思想依据。尽管当时的激进社会运动多以挫败或不了了之告终，但是它们直 接造就了一批具有社会批判精神的人文社科学者。他们中的一部分至今还坚守在批判学术的前沿，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学人。《示威游行与传播》是这个时代尚未被遗 忘的一个见证。作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朴实的书写风格和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都表明他们是欧陆经典批判传统的真正继承人。在当时理论家们呼唤批判社会学的 声音此起彼伏的时候，本书作者们从事的正是实实在在的批判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工作，并且卓有成效。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学科间的交叉影响和跨语言文化的相互交流，西方社会学无论在方法还是在理论上都有所创新。但是这些创新本身并不是没有局限性 的。一些社会学家花费大量的精力，试图在理论上超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制约、能动与结构之间长期以来不可逾越的鸿沟。其中，英国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法国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最有代表性。吉登斯以反对两种理论”帝国主义”为名，建立了自己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一手反对社会结构主义，另一手反对个人能动主义，力 求通过对结构(structure)这一传统社会学的中心概念重新定义来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两元对立。结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变成了游戏规则，它既可以制约又 可以促成个人的行动和选择。在理论层面上，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进行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这种理论上的牵强附会使吉氏的社会学体系走进了 一条死胡同。吉登斯最终在原来的理论帝国废墟上建立的其实是自己的”构成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帝国。可惜，正如墨多克(Graham Murdock)所说，在他的构成社会学帝国里，”看不到真人的面孔。”

与吉登斯有所不同，布迪厄干脆放弃传统社会学中的若干中心概念，取而代之以一系列似新非新的概念，诸如场域、惯势、策略、地位、轨迹、品味、文化资本 等，以此创立自己的建构结构主义(constructivist structuralism)社会学，并广泛运用于对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实证经验研究中。这也是布氏略胜一筹的地方。他的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惟利是 图、机关算尽的法国小资产阶级；布氏利用具体的实证资料勾勒出这一社会阶层如何在某一”场域”中采用最佳”策略”去谋取最佳”地位”的个人奋斗”轨迹”。 布氏颇为关注的”策略”之一是对”品味”的追求和”文化资本”的积累。但是，布氏对小资产阶级庸俗不堪、轿揉造作的文化品味和追求的批判研究，停留在机智 风趣的细节描述和捕捉上。这其实等于在理论和概念上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物化处理。批判因失去了往日超越个体和现实的”宏伟叙事”(grand narratives)的支撑，蜕变成了机敏但琐碎的揶揄和嘲讽，而且仅此而已。这似乎也是所有自愿地或被迫地帖上”后现代”标签的社会文化理论的归宿。

社会批判与人的解放、理论与理想在所谓的”后现代”语境中脱节了。理论创新成了一种普遍的学术游戏，并成为目的本身。在当今西方的学术界，为学术而学术 是大多数学者不得已的选择，从根本来说是不合理的社会分工的结果。这也恰恰说明社会结构对个人选择的制约。事实上，在多数人的实际生活中，社会结构处处露 出其狰狞面目，制约个人的所谓自由选择。那么，一些社会学家们刻意追求在理论层面上超越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这岂不是有自我安慰，甚至自欺欺人之嫌？这 种理论创新在造就学术明星的同时，对以改变现实为目的的社会批判无疑是一种阉割。

因此，我们只好怀念一九六八。怀念那个动荡的年代中迸发出的带有浪漫色彩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情怀，也怀念深深打上了那个时代烙印的批判社会学。在世 纪末的今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独霸天下，功利主义成了唯一值得恪守的原则，乌托邦因失去了现实制度的依托而沦为笑柄。我们却始终相信历史不会因此而终结。
(James D. Halloran, Philip Elliot &Graham Murdock Demonstr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a Penguin Special 1970)

本文原载《读书》199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