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全球化需要自由市场的统一，需要输出一些超现代的美国银行体系，使经济的泡沫成份越来越重；另一方面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造成发达国家工人失业，贫富差距拉大。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消费观念无孔不入，后殖民政治四处扩张，民族主义也反弹高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都是错误的。当前的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新保守主义的破产，也说明世界应当以全局观和多样化结构为基础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而不是继续支持一个老化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国外知识分子重新挖掘历史资源，反思现实社会问题，使左翼思潮再次迭起。

一

概括地看，国外对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第一时期，主要是突破麦卡锡主义的思想桎梏，建构研究范式。

美国学术界对20世纪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可追溯到1930年代。1932年，詹姆斯·法雷尔（James T.Farrell）发表《青年郎宁根在芝加哥街头的少年时代》，对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文学思潮展开研究。1980年代，当学术界开始反思19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时，猛然发现法雷尔早已论述过了美国文化的实践与价值等问题。时至今日，人们还不断发现法雷尔的影响。

1942年，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发表《扎根本土：一种对现代散文体文学的阐释》，对二三十年代著名左翼作家威廉·罗林斯（William Rollins）、亨利·罗思（Henry Roth）、纳撒内尔·韦斯特（Nathanael West）、法雷尔、帕索斯以及无产阶级诗人肯尼斯·费林(Kenneth Fearing)、埃德温·罗尔夫（Edwin Rolfe）、霍勒斯·格雷戈里（Horace Gregory）、阿尔弗雷德·海斯（Alfred Hayes）、默雷尔·鲁凯泽（Murriel Rukeyster）、所罗门·福纳洛夫（Solomon Funaroff）等详加梳理与讨论。1940年代，当左翼作家开始退回到艺术象牙之塔时，此书成为早期研究1930年代美国左翼文学的优秀著作。

1956年，瓦尔特·赖道特（Walter Rideout）发表《1900—1954年美国激进小说：文学与社会的内在联系》，收集整理了左翼作家的小说，并作了综合评述，总结了激进主义小说对美国文学的贡献。1957年，欧文·豪与刘易斯·科泽（Lewis Coser）合著的《美国共产党：一种批评史》，继续阐发共产主义激进小说的成就与不足。

1961年，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发表《左翼作家：美国文学共产主义中的插曲》(Writers on the Left:Episode in American Literary Communism)以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身份剖析美国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发展的概况，集中探讨了20世纪前30年美国共产党与左翼文化的冲撞与抱合关系。他在书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大萧条和共产党均无法产生文学激进主义，相反却是美国本土文化中固有的传统催生了激进主义。由此可见，激进主义文学是立足于美国本土文化的，他突破了传统文学史的研究范式。

阿伦1912年出生于芝加哥，1933年毕业于密执根大学，后赴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在哈佛学习期间，他不仅获得了有关“哈佛教师协会”（the Harvard Teachers’ Union）的左翼知识分子活动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还结识了罗伯特·戴维斯（Robert Gorham Davis）、约瑟夫·弗里曼（Joseph Freeman）等共产党首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成为新政的左翼人士。但是，阿伦没有加入共产党。20年之后，阿伦凭借着自己的无党派身份，获得福特基金的资助，研究左翼作家。在研究中，阿伦坚持超越党派与研究对象保持必要的距离，从而避免了新激进主义的干扰。

在《左翼作家》中，阿伦着力要把旧左翼文学遗产传承给新左翼青年。虽然他解释此书是为着那些参加过1930年代斗争的人们所撰写的，但主要目的是探讨美国文化生活中的共产主义影响，解构麦卡锡主义的神话。阿伦拒绝从左翼作家共产主义理想破灭等敏感问题中退缩，他说：“我们这些艰难幸存到60年代的人们，可以为他们的不恰当的失误、他们的浪漫、他们的自欺、他们的哀诉和自以为公正而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他们要改变世界的努力，无论他们有多么鲁莽，多么无效。”[17]阿伦虽然也批评共产党束缚了作家的思想，但他并不主张以反共产主义替代反帝国主义，也从未得出过左翼作家与政治一团糟的结论。阿伦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苏联的影响是导致左翼文学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阿伦发展了美国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范式——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与政治的历史研究，一种新的社会史研究。他广泛采用个人手稿、私人信函、访谈资料、回忆录、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小刊物、政治文件、文章、小说等。以今日的眼光打量阿伦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指出他在阶级、性别、种族、民族的界定方面存在偏颇，但在史料上我们却难以驳倒他，因为他所采用的史料极其丰富而珍贵。

概括地看，《左翼作家》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阿伦积极从美国本土文化中寻找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的源头。（二）他详尽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苏联对美国左翼文学的影响。（三）阿伦注重历史分析与作家作品的阐发，呈现出文史结合的特征。不足之处是，阿伦只注意像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 Gold)、希克斯、弗里曼等这样的重要作家，而忽略了女性作家和黑人作家。虽然这些重要作家构成了左翼文学的横切面，但决不是全部。在具体的作品分析中，阿伦又缺乏精细的文学阐发能力，且个人论断较为薄弱。

不仅如此，面对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恩古吉·瓦提翁戈（Ngugi Wa Thiong’o）、欧内斯托·加德内尔（Ernesto Cardenal）、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这样的作家，阿伦无法提供有效的分析。从性别、族裔和区域文化的视角看，阿伦的研究是很单薄的。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史料的不断丰富，阿伦的研究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1960年代初，阿伦在左翼文学研究领域取得成功。《左翼作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立场公允、不掺杂个人情感、学术质量高的著作。小说家菲利浦·博诺斯基（Philip Bonosky）认为，此书对共产主义理论缘起梳理清晰，没有在一些有争议的地方左右摇摆。《左翼作家》的问世标志着麦卡锡主义的式微和一个政治宽松的新时代的来临。

《左翼作家》发表后，那些曾经参加过左翼文化运动的人们如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爱德华·丹尔堡（Edward Dalberg）、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 Hicks）、卡津、马修·约瑟森（Matthew Josephson）、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等，纷纷发表自己的回忆录，深情缅怀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另有一些研究者把当年《群众》、《新群众》和《铁砧》等刊物上的重要文章汇编成册。如，威廉·奥尼尔（William L.O’Neil）编辑了《反叛的共鸣：1911—1917年〈群众〉》；约瑟夫·诺思（Joseph North）编辑了《〈新群众〉：三十年代反叛文选》；杰克·康罗伊（Jack Conroy）与科特·约翰逊（Curt Johnson）编辑了《作家的反抗：1933—1940年〈铁砧〉》。这些史料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的工作。

受阿伦的影响，美国左翼文学研究范式也呈现出三个特征：（一）在研究角度方面，研究者从美国本土文化与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切入，探寻1930年代左翼运动是如何达到顶峰，并悄然延伸到1960年代的。对新马克思主义批评而言，受托洛茨基影响的文学批评也是左翼文学思潮的一项重要内容。（二）在研究范畴方面，许多研究者都把研究目标锁定在无产阶级小说上。无产阶级小说是大萧条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相比较而言，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报告文学和戏剧的研究就相对薄弱。（三）不断深化与完善新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弗·詹姆逊对伯克的论述；[18]桑·胡安（E.San Juan, Jr.）对卡洛斯·布洛桑（Carlos Bulosan）的阐发；[19]德博拉·罗森菲尔特（Deborah Rosenfelt）、伊莱恩·赫奇斯（Elaine Hedges）对马克思女权主义者的分析，[20]采用了综合分析的方法，改变了长期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孤立地加以研究的倾向。

1968年，历史学家詹姆斯·吉尔伯特（James B.Gilbert）发表《作家与党派：美国文学激进主义的历史》。他坚持从阿伦研究的大背景切入，凸显《党派评论》在左翼文学思潮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他运用历史文化的叙述方式，梳理作家与党派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纽约文人集群”的批评与创作活动。同年，罗伯特·格罗弗（Robert Grover）主编的《袖珍的瓦尔特》，收集整理了著名左翼诗人瓦尔特·洛温费尔斯（Walter Lowenfels）的诗文。格罗弗指出，无论左翼作家有着怎样的政治幻灭和性格瑕疵，终归他们的创作是独具特色的。事实上，许多杰出的美国作家坚信迟早世人会对共产主义理念、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带给人类的美好希望作出客观而公允的评价。那些选择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虽然受到苏联的错误干扰，但他们从未放弃过文化的追求与贡献。虽然，该时期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各种阐发，但都没有突破赖道特与阿伦的研究范式。

二

1980年代以降，研究向多角度、多层面发展，成果迭出，为第二时期。

1980年代，学术界开始整合女性批评、族裔文化理论对左翼文学思潮进行研究，打开了新视阈。此一时期，学术界与出版界不断加强对1930年代左翼小说和诗歌的发掘与整理，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史料。近年来对文学经典的讨论，动摇了过去占正统地位的文学经典，也为深化与拓展左翼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有色族裔左翼作家和女性作家受到高度重视。同时，学术界对于承载作家的研究也方兴未艾。现在关于“承载文学”（committed Literature）的研究与阿伦时代完全不同了，研究者们运用当代文化理论，更加强调性别与族裔特征。

1980年代初，密执根大学教授艾伦·沃尔德(Alan M.Wald)开始全面研究左翼文学思潮，他先后发表《“纽约文人集群”——1930年代至198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左翼之沉浮》、《革命的想象：约翰·威尔·赖特和谢里·门根的诗歌与政治》、《左翼写作——关于激进文化和政治的新论》、《从未来时间中放逐》等著作。他指出，1930年代初至195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文学同美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相结合，美国共产党成功地把反种族主义与提倡多元民族构建在左翼文学当中，赢得了社会的普遍赞誉，直接影响了1960年代的新左翼文化运动。

沃尔德发现1950年代左翼激进主义仍然隐秘地存在着。冷战期间的各种抵制运动正是左翼思想的继续与深入，因为它所倡导的劳工权力、反帝国主义和反种族歧视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沃尔德坚信，1930年代的经历和记忆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甚至更久远一些。如，1971年吉尔登（K.B.Gilden）发表的小说《山海之间》，如果没有1930年代左翼文学作铺垫是难以想象的。同样，约翰·桑福德（John Sanford）的《美丽可爱的国土：一个美国犹太人的生活景象》依靠的也是对1930年代的记忆。沃尔德在《从未来时间中放逐》一书中，坚持在左翼文学思潮的传统与组织构成中剖析先锋诗人和黑人激进作家，凸显女性主义的焦虑与阶级特征，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出版事业在左翼文化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还关注了同性恋左翼作家、犹太裔左翼作家、各种有色族裔左翼作家等。沃尔德试图重建左翼文学思潮的发展全貌，以免它们从文学史中消失。

沃尔德看到，许多受到共产主义思想洗礼的作家、诗人的创作活动，以及他们的真正成就并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认识。共产主义经验不仅体现在左翼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方面，而且彰显在种族平等、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等价值理念的倡导方面。实事求是地看，共产主义本身无法产生文学或文化运动，反而是由于不公正的资本主义制度激发出了作家的自发反抗，并促成了左翼文学运动。正如左翼作家斯坦利·伯恩肖（Stanley Burnshaw）所言：“我是非常反对苏联的，但我依然相信我还是像自己在1930年代那样行事，因为我们全都为高尔德所描绘的未来极其美好而热烈的看法所打动。”[21]

在研究过程中，沃尔德不仅广泛采用口述史、封存的档案、罕见文本，而且还走访了许多从未接受过采访的左翼运动的参与者，如约翰·里德俱乐部成员；美国作家联盟（League of American Writers）、国内艺术协会（the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Arts）和科学专业协会（Sciences and Professions）的成员，以及那些左翼刊物的编辑们。在沃尔德看来，有三点限制了人们对左翼作家的研究：（一）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使一代作家隐蔽、消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有些受到共产主义浸染的作家在传记中有意隐去自己的左翼经历。（二）各种政治与文学批评的声明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这是批评界制造的有关美国左翼文学的“领域”，禁锢了人们的视野。其实，左翼文学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有女性写作、有色族裔写作、激进写作、大众与来自非西方世界的写作，但这些全都被忽略了。战后，虽然左翼作家并无多少建树，但他们拒绝同斯大林主义同流合污，而自觉选择忠于艺术，这也是一种抗争。（三）左翼作家创作的多样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左翼作家经常自由地穿梭于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之间。例如，海斯既发表过叙事长诗《弗拉米尼亚的女孩》，还有六卷散文小说、大量的戏剧等。有的左翼作家还创作过通俗小说、科幻小说、传记及儿童文学。如此看来，我们不仅要研究那些左翼文本，也不能忽略他们的其他创作。

同一时期，通过重新发现约瑟芬·赫布斯特(Josephine Herbst)、蒂莉·奥尔森(Tillie Olsen)、莫里代尔·拉苏尔(Meridel Le Sueur)等左翼作家，学术界开始研究左翼女性文学。这些作家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她们的创作扎根于1930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当今美国政治与文化中仍有影响。她们是共产主义文学传统持续发挥作用的活的典型。1978年，夏洛特·尼克拉（Charlotte Nekola）和葆拉·拉比诺维茨（Paula Rabinowitz）编辑了颇有影响的文集《红色写作：1930—1940年美国妇女文学选集》，掀起了左翼女性文学研究的热潮。1981年，德博拉·罗森菲尔特（Deborah Rosenfelt）发表文章《自30年代：蒂莉·奥尔森与激进传统》。[22]紧随其后的是一系列的博士论文：1982年，俄亥俄州立大学琼·塞缪尔森（Joan Wood Samuelson）的《幸存的典范：四位美国女作家与无产阶级小说》；1986年，萨塞克斯大学安·莱西（Ann Lacey）的《冲突跌起：美国妇女与无产阶级小说创作》；1987，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康斯坦斯·科伊内（Constance Coiner）的《“精神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抵抗文学》等。

1991年，拉比诺维茨发表《劳动与欲望：美国大萧条中的妇女革命小说》。她集中探讨了1930年代左翼女性作家的创作与理论，将美国左翼文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拉比诺维茨运用叙事学和性别理论，对缺失的一代女性作家进行研究。她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nges Smedley）的《大地的女儿》（1929）到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她的交际圈》（1942)，为读者提供了饶有趣味的解释。在大萧条时期，这些女作家不但改写了无产阶级小说的男性传统，也改写了美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女性传统，体现了那个时期女性的主体意识。拉比诺维茨不仅阐明了激进女性文学的合法性及生命力，而且在对新旧左翼关系的阐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批评。拉比诺维茨还探讨了“纽约文人集群”中的女性学者，指出玛丽·麦卡锡、埃莉诺·克拉拉（Eleanor Clark）、伊·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与桑塔格之间的思想传承关系。

同时，女性出版社、西部出版社（West End Press）、国际出版公司等相继出版了菲尔丁·伯克（Fielding Burk）、赫布斯特、迈拉·佩奇（Myra Page）、约瑟芬·约翰逊（Josephine Johnson）、苔丝·斯莱辛格(Tess Slesinger)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时，研究美国黑人左翼作家的著作也开始出现。约翰·基伦斯（John O.Killens）、洛兰·汉斯贝里（Lorraine Hansberry）、劳埃德·布朗（Lloyd Brown）、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等著名黑人左翼作家引起学者的重视，研究他们的传记不断刊出。1967年，哈罗德·克鲁斯（Harold Cruse）发表《黑人知识分子的危机：从起源到目前》；1973年米歇尔·费伯瑞（Michel Fabre）发表《对理查德·赖特尚未结束的探究》；1983年，锡德里克·罗比森（Cedric J.Robinson）发表 《黑人马克思主义》；1986年，曼宁·马拉布尔（Manning Marable）发表《W.E.B.杜勃伊斯：黑人激进民主主义者》；1987年，韦恩·库伯（Wayne Cooper）发表《克劳德·麦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反叛羁旅者》。

三

19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为研究提供了新契机与新内容，研究范式日趋多样化，为第三时期。

冷战期间，由于苏联官方的错误，涂黑了整个左翼，所以人们不再相信左翼文化运动的全部努力。人们对文学中的左翼与劳工问题缄默无语。1990年代初，冷战的结束为学术界突破左翼文学的研究范式提供了新契机。研究者推翻过去对左翼文学的诸多不公正、不实在的看法，对美国共产党在左翼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进行更加客观中肯的评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赖道特和阿伦的研究都没有把左翼激进分子作为一种革新社会秩序的奋斗者来界定，而是把他们看成怀着美好愿望、受到乌托邦理想鼓动的群体。他们的研究虽然预示了麦卡锡主义的消退，却无法洞见左翼文学的生命力，也无法解释与1960年代新左翼运动及第三世界革命之间的互动联系。可以说，冷战意识形态的消退，解除了人们重新审视那些描写罢工、造反、群众运动、工人斗争、政治审判、妇女运动、国际主义、反种族主义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础重写美国文学史的顾虑。今天的黑人文学如此引人瞩目，得益于左翼文学在大学中的广泛传播。随着大量历史文献的发掘，人们看到美国的“反共”意识形态其实很少真正接触到反斯大林主义或后斯大林主义政治，很多都是冷战意识的产物。目前文学史亟待重新修订，左翼文学无疑是一项重要内容。

1990年，亚历山大·萨克森（Alexander Saxton）发表《白色共和的沉浮：19世纪美国的阶级政治与大众文化》，剖析了社会主义党派所引发的50多年的纷争，全书浸透着反种族主义的思想。1991年，詹姆斯·墨菲（James F.Murphy）发表《无产阶级时刻：文学中的左翼主义之争》，旨在匡正美国文学史中的谬误。墨菲用“Leftism”指称一种批评观，即对全部资产阶级文学遗产，包括以艾略特和乔伊斯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持敌视态度，注重文学的社会性胜过审美性，提倡以政治挑战艺术的文学观念。墨菲认为，美国共产党并不反对现代主义，当时的《工人日报》、《新群众》和《党派评论》都曾大力提倡过现代主义。尤其是《党派评论》周围的纽约批评家们，曾不遗余力地译介过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并以此抑制左翼文学的庸俗化倾向。

不仅如此，墨菲还揭示了美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学是如何遭到致命一击的。在墨菲看来，左翼文学是被共产党的官僚化作风所否定与击败的，发生在左翼转向“人民阵线”之前。1930年代初的许多组织、出版机构、文学命题纷纷冠之以“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并有调动全体著名作家向此转变的冲动。在大萧条年代，这种倾向大行其道。《党派评论》率先对此提出批评，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之争。“纽约文人集群”的文学批评是持异议的，反对占主导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被《新群众》所宣扬的庸俗观点。尽管墨菲的论据不是很充分，但他在艺术与政治、文学与宣传、小说与新闻的关系阐发方面都是相当扎实的。

1993年，芭芭拉·弗莱（Barbara Foley）发表《激进的诉求：1929—1941年美国无产阶级小说的政治与形式》。她把研究对象锁定在1930年代，深化与推进左翼女性文学的研究，并深入到麦卡锡等人的创作中。弗莱的选题与论述都是相当严谨的，但是，她错误地把反斯大林主义等同于反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研究者们又把目光投向纽约之外的左翼作家，如好莱坞、中西部以及其他地区的左翼作家。研究好莱坞左翼作家的著作有：拉里·卡普莱尔（Larry Ceplair）和史蒂文·英格伦（Steven Englund）的《好莱坞调查》；南希·施瓦茨（Nancy Lynn Schwartz）的《好莱坞作家的战争》；维克多·内瓦斯基（Victor Navasky）的《命名》；伯纳德·迪克（Bernard F.Dick）的《激进的清白：好莱坞十人案的批评研究》。道格拉斯·威克森（Douglass Wixson）研究中西部地区的左翼文学，1994年发表了《美国工人作家：杰克·康罗伊与1899—1900年中西部文学激进主义传统》；1989年，罗比·利伯曼（Robbie Lieberman）发表《“我的歌是我的武器”：人民之歌，美国共产主义及其文化政治》。迈克尔·洛伊（Michael Lowy）是一位出生在巴西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研究拉丁美洲的左翼文学。他先后发表了三部学术著作：《1909年至目前马克思主义在拉美》、《改变世界：从卡尔·马克思到瓦尔特·本雅明政治学论丛》、《救赎与乌托邦：中心欧洲的犹太自由思想》，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1930年代左翼小说、诗歌的重新刊发，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情况下，研究者更加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各种新方法阐发左翼文学，研究呈现开放态势，新的学术书籍不断涌现。如，詹姆斯·布卢姆（James Bloom）的《左翼文学：麦克·高尔德与约瑟夫·弗里曼的文化大战》、哈维·特里斯（Harviey M.Teres）的《正在复苏的左翼：政治、想象和“纽约文人集群”》、比尔·马伦（Bill V.Mullen）和詹姆斯·斯梅瑟斯特（James Smethurst）主编的《有色路线的左翼：种族、激进主义与20世纪美国文学》、凯特·韦甘德（Kate Weigand）的《红色女权主义：美国共产主义与构建妇女解放》等。

四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对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从三个方面开展起来：（一）1981年赵一凡撰写出硕士论文《美国左翼文学》。他认为美国左翼运动波澜壮阔，规模庞大、成果丰富远甚欧洲，堪与苏联、中国并列为三强。此后，赵一凡负笈哈佛深造，成为阿伦教授门下的博士研究生。（二）各种零星散见的文章：张子清的《论美国杰出无产阶级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夏政的《略谈30年代的美国左翼文学批评》是稍早的研究成果。虞建华的《现代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峙背后的姻联》、马红旗的《美国文学中的激进传统》，冒键的《20世纪30年代中美左翼文学系初探》，吴琼的《“纽约文人”一个被遗忘的文学批评部落》，陈巍的《一场象征性文化革命——反思西方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等，是近年来出现的研究性文章。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美国左翼文学的某些特征，但缺乏系统性，有待进一步深化。（三）国内对美国新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集中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对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人物、弗·詹姆逊的译介比较多，如王逢振主编的“知识分子图书”中的《快感：文化与政治》、《批评旅途：60年代之后》等。黄宗英翻译了理查德·罗蒂的《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新左翼代表人物苏珊·桑塔格的理论与创作也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出现了大量的译介与研究。总体观之，国内研究是译介的多，全面深入的研究不多见；理论研究多，对具体文学文本的解读少，缺少从理论与创作实践两个层面作纵深、系统综合性的研究。

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不仅把欧洲的激进思想发扬光大，而且迅速与美国本土文化结合，直接融入到反战和平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中。政治激进催生了审美激进，于是许多欧洲的先锋文艺在美国繁盛，掀起了美国文学的又一次繁荣。后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盛起来的，故而与左翼文学有着必然的联系。笔者以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深入探究左翼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思想与艺术上的联系。

不仅如此，美国新左翼文学思潮在当代西方文坛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东西方文学发展进程的影响，特别是其持久的激进精神，长期被人忽视。我们应该用中国学者的目光审视以1930年代“红色”文学、“纽约文人集群”、新激进主义思潮，进而在批评与创作两个层面上展示当代美国文学的多样性，寻绎同中国左翼思潮的某种隐秘联系。

1970年代后期，新左翼文学思潮开始剧烈动荡、分化和重组，原有的激进实体力量在变化和相互转化中保留下来，形成当代美国文学的多样化格局。冷战结束后，新左翼文学所秉承的激进思想再次彰显出来，尽管声音微乎其微，也足以挑战福山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进入21世纪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左翼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这一现象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思索。关于激进主义文学思潮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其持续的影响是否依然存在？中国学者如何以自己的文化立场阐发与认识？同中国文学又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是我们研究的新的话语空间。

总之，20世纪美国左翼文学思潮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中提出了许多积极的见解，可以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学理论创新的需要。左翼文学思潮是美国文学的重要内容，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当代美国文学的新变化，有助于更自觉地掌握和处理21世纪初世界文学的变化以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对美国左翼文学思潮的深入研究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的创新提供思想素材，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现实参考和新的信息。

注释：

[17] Aaron,Daniel. Writers on the Left: Episode in American Literatary Commu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Inc., 1961,p. 407.

[18] Jameson,Fredric. “The Symbolic Inference; or, Kenneth Burke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Critical Inquiry 4, no .3(Spring 1987):507—523.

[19] E.San Juan, Jr. Carlos Bulosan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lass Struggle.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 1972.

[20] Le Sueur, Meridel and Hedges, Elaine. Ripening: Selected Work ,1927—1980. New York: Feminist Press,1982.

[21] Wald, M.Alan. Writing From the Left. London /NewYork: Verso, 1994, p.72.

[22] Rosenfelt, Deborah. “From the Thirties: Tillie Olsen and the Radical Tradition”. Feminist Studies 7. (Fall,1981).

• 作者：王予霞
• 来源：左岸文化网 http://www.eduw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