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斯、爱德华兹、罗斯福著《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一书由孟捷、赵准、徐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的英文初版和二版分别问世于1985年和1993年，这里奉献给读者的译本是根据2004年的第三版翻译的。原著的头两版在北美问世后，都“迅速成为供入门级政治经济学课程使用的、具有左翼倾向的主要教科书。”在该书第三版中，除原先的两位作者以外，弗兰克·罗斯福又加盟成为第三位合著者。

本书的三位作者，鲍尔斯、爱德华兹和罗斯福，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背景，更准确地说，他们都是或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复兴时期登上了学术舞台。作者罗斯福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推行“新政”的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孙子。鲍尔斯的父亲也曾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为此，在他们当年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还一度是媒体议论的话题。三位作者当中，最为著名的要数鲍尔斯。他早年因讲授马克思主义遭哈佛大学解聘，此后长期执教于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经济系（该系自七十年代以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镇），直至数年前退休。他和另一作者爱德华兹还都是形成于八十年代的美国SSA学派（积累的社会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苏东巨变后，鲍尔斯在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趋于淡化，在研究主题上转向人类行为研究，与他人合作完成的研究成果曾发表在《自然》这样的杂志上。鲍尔斯已有多种著作（包括与人合写的著作）被移译成中文。譬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于2006年出版了他的《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一书。2008年春，鲍尔斯还曾应邀到国内几所大学进行访问和讲学。

从本书的第一版到第三版，跨过了大约二十年的岁月。在这期间，发生了苏东社会主义瓦解、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崛起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变。本书第三版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系结构上，都深镌了这些变化的印记。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反复提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时代拷问：为什么冷战之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选择了某种市场经济体制？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和冷战的结束，果真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吗？本书的几位作者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过重要的贡献，他们自然不会满足于新古典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这些问题提供的答案。但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和对上述问题的明确意识，又使他们在理论视野上有别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书中写道：“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预言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但他关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预言却未能言中。他大大低估了资本主义在新环境下适应和变化的能力，尤其是应对那些对其继续存在产生最严重威胁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用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其它类似政策校正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某些不平等的强大的能力。资本主义展示其适应能力的另一条途径是它应对金融和其它经济危机的能力，而马克思认为这些危机最有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结果，在第三版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理论上的混合：在一些涉及方法论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作者力图和新古典经济学划清界限，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与此同时，为了解释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经济中的作用，又在一些地方糅合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理路和概念。为了便于读者全面地了解这本书，下面就从四个方面对其在方法和内容上呈现出来的基本特点做一简略的评介。

一．一维经济学还是三维经济学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强调了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区别，态度鲜明地把自己划归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传统。书中将政治经济学定义为“三维经济学”，即从竞争、统制和变革这三个维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此相对照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只重视分析经济生活里的一维，即竞争和交换，从而“把资本主义简单地看成一个市场体系。”书中写道：

“根据经济学的三维分析法，我们知道，在整个经济领域中，正统经济学（中译者注：即新古典经济学）所重视的竞争和市场交换只是一个部分。当然，它是‘竞争、统制、变革’这三维的第一维，然而其它两维也应该具备同等的重要性。”

本书还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性质。作者指出，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在思想史上曾用来泛指所有的经济学，其研究领域也覆盖了当今社会科学中的大多数学科：不仅包括经济学，还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在1900年前后，“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在西方经济学中才逐渐为“经济学”所替代，其研究领域也变得日益狭窄，基本上是围绕着市场兜圈子。关于政治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方面的探究则交付给了当时刚刚独立的其他各门社会科学。而这些社会科学恰好在这一时期才成为独立的学科，也并非偶然。在此，作者事实上坚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观点：只有一门科学，即统一的历史科学。书中这样写道：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之间所划分的界限是非常武断的。这些区隔将社会现实拆成一个个的小方块，呈现为大学里的各个学科分野，可谓泾渭分明，但却模糊了经济运行的真相。”

“与‘经济学’这一术语相比，我们更喜欢用先前的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去描述我们的研究方法，因为除非把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规则综合到一起来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否则一个人无法圆满地了解当代社会。描述政治经济学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将之视为跨学科的。”

为了进一步澄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区别，书中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假设。在这些假设中，首当其冲的是自利经济人假设。本书第三版为此

新添了一整章讨论这个问题，并利用了作者鲍尔斯在人类行为领域的研究成果。鲍尔斯及其合作者借鉴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在全球十五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进行了最后通牒游戏实验，结果发现这些不同社会中的人在行为和动机模式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他们认为，这些差异的形成源自各个社会中不同的谋生方式。从这一研究中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与自利经济人不同，人是合作的物种。书中就此写道：

“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本性共同作用，使得智人成为我们这样的独具合作性的物种。我们具有合作性这个事实，意味着好人并不总是落在最后。说明好人为什么并不总是落在最后的推导过程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家有时候过高地评价了竞争作为进步的源泉的作用。合作也是必要的。”

在经济人假设之外，新古典经济学还有另外两个基本假设，即完全契约假设和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作者认为，这三个基本假设合在一起，使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牛顿时代的机械主义世界观的典型写照：

“经济学的三个假设实际上反映了17世纪牛顿时代的世界观。依照这种世界观，任何社会和自然现象都可以看作是原子微粒的运动集合，而且这种运动是可以了解并预知的。因此，完全契约假设实际上是限制了个体对于运动全貌的了解，这样，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假设交易行为严格遵照几条简单的法则。类似的，经济人假设则规定了社会中每一个体的行为准则。最后，假定‘规模报酬递增不存在’消除了领先地位的作用，并抹去了一切偶然因素，他们进而可以认为，相互作用的个体的以往历史也就不能影响到他们当前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得出的结论就是：经济被看作是一架平滑运行的机器，而非下述情况：人们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是和谐的，而更多时候是矛盾，甚至杂乱无章的，正如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实际发生的那样。”

要指出的是，本书虽然强调自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阵营，但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各派不同的经济理论持有兼容并包的态度。在第一篇讨论经济思想史的那一章，列举了六位在作者看来对政治经济学贡献尤著的代表性物，他们是斯密、马克思、熊彼特、凯恩斯，以及科斯和森。名单上的最后两位是在第三版里新添的。作者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重构，为本书提倡的三维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原创的范例。对于科斯的入榜，国内的读者可能会稍感诧异。毕竟科斯的观点一直被视为鼓吹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本书作者则认为，科斯事实上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者，他的观点被那些利用他的人有意或无意地误读了。科斯假设，在交易成本为零时，私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足以替代政府的调节；但他又认为，在现实中交易成本是正的，应该研究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作者最后指出，以上六位思想家都未曾对各自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回答，经济学家还将继续追寻新的答案，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断面临新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对本书的影响

在本书头两版中，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要比第三版更浓一些。但即便在第三版里，也坚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作为主要的分析对象，本书则以类似的方式把围绕着生产活动的组织而形成的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分析对象：

“综观人类历史，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组织生产活动。经济制度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几种形态。”

“这些制度的共同点——即使之成为一个经济制度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是每个社会中为了生存生产各种产品和服务所必需的劳动的组织方式。无论存在于哪种社会形态中，一个经济制度将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由谁生产和怎样分配最终产品。”

这里谈到的经济制度是根据特定的生产关系来定义的：

“经济制度是人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系统，它使劳动过程变成有组织的，从而使整个社会得以存续。……而经济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者和消费者、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奴、雇佣者与被雇佣者、债务人和债权人——确定了经济制度的性质。”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特点是，本书坚持了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的剩余分析传统，使用了剩余产品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对经济制度进行阶级分析。

“高度关注剩余产品对于政治经济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种高度关注是政治经济学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剩余产品这个透镜考察社会，使得政治经济学家能够看到经济制度那具有历史性的个性，并根据生产和控制剩余产品的方式将一个经济制度与另一个经济制度区别开来。我们是如何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书做出的回答是，它是一个具有产生和处置剩余产品的独特方式的经济制度。”

借助于剩余产品的概念，定义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社会：没有剩余产品控制权的生产者是一个阶级，剩余产品的控制者是另一个阶级。所谓阶级社会是基于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其中绝大部分生产者没有或只有微不足道的剩余产品控制权。依据这个标准，资本主义也是一个阶级社会，这个社会中的各种阶级冲突也因而成为本书的分析主题。

一如马克思，作者概括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三项特征。第一，大多数生产部门生产的是商品；第二，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资本品为私人占有；第三，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是从劳动市场上购买的。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控制，是以占有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即生产资料为主要基础的。对资本主义的一个简单定义如下：“资本主义是这样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雇主为了获取利润，利用其私人占有的资本品雇佣劳动以生产商品。”

大概受到以罗默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本书作者未采纳劳动价值论。尽管如此，书中仍然保留了剩余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在我们看来，书中所定义的利润事实上就相当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在马克思那里，剩余价值概念是为抽象掉资本内部的差别，分析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所谓资本一般）而提出来的。马克思本人在概括《资本论》一书的优点时，曾经这样讲：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把它和地租、利润、利息等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是相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进步。在本书第二篇的第十章，利润被定义为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这其中既包含企业为自己留存的利润，也包含为股东支付的红利，为贷款者支付的利息，为土地、建筑所有者支付的租金等等。这在方法论上和剩余价值概念有着共通之处。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分析了提高利润率为什么经常与工人的利益相矛盾：

“雇主怎样组织劳动场所、以及他们与雇员的直接关系，通过劳动强度（e）、劳动效率（f）、以及工资率（w）诸方面直接地影响着利润率。……如果一个雇主能够增加e或f，并降低w，在其他要素保持不变时，其利润率将增加。”

在第二篇，作者还以大量篇幅讨论了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围绕着控制和榨取劳动而展开的阶级冲突。资本控制劳动的主要形式包括简单控制、技术控制和科层控制。在每一个工作场所和企业里都存在着这些控制形式的不同组合，其目的旨是要帮助雇主实现降低单位劳动成本的目标。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这个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擅长的领域，作者也表现出善于发展某些精巧的分析工具的特点。譬如，第十二章就提出了一个劳动榨取曲线，描绘了在每个工资率水平工人所愿付出的劳动强度。

在讨论宏观经济学的第三篇，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各种矛盾现象：一方面存在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和失业，另一方面群众的重大需求却得不到满足。作者把造成这些矛盾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性。这一阶级性指的是，在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品是为资本家私人所有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为资本家所拥有，工人完全不拥有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决定资本主义经济未来发展进程的最重要因素——投资——也几乎全部掌控在私人手里。这种阶级性通过影响投资、积累和总供求而造成失业、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种种矛盾意味着这一制度是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的、暂时的形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将或迟或早地改变既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这些思想和冷战结束后流行的历史终结论是相对立的。在后者看来，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在全书的结论一章，作者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瞻望了资本主义的未来，指出了新的经济制度萌生的可能性：

“在即将到来的几十年中，技术的变革、尤其是信息革命，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不断加速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变暖问题，将使我们面临人类历史上完全未曾有过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用新的方式组织经济的新制度可能会出现，它使我们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以改善人类的福利。”

不过，新的经济制度并非如同地球上的重力规律那样必定会实现。资本主义能否被超越，还和生活在这个制度里的各阶级的政治意愿息息相关。书中写道：

“众所周知，今天全世界有很多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得很好。他们似乎不情愿冒着失去特权地位的风险去实验新的制度结构，这些新制度可能更适于应对信息经济的挑战，控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侵犯，以及缩小一国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如果既有的精英集团抵制这样的制度变革，那么，我们历史旅程的下一站或许就是一个被经济的非理性折磨的、被环境危机打击的、以及分裂成日益敌对的‘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的阵营的世界。”

在作者看来，到底会出现什么结果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做。但这里的“我们”究竟是谁？仅仅是既有的精英集团吗？马克思所诉诸的无产阶级能扮演什么角色？社会各阶级能就一些重大的变革达成某种共识吗？都还需要更为清晰的答案。

三．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

冷战结束后，市场经济制度开始流行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成了所谓“普适价值”。作为一本后冷战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需要寻求对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的正面解释，而不能像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样，满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病理学分析。本书作者的这一思想倾向在第三版的章节调整上得到了反映。在第一版和第二版里，微观经济学篇是直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那一章开始的。而在第三版里，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这一章之前，又新插进来两章，即第八章“供给与需求”，以及第九章“竞争和调节：看不见的手”。这两章讨论了市场经济是如何经由供求关系实现协调的，以及市场经济相对于中央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本书沿袭了计划经济批评者的两个传统观点，一个涉及信息的维度，另一个涉及激励的维度。第一个维度的含义是，前苏联的中央决策者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信息以制订出准确的计划。这是由哈耶克最初提出来的观点。第二个维度的含义则是，中央决策者缺乏足够的激励以制订出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计划；而且，即使存在这样的计划，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没有足够的激励去实现这一计划。

但细究起来，这种对于计划经济的批判，也可以反过来用在市场经济头上。关于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的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新古典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假设，如果价格是适当的（即它能够衡量人类各方面关系的真正稀缺性），那么人的行为以及对他人的全部影响就会反映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中。但外部性的存在表明，价格经常是不适当的，并不能真正反映稀缺性，在企业的个别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会存在偏离。这样一来，个人追求自利的行为就不能带来对整个社会而言合意的结果，这就是市场失灵。因此，在理论上承认外部性便意味着，市场价格机制并不像哈耶克所说的，能自动地解决一个社会经济的协调所面临的信息问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存在着激励制度的严重缺陷，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在宏观收入分配中都是如此。在企业内部，生产过程的阶级性带来了控制劳动这个传统难题。书中指出，雇主和工人之间缔结的合约是一份不完全合约，上面载明了工资，却无法预先规定工人的劳动付出。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抗性关系，单纯依靠收入手段激励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付出是不可能的，全部资本主义管理便受困于这个难题。就整个经济而言，本书第三篇分析的美国经济中的严重不平等，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根据书中的数据，美国最富有的1％纳税人的收入占所有美国人总收入的比率，曾由20世纪20年代末25％的最高点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9％这个最低点，但自1980年里根当选为总统以来，这个比例则开始大幅攀升。此外，从1970到2000年这三十年间，美国100个最富有CEO的收入相对于普通工人工资的倍数，从1970年的49：1，增长到1988年的373：1，到1998年则高达2388：1。CEO被“过度激励”的现象，在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严重政治问题。与此相对照的是，美国私有部门工人的实际工资率在1972年达到战后最高点后便开始下降，其2008年的水平比1972年下降了约10.6%。再现了马克思当年所说的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现象。这种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是造成目前的经济危机的深层原因之一。

因此，从激励和信息这两个角度来论证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似乎不啻以五十步笑百步。要为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还需在理论上另辟蹊径。这里，我们想稍费笔墨谈谈理论经济学的三个代表性范式对于市场经济的三种迥然不同的评价。这三个范式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便是由无数行为者的分散决策所产生的经济活动能否产生某种秩序。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即他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被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无数人的分散决策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点不可能带来持久的秩序，反而造成经常的混乱和危机。这种看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形成后便不断被强化，到了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和斯大林那里，问题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将以某种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或“总危机”。迄今为止，在国内大学里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仍未能完全摆脱这种观点的影响。

根据现有的三种经济理论范式，市场经济中无数行为者的分散决策分别带来了三种结果。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其结果是危机和崩溃；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结果则是趋向于静态均衡；演化经济学可谓居于前两者之间，提出了别具特色的“协调”论。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和卢桑对这里的协调概念做了如下解释：

“协调概念解释了，为什么存在着非均衡过程，以及非均衡过程为什么会受到约束；……为什么结构性的不稳定性持续地存在着，但又不会驱使整个系统朝向爆炸性毁灭。”

另一方面：

“存在着协调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就存在着和谐或均衡，不管均衡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或者在其精确意义上指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持久的动态稳定性特征。”

也就是说，演化经济学既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和结构的不稳定性，反对任何均衡的理念（这一点针对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又认为这些矛盾和非均衡有可能受到约束，不至于立刻颠覆整个体系（这一点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在我们看来，相对于前两种截然对立的范式，演化经济学所主张的协调论，应是更为可行的理论出路。

在演化经济学家眼里，实现上述协调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技术创新。冷战结束后，演化经济学家如N·罗森伯格和R·纳尔逊等人，提出应根据创新绩效来论证市场经济的相对优越性。由于他们的见解是在反思和批判熊彼特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需要简单地介绍一下后者的观点。在早年的熊彼特看来，创新以及由此带来的动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企业家则是创新职能的承担者。到了晚年，他又提出，创新的主体从个别企业家变成了资本主义大公司，这些大公司集中了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并把创新变成了公司内的例行事物，也就是说，大公司可以对其创新进行预先的规划。在此基础上，他做出了下面这个惊人的推断：资本主义大公司的这个成就，也为中央计划机关代替它对创新进行规划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将因此长驱直入社会主义。针对熊彼特的上述思想，罗森伯格等人提出：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创新并没有完全降低为例行的事物；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创新在其本质上是不能由中央计划机关通过命令来规划的；以无数人的分散决策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恰恰是为各种思想的经济实验提供了制度条件，计划经济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演化经济学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譬如对前苏联和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所做的比较研究），也从实证上支持了这种观点。

本书第二篇的头两章（第八和第九章）在讨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时没有借重演化经济学的上述观点，但在第一篇（如第七章）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三维，即变革之维时，却浓墨重彩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是与积累相联系的永无止境的创新和变革。书中强调，和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使得剩余产品的使用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植根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迫使企业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那些不这样做的资本家面临着被竞争淘汰的危险；这些投资带来了不间断的技术创新，以及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变革；资本主义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制度，其精英阶层的成员必须将剩余用于投资才有可能保持他们的阶级地位。笔者记得熊彼特曾经对最后一点做过如下形象的表达：资本主义的上流社会就像一个旅馆，住在里面的客人是不断变换的。而在其他制度中，精英们一般总能维持自己的地位。

书中还指出，资本主义的上述特点和下面两项制度条件的并存是联系在一起，即私有财产的安全性和个人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私有财产权的安全性意味着，那些拥有资本品的人，会同时拥有生产出来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工厂的雇主将拥有企业盈利时带来的剩余，没有人能拿走你得到的奖赏。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则意味着，如果你失败了，就得蒙受损失。如果你无法以低成本生产出优质产品，你就不只是一个拙劣的资本家，还是一个“前”资本家。因此，确保控制剩余的财产权和与竞争性市场相联系的不稳定性，共同促进了投资与创新。

与积累和变革相联系的是动态竞争。书中比较了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看待竞争的不同态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教科书里，竞争是导向静态均衡的，在此均衡中所有企业都获得一致的收益率，各种资源也以一种最优方式得到配置。而政治经济学则认为，企业总是在寻求机会超越现有的竞争状态，将自己置于一个能获取更高利润的地位。在动态竞争中，没有一种状态是永恒的，因为有些企业一直在改变着竞争的必要条件。因此，均衡不应该在经济学中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

“由于竞争带来了无休止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经济是变动不居的。即便碰巧形成了一次静态均衡（像那个碗里的大理石一样），由追逐利润的企业所进行的竞争性投资也会迅速打破均衡的形成条件。持久的均衡就像自行车停下来还要保持直立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因此，那种认为均衡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某种外在力量将其颠覆的理念是误导性的：竞争本身将立刻使均衡不复存在。”

“在正统经济学看来，政治经济体系是静止不变的；而显然的，我们需要用动态的眼光去看待经济现实：它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团千年不变的经济行为。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是摄影，而三维经济学是电影。”

然而，在笔者看来，本书以强有力的笔触描绘的这幅资本主义的变革图景，却在第二篇头两章里遭到了某种逻辑上的损害。比如，本书作者没有接纳劳动价值论，也没有专辟一节讨论价值和价格理论，却不时地采用了竞争性市场下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观点：“对竞争性市场中供求相互作用的分析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当一个竞争性市场处于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在采纳这种观点的同时，也在某些地方接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例如在书中某处说：“竞争过程将推动实际价格和数量向均衡价格和数量移动。”而这种导向均衡的竞争，和作者强调的“动态竞争”是在概念上截然不同的，后者带来的不是静态均衡，而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持续转变”。

难以理解的是，作者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竞争概念，另一方面却在这里采纳了他们的观点，个中原因何在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只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故意采取的一个假设，目的是为此后论述市场失灵做铺垫。在现实中，由于外部性、垄断、报酬递增的原因，价格并不等于边际成本，由此造成了市场失灵，经济也就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定价的观点在本书里所起的作用，就类似于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采用过的手法，即先假定有一种静态（循环流转），然后再引入创新，以得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态来。但熊彼特的这种方法并非什么成功的样板，反而带来了各种无法解决的理论上的矛盾，一直为人所诟病。

第八和第九两章给人的印象是，作者既想肯定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又要指出其固有的缺陷。这个意图当然不坏，但所采用的论证手法是可谘议的。第九章以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市场失灵这一提法，是以完全竞争及均衡等概念为参照提出来的。在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的前提下，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帕雷托最优的概念，以证明市场在配置资源上的效率。因此，若无这一参照系，就无所谓市场失灵。而一旦接纳了市场失灵的概念，就等于默认了这个参照系，也就默认了完全竞争和一般均衡理论是对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的唯一正面的解释。在我们看来，对这一参照系是接纳还是拒斥，关涉到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一种把变革的维度纳于自身的三维经济学，理应断然拒绝这一参照系，转而寻求对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的新解释。以报酬递增而论，这个现象在书中被视为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可是，如果报酬递增或企业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确是个普遍的现象，为什么一定要用它来解释市场失灵，而不是用来证明市场制度在促成变革和协调经济上面的正面作用和效率呢？后者恰恰是演化经济学所倡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的效率并非来自根据给定目的对给定资源进行配置的静态效率，而是来自于接纳各种创新和变革的能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效率。演化经济学家梅特卡夫曾就此指出：“市场制度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它们促成了对新机遇的适应，同时创造了激励以诱发对现状的新挑战。市场制度在静态意义上是否有效率并不是问题。更重要的是，市场机制具有使经济体系向着更有效率的状态演化的能力。”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能把演化经济学的这种见解和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病理学分析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达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较为全面的评价。而在本书中，虽然作者也强调动态竞争和创新驱使资本主义远离任何均衡，但在讨论市场和竞争的协调作用时却对新古典经济学做了过多的让步，其结果是在书中产生了一些逻辑上的矛盾。例如，仍以报酬递增而论，书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将其作为市场失灵的原因来看待，另一方面，在第十一章里，又把单位成本下降作为动态竞争的结果，而这种动态竞争，正如上文提到的，带来了作为资本主义之特征的持续变迁。

四．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

作为教材，本书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一上来就向初学者灌输理论模型。作者在解释书名时这样说，之所以最终定名为《理解资本主义》而非《理解经济学》，意在将学生的兴趣引向经济本身，而不是经济学模型。举例来说，在宏观经济学那一篇，开头两章首先分析了困扰着美国和全世界的各种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到该篇第三章才开始讨论总供给和总需求模型。此外，书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案例、统计数据及图表，为读者把所学的知识和实际相对照提供了方便。大概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点，一位美国书评者曾经这样评价本书：“不存在比本书更好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现实中的美国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读物了。”

不过，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充斥全书的美国案例肯定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作者之一鲍尔斯也曾向译者表达过类似的顾虑，提出最好能有一本更贴近中国读者的案例集，以配合本书中文版的使用。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提议。但在这样一本案例还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那些乐意采用本书作为教材的教师不妨这样做：让学生们自己去搜罗一些来自实际生活的故事，作为书中每个案例栏的补充，并以此来考核学生的平时成绩。

和这种贴近现实的风格相适应的是，本书倡导经济学研究要为变革世界服务。作者鲜明地指出，经济学不仅讨论“是什么”的问题，而且要讨论“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实证的经济分析与规范的（或政策导向的）分析之间，不存在鲜明的界限。为此，书中专设了一章来讨论政治经济学里的价值体系。作者写道：

“经济学不仅关注事实（是什么），而且关注价值体系（应该是什么）。经济学可以用来阐明价值体系及其在特定经济分析中的作用。本书所遵循的价值观是很简单的，即一个经济制度应该为社会的所有成员提供过上富裕生活的公平机会，而如果一个经济制度是有效率的、公平的、民主的，这个目标就越容易实现。”

在西方经济学中，长期以来有一种教条，即公平和效率是互相冲突的。或者换一个具体的说法，生产率的快速增长要以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为代价。这种思想也曾强烈地影响了我国理论界和决策界的某些人。例如，曾经流行一时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可是，这种观点和世界经济中的许多现象并不相符。例如，书中提到，过去数十年间，日本、韩国和台湾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平等的国家和地区，但这些地方的生产率增长远远超过了南非、巴西这些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这些现象促使人们对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所谓矛盾产生了怀疑。此外，即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发现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在经验上并不成立。书中第十五章提供了一张图，比较了十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其横轴是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纵轴是1950-2000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中我们看到，第一，几个北欧国家（挪威、丹麦和瑞典）以及比利时的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生产率的增长率也最高。第二，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在这十个国家中是最高的，生产率的增速则位居倒数第二，仅仅高于加拿大。（书中还提到，美国不仅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也是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见图20.1）第三，法国、西德、荷兰和英国属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的中间情况。该图表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并没有出现整齐划一的模式；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来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的不同组合；北欧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普遍优于美国的模式。作者进而提出，一般而言，并非公平妨碍了效率，经济不平等才是妨碍效率的原因：

“经济不平等是阻碍而非促进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不平等经常会滋生一些像罢工这样的冲突，并且会造成雇主与工人关系的恶化，以非生产的方式浪费产出和精力。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会干脆放弃双赢的机会，因为一片儿蛋糕都得不到比得到不公平的一小片感觉起来要好一些（回想一下第2章的‘最后通牒游戏’）。种族和其它形式的歧视，以及其它方面的机会不平等，使许多人缺乏足够的教育，结果是对整个经济而言浪费了人才。当严重的财富不平等意味着大多数人缺乏独立创业所需的资金时，经济就丧失了管理和创新的能力，以及因劳有所获的激励而带来的好处。在这些情况下，不平等阻碍了进步。”

在美国的新自由主义体制随着零八年危机的爆发而覆灭之后，这些见解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潮流。

在本书中文版即将付梓之际，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还在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又一次大变革或自我调整的时代降临了。本书出版于2004年，不可能提供对于这次危机的直接分析，但作者对美国经济的诸多弊端和矛盾的揭露（尤其是宏观经济学那一篇对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兆示了这次危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冷战后的资本主义，还是危机后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冷战后的“凯旋”并没有使它摆脱马克思所揭示的那些基本矛盾，甚至还面临了新的矛盾（比如生态社会主义者奥康纳所称的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即资本积累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冷战的结束和这次危机的爆发，是界定政治经济学当代视域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也是检验一切经济理论的试金石。政治经济学应该全面地回答由这两个维度派生的所有问题。只强调一个维度造成的变化而忘掉另一个维度，都无助于从整体上理解当代资本主义。

危机爆发后，不仅是经济学家，甚至一些政治家也体认到，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例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就在今年二月撰文，公开抨击新自由主义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元凶，他提出：“要将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发展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全面的理论框架”。从大的形势来看，经济学似乎已进入了一个通往某种新范式的过渡时期。一些重大的变化早在危机之前就已露端倪。例如，在演化经济学家的批判性著作中，在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等诺奖得主的反正统思想中，都可以看到被新古典主义长期主宰的理论经济学版图悄然改变的迹象。作者身处西方经济学的中心国度，对此当有更为敏锐的感受。在本书的序言里我们就读到：

“当然，经济学还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论题。但不再存在单一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而是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缺点。上面提及的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新古典理论的某些方面（他们同时又相互支持）。不幸的是，对本科生的经济学教学已经远远落后于领先的经济学家们所广泛理解了的东西。正统的‘新古典’模型还在被讲授，似乎这是该领域唯一的理论。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可能还将被视作一个‘替代性的教材’，因为它关注了那些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大量忽略的问题，以及与正统教科书有冲突甚至从未被后者提及的概念和思想。”

《理解资本主义》大概是第一本译介到国内来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些年来，国内政治经济学界一直在谋求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课程的重大改革，出版了一些具有尝试性的新教材，也亟需借鉴来自域外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经验。在此意义上，本书中文版的面世可谓适逢其会。2009年4月，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秘书处携手其他几家机构，在合肥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课程改革研讨会。当时，长达两年多的漫长而艰苦的翻译工作即将告竣。我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将本书第一篇的译文打印稿带至会场，分发给约百位与会者，结果激起了大家的热烈回应和普遍好评。我们深信，您——认真的读者——一定也会体验到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在阅读本书时都曾有过的感受：那种智慧和希望的火花被一再点燃的欣悦之情。

2009年7月

• 转自：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