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形式上的］自由劳动力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基础上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尽管劳动力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但实质上并不自由。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人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他们除了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即资本家阶级，没有其他的办法生存下去。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同时占有工人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随后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基础。其后果便是收入和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社会劳动生产力越高，私人资本的财富和权力越大，然而同时工人的相对贫困和经济依赖性也越大。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失业者、半失业者以及那些报酬微薄的工人构成了资本主义运行所必需的劳动力后备军，并成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资本积累有赖于持续不断地利用剩余劳动力来推动经济扩张，与此同时还要压低工人工资，使其不至于过多反抗。劳动力后备军中的工人“就业极不规则”。如果经济放缓，他们很容易被解雇，而一旦经济好转，他们随时准备被雇用。这部分工人包括了所有那些在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放弃寻找工作的人，以及那些想转入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人———他们不属于官方认定的失业者。另外还包括长期处于贫困中的工人。正是由于“剩余”工人这一劳动力后备军的存在，如果劳动大军中积极工作的工人不进行共同抗争(包括工会斗争)，便难以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
当然，强大的工会运动或亲劳工的政党(尤其是在欧洲)已经将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纳入议事日程。如果没有工人斗争，资本就不会退缩。尽管如此，冷战还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向度。那些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的富裕国家的政府需要确保来自工人的支持———这是冷战协议的一部分，因而更愿意考虑劳工的诉求。后来情况发生了逆转。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的起落，劳工的整体状况普遍恶化。当前，美国工人处于极大压力之下。由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的金融垄断资本阶段是长期的不对称阶级战争的顶点。在这场限制和控制劳工的战争中，资本的实力持续增强。特别是从2007年的大衰退开始，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更加严重以便于增加利润。正如他们所说的，花小钱办大事。与此同时，经济已经进入深度停滞状态。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幅由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约4%下降到70至90年代的约3%，以及2002—2012年的1.8%。与70年代至今的深度停滞相伴随的是，金融化维持并增加了顶层人物的财富，暂时从整体上缓解了经济停滞，但这是以长期的更大程度的经济不稳定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放缓导致了年均净增就业岗位减少，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约2%下降到2002—2012年的不足0.3%。经济进一步走向更大程度的停滞的趋势以及资本对此的应对措施———金融化、外包和离岸经营以及对工人及其组织施加压力———已经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整体状况构成了瓦解之势。
对劳工的公开战争美国工人状况的恶化可以追溯到大衰退之前很久。二战以来，尤其是1946年的一系列罢工浪潮———这一年约有450万工人参与罢工，从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到奥克兰(总罢工)，到通用汽车公司，再到铁路、钢铁和煤炭行业，资本自此开始对劳工运动进行关注。1947年，在一些民主党议员支持下，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但遭到了杜鲁门总统的否决。1936年大萧条时期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提高了工人和工会的地位，同时对雇主的一些反工会的做法(如对工人建立工会进行干预)进行了限制。然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对劳工作出了严厉的限制，例如，将非常有效的同情罢工和联合抵制视为非法行为。该法案还要求工会领导人提交宣誓书以表明他们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与官方认定的颠覆性组织有任何的联系，因而一些非常有战斗性的领导人被排挤出工会组织。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开启了资本对劳工的阶级战争的一个新阶段，一度在20世纪60年代被短暂打断，但是随着70年代的经济衰退，又再次升级。1971年8月23日，一场针对美国工人阶级以及一切进步的政府政策的大规模的、有组织的阶级战争重新燃起，事情起因于律师刘易斯·鲍威尔在给美国商会的秘密备忘录中呼吁公司及其高管对劳工、左翼学术团体和自由主义媒体展开一场联合攻击行动，并且利用其手中的金融杠杆来控制政府。这份备忘录对公司和富人是一个鼓励，但是在鲍威尔被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不久后便被曝光，以至于雅各布·汉克尔和保罗·皮尔森在《赢者通吃的政治》中将其描述为“休克与威慑的国内版”。比尔·莫耶斯认为，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就是一件从上到下鼓吹进行阶级战争的武器。它推动了“商业圆桌会议”、“美国立法交流委员会”、“遗产基金会”、“加图研究所”以及“争取完美经济公民组织”等力量强大的游说团体的建立。在十年内，与游说团体相关的公司数量增长了将近15倍。在1976年和80年代中期，企业设立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增长了四倍。
在70年代，鼓动公司对工人进行攻击的仅次于鲍威尔的最有影响力的人是威廉·E．西蒙。他曾在尼克松政府和福特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也是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前高管。1978年，西蒙出版《时代的真相》一书，号召发动一场针对劳工、环保主义者以及左翼人士的企业十字军讨伐运动。西蒙坚持认为，即使是出于保守的估计，也需要数百万美元来推翻“新政”的遗产。这些攻击促成了卡特总统在1979年向右急转，其标志便是任命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今天阶级战争的其他方面包括对城市和州一级的公共部门工人养老金的攻击，以及降低工作场所的安全保障水平。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督察员估计每隔99年才能够走遍美国所有的工作场所。督察员已经有超过25年没有到过德州化肥厂了，最近一次检查是因为2013年4月的爆炸造成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在金融危机以及茶党作为共和党的右翼辅助力量崛起后，对工人的攻击仍在进一步加剧。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对2010年以来国家层面的劳工政策和劳工标准的立法变化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一变化削弱了工资、工作条件、法律保护以及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雇员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立法议程的后果是降低了工人赚取中产阶级工资的能力，增强了雇主在劳工市场的力量。这些变化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大企业集团发动的一场有目的的持续性的政治运动的结果。这场来自上层社会的阶级战争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有毒化趋向。在长期的种族主义向度下，把问题归咎于穷人自身。在这种扭曲的逻辑下，21位共和党州长拒绝接受通过扩大“医疗补助计划”使穷人享有更大范围的医疗保健的《平价医疗法案》。由于一开始这是由联邦政府全额资助的，尔后变为承担90%，这些州长的行为似乎不仅仅是不想花钱。正如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所说:“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好像这是一场针对穷人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穷人，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没有出息和懒惰的。”反劳工的国际协定现在处于运转中的各种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二战后帝国主义资本持续推动的一个符合自身利益的后殖民主义经济结构的产物。资本获得了最大程度的灵活性，可以使工人更听话，并且时刻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外包到那些工资和其他生产成本都比较低的国家。这在金融领域被称为“全球劳工套利”。它打开了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的大门，使全球资本可以无障碍地流动。这意味着在全球的南方和北方对劳工及其政治力量的双重进攻。
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7年末危机伊始，有大量的迹象显示有组织的劳工的财富和力量相对于资本来说呈下降趋势。例如，参加工会的工人比例下降，社会大多数人认为工会会员不再受到尊重，大规模罢工的频次减少(每年仅仅几次，而50至80年代每年达数百次)。毫无疑问，面对资本的进攻，工人不断屈服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老板会雇用替代工人或关闭工厂以及将工作岗位迁移到美国其他地方或其他国家。其后果便是恶化了那些长期遭受资本攻击而丧失权利的工人的状况。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重要趋势:(1)就业率下降;(2)失业工人健康状况恶化;(3)工资增长停滞;(4)穷劳族(workingpoor)增多;(5)对工作的劳工的剥削加重;(6)收入中的劳动份额降低。
就业率下降对总体就业状态的最好描述不能依据官方的失业数据———现在失业率在7%左右徘徊，而是要看失业人口在居民人口(civilian non-institutional population)中所占比例。这有时候被称为“失业率”(jobless rate)或“非就业率”(non-employment rate)———它不能与通常所说的失业率(unemployment rate)相混淆，在这里它是指“实际失业率”(real jobless rate)。有些失业者可能不想工作，或可能没有工作能力。有些依靠配偶的收入养家糊口，有些是学生，有些是残疾人。当然还有一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致富的人。然而，与更为有限的非就业数据(不包括各种各样的没有工作的人)相比，长期实际失业率数据要求我们关注更广泛的实际就业缺口。在全体男性居民人口中，处于25—54岁这一主要工作年龄段的男性的失业率从1968年的5%上升到2013年的18%。虽然女性劳动力人数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稳步上升，因而女性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连续十年呈下降趋势，但现在这一趋势已经反转。在1990—2013年间，25—54岁女性的实际失业率呈现出一个剧烈的“V”字型，2000年初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到2013年上升到超过30%。对年轻人来说，情况更加糟糕。2013年男性青年的实际失业率上升到44%，女性青年的实际失业率上升到46%。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排挤出就业市场。16—24岁年轻人中大约有15%(约600万人)的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在校学习。研究发现，一旦工人在就业市场上落后于群体中的其他人，他们将很难迎头赶上。
在官方宣布经济危机结束四年后的今天，就业人数仍然比衰退之初少了200万，而在危机时期失去的数百万工作岗位到现在仍然没有被重新创造出来，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在2007—2012年，25—54岁的人口增加了大约600万，他们大多数人可能需要工作，但是劳动力市场仍非常疲软。大量工人已经停止找工作，同时另外一些人虽然渴望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却依然在从事兼职工作。因此，那些被归入失业者的人口(你必须积极寻找工作，以便被计入官方的失业者中)大大低于实际的失业人口数量。2013年9月，当把那些失去信心、放弃找工作的人和劳动力中的边缘人群，以及那些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人都计算在内时，7.2%的官方失业率就上升到了13.6%。
甚至于在经济危机开始之前，对找工作失去信心的工人数量便已增加，这可以回溯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发的衰退时期。实际被雇用的工人或正在寻找工作的工人(劳动力参工率)比例从2000年的67.3%下降到2013年9月的63.2%。虽然人口年龄在增长，退休人口逐渐增多(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正在进入退休年龄)，即使我们仅仅看一下那些25—54岁处于黄金工作年龄段的人，就会发现参工率从1999年的84.6%下降到2013年9月的80.4%。虽然这一百分比变化看起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意味着大约存在将近1000万“多余”的人，其中包括150万25—54岁年龄段的人口，如果参工率没有下降，他们应该属于劳动力之列。
认识到隐藏在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总体数据背后的极端的种族不平等因素是至关重要的。大约20%的拉美裔工人(18.9%)和黑人工人(22.4%)要么是官方认定的失业者，要么是想得到一份全职工作的兼职工人，抑或是处于依附地位的边缘人口。 60年代以来，使用兼职工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上升的趋势，兼职工人在所有就业工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14%上升到2013年的将近20%。在经济危机期间及其后，所有新增工作岗位中有大约36%属于兼职工作。虽然一些人愿意从事兼职工作，但是许多兼职工人渴望得到一份全职工作。假如全职工作岗位短缺，他们便会努力保住多个兼职工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的《平价医疗法案》的实施，雇用兼职工人正在变得愈加普遍。这一法案强制雇主为50%以上的全职工人提供医疗保险。然而，当前还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判断。在大衰退早期阶段，兼职工人大幅增加。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大量使用短期工(nonpermanent workers)。他们被称为应急工(contingent employees)。这类工人包括临时雇用工人(通常来自短期工中介公司)、合同工、自由职业者以及顾问。他们的数量急剧上升，现在据估计占全体工人的比例高达1/3。一些人认为，到202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1/2。在全美很多城市里，工人们站在街角，在小巷中排着队，或在霓虹灯闪烁的美容沙龙里，等候着摇摇晃晃的厢式货车来把他们快速送到几英里之外的货栈。工人们说，核载15人的厢式货车经常载22人。他们坐在轮舱里、行李箱中间、牛奶箱上以及油漆桶上。一些女工抱怨她们不得已坐在陌生人的大腿上。一些工人被迫躺在地板上，其他工人的脚便踩在他们身上。 这里的工人并非是从临时承包商那里找到了一份零活儿(odd job)的日工(day laborers)。他们为美国一些最大的公司———沃尔玛、耐克以及百事可乐旗下的菲多利公司———装卸货物并将其摆上货架。但是这些公司并不付给他们报酬，相反地，他们是为那些短期工中介公司工作的。2013年6月7日，劳工部报告显示，全美的临时工达到270万人。自衰退以来，新增就业岗位中几乎1/5是在临时部门中。
短期工中介公司的外包业务已经占据美国劳工市场相当大的份额:现在1/5从事商品运输和包装的体力劳动者以及1/6经常在汽车制造厂工作的装配工人属于短期工。这种体制使公司摆脱了工人的补偿要求、失业保障税、工会压力以及承担确保工人是合法移民的责任。与此同时，这些临时工还要承受高负伤率，一些工人要忍受无报酬的工作时间以及面临低于最低工资的业务报酬。许多工人住在破败的出租房里，吃的是豆荚和马铃薯，依靠食品银行(food bank)以及纳税人资助的医疗保险艰难度日。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并且鲜有晋职的机会。 失业对健康的影响对美国和欧洲的研究表明，严重的健康问题与失业有关。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认为，在广大的人群中，失业与死亡率的大幅上升有关。相比于那些没有失业的人，心脏病、高血压以及糖尿病在失业人口中(即使是短期失业)更为常见。在一份来自瑞典的汇总数据中，研究者发现，尽管有牢固的社会安全网，1992—1994年间失业者以及经历过9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失业者，常常伴随着由自然原因(包括心血管病)而引起的死亡率上升风险，同时还包括外部原因，既有自杀也有非自杀的。欧洲的另一项研究认为，在希腊和西班牙，神经紊乱的发病人数在增加;自行报告的总体健康及享有医疗保险服务的状况在希腊已经恶化。2007年以来，在欧盟国家中65岁以下人口的自杀人数在上升。在2004年或之后加入欧盟的国家，自杀人数在2009年达到峰值，2010年仍处于高位。然而在15个2004年之前加入欧盟的国家里，2010年的自杀人数进一步上升。在英格兰，2008—2010年自杀人数增加明显与失业率上升有关，估计有1000人属于非正常死亡。
工资停滞如果按小时工资计算，在大约1.28亿工薪阶层中有大约7500万工人属于最低收入者。其中有大约350万工人的工资低于每小时7.25美元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另外有500万工人的工资并不比最低工资标准高出多少。一年按52周计算，一个人每周工作40小时，拿到的薪水仅为15080美元，低于2013年一个两口之家的贫困线。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自70年代以来确实下降了，比40年前降低了10%以上。即使是考虑到包括许多双职工家庭在内的中产阶级家庭实际收入状况，1999—2012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大约9%。 即使被雇用，许多工人也只不过是勉强度日。关于工人何以能够勉强度日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低收入劳动者依赖诸如医疗补助、儿童健康保险、所得税减免、营养补助，以及私人慈善特别是食品救助等社会(政府)计划。据估计，所有快餐业工人中大约有50%参加政府计划———相当于每年70亿美元补贴快餐业。但是，不仅仅是快餐业工人需要参加社会计划才能勉强度日，其他相当大一部分工人也需要参加政府社会计划，例如，餐饮服务行业(44%的有家庭的工人已经加入)、农业、林业、渔业(35%)、建筑业(30%)、零售业(30%)，以及其他的休闲旅游业(30%)。在大约2400亿美元的家庭福利计划中有大约63%进入了工人家庭。
来自佛蒙特州的独立参议员伯尔尼·桑德斯用沃尔玛工人的状况对此问题进行了阐释。美国最富有的家族是沃尔顿家族(Walton family)，拥有1000亿美元资产，比美国底层40%的人拥有的财富还要多。其原因之一就是沃尔顿家族拥有沃尔玛，他们如此富有以至于可以从美国纳税人手中获得巨额补贴……当沃尔玛给工人支付不足以支撑温饱的工资(starvation wages)时，谁能明白其中的奥秘?答案就是许多沃尔玛的工人最后得到了医疗补助、食品券以及由美国纳税人支付的经济适用房，而沃尔顿家族依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
因而，一方面是像沃尔玛这样的主要使用低工资劳动力的快餐业和大型企业的利润明显地私人化了，另一方面则是这些企业的一部分劳动力成本(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与美国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需要的花销之间的差额)已经社会化了。在马克思看来，私人企业并没有支付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工人再生产的成本)，而是社会通过福利制度买单，这同时是惩罚性的和令人沮丧的。穷劳族美国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以及接近贫困的人口数———他们或许有一份能够使其免于失去住房和饥饿的薪水———真的是令人难以置信。大约有15%的人口(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一个两口之家的年收入大约14000美元，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大约23492美元)以下。其中有2000万人(接近一半)的收入低于贫困线的50%。超过1亿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3)的收入低于贫困收入的2倍(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收入接近47000美元)。2011年劳工统计局估计，有1000万人属于“穷劳族”，即在劳动力(工作或正在寻找工作的人)中，一个人每年至少工作27周，但是收入仍然低于官方的贫困线。2011年穷劳族的比例达到了7%。在生活贫困的穷劳族中，少数族裔所占比例最高。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比白人和亚裔美国人更容易陷入穷劳族中。2011年在穷劳族中，黑人占13.3%，拉美裔美国人占12.9%，而白人占6.1%，亚裔美国人占5.4%。
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加剧2007—2009年的大衰退使美国工业总产出下降约7%。但与此同时，总的劳动时间下降10%。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时间的产出)迅速提高。2013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报告认为，这是因为那些担心失去工作的工人不得不更加努力工作，为他们的雇主生产更多的经济剩余和利润。用权势经济学(establishmenteconomics)的话说，就是工人们看到市场对劳动力的总需求下降，他们意识到工作机会减少，但是更多的失业工人仍在找工作，他们便在工作中增加“努力供给”(supply of effort)。国家经济研究局的报告指出，当替代工人由于很难成功找到工作而变得更加贫困时，对一个工人来说最佳的办法就是要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份报告显示，实际上，在经济困难时期，企业管理者并不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作为激励来提高工人的生产率，这是因为缺少任何切实可行的替代工作的状况同样将会帮助达到这一目的，并且会更快地增加边际利润。正如2010年《华盛顿邮报》指出的，2009年工人们处于自我恐慌之中。由于害怕丢掉工作，人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心甘情愿在任何给定的工作时间内满负荷干活，以便做得更多。而且他们已经能够忍受按小时计算的休假和削减报酬。面对持续的经济停滞(包括长期的就业复苏)，大量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后备军，工资停滞，家庭负债以及在失业后丧失医疗保险，同时替代工人不断地挤压在岗工人，他们除了在眼下的工作中屈服于更高的剥削水平以外别无选择。
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对GDP“馅饼”中工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情况的理解存在着多种解读以及可资利用的不同数据库。然而很显然大量的资料来自于政府部门，其中包括克利夫兰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国会预算办公室以及由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撰写的《2013年总统经济报告》———它们不仅关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而且涉及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担心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相伴随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将会导致将来某一时刻的政治不稳定状况。甚至华尔街也开始担忧这种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衡现象:一些大的投资者担心不断扩大的财富和收入鸿沟将会威胁经济扩张的能力。他们同时对公众的愤怒情绪正在引发危险的政治紧张局面忧心忡忡。
对于私人部门大约80%的工人来说，GDP中工资和薪水的份额下降明显。但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仅仅剔除最高收入者便足以使情况发生戏剧性变化:如果不考虑工资以及自营收入中最高1%人口的收入所得，劳动收入(包括工薪阶层获得的各种形式的补贴)份额下降的幅度将会更大。截至2010年，最底层99%的纳税人的劳动收入份额已经从80年代的60%以上下降至大约50%。换句话说，包括最高收入者的补贴在内，实际上就是收入最高的1%人口，这足以扭曲全部劳动力的劳动收入份额数据，并且明确显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没有真正发生戏剧性变化。当我们考虑到2012年美国经济中每4美元带来近乎1美元的产出，而收入最高的1%人口就获得80美分的收益时，就不难理解这一点了。 在经济复苏期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已经攫取了全部收入增长中的95%。2002—2012年间，最底层的90%的人认为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除去资本收益)下降了11%，与此同时收入最高的0.1%—0.01%人口认为他们的家庭平均收入增长了30%，并且收入最高的0.01%人口，也就是万分之一的人口，其家庭平均收入(除去资本收益)增长了76%。
阶级战争:是否必定是单方面的在当前金融垄断资本阶段，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富人和穷人的命运日益分化。对于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来说，这是最坏的时代。然而，对于社会上层1%人口，更确切地说是0.1%人口，尤其是处于社会最顶端的0.01%人口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对于那些接近于上层阶级的人来说，情况并不是太糟糕。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加深的停滞已经无法阻挡，尽管如此，富人能够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自身财富的金融化，使其满足自身的“需求”，并且将经济中越来越多的现金流(包括国有部门的资金)转化为自身的雄厚财力。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劳动力后备军的规模急剧膨胀，削弱了工人阶级，破坏了工人阶级的传统组织(例如工会)，再加上来自社会上层有组织的、单方面的阶级战争，导致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大规模地持续地向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群转移。即使在2001—2006年大衰退之前，美国收入所得的一半以上流向了社会上层那1%的人口，大约20%的收入所得流向了社会顶层那0.1%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但富人能够相对地(绝对地)更迅速地变得更富，这恰恰是因为穷人相对地(绝对地)更迅速地变得更穷。停滞，金融化，采取一切紧缩措施来加强资本的权力和财富，使工人置于一种更加脆弱和更加依赖性的境地。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是富人的收入和财富的增长却不费吹灰之力。社会上层人口财富的集聚不再直接依赖于资本积累—投资或生产(它已经迅速地让位于金融投机)的增长。这种情况必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更大的矛盾。在世界经济中，与此相关的是工业生产相对转移到了南方国家，通过全球劳工套利或将生产转向全球范围内工资(以及安全和环境保护)成本最低的地区———南方国家里遭受严重剥削的出口加工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获得了生产剩余中的最大份额。
美国的工人阶级以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更不必说外围国家里急速增长的工人阶级，他们对此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答案不言自明。对于资本对劳工长达几十年无限制进攻的唯一可能的回应便是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当前工人在经济上被套牢的情况下，仅仅进行经济抵抗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指出:“这种采取普遍政治行动的必要性本身就证明了，资本在其纯粹经济的行动上是比较强有力的一方。”因此，社会底层人群的抵抗必须采取一种普遍政治进攻的形式，反对不平等、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人类的未来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能够在将来某一时刻趋于一致，那肯定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情况。所有的现实和希望都需要一种超越资本和纯粹雇佣劳动的新型生产和消费制度。
- 译者单位：王建礼，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郭会杰，河南省商城县人民政府
- 作者：弗雷德·马格多夫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