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1977）[1]

撇开其成因有待考察的一些症状性反对意见不谈，人们目前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人们都承认，在“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领域，有两个前所未有也无法预知其后果的发现颠覆了整个“古典时代”的，也就是（自十六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的上升期形成的并使资产阶级掌权的整个文化价值。这两个发现，一个是马克思著作中关于阶级斗争的条件、形式和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另一个是弗洛伊德著作中对无意识的发现。在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前，文化建立在形形色色的自然科学，并辅之以关于历史、社会的各种哲学或意识形态，以及“人的主体”之上。通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科学理论开始出其不意地占据直到那时为止还是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理论构造预留着的“地盘”，或毋宁说开始在那些“地盘”中占据使人吃惊、令人不安的位置。

人们普遍一致地承认，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所研究的现象，也就是说，阶级斗争的作用和无意识作用，在他们之前是无人知晓的。但其实由政治哲学家构成的整个传统，以及他们之前由斯宾诺沙和马基亚维利唤起的那些“实践者”（他们直截了当地谈论着阶级斗争，我们应把发现对立斗争中的主导矛盾归功于他们——他们中最有名的就是那些自然法哲学家，正是他们在法的意识形态遮掩下间接地谈论着那个问题）就已经——的确是在马克思之前——意识到阶级的存在和阶级斗争的作用了。马克思承认，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像霍治斯金这样的李嘉图学派的经济学家，都是他的直接的前辈，但另一方面又通过对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进行的细致批判与他们保持距离：这些作家已经意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了。同样，弗洛伊德研究的无意识现象有一部分在很早以前的古代时期就被意识到了，并且在人们认真对待梦、预言、附体和除魔等等这些现象的过程中得到了认可。

在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没有发明什么：他们各自所生产的理论的对象在他们的发现之前就是存在着的。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各自的贡献在于给对象下定义，限定它的范围和外延，对其条件、存在形式及其作用进行描述，对理解掌握该对象所必需的条件加以表述：总之，就是构造关于它的理论，或其理论雏形。

这样的评论无非都是老生常谈，尽管它们说的是事实：对唯物主义来说，所有发现不外是就已经“独立于思想”而存在的某对象生产出知识形式。

可是，当他们令人吃惊的发现的条件彻底重建了以往被认为对一切发现来说乃是常理的那些条件的时候，事情变得更有意思了。在短短五十年间颠覆了整个文化世界的这两个发现都属于习惯上所谓的“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它们与自然科学和意识形态理论构造中的发现所遵从的那种传统习俗彻底相断裂，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同代人们充分认识了他们之后，也体验到了那种共同的断裂，并视之为这两种理论间某种相似性的证明，这也不是偶然的。从那时起，也就有了一些意识形态偏见的囚徒，他们总是从“一元论”出发看待一切科学对象——所以并非偶然的是，有些人开始到对象的同一性中去寻找那种相似性的原因，比方说赖希，他就试图将专属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作用等同于专属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作用。

我们，或不管怎么说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依旧有这样一种直觉：有太多的东西把这两个发现联系在一起，因此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共有的东西。但那又是什么呢？即使赖希那失败了的经验向我们表明了哪儿都找不到、怎么也找不到他们（在对象同一性上的）相遇之点，可那个信念仍旧保存着：那种共有的东西在文化史上前所未有地发生在一种双重实验之中。

首先，能够肯定的是，在一个既由唯心主义，也同样由机械论所支配的世界里，弗洛伊德的确很像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榜样。

如果说是现实独立于思想或意识而存在是规定着唯物主义的最基本的论点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实际上就是一名唯物主义者，因为他不仅反对意识在认识中的第一性，而且也反对意识在意识本身中的第一性，并且构造了“心理机器”，在这个机器组织的整体中，自我或“意识”只不过是一个承担者、一部分、一种作用。在更一般的层面上说，弗洛伊德与一切唯心主义、唯灵论和宗教（即使它乔装改扮成道德）的对立是众所周知的。

就辩证法而言，弗洛伊德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它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演示，他并不把辩证法的演示——例如移置、凝缩、过度决定等等这些范畴——当作“原理”（而这恰是某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成问题的形式），但也是在这个有限的论题之中，对这些演示的沉思能把我们带得更远：无意识不知道矛盾；矛盾的缺席是一切矛盾的状态。我们在这儿发现了“粉碎”古典矛盾模型的必要手段，那个古典模型太多地沾染了黑格尔精神气质，以至于无法再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所以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通过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而相互接近。但在弗洛伊德那里却有一种独特的优势，因为他探索出了非常贴近马克思思想的那种辩证法比喻，但同时又要比马克思的说法更为丰富，好像马克思的学说一直在等待着弗洛伊德的这个辩证法比喻似的。如果在这儿我可以引述我自己的话，我曾就那种令人吃惊的相似性给出过一个例子，我曾说，过度决定这个范畴（借自弗洛伊德）就像是为分析马克思和列宁而“量身定制的”，也是这种分析所必需的，它非常适合于这种分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长处在于能明确地呈现出到底是什么使得马克思和列宁与黑格尔区别了开来——对黑格尔说来，矛盾不是被过度决定的。[2]

这些哲学上的相似性足以说明存在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理论共性吗？能，也不能。实际上，我们该在这里打住，因为哲学生产就是丰富多样的，允许任何一种理论按它自己的方式行事，允许它面对自己的对象，而其对象作为一个对象是不能被化约为刚说到的那种哲学相似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停下来，应该保持冷静。我们应把注意力放到另一个现象上，它更令人吃惊，那就是我已经说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弗洛伊德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斗争特征。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斗争的理论，这是一个经验事实。自其诞生之始，它不仅招致了强大的抵抗、攻击、批判（这个现象一直在不断地重演着），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引发了种种兼并和篡改的尝试。我说这种种兼并和篡改的尝试要比简单的攻击和批评更有意思，是因为它们说明弗洛伊德的对手们承认其中包含着真理和危险的东西。要是这里没真理，那也无需兼并和篡改。弗洛伊德那里有真理性的东西，必须盗用它，从而篡改它的含义，因为那个真理是危险的：必须篡改它，从而使它中性化。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圈子，它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因为在这个抵制－批判－篡改的循环圈子的辩证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往往由其对手从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外部开始的事情却总是最终进入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的内部。弗洛伊德主义理论在其自身内部必定也要与各种兼并和篡改的企图作斗争；而反对者最终总是突破要塞，并成为修正主义者，引发内部的相互攻击，最终导致分裂。作为一种斗争的科学，弗洛伊德主义理论是分离主义的科学；它的历史充满了无休无止不断重演的分裂。

认为一门科学本质上就是斗争的和分离主义的，认为它服从于抵制－攻击－篡改－分裂的辩证法的想法对理性主义来说是个真正的丑闻，即使这个想法断言自己是唯物主义的。如果需要的话，理性主义无疑承认，一门全新的科学（哥白尼、伽利略）也许会与教会权威和“无知时代”的偏见作斗争，但那只是偶然的，只是初期的情况，有足够的时间驱散无知：按照规律，科学即理性，它最终总能取得胜利，因为“真理是万能的”（列宁本人说：“马克思的学说因为正确所以是万能的”），并且比世上任何魅影都要强大。对理性主义来说，这是“一派胡言”：可能存在着这样一些科学，它们本质就是斗争的、受到论争和争斗困扰的，甚至就是由争论和争斗所构成的。对理性主义来说，它们绝不是科学，而只是意见，自相矛盾，就像一切主观的并总是引发争论的观点一样。

在弗洛伊德主义理论之前，马克思主义科学就为我们提供了必然引发斗争和分裂的科学的例证。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也不是当无知一下子被揭露，或是流行的偏见的安然自得及其权威受到了挑战的时候所产生的惊讶的结果；这是必然，这在根本上是与马克思所确立的科学的对象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有必要举出例子的话，那么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就首先能够证明这一点。从黑格尔，从他认为在那儿找到了对黑格尔的批判的费尔巴哈开始，马克思通过从事长期的内部及外部的政治斗争和哲学斗争，才成功地把握了使他得以发现他的对象的哲学立场。他只有通过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相决裂才能成功地把握住这个哲学立场，但在这之前，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世界与他的政治和哲学立场之间的对抗特性。正是这种政治和哲学立场使他得以发现庞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筑及其理论构造（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的职能就是在掩盖着某些东西，从而能够达到使资产阶级统治和剥削永世长存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本人确信，他所发现的“真理”的意外的敌人不是“错误”和“无知”，而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有机系统，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本质的因素。“错误”永远无法认出“真相”，因为相反，它的有机的阶级作用就是掩盖真相，并在阶级斗争中使被压迫者服从于一个幻想体系——要让被压迫者恭顺，这种幻想体系就是必不可少的。在“真理”的核心，马克思与资产阶级相遇了，那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残酷的斗争。他同时还发现，他正在创立的科学是一种“党性科学”（列宁语），一种“代表了无产阶级的”（《资本论》）科学，因此它也是这样一种科学：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承认它，而它也将运用一切手段斗争到底。

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史已经证明了，并且天天都在证明着，马克思所创立的这门科学的必然的斗争特性。，马克思主义学说“真实”而危险，很快成了资产阶级斗争的实际目标之一。我们看到前面提到的辩证法开始起作用了：攻击－兼并－篡改－分裂；我们看到攻击从外部潜入了学说内部；学说开始为修正主义所笼罩——而反击分裂在某种形势下则是对修正主义作出的回应（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正是通过这种不可调和的斗争的激烈而又不可避免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成长了起来，并在渡过严重的——并总是在斗争之中的——危机之前积蓄起了力量。

人们都知道这些事情，可总是不了解它们的条件。大家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必然致力于阶级斗争，它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可难的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斗争性恰恰是其科学性、客观性的构成性因素。人们会撤到实证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立场上，把这门科学的斗争的存在条件当作意外的东西和它的科学结果区别对待。这一切都将导致人们无视这一事实：要想能确立并发展他们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就是斗争目标的这场斗争中选择一个立场，必须站在与所有资产阶级立场对立的（无产阶级）阶级理论立场上。那么，确立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所必需的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又是什么呢？是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能使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必定掩盖了的东西：社会构成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剥削。因而这样的哲学立场总是，而且必然是与资产阶级立场相对立的。

这些原理，即使未曾被这样表述（阶级的理论立场），但至少在其基本含义上是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普遍认可的。但我们禁不住要这样想：这样说得太多了，以至于这些原理成了口头禅，而它们深刻的含义并未被领会，人们也根本没有想到它们能引发的一切后果。我们应试着不那么顺当地，但也许是更能说明问题地表述这些事情吗？为了看到并理解阶级社会在制造着什么，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理论立场上，这一思想的核心就是这样一个判断：在像这样一种社会的必然斗争的现实中，你无论从何处看都不可能将一切事情一览无余，仅当你站在斗争本身之内的立场上，而不是别的什么立场上的时候，你才能发现斗争的现实的本质，因为站在别的消极立场上只能使你堕入阶级幻想之中，我们知道那种阶级幻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要知道，这种前提条件与实证主义传统是对立的，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一传统来解释自然科学的实践的——实证主义的客观性的条件就是站在零立场上，站在斗争之外的立场上。但同是这一前提条件却与另一传统结合了起来，追溯这一传统，我们可以隐约看到那些最伟大的人物，比如曾写下过“要恰当地理解统治者的性质，他就当属人民中的一员”的马基亚维利。就根本而言，马克思没说过跟这不同的别的话。当他在《资本论》前言中写道这部作品“代表无产阶级”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宣布一个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认识资本。此外，我们以最严格的方式将马基亚维利的话套用在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历史上多少是恰当的，我们说，要认识资本，他就当属无产阶级中的一员。这话正确的意思是说：不仅必须首先承认存在着无产阶级，而且必须像马克思写《宣言》之前四年里做的那样，先参与他们的战斗，先成为最初无产阶级组织中的战斗者，从而才能站在认识资本的立场上。要行进在无产阶级理论立场之中，实际上除了实践别无他途。实践就是指亲身参与到最初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政治斗争之中。正是通过实践，知识分子才“成为了无产阶级”，并且只有当他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只有当他成功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转入了革命的理论立场，他才能“认识资本”——正如马基亚维利所说，“要恰当地理解统治者的性质，他就当属人民中的一员”。所以，知识分子要“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别无他途，只能通过人民的实践斗争经验去成为“人民”。

请允许我在这儿对那个太著名的公式多说上一句；那是考茨基的公式，列宁曾在《怎么办？》中采用过。它说马克思主义学说是由知识分子阐发的，是从外部引入工人运动之中的。我从来都相信这个公式是不合适的，因为它太简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外在于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教养出来的——像他们时代中所有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是在资产阶级大学里被教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无论如何都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浸淫其中的资产阶级学说毫无干系；相反，它说着对整个资产阶级学说和意识形态构成的世界来说全然陌生的话。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能开创道出资本真相从而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一种革命学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从原理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我看，答案很简单：不是在工人运动之外，而是在其内，不是外在于无产阶级及其立场，而是内在于无产阶级的这种立场和革命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他们的学说，而且他们的身份一直都是知识分子。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转变为了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 他们通过在工人运动中的实践实现了这种转变，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才能创造出他们的学说。这种学说不是“从外部灌输到”工人运动之中的；它是通过在工人运动内部付出的巨大努力而产生出来的。那种似是而非的灌输只是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内部展开的理论普及，是工人运动内部的理论普及。

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那些纠缠于细枝末节或能满足好奇心的次要问题，而是关涉着马克思全部著作的意义的那些难题。因为，向革命的阶级理论立场“移置”（弗洛伊德谈他的对象主体时常常会谈起“移置”），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不仅仅只产生政治后果。具体地说，抛弃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理论立场，转而采取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立场的政治-理论行动或哲学行动引发了大量的理论后果和科学后果。马克思写下“政治经济学批判”，把它当作《资本论》的副标题，这绝非偶然。也非偶然的是，“批判”的含义总是被误解成马克思对毫无疑问不容置辩的现实的一种判断，被化约为争论，争论着斯密和李嘉图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个或那个问题，是否在收益背后看到了剩余价值，如此等等。整个事情走得太远了，甚至不可以道里计。在使他站到了无产阶级阶级理论立场上的“移置”过程中，马克思发现，撇开政治经济学家的诸般优长不谈，既有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构造，在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中起着作用。他发现，既有的政治经济学不仅在细节上有待批判，而且政治经济学的观念、规划，乃至其存在本身都理应受到质问和置疑。政治经济学恰恰只有在掩盖阶级和阶级斗争时才能被看作是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它的意识形态任务就是掩盖和勾销。因而，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政治经济学（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之外，它的目的是再明确不过的），关键的事实是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并不是说在没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方什么都没有；而是说马克思用彻底不同的现实置换了政治经济学宣称据有的对象。马克思用来置换的这个现实通过彻底不同的原理是很好理解的。在这种原理看来，阶级斗争乃是理解所谓经济现象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发现大量例证，它们表明他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资产阶级理论完全不同，他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理论也同样令人不安。在每一例证中，我们都可以确证向那个阶级的理论立场的移置，并且还有对象革命（完全成了另一种对象，改变的不仅是其范围，而且是其性质。它的根本发生了改变。）与那些实践-革命的后果之间的关系。当然，极大地转变传统认知习惯并不曾给马克思读者的阅读带来方便。一门斗争的科学的科学理论独创性是最让他们震惊的。

当然，有人会说，就算如此，可这一切与弗洛伊德有关吗？当然有关。只是不同层面上的有关。弗洛伊德的理论恰恰是在“斗争性”上处于类似的境地。

在阐明他的无意识理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实际上触动了哲学、心理学和道德哲学的一个非常敏感的部位；通过发现无意识及其作用，他对这样一种“自然观念”和“自发观念”提出了置疑：这种观念认为“人”乃是由“意识”为他担保并加冕了“统一性”的“主体”。

情况恰好也是这样，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在不否定其作用的情况下否定它的关键配置。它（马克思所说的，它的“官员们”）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先是拒绝、批判、攻击，继而是往里掺假，从外部攻击完之后又从内部加以修正。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我们曾分析过的辩证法——这是足以让弗洛伊德理论具有必然的斗争品格的辩证法。

可是有人会说，是什么公因素使你能把关于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意识理论抱有的敌意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阶级斗争抱有的敌意相提并论呢？在马克思那里势所必然的情况在弗洛伊德那里难道不是偶然情况吗？有些情况可以用来说明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可你又怎能把这些情况与关于人的意识形态的自卫反应相提并论呢？

实际上，这种比较绝非像它表面看上去那么随意。认为“人”乃是意识为他担保并加冕了“统一性”的“主体”的意识形态绝不是某种不成体系的意识形态；它恰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形式，它的统治地位一直保持了五百年，即使今日它不再有往日的活力，可仍还支配着大部分的唯心主义哲学，继续为心理学、道德，乃至政治经济学提供着它们背后的哲学。在这个关节点上没必要说资产阶级哲学伟大的唯心主义传统就是关于“意识”的哲学，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虽然这一传统正逐渐为新实证主义让路。另一方面，想想这一事实更为重要：这种意识-主体的意识形态维持着古典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马克思正是通过拒绝有关“经济人”的一切思想而批判了这种哲学的“经济学”论述。在“经济人”思想中，人被定义为他的需要的意识主体，而这种需要的主体又被规定为一切社会最终的构成性因素。马克思因而也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在作为他的需要的主体的人那里，不仅就可以找到对社会最终的解释，而且最关键的是，也能找到对作为主体的人的解释，也就是说对作为自我同一、自我确证的统一性的人的解释——这种统一性尤其能通过“自我”这种自我意识得到最好不过的确证。唯物主义的黄金法则却是不通过其自我意识来判断事物！，因为一切事物都不等于它的自我意识。然而也许指出下面这一点更为重要：自我意识这一哲学范畴在道德和心理学那里发现了它的自然化身。只要人明白了道德需要自我意识的主体，即自己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主体，那么人就能使自己接受服从规范的义务——这比通过暴力给人强加规范要“经济”得多。此外，人通过道德主体（他的行为主体）这个简单定义，了解到这个主体不外是法律主体的必要补充，这个法律主体实际上必须是一个主体，必须意识到自己具有的身份，必须清楚自己作为法律中某个功能项拥有着什么，因此他决“不能对法律知之甚少”；他又是知道法律限制着自己（康德）却又不一定使他“甘愿”服从的主体。所以，事情很可能是，著名的“心理学主体”——它过去是，现在仍是科学（心理学）的对象——不仅是一种浅薄的、朴素的假设，而且是一个奇怪的、成问题的杂交品种，被一切“主体”——法律主体、需要的主体、道德（和宗教）主体、政治主体，等等主体——的哲学命运所攫取。

要是有足够的时间任我们支配的话，我们就会很轻松地说明，意识形态阴谋（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决定）围绕“自我意识主体”观念为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人的科学创造了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极成问题，可从另一方面看又最切合阶级社会的结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自我意识主体这个范畴向个体表述他们应该是什么，从而让他们接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服从；它把他们表述为被赋予了统一性和意识（真正的统一性）的主体，从而使他们把各自不同的行动实践都纳入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统一性之中。

我现在完全有理由坚持我对与一切意识密不可分的这个统一性范畴的看法。如果说无论是在洛克或休谟的经验主义框架内，还是在长期混乱之后终于在康德那里得到表达的超验哲学的框架内，资产阶级哲学传统都把意识表述为起统一作用的官能、综合的官能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意识即综合，就是说，意识在主体内部完成了对其（来自认识知觉的）杂多印象的统一，完成了对其道德行为的统一，完成了对其宗教渴望的统一，就像它在主体内部完成了对其政治实践的统一性一样。所以，意识表现为统一主体的各种实践的一种机能（这种机能籍“人的本性”而被委派给个体），无论实践是认识实践、道德实践，还是政治实践。让我们把这种抽象的语言翻译一下：意识对被赋予了意识的个体来说是无条件的，他必须在自己身上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要求的那种统一性；主体从而应当与他本人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统一性绝对律令保持一致，简言之，与阶级斗争的冲突分裂保持一致——而阶级斗争的冲突分裂只有借着斗争冲突的承担者才能继续作为统一性的一种高级形式和“心理”形式存在下去。我完全有理由坚持我对这种统一性，换句话说，对意识的作用以及统一性的功能的看法，因为当马克思彻底戳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假统一性以及它在意识内部制造的统一性幻觉（这是它必然造成的效果）时，他对我所强调的这个问题的批判尤为激烈。我完全有理由坚持我对这种统一性的看法，因为弗洛伊德对意识的批判，也正是在这里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相遇的交汇点。

说实在的，如果你真的了解马克思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在整个古典哲学内部，也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构造中，在道德和宗教这样的实践构造中加以重创的那个“敏感部位”一点都不神秘。要理解关于“人”的意识形态中奥妙的统一性及其理论构造和实践，只需了解这一事实就够了：有多少“意识主体”，就有多少“人”这种“天赋意识的”存在者的意识形态范本，这些“意识主体”本身就是这么被规约而成的，就此而言，它们也正是个体社会身份的规约者。掌握了这种奥妙的统一性就足以让我们能看到反对弗洛伊德的深层原因。由于发现了无意识，发现了他意料之外的这个现实，由于或许可以被我们称为政治无知的那种清白（这种无知背后隐含着极其明智的对意识形态的洞察力），弗洛伊德在既有的哲学、道德、心理学意识形态那里触及的“敏感部位”绝不止一个；他所动摇的绝不只是由于知识或人类幻觉发展而恰巧在当时当地产生的那些思想；他所触及的绝不只是一时一地偶然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的虽则敏感但却属次要的部位。也许在刚开始的几年中，他对此还不知道，可他的确已经在理论上触及了整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体系中最敏感的部位。悖论的是，除了几篇信手写来或尚未完成的文章（《图腾与禁忌》、《文明及其缺憾》等），弗洛伊德从来没有真正试着着手对被他所动摇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整体进行考察。让我们说得更清楚些吧：他还无法那样做，否则他早就是马克思了。他不是马克思；他有着完全不同的对象。尽管如此，他毕竟把一个事实向为之目瞪口呆的世界揭示了出来：这个另类对象存在着，这就足以引出那些自然而然产生的后果，足以引起那些人毫无间歇的攻击（理由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即他们都因相信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结成了同盟），他们都留心着他的沉默，这样好对他发起进攻。在访美时，弗洛伊德就他此行而说的那句话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瘟疫”。我想到了马克思的那句话，他把《资本论》说成是“抛到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头顶上的巨大的投石”。着两个人说这样的话，不仅是因为他们明白斗争意味着什么，而且也明白他们把只有在斗争中，并通过斗争才能存在的科学带到了世上，对手不能容忍这种科学的存在，而这种科学也决不妥协，坚决斗争。

即使它们再怎么精确，我们都不应满足于这些归纳，原因很简单：弗洛伊德的对象不是马克思的对象。实际上，在弗洛伊德那里存在着相当具有他个人风格的东西，那是由总是突然中断又总是不断重新开始的那种比较造成的。

弗洛伊德的对象不是马克思的对象。马克思向自己发问社会有着怎样的构造布局，又是什么使得阶级斗争在这种构造中起着决定作用，从而阐明了他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关系的全部学说和他的上层建筑（法、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就这种理论而言，（生产、阶级等）关系是起着决定作用的，它的前提是从关系出发，而不是从某要素出发的因果观，这恰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也就是唯心主义历史理论的前提截然对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个人才是全部经济历史进程中的（作为终极原因的、起源性的）主体。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那么多处特别指出个人因该被视为功能的承担者（Träger），那些功能本身是由推动着社会结构运作的阶级斗争关系决定和给定的——甚至在这些功能不能继续再生产自身时也是如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我们必须从“抽象”而不是从“具体”开始。关系第一性的理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个体作为“功能承担者”的理论印证了导言中的这个论点。不能说马克思忽视了具体个体，这不过是因为个体还是“具体的”，他们是“大量决定因素的综合”，为了揭示个体在其中存在、生活和奋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则，《资本论》严格限制自己只研究众多决定因素中最重要的那些，并不希望通过“大量决定因素的综合”去重建具体个体，《资本论》暂时只在涉及他们作为承担者的角色时才考虑具体个体。不管怎样，《资本论》充分地向我们证明了，历史文本也明确告诉了我们，马克思没有超出关于个人的社会性或个性的历史形式的理论范围。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什么能提前揭示弗洛伊德的发现；在马克思那里没有什么能为一种心理学说提供理据。

尽管弗洛伊德那几篇文章推论匆忙，不太成功，可即使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一直在成问题的前提下不断地谈论他在别处的那个发现。他的发现所针对的绝不是“社会”或“社会关系”，而是在个体身上起作用的非常特殊的现象。虽说无意识中可能真的包含着“超个人”因素，可无意识作用无论如何都是在个体内部得到表现的；即使治疗规定必须有另一个体（分析者）来改造那些已有的无意识作用，可治疗毕竟只针对个体的。这种差别足以将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区别开来。

这使他们相区别，即使我们在他们发现的各自情形中能看到某种奇特的相似性。我刚才就指出过，知识分子要想了解君主必先“成为人民”；我甚至这样来理解，使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理论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立场的改造是通过政治实践来实现的，只有在完成了改造之后，他才能看到剥削和阶级斗争。我甚至可以再进一步这样说，只有当知识分子经历了阶级斗争的教育之后，再阶级斗争改造了他先前的立场并让他会看了之后，他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可是事实（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支撑着这一事实）是，在弗洛伊德那里仍有许多（与马克思）相似的地方：如果说他因无意识的问题而改变了立场，如果说他与心理学和医学脱离了关系的话，那么这都是因为他接受了他自己的歇斯底里症患者给他的教育。他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教育了他，他们在真正的意义上教会了他，让他看到他们身上铭写着一种无意识语言；为他创造了“谈话治疗”这个词（这是他的发现的关键的一步），而且还迫使他承认了移情和反移情的存在的正是安娜·O。在这儿，唯物主义者想想精神分析史上这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有好处的。[3]

乍一看上去，弗洛伊德所发现的只限于个体。也就是在这里，我们遭遇了我们未预料到的斗争形式，并因这种斗争看到了弗洛伊德与马克斯之间的新差异，同时看到了意识征服其“主体”时表现出来的工作原理。这种斗争反映在对精神分析的群众性拒绝（或为了打消它的野心而对它进行的“修正”）上。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们总是在意识即反映这个列宁主义论点构成的“本体论”观念中寻找避难所——医生、心理学家、道德家都群起反对（或修正）精神分析。这样那样的拒绝不只是起因于一种群众性的意识形态敌意，好像它必定在群众那里招致这种敌意似的。要解释这种敌意特殊的“诱惑力”似乎就得考虑其中别的特殊决定因素：这种敌意是由无意识对象的特性“支持起来”的。这个补充因素与无意识的“本性”，即压抑有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么说就没什么问题：这么多人拒斥无意识理论不单单是出于典型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具有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通过一再重复的强制（Wiederholungszwang）自动地对“存在着无意识”这个想法施加压抑。于是，当他们遭遇无意识时，所有这些人都“自发地”做出了一种“防卫”反应，都对无意识的可能性进行压抑。这种反应正是他们自身无意识的一部分，而这种压抑又与无意识本身同时发生。所有人吗？也不一定。防卫式反应不一定同样有效；相反，经验表明，存在着这样的主体，他们容忍与他们的幻觉相冲突的东西，所以在他们那里抵触情绪被克服了，这使他们不再回避，不再激烈地做出防卫反应；他们能够承认无意识的现实性。

但是像通过别的途径一样，我们也能通过这条途径领会弗洛伊德的发现。弗洛伊德发现了什么呢？我不可能把弗洛伊德的理论全部陈述，但我将依次做几个评论来在理论上标定它的位置。

相信弗洛伊德和行为主义者一样赞成一种不考虑意识的心理学观念是很荒谬的，弗洛伊德一直嘲笑行为主义者的那种尝试。恰恰相反，弗洛伊德承认意识的地位，认为意识是心理机器中“基本的意识事实”，认为它是处在与外部世界相交的边缘上的一个特殊“系统”（“知觉-意识”），在治疗中处在应予优先考虑的地位。另外，他还强调，在有意识的存在之外没有无意识的可能性。可是，对意识第一性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是毫不留情的：“我们必须把我们解放出来，不再只看重‘意识性的’症状。为什么？因为意识不能靠自己完成‘各种系统’之间的区分。”

实际上，弗洛伊德不仅发现了无意识的存在；他还坚持认为，心理不是照着一个以意识为中心的统一体模型结构起来的，它的模型应该像是一种“机器”，其中包含着无法还原化约为唯一原则的“不同系统”。在最早的地形学模型（空间比喻）中，这个机器包括无意识、前意识和意识，还有将前意识和意识无法承受的动力压入无意识的“稽查”作用。在第二个地形学模型中，这个机器则由本我、自我、超我，以及作为自我的部分职能和超我的全部职能的压抑构成。

这个机器不是一个有中心的统一体，而是由无意识压抑作用造成的众多机制所构成的复合体。把主体打散，使与意识和自我相关的心理部分去中心化，这必然引发了自我理论的革命：自我，即意识的唯一基座，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无意识的，整个参与到了各方力量在其中构成的无意识压抑的冲突当中。因此说，意识看不到“众多系统的差异”，它只是众多系统中的一种，其总体特征取决于压抑的冲突动力学。

必须承认，我不禁想得很远，想起了马克思所引入的那场革命，他抛弃了把社会本质构想成一种统一的、有中心的整体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将每种社会结构都视作由各种层面构成的无中心的系统。弗洛伊德几乎不知道马克思，可是却像他一样，通过一种“地形学模型”的空间隐喻来思考他的（与马克思的对象毫无关系的）对象（想一想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是一个无中心的地形学模型。在这种模型中，各种层面形成的统一体不外是它们冲突作用在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机器”中形成的统一体。“心理机器”这个术语看上去差不多刚好暗中指向了马克思。

我提到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这些理论相似性，意在传达这种思想方式的剧变和革命性思想方式的引入（地形学、机器、无任何中心的、所有的唯一统一性不过是他们冲突作用构成的统一性的各种情况、自我身份的必然幻觉，等等）在多大程度上既反映了一种令人手足无措的对象的出现，又在多大程度上突然遭遇了它使之为难的意识形态和它所引发的压抑。

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试着以消极的方式确定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的位置。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是心理的，它容不得拿它等同于非心理的事物或由非心理事物所引发的某种作用——那将是彻头彻尾的机械唯物主义所偏好的做法。就这方面来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既非物质现实（身体、大脑、“生理学”对象、“心理生理学”对象），也非社会现实（被马克思定义为限定个体而又独立于他们意识的社会关系），因而既不同于“意识”，也不同于精神；无意识在不知不觉间制造并决定着意识。可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否定过无意识这方面与生理、社会这方面之间关系的存在。借助“冲动”（Triebe），所有的心理生活在生理层面得到了“支撑”。弗洛伊德将“冲动”构想为身体迫使心理做出的“表演”。通过这个“表演”概念，弗洛伊德实际上客观地承认了冲动（说到底是性冲动）是锚定在生理之中的。可他也通过这同一个概念使无意识欲望的冲动免受生理层面对它的任何本质决定：冲动是“肉体与心理之间的边界概念”，同时也是关于那个边界的概念，即关于肉体与心理之间差异的概念。弗洛伊德从来没有否认过自我的各种活动和各种层面构成的那个系统与客观或社会现实之间关系的存在。不仅可以在“现实原则”中，而且可以在知觉-意识系统和超我中找到这一关系存在的蛛丝马迹。也是在这儿，他不断谈论着心理机器的“外表层”，借此弗洛伊德再次思考着一个边界：搭在社会性世界之上的支架同时也标出了与现实的差异，并承认了这一差异，证明了这一差异。

无疑，由心理机器，首先由无意识的各种作用造成的现象，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现实，一种sui generis［独特的］现实：“我们会在无意识愿望中看到现实吗？我不能这么说……当我们面对被还原为它们最终的、最真实的表达的那些无意识愿望时，我们实际上必须承认心理现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存在，不能与无知现实相混淆。”他还说：“无意识过程无法用（客观物质）现实来检验；思维现实与外部现实同等重要；愿望与它们的满足同等重要……我们不应错误地把现实价值移入被压抑的心理结构……我们游历到哪个国家就得使用哪个国家的通用货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

如果说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标出了一个本身乃是独一无二的sui generis［独特的］现实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显然与哲学传统上的无意识——柏拉图的遗忘、莱布尼茨那里的无法知觉的意识，甚至还有黑格尔所说的自我意识的“背面”——毫无关系。那类无意识总是意识、真理意识的一种形态，一种偶然形式。在这里，真理与肉体造成的遗忘相“重叠”。尽管有遗忘（柏拉图），尽管意识中有着“小”得无法“被知觉”的无限小方面（莱布尼茨），也就是意识在新的自为的自我意识中发现自身之前在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中的直接显现（黑格尔），可真理仍然能自我持存。这种哲学的整个传统认为意识相对于它的无意识形式而言就是“真理”，也就是说，认为无意识仅仅只是被误解的意识。哲学的天职就是为了使真理“去蔽”而“消除”那种错误认识。如果从这个症状性的和限定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弗洛伊德那里意识从来都不是它的无意识形式的“真理”，这首先是因为意识与无意识形式的关系不是所有权关系（“它的”形式）。可以这样来表述这种关系：意识不是无意识的主体——这个论点可以在治疗中得到确证。无论治疗要得出什么结果，在治疗过程中，主要的不是意识在其无意识之流中重新占有“它的真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努力对无意识中幻想的排列组合加以重构，这种重构应服从于分析的穿刺工作（Durcharbeit）。

在作出结论时，我想强调最后一点。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不是一种非意识的心理结构。心理学可能会在个人行为定式或个人常见行为基础上把这种非意识的心理结构当作所谓的对行为定式的无意识前组装（premontage）而加以重构。在法国，我们已经从梅洛-庞蒂那里知道了对这类重构的一种阐释。他用一种双重眼光阅读弗洛伊德：一方面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眼光，另一方面是胡塞尔有关先验具体的哲学眼光。梅洛-庞蒂倾向于将“行为结构”理解为存在于武断的个体意识之下某个地方a prioir［先验地］决定着行为意义和风格的一种前谓词结构。他在综合和前谓词结构中寻找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相勾连的途径。同类性质的理论不必求助于胡塞尔的资源也可以形成，但若是没有行为心理学，或更确切地说，若没有P·雅内的心理学，即使以行为结构定式的某种“唯物主义”起源为基础，这类理论也很难形成。

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弗洛伊德的观点出发对这种尝试提出两条批评。首先，这种把无意识当作对行为模式的一种“组装”（montage）的理论并没有对处在心理学意识形态中心的东西提出置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处在心理学意识形态中心的正是那种主体的统一性，这个主体被视为他的行为和他的行动的主体（一个人最终可以排除意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这种统一性原则）。其次，相对于心理学尝试而言，这种尝试并未“变换场地”；它以它所谓的“无意识现实”的形式复制了有意识的或没有意识的行为模式结构。这个复本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和遗传意义上的）并无关紧要；它所得出的东西更像是我们说过的非意识而不是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我们不要把无意识搞错了。请谨记弗洛伊德的那句话：“我们游历到哪个国家就得使用哪个国家的通用货币。”

注释：

[1] 本文译自 ‘Sur Marx et Freud’, 载于Louis Althusser, Écrits sur la psychanalyse, Paris : Éditions STOCK/IMEC, 1993，第222-245页。文中注释皆为法文编者Oliver Corpet和François Matheron所作的编辑说明。

[2] 整个这一段在1978年出版的第比利斯会议录中是找不到的。

[3] 1977年1月，在给他交给本文德文本出版者（VSA出版社）的说明中，他说这一整段都可以被拿掉。第比利斯会议的会议录中也没有这一段。目前尚未搞清楚，苏联出版方是否和德文版的出版者一样得到了授权，有决定保留（或不保留）这一段的权力，或者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他们删掉这一段完全是擅自行为。

• 作者：路易·阿尔都塞
• 译者：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