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辛格的第一本书是1970年出版的《革命序曲：1968年5月的法国》。他在书中提出如下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正在到来，马克思主义是否即将回归其故土，其为之设计的发达国家？”他自己作出回答：是的。五月风暴所传递的首要信息是“革命形势可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辛格从1968年的法国看到了一场底层的革命，一场自发的动荡。它源起于巴黎的大学，随后扩散至全国的工厂，数千万工人占领了他们的工作场所。辛格对共产党控制下的工会运动表示了强烈的鄙夷，他认为其对来自底层的革命起到了阻碍作用。法国工人采取的是直接的行动，表现为静坐和接管工厂。这是一种与政府平行的“双重权力”的创造物，以革命行动委员会而不是工会的形式。辛格宣称，在1968年的法国，学生和工人找到了“一种民主的新形式，包括不仅依赖于偶尔的投票表决的工业民主”。无论在学生还是工人的推动下，68年5月的理念都是一场“对一切上层事物，一切集权、权威和等级秩序的厌恶”。

在丹尼尔·辛格看来，1968年法国发生的事情成为他一生中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典范，提供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希望。我们不妨称之为“辛格模式”。辛格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1）学生先于（或在任何程度上，独立于）工人行动，但是（2）当工人介入支持学生（或反对共同敌人），“反抗转变成为潜在的革命”。辛格强调，在法国“学生明显并不认为其斗争是一个单独行为。他们想要跳出自己的小群体并转向工人。”

这其中暗示的革命模式在全世界而言都是崭新的。 辛格认识到，“工人无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像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那样战胜经济力量。”对于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曾经面临的相比，在旧世界的窠臼中建立一个新社会是更加不可能的。尽管如此，辛格在法国的事件中看到了依靠工人阶级进行一系列步骤的可能性，即像物理学家说的那样，“平行”于青年的反抗，可以实现社会主义转变。

这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新理论发展为法国和意大利关于“结构改革”或“革命改革”的思想（由高兹【André Gorz】在英语世界普及）。更适合作为一个序幕的1968年5月，只是展示了这些理念的零散的确凿表现。在少数案例中，工人不仅占领了他们的工厂，还试图重启生产。也许最重要的预见性创举是工人集合在工作场所“每天召开会员大会”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尝试，这一实践又在法国1995年的总罢工中重现。在将来最有希望的概念，无论在拉美还是欧洲，是“autogestión”或“self-management”（自我管理）。在这里，辛格写道，“暗含着从工人控制到一种共同管理并最终转变为集体生产者的完全管理的快速实现的机会”。辛格在三十年后去世前夕写下这样的话，依然将“结构改革”或“革命改良主义”的策略视为通向未来之路。

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辛格模式？在他提出了三十多年之后是否依然适用？如何将辛格的理念同列宁、罗莎·卢森堡、C.L.R.詹姆斯相对比？1968年法国发生的事件与1905年的俄罗斯、1956年的匈牙利、越南反战运动或是1980-1981年的波兰相比有哪些异同？

《怎么办？》，罗莎·卢森堡，以及1905年革命

列宁出版于1902年的《怎么办？》依然不可避免地成为讨论的起点。在那里，我们将回忆起，列宁坚持认为一切国家的工团主义经验都证明了“工人阶级，完全依靠其自身的力量，只能发展出工会意识”。无意识的工人运动，列宁在同一本小册子的另一处写道，“是纯粹和简单的工团主义”。政治上，社会主义意识只能被从外部灌输给工人，由以“转变”无意识的、工团主义的工人运动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完成。

通常认为列宁在《怎么办？》中做出的这一分析被1905年的俄国革命所推翻。那一年的俄国，工人阶级开展了“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罢工”并且创造了底层的自治制度：首先是地方的罢工委员会，然后是临时组成的被称为“苏维埃”的全市范围工体团体。罗莎·卢森堡曾严厉批评了列宁的小册子中“极端的集中主义”并责难其作者的“监工的贫瘠灵魂”。她在1905年革命中看到了她对工人阶级无意识、自我指导的行为能力的信心的戏剧性确凿证据。

1905年，罗莎·卢森堡从德国回到祖国波兰，投身革命工作，随后被捕。出狱之后，她写作了自己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党和工会》。

卢森堡的中心论点是，席卷了1905年的工人阶级俄国的持续群众罢工不是由革命的中央委员会人工“制造”、“决定”、“传播”的。她写道，如果任何人试图通过挨家挨户的游说使工人阶级相信群众罢工的理念，着都将是“愚蠢、无益和荒谬的”。不仅在1905年，而且在过去的十年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角色都是无意义的，因为一次又一次，一处接着一处，工厂生活中看似微小的事件都触发了整个工人阶级团体的爆发，而且都由工人自己领导。

现在看上去1905年俄国革命比列宁人为地远为自发，但却不像卢森堡当时设想的那样由下层自我指导。的确，1905年革命看上去是“辛格模式”的典型。学生（同样包括中产阶级的各种专业人士）首先行动，然后，抗议转为革命，工人阶级参与进来。

1905年革命通常被认为开始于1905年1月的“流血星期日”，即加邦牧师引导数千名工厂工人前往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工人携带着要求最低工资和八小时工作制，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结社权和制宪会议选举的请愿书。士兵向他们开火，杀死无数群众。其余的都已载入历史。

但是“流血星期日”的历史之前还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对日本的军事失败和内政部长被暗杀的背景之下，教师和医生的协会被警察破坏。地方自治机构的代表大会（zemstvos）通过了一项要求有实权的全国性国民大会的决议。从1904年的11月底开始，自由派在26个城市阻止了一系列以庆祝司法改革四十周年和其他周年活动为名的宴会。马克西姆·高尔基就其中一次宴会向他的妻子写道：“有六百多人参加……总体来说，是知识阶层。有人发表了露骨的演说，人们一致呼喊，‘打到独裁！’，‘制宪会议万岁！’，‘我们要宪法！’”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学生都在11月底和12月初进行了游行示威，有时发展为同警方的暴力冲突。

很少有工人参与到流血星期日之前的这些活动中。一位研究1905年革命的历史学家坦率地宣称：“点燃了1905年危机的社会变革运动，不是开始于工人阶级中，而是在受教育的、享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中。”他在另一处写道：看上去“几乎整个中间和上流阶层——也就是受教育的阶层——都在公然反对政府”。

工人最初的活跃是为了支持学生抗议者。1904年11月28日，军队对有形的学生制造了一起流血事件。当晚35名工人挤进了圣彼得堡加邦神父的住所。用其中一位参加者的话说，大家决定工人应当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学生中去。加邦神父被要求起草一份呈交给沙皇的请愿书。

流血星期日之后学生和工人中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混乱。最终，当1905年秋天工人们集合起来组成名为“苏维埃”的新型机构时，他们是在大学中组建。大学之所以在1905年秋天充当了聚会场所，是因为夏末政府的政令承认了大学的行政自治权。结果走向了预期的反面。在莫斯科，全城的上千名学生在九月的第一周每天都聚集在大学的报告厅中参加马拉松式的会议……9月11日，多数学生代表支持宣誓同劳动群众携手作战推翻沙皇统治的决议……9月15日复课时，3000学生出现在大学中，但不到一半是坐在教室里。其他人行进在会堂中，打断教学并高唱革命歌曲（劳拉·恩格斯坦，《莫斯科，1905》）。

9月21日晚，工人阶级加入学生之中。置身于超过3000人的极度激动的群体中——这几乎是罢工工人的三倍——他们向法学院礼堂行进。据称，驻在学校入口的一个警官告诉前来者：“如果你们在寻求社会主义革命，那么向右转；社会民主党员向左转。”

在圣彼得堡，列夫·托洛茨基（他成为圣彼得堡苏维埃主席）写道：

大学的门依旧敞开着。“人民”挤满了走廊、教室和大堂。工人直接从工厂涌入学校……工人从跨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起就立刻变得不可侵犯。（列夫·托洛茨基，《1905》）

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高等教育机构被人群挤满”。

1905年10月11日，“数万工人、学生和其他人士在圣彼得堡大学的校园里举行了各种专业的和地方的分组讨论。一个铁路雇员会议通过投票一致决定罢工。”最早选举代表进入苏维埃的小组之一是一个三千人的印刷工人联合会，他们10月13日晚上在学校咖啡馆点着蜡烛召开了会议。圣彼得堡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于10月13日在技术学院召开。10月14日第二次会议在同一学院一个稍大一点的物理学礼堂举行。

相似的场景同样出现在在其他城市的大学。在克拉科夫，1905年10月“罢工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在克拉科夫大学建立了他们的指挥部，完全自由的使用其中财产。”

因此，1904-1905年的俄国同1968年五月的法国一样，十分接近“辛格模式”。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地方议会、宴会和1904年的其他中产阶级集会中首先行动。即使是在1905年秋天大罢工中工人阶级自觉运动的高峰期，大学依然被作为运动中的集会场所。

C. L. R. James和1956年的匈牙利
对于C.L.R.詹姆斯和他的同事而言，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就如同1905年俄国革命之于罗莎·卢森堡：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革命的典型例证。The James circle认为匈牙利革命取得了“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做到的胜利，因为其“展示了不仅摧毁了官僚政权，而且代之以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形式”。

但是就像卢森堡在1905年故事中的讲述那样，詹姆斯及其同事对匈牙利的说法中掩盖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为工人运动打下的基础。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得到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共鸣。1956年4月，主要由学生组成的一个团体成立了以一位在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是人命名的“裴多菲小组”。在作家协会的支持下，这个小组成为对匈牙利社会批判的中心。他们印发了小册子。会议规模越来越大。很快，小组的会议吸引了上千人。会议转移到街上，扩音器代替了室内演说。主题是知识分子的诚实和政治自由。

参加裴多菲小组会议的绝大部分是作家和学生，以及一些学校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没有证据表明工人进行了有效的参与，小组成员也没有同工人合作，与他们分享小组的经验，或是宣称工人斗争与对真理自由的要求密不可分。但是1956年夏天的罢工表明了工人同样不满。

相似的事情在波兰却行不通。匈牙利的不同政见者想要表达对“我们的波兰兄弟”的同情和团结。这时，几乎布达佩斯大学所有院系和全国其他大学的学生都有固定的会议。看上去这些学生会议，而不是裴多菲小组，决定了10月23日将有一场在约瑟夫·本将军（1848年革命中的标志性人物）雕像的游行。

最初，10月23日游行者的主体是年轻人。队伍从议会广场出发，然后前往广播站。随着他们在街道间行进很多下班回家的工人加入其中。在广播站，秘密警察用机枪开火，革命爆发了。

讲述这段序曲无意损贬工人委员会在匈牙利革命中伟大的自发运动。关键是，再一次声明，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理解在1905年俄国革命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发生了什么，尤其是怎样让其再一次发生，我们就必须注意到所发生的一切，而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活动。

为了避免让我的归纳基础显得过于单薄，我想要再快速浏览一下二十世纪下半夜的另外两次经验。

越南反战运动

辛格模式让我产生共鸣是由于其与我在1960年代的亲身经历相一致。我参与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年轻组织者领导的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并且我自己就是这场学生在美国劳联-产联和几乎所有工会都支持战争的情况下展开的反对越战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就像劳联-产联现在支持“反恐战争”一样）。

最初部分反战抗议者中可能存在着对应征入越作战的工人阶级年轻人的一些敌意。但至少早在1967年秋天在五角大楼的大游行中，反战运动开始向士兵发出这样的声音：“加入我们！”从那时起直至1975年战争结束，我们认识到只有当身着制服的工人阶级年轻人一致拒绝战争时反正那运动才可能胜利。

最终他们确实拒绝了战争，就像无数的电影和回忆录中，以及Christian Appy杰出的历史研究《工人阶级战争》中记载的那样。步兵们相信他们被当作了诱饵，以吸引敌军进攻并为空袭和火炮轰炸锁定目标。整个燃烧的村庄和对村民的屠杀——就像在My Lai发生的那样——成为散播焦虑和沮丧的常见方式。士兵们开始感觉到“疯狂的需要某种道德语言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越南“敌人”伤亡的至少三分之一是平民。

最后，士兵们认识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到了1969-1970年，军官们充分意识到有可能被自己人杀死的危险。总之，回国老兵们的对于反战示威者是正确的这一认识战胜了没到过那里的人就无权说话的感觉。

以一种笨拙和不连贯的方式，越南时代最终显示出工人可以加入学生对一场侵犯了他们共同利益的战争的抗议。学生走在前面。这是可以理解的，考虑到大多数学生还没有养家糊口的负担，正处在不同寻常的激情更受换衣的人生阶段。但是抗议逐渐证明了只有当工人阶级加入时它才能够阻止战争。

波兰团结工会

波兰团结工会的经验显示出辛格模式不应被理解为仅仅适用于学生和知识分子首先行动的情况。它同样适用于，以一种修改的形式，经过数轮抗议谁先行动的问题已经无关紧要的情况，但学生和知识分子在此自始至终保持着独立身份。

历史学家Roman Laba强调1970-1972年波兰工人在没有知识分子显著介入的情况下首先发起了创造先是工厂委员会然后是地区性跨厂委员会。历史学家Lawrence Goodwyn补充，1980年当团结工会在格但斯克船坞罢工，从华沙前来帮助的知识分子“不知道如何解读列宁船坞的场景”并且不恰当地试图软化工人的要求。

假设这都是真的。人们可以将1980年8月船坞里的场景，如Lawrence Goodwyn理解的那样，同1964年新泽西的民主党大会做比较。那时密西西比的非洲裔美国人拒绝Walter Reuther, Bayard Rustin, Roy Wilkins, Joseph Rauh和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折中方案，坚称“我们一路来此不是为了取消座位区分”。

辛格模式的核心主题在此依然存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应该被视为代表他们自身权益的社会力量。他们不是而且不应仅仅被鼓励成为“组织者”（列宁），亦不应认为他们的贡献是“不重要的”（卢森堡）。无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哪一方首先发起，学生和知识分子都应该平等的与工人结合，作为握在一起寻求创造一个更好地世界的双手中的一只。

总结

在我看来，在始于1999年11月的西雅图的反全球化运动中，辛格模式再一次得到了鲜明的阐释。

2001年春天在西雅图、在魁北克，以及2001年盛夏在意大利热那亚，学生和工人阶级运动表现出平行的轨迹。以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为代表的工会对于鼓励会员参与西雅图抗议世贸组织活动的推动作用被理想化了。这里没有“伤害一者就是伤害全部”的国际主义精神。钢铁工人关心的是阻止进口美国以外生产的钢铁，而全然不顾巴西、韩国或是其他地方钢铁工人的遭遇。卡车司机始终想的是阻止墨西哥卡车司机跨过格兰德河，甚至一个被认为毫无希望的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主席候选人（Tom Leedman）批评现任主席Jimmy Hoffa在阻止墨西哥工人入境方面做得不够。没有一个本国工会关心其它国家工人的福利。而且，有一次在西雅图，劳联-产联组织了他们自己的游行集会，试图阻止普通工会成员加入学生在城区同警方的对峙。

魁北克的情形也是相似的。工会的领导不是让其追随者直接加入学生抗议者队伍，而是带他们到一处空停车场听演讲。

尽管如此，正如1968年的法国，以及西雅图、魁北克和热那亚，很多个体工人注意到学生们正从事的事情，逾越了工会的禁令，离开工会领袖指定的队伍加入了年轻人的直接行动。由此可见“卡车司机和海龟一起走在最后”并非虚言。这句话描述了很多普通工人的个人经验，在他们之中可以发现同示威学生间真诚的团结。在魁北克、热那亚（在那里一位工会官员的儿子被杀死）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同样事情让模式变得清晰。不是一次学生运动或工人运动，而是学生和工人运动。

反全球化抗议者的临时组织不同于资产阶级借以在封建社会建立其权力基础的各种机构（银行、公司、自由市）。但它们同激进的新教徒集会大同小异，这同样是旧社会窠臼中的资本主义新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尽管它有可能被危险地误导而认为国家性工会在某种可以设想的领导下可以走向基础性社会变革，然而地方性联合体仍然有潜力走上一条新道路。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地方性联合体，如1905年俄国的大学，可以成为一次广泛运动的会议场所和指挥部。美国钢铁公司荷姆斯特德工厂的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1397分会从1970年代末直至1980年代中期矿山关闭为止始终在群众控制之下。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高峰期，1397分会举办了将Thomas Merton中心，一个致力于直接行动的激进天主教实体，的年度奖授予“波兰人民”的仪式。晚会包括歌唱“团结到永远”，波兰猎鹰唱诗班（the Polish Falcon Choir）的表演，匹兹堡波兰妇女联合会的舞蹈，以及Charlie McCollester（附近Swissvale工厂的首席工人代表）的授奖。

McCollester称，波兰团结工会将波兰危机的本质定义为民主制度的缺失，这让1981年7月团结工会招募项目所谓的“统治阶级不服从于被统治者的控制”得以存在。McCollester问道，这仅仅是一个波兰问题吗？绝对不是。“在俄亥俄扬斯顿的一个大型钢铁厂的关闭，钢铁大减价和我们自己的Mon Valley（匹兹堡一家工厂）的工作不是由投票决定，没有经过同任何公共团体的协商。”阻止关闭的运动没有胜利希望，除非，像波兰团结工会那样，将自身看做一个经济民主运动。

巴黎在1968年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句格言：“面对现实，探求不可能。”几年前，西雅图、魁北克和热那亚看上去还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性的国度被拓展了。典型的方式是学生首先行动，至少是独立地行动，不是指导或组织工人而是表达自己的欲求、道德和梦想。工人加入了：在流血星期日，在下班后的布达佩斯街区，在法国南特飞机制造厂，在对越南战争的抵制中，在波兰海岸的船坞沿岸。正如辛格看上去正确地提出的那样，由于工人和学生的共同参与，在整个北半球的工业社会中革命再一次变得可能。

• 作者：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
• 翻译：带Q过人
• 译自Monthly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