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罗代尔（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张慧君译 顾良校

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眼下搞历史学这一行当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大问题，但《世界报》向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感受。好罢，我将仅限于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谈一点个人认识。

可以肯定，在我的著述中，在我试图说明的观点中，我毫不奇怪地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作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共产党显然也曾得到过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狂热拥护，只是共产党始终不懂得加以利用而已。

总而言之，来自马克思的词汇和用语，或因马克思而身价倍增的词汇和用语，逐渐进入了我们的言谈之中。我们习惯了这些语汇的用法，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起来。在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用过”阶级斗争”、”生产过程”、”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化”、”实践”、”异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等语汇？”资本主义”一词也应该算在里面，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至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等马克思用于长时段历史分期的用语，在我们身边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想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今天就必须把所有这些词统统排斥，一概不用。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事实上，不使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历史就无从写起，历史思考也就无从进行。历史是要从现时出发，再向过去请教的学问。我们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现时。我始终不相信，可以如昂里·贝尔（Henri Berr）所想的那样，为历史制定出一成不变的科学语汇。

因此，我们处于相当特殊的境地。根据我个人的情形去推断与我同龄的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如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样，在我们一代人的求学期间，老师没有把马克思的语汇和思想强加给我们，甚至压根没有作过多少介绍。

即使像昂里·豪塞（Henri Hauser）这样一位不断追求新事物和新词语的顶尖聪明人也不例外。最大胆的左翼学生仅限于推崇法国大革命而已。而我却单枪匹马，甘冒风险，着手研究起马克思的著作来了（确切的时间是从1932年开始，我所以记得这个日期，因为我那时有在书上记下购书日期的习惯）。大家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当时能得到的译本质量欠佳，使用也很不方便，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他人的建议，直接阅读德文原著……通过以上叙述，我试图说明，我们很晚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论点，但至少不带任何偏见。不论怎么说，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是在老师授课或专家诠释之外，依靠自己直接读书得来的。请看约塞夫·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在其《分析经济学历史》（1954年版）中怎样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他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方面，几乎把马克思作了一个活体解剖，而马克思的思想活力，却是要在寻求整合的氛围下，把这些构建中的”科学”混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时，始终不脱离开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这一教益值得大家记取！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认真加以反思，他们就不会对历史教训和历史过程视而不见。

我对这种多因素的整合深有好感，我敢说，根本不去考虑是否符合正统的问题。我有时开玩笑说，我认为《资本论》是一篇独具匠心的论文，本可以在巴黎索邦大学进行答辩，虽然这在1867年是不能想象的。历史学家阅读这篇论文，必定获益匪浅。

我在这部充满拦路虎的困难著作中寻求教益，记取种种与我不谋而合的观点，进一步加深我的自信。尤其，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时刻注意把他的疏漏和不足之处都一一列出。当然，我决不会荒唐到想对他教训一番的程度。

但是，被接受的马克思的语汇和论断，经过我的使用以后，便带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甚至完全变了味儿。我对此十分明白。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批判辞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怎样”评判”马克思，反而是批评自己，在从马克思那里接受某些用语时，竟按我的方式随意曲解，虽然只是无心之过。例如，在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我坚持认定，二者同样重要，同样不容忽视，甚至说政治、社会、经济、文明等上层建筑的寿命很长，这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吗？再退一步说，我讨厌”生产方式”的说法，这肯定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然而，真要把事情完全说清楚，最能证明我偏离马克思轨道的却是”实践”（praxis）一词，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无论对马克思和对我自己都不能放心。我暂且先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但严格地说，不排除今后可能产生的后悔。

首先要肯定的是，我对所谓”真实历史”始终寄予高于一切的关注，我所说的”真实历史”，是我读书或浏览史料的时候，在我眼前模糊地或清晰地展现的历史。对阅读的专注使我一时受历史画面的笼罩。然后就该是走出画面和试图作出解释的时候了。如果不事先提出问题，任何历史研究显然都无从谈起。问题本身是一个有待求证的疑问，其证实、否定或修正得视疑问是否与真实相符而定。由此可见，历史认识可分三个阶段：提出（构建）问题；真实历史；事后解释。我很想把” 真实历史”称之为”实践”，这样做恐怕不尽合理。说到底，历史学家势必先要提出疑问，疑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对一位同情马克思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疑问始终摆在他的面前，位于”实践”的彼岸。

20多年前，我饶有兴趣地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马克思生前经常光顾这里。我与陪伴我的英国同行打趣，一起设想是否有可能在博物馆出口处与马克思相遇。我们是否会请马克思到我们常去的印度饭店一起用餐？如果他接受邀请，而且脾气不算太坏，我们会向他提哪些问题？我们觉得左右为难，难的倒不是没有问题可问，而是无法想象他对问题作何回答。不久前，我碰巧读到帕特里克·罗马内尔（Patrick Romanell） 撰写的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意大利哲学家1875－1944）和克罗齐（ Benedetto Croce，意大利哲学家1866－1952）的一次假想对话。人们能不能设想一次对话，让马克思到对话中去扮演某个角色？这样的设想是否值得一试？今天，由于马克思的著作已经得到系统的介绍，根据我们拥有的资料，为马克思代笔写上几段对话，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谁同马克思进行对话呢？假如带着这个问题向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èvre）去请教，他一定会回答我说：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可以肯定，这会是一次真诚的对话，但两人很可能因过去的冲突而纠缠不清。如果一定要让马克思就当代问题发表见解（这是我们的目的），那就必须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与他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人，在意大利有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我国除让－保罗·萨特外也许别无他人。萨特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知识却惊人地广博。回过头来再问，单凭一位历史学家，就足以与马克思平起平坐了吗？马克思不单是历史学家，不单是社会学家，不单是经济学家，更不单是政治学家。他同时具备着历史的整体观和长时段观，所以在马克思身后，历史就再也不能是以往的那种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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