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因为它是我们目前社会一切灾难的最尖锐最露骨的表现。
——恩格斯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对于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下工人们实际的工作生活的现状，再多的二手材料也不如自身的体验来得真切，于是我便决定南下进厂，这篇文章记录了我离开学校，初入工业区成为一名产业工人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求职

在深圳的工业区里，走在每一条街道上都能看到招聘信息，提供着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这时临近年关，辞职回家的人增多，但是找工作的人也不少，遇到的工友告诉我，更换工作或者失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的人大多会选择这个时候寻找机会，因为年后会有更多的人返城参与竞争，要找到一份工作也就变得更为困难。

此时的我也游走于各种招聘广告牌前，不同的工厂，不同的工种，普工的条件要求都不高，特别是一些小厂，一般一个园区里有几十个小厂，相隔不远就会有一个园区，我应聘过的几个小厂规模都不大，员工人数几十人到二百人不等，要求文化程度初中以上，也不一定要求员工有健康证，但是大多都不会真正的检查你是否真的有初中毕业证，填写了入职申请表，交上两张照片，第二天也就可以直接入职。我们都喜欢把小厂称为小黑厂，为什么要称之为“黑”呢，小厂的加班工资是不按照劳动法的要求支付的，且不缴纳社保，有些厂会明目张胆地写在招聘公示上，有些厂则是遮遮掩掩的口头告知，或者在你填完入职申请时，给你一张写着工资标准的A4纸，等你看完了就会收回，接受的了你就留下，接受不了你也可以不干。小厂的工作环境也极为恶劣，我进入的一个的包装厂的车间，内部噪音特别大，说话都无法听清。注塑厂电镀厂会有刺鼻的气味，多数工人只带了普通的口罩，甚至有些人连口罩都不戴。

有上千名员工的工厂一般被称为大厂。大厂拥有自己的园区，内部有食堂，宿舍，操场（篮球厂、羽毛球场）。大厂和小厂不太一样，招聘有固定的招聘日期和招聘时间。求职于大厂的人往往更多，每到招聘时间，在外等待的人就已经排成长龙，等待着文员把大家领进去，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份工作。大厂一般都会给工人缴纳社保，工资发放会按照劳动法的要求，但是大厂也会有自己筛选的条件，要求有健康证，高中毕业证，年龄限制在18到35岁，一般不喜欢招河南人，四川人。

Q厂是一家电子零件的供货商。在一个Q厂的招聘日，我和很多找工作的人一样，早早的来到了工厂门口。早上八点是夜班的人下班，白班的人上班的时间，逆向行走交错着的人群，都行色匆匆，一脸木然。这里的保安也更为仗势欺人.那天，招聘时间已经过了，但负责招聘的文员仍未出现。门外很多人在等着，不断的有人去询问保安，但是那些保安合伙将厂方取消招聘的消息给扣下，一边告诉我们继续等，一边像是看玩偶一样地看着焦急等待寻找工作的我们。

大厂也并非都会缴纳社保。我应聘过的一个X厂使用的是派遣招工，前6个月不缴纳养老保险和公积金，只交其余险种需30多元，和很多工友交流的时候，他们觉得公司帮不帮工人交社保其实不是一个大问题，特别的90后的年轻工人，缴纳社保后也意味着每月实际收入的减少。对于只能依靠加班来增加收入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人来说，当下直接的收入反而更重要。

我找工作时也遇到一些利用中介找工作的工友，似乎进大厂依靠中介更为方便。有人花几十，有人要花上千的中介费。一个91年出生的男孩告诉我，他找工作都喜欢找中介，机会更多，面试容易通过，可以免去很多工厂设置的筛选条件。中介与厂方联合，还会去各地联系学校，以实习，假期打工等等名义给工厂提供很多廉价的临时工，学生工在寒暑假时被有组织的进入工厂，接受不平等的工资待遇。在我工作的工厂，入住的宿舍里就有3个来自贵州高校的学生，她们被要求过年也不能休假，要到开学前才可以辞职回家。

我所工作的T工厂在招聘那天，把200多个求职者领到了工厂的一个空地上，列队在太阳下站了很长的时间。这种场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是经常有的，几个招工的人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一些交了中介费的人最先选出，他们可以选择环境相对较好的部门，而剩下的大多数，被一个面色黝黑一脸不善的人挨个询问着“能不能吃苦，做不做的了抛光打磨”，200多人进来，最后留下的也不到四分之一。这里大部分的人从上一个厂落选之后来到这里，还要继续寻找下一个机会。

T厂不接受直招，大多是委托派遣公司进行招聘，工资待遇与正式工的相同，只是做满一年也没有年终奖。虽然口头上承诺派遣工满6个月可以转为正式工，但是从工友们的说法上看，派遣工要成为正式工并非6个月就可以，我们在进入工厂时并不了解派遣工与正式工的差别，很多工友也并不在意这一点，直到后来我们与厂方有了纠纷之后，才真正的明白派遣工制度如何巧妙的避开劳资纠纷中资方的责任，在这种制度下工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将毫无办法。

T厂招入的工人，被分给3个派遣公司管理，如果出现了集体劳资纠纷，那么工人就会被一分为三，派遣公司很好地将本来属于工厂一方的责任分散开了。后来，我们尝试着将劳资纠纷投诉到劳动站，但劳动站是按区域管理，3个派遣公司在不同的区域，而且派遣公司的注册地址又是无法了解到的，常常会走错劳动站，再寻找下一个，让我们投诉无门，苦不堪言。派遣工与厂方的纠纷，都是由派遣公司出面解决，他们称之为厂方将人退回派遣公司，一切责任已经与厂方无关，而派遣公司却是熟知劳动法的行家，当出现的纠纷时，T厂委托的派遣公司嬉笑着说着愿意赔偿我们的损失，但是工人得自己走法律程序才能拿到，而他们断定工人做不到。因为调解、仲裁、法院这些法律程序耗时可以达到半年以上，而且厂方可以无限期的拖延不配合，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然无法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得利的往往是与工人利益相对立的人。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据我们在厂里的观察T厂的派遣工比例远远高于10%。对于这个质疑，T厂的某主管最开始还信誓旦旦地宣称T厂派遣工不多，但是这个说法后来又被被人事部的经理否定了。人事经理虽然承认了派遣工超出比例，但是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已经和劳动部门通气，得到了允许在特殊的时期可以多招派遣工。”新劳动法已经颁布7年了，但劳资对抗中一边倒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中国劳工处境恶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职能部门知法犯法，纵容企业违法。因为公权力和资本的联姻，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有钱有权才玩得转法律，没钱没势的人，就只有被法律玩的份。

工人与派遣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式两份。但是工人自己并没有拿到自己那一份，厂方的说法是一份留在了派遣公司，一份留在了工厂。我曾试图到派遣公司将劳动合同拿回，得到的回复不仅仅是拒绝，甚至是威胁：“这个厂几千的员工都没有劳动合同，你要有意见你可以不干走人。”在很多工人看来，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后自己没有拿到一份劳动合同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而且在T厂派遣工连正式的工牌都没有。正式工的工牌上会印有头像，部门和工号，而派遣工的工牌只是一张白卡，离厂后就要被收回。这也意味着一旦发生特殊情况被赶离工厂，很有可能连在T厂工作过的凭证都没有。

找工作中的相遇也能交到朋友，在这个厂遇到了，在下一个厂的招聘上还可能再次遇到。大家也都自来熟。来T厂找工作的人，有些是因为老乡亲戚在厂里工作，就介绍认识的人过来上班，有些则是听说这里的“高收入”慕名而来。“高收入”其实也就是有够多的加班时间。一个贵州的大哥告诉我，他干过很多的工作，去过十几个厂，每一个厂他工作的时间都不长，短的也就只干过十几天而已。我就问他只干十几天能不能拿到工资呢，他的说法是他打工的这些工厂工资都不会不给，但是都不会在你离职的时候支付，而是拖延到下一个月公司发放工资的时候，这样工资也就被无故扣压了下来。所有工厂都这样做。大部分的工友对这种现象都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认为是合理的，觉得拿到的工资不会因为被扣压了这么些天而减少。

和我一样来T厂找工作的人中，有一个广西钦州的工友，89年出生，他就是慕名前来者之一，还给了中介费，就是希望能进到T厂的CNC车间工作。他说他找工作只找月收入能到3500以上的，要是男的打工收入低于这个数字就很难干得下去，因为无法维持生活。2015年深圳最低工资标准还没有调整以前，深圳最低工资是1808元，要想有3500的收入，也就意味着找工作必须要找到效益较好，有较多加班时间的工厂。T厂是他较好的选择。他看我一个女孩子也打算在T厂工作，就一直在试图说服我，建议我去旁边的L厂或者H厂，L厂和H厂是电子装配企业，多招女工，一般不上夜班，只上长白班，工作相对T厂来说要轻松一些，至少不用搬运重物，“一个女孩子来这里（T厂）找罪受，实在想不通。”他认为女孩子在深圳找工作非常的容易，很多工厂只招女工，而且工作环境也相对好一些。当我真正的在车间里开始工作时，才理解他所说的T厂相对差一些的含义。资本的贪婪总想在24小时里都占有劳动，自然而然工人就得上夜班，对于我来说上夜班的日子太艰难了。

进入T厂工作前，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个健康检查。因为这份工作会受到噪音和粉尘影响，除了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以外，还需要加测职业病噪音和粉尘检测。我们在做噪音检查纯音测听时，也遇到了一些来复查的工友，他们长期处在超过安全值的噪音环境中且不使用防护设备，听力受到了损害，这种身体的损害让他们更难得到一份工作。这个检测就是带着耳机，左右耳会分别出现特别微小的声音来让被检测人识别，好几个工友也表示自己特别担心这项检测，长年的打工生活，无法保证自己的听力没有受损。资本在购买劳动力时总是挑最健康最能干的，在使用劳动力时，却是拼命压榨，如果没有相关立法保护，哪里会考虑工人的健康呢？

工厂的工作和生活

T厂是一家上市企业，拥有从模具设计及制造、压铸、机械加工、表面处理到电子装配等完整的生产环节。我所进入的是机械加工部CNC车间，使用数控机床将压铸好的毛坯料加工成型。整个车间有数控机床近300台，机床加工不同产品不同部位的使用时间不一。CNC车间分为两个班，一个班200人左右，男工多女工少，分为白班和夜班，半个月倒班一次，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或者晚上八点工作到早上八点，中间没有休息时间。车间里人员主要有班长（老大）、组长（老二）、副组长（老三）、技工、质检、和人数最多的普工。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为了使剩余价值最大化，资本必须有效的使用劳动力。我进入T厂工作的时候，这个车间的工人已经满负荷的工作了3、4个月。所谓满负荷是指每天工作12小时，全月无休。对于这样高强度的工作，身边的工友们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坏事，反而认为T厂的优势就在这里。工人们希望能得到更多加班的机会，能多增加一点收入，才敢去想想即将到来的过年。操作机床需要站立操作，我们要做的只有简单的3个步骤，将物料装入点击启动，加工完后拿出，检查刀头是否有缺损，机床程序的设置和调试都是由技工来完成。即使是在机器运行过程中有空闲的时候，坐下休息也是被不允许的。虽然我师父有教我如何躲避检查的人，如何选择合适的时间稍稍休息一会儿，但即使这样仍然无法缓解每天持续站立12小时给身体带来的痛苦。我每次下班后都无法再保持一个正常的走路姿势，师父还告诉我最开始干这份工作的人都会经历这一痛苦期，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我所在的这个车间里，老工人总是会对刚进厂的新人讲一个发生在这个车间里的真人真事：“曾经有一个人加工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按照正常的产量是每天300多个，但是这个新人有一天太认真太努力，把产量做到了500个，班长发现了这个变化，就要求另一个班加工这个产品的人也要达到这个产量，从此这个产品的产量要求一下子从300多个提升到了500多个。”这个故事作为一个负面例子不断的被老工人拿来教育新人，提高产量最终会让我们自己更辛苦。工友们总有一些拖延减产的小智慧。例如，在新产品刚刚上产线时，尽量减慢操作速度，在交接班时与同是操作这个机器的对班工友交代自己的产量，如果两人的产量相差不大，被要求增加产量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如果有一天状态比较好，多做了几个产品，就会把多出的几个“压货”，“压货”的意思就是把产品藏起来，在哪一天想偷懒的时候再拿出来作为当天的产量，或者是留给下一个班的人使用；机器的小问题都尽量报修，报修就要停机，那这一天就可以少做几个产品。在怠工、躲避检查的这个事情上工友们总是非常地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也会互帮互助，躲厕所或者抽烟区休息时，也会有人帮忙装料，上夜班时轮流放哨，夜间也能睡一会儿。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压榨，总能引起工人各种形式的反抗，虽然我所在厂的斗争没有什么组织性，斗争内容也基本上停留在偷懒懈怠的层次。但是资本主义工业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即使在最微小的斗争中，也能看到集体性的萌芽。

由于我们前期赶货，下工序不能跟上进度，我们车间有1/3的人需要在那个周末休息一天，但是被休息的名单要在下班后才会公布。在这一天，明显地感觉到了车间里的焦躁与不安。大家都在分析和猜测什么产品线最容易被停机，是新员工还是工作了3–6个月的员工容易被选出来等等，最希望的是不要选中自己。还有工友给我算了一笔账，上班一天12小时能有多少收入，周末加班能有多少收入，急转班（急转班意思是白班夜班倒班的时候，有一个班这一天要工作16小时，其中有8小时为加班时间）时是多少收入，这个月干了几天，会有多少收入，还非常担心减产休息如果成为常态的话，要损失掉几天的周末加班，这个月的收入很有可能到不了四千元了。还有工友给我算过另外一笔账，我们生产的一个产品售价是几万甚至十几万，乘以我们一天的产量，和实际我们工人一天拿到的工资对比，工人工资占了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累死累活也是给别人干活，把你榨干之后也就可以把你赶走了”，这位工友最后做了这样的总结。工友的认识是朴素的，但并不简单，其中蕴藏着能够颠覆现存秩序的思想。

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是全方位的。通过工资制度和生产流程对工人进行管控之外，思想上的控制也是重要的环节。T厂给我们每个工人发了两本书，秦东魁写的《精讲弟子规》、《心想事成的秘诀》。这两本书讲的大致意思就是：要收敛心性不要抱怨，努力就会有收获，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思想上的奴役往往比身体上的奴役更可怕。资本的管理体制，总是在利用各种方式去说服工人对资本主义生产原则的认同，与我同住一个宿舍的工友就曾一同对怠工的工友表达过不满和嘲笑。

在cnc车间里的技工，除了负责机床的调试外，他们还负责监督产量，是班、组长管理工人的帮手。虽然这些技工最开始也来自普工，技工似乎给了大多数普工树立了一个努力奋斗的榜样。只要认真干活，就有机会学习技术成为技工，而拥有技术就可以摆脱普工的地位，不管是在收入上还是在职业前途上有了更多的空间。工人阶级的队伍总是被资本家轻而易举地分化，而尝到甜头的少数人也常常会忘记自己还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技工与普工的冲突表现的比工人和老板的冲突还要明显，工人想方设法的减少工作量，而技工总是会将情况传达给有“去留”大权的班、组长。利用工厂内部工人的流动和技能培训，激发了工人的个人主义，加大了工人内部的矛盾。

在我附近操作机床的一个来自陕西的工友，技工将他产量不足的情况上报。他也经常与技工有冲撞，技工就更不可能包庇他，自然而然他的日子便不好过了。在旧产品下线，新产品还未上线前，会闲置一些机床，而操作这些机床的人就面临着不能加班的可能，不给加班机会是对工人的惩罚。这差不多成为了一个潜规则，如果你今天被发现表现不好，就会被要求提前下班，在不追产量时这位大哥就常常面临这样的情况，即使停产的不是他操作的机床。这位大哥他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深圳打工已经很多年，他们有一个女儿。他来深圳以前是在西安做建筑工人，他们曾经把女儿接到深圳与他们一起生活，就近读幼儿园。但是承受不了这样高额的生活费用，不到半年他们还是将女儿送回了老家，由爷爷照顾。他告诉我他和他的妻子的经济是独立的，他工作这么多年基本没有积蓄，大部分的收入会寄回家，作为女儿和父亲的生活学习的开支。他并不觉得自己会一直在深圳打工，还是会回老家，也许再去当个建筑工养家糊口。每次被要求提前下班，看的出来他是既怨恨又懊恼。

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家，我认识的几个80后的工友，他们已经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夫妻二人一同来到深圳打工，小孩都交给家里的老人照顾，一年回家一次，有条件的会通过手机视频解一解思念之苦，有一位工友还和我说了他的苦恼，他的儿子天天盼着他们能回家。他们只能不停的编造着他们即将回家的谎言，他儿子总喜欢守在家门口等着他们，谎言是无法实现的，他儿子后来生气了，不愿意再接听他们的电话。夫妻两人一起出外打工，与自己的孩子分离都是无奈之举，他们都觉得在孩子还小，老人也还健康的时候多攒些钱，几年以后至少可以让一个人能够回去照顾家人。我们主流媒也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但是这些长期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媒体，却只是在消费人们的同情心而已，并没有提出有实际意义的解决办法。如果沿着媒体多年来倡导的“开放”、“自由”的改革方向走下去，把教育、医疗等公共部门进一步产业化私有化，“留守儿童”到城市里去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将更加渺茫。

T厂的宿舍是可以免费住宿的，每月只收水电费，24小时热水供应，一个房间可以住6个人，我住的宿舍里有三个学生工、一个派遣工、一个正式工，都是90后。和我一样同为派遣工的女孩是个湖南人，性格外向。我们宿舍的人一起出去聚餐时，她一定要带我们到湖南人开的餐馆吃火锅，拿着红酒+雪碧的特殊饮品一个个的劝酒。每天下班回来她都喜欢给我们讲他们部门发生的事，喜欢和我们聊偶像剧，之后没多久她也离开了T厂，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相亲、结婚、生子（已经怀孕）。宿舍里的正式工是一个陕西的女孩，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父母都是务农的农民，她在打工这几年总共给了家里8万块钱，用于修整家里的窑洞，供弟弟上学。我看到她生活非常节俭，就开玩笑的问过她，她的每月的生活开销应该不到1000元，结果她说两个月的开销都不到1000元。她到T厂工作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有将近五万元的积蓄，她希望多攒些钱给自己养老，有钱才能让自己有安全感。

很多工友会在工厂附近的村子里自己租一间房。一个工友告诉我他所住的那栋楼里都是工人，有好几户的门口上会贴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自己使用的wifi账号和密码，他们愿意把自己使用的网络共享给其他人。我和几个工友交流过如何看待朋友的问题，他们觉得即使遇到聊的好的朋友就是在厂里遇到，下了班的生活都是匮乏的，很难深交，工作的流动，生活的不稳定，相互的信任并不容易建立，稍稍可以依赖的是老乡，可以一起结伴进厂，介绍工作，休闲游玩等等。

因为工作的时间太长，业余时间很少，不上班的时候，女工们会看看电视剧，聊聊明星的八卦。很多的男工友说过他们经常睡眠不足，下了班去网吧，或者玩手机游戏，他们觉得虽然很累，也需要有娱乐来放松。工厂里设置的体育类设施对工人来说形同虚设，工人们基本上不会去参与，长时间体力劳动后的身心疲惫使得工人们的业余活动变得非常匮乏单一。

总结

虽然我在工厂待的时间不长，只接触到了为数不多的工人，但是与他们一起工作和生活的经历，还是深刻地教育了我。资本主义主要是在劳动中剥削工人阶级，我们也在劳动场所中，才能真正看到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看到资本对劳动无止境地压榨，看到工人对资本的反抗一种存在。资本主义进程，总会造成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并通过斗争让无产阶级逐渐觉悟。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工人们虽然能意识到在劳资关系中自身处于被动的位置，与资方的利益是相对立的，但是资产阶级和管理者们比工人们更现实的估计到关系的紧张，多样复杂的管理体系束缚着工人不得不依从。不过，随着80、90后的工人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阶级斗争形势会进一步变化。新一代农民工跟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知识水平，权利意识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提升，代表了小农阶级向工人阶级转变的新的阶段。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生代新工人群体会掀起一场震动现存秩序的伟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