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书的政治背景
本书写于1980年代后期，在1993年首次以《走向新社会主义》为名出版。鉴于写作年代，它打下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局势的烙印。那时，社会主义系统仍然存在，但明显处于危机之中。市场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建议的改革已经开始影响经济，从政治上鼓励了那些想要完全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群体。在英国，掌权的是极右翼的撒切尔政府。在十年中，她的政府系统性地摧毁了之前社民主义政府下工人阶级创造的社会利益。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立法限制工会，通过征收人头税剥夺穷人的选举权。
一个经济学学派证明了撒切尔中止社会主义确立富人权力的计划的合理性。这一学派随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领军人物，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提倡完全的自由市场，最小化社会福利，国家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被限制于控制通货膨胀。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给了新自由主义者们首次将他们的理念付诸实践的机会；撒切尔政权是他们的第二次实验。他们下一个经济胜利将是叶利钦的俄国。
一个世纪前，在敦促建立俄国共产党之时，列宁写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我们可将之总结为，没有足够的理论认识，任何社会群体都不能把自己组织为政治意义上的阶级。一个半世纪前，在德国成立共产主义党之时，马克思写到，“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俄国和德国工人形成阶级的过程，与对马克思《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性解读的传播是相联系的。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崛起的社会民主党视资本论为圣经。当然，不是每个成员都读过，但在党的知识分子传播理论的过程中，《资本论》的观点塑造了社会民主刊物、社会主义政治家演讲的内容。社会主义教育家，格拉斯哥的约翰·麦克莱恩，就曾在劳工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状况看起来很糟糕。面对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在西欧的渗透，右翼经济学家，像哈耶克，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处境担心不已。作为回应，其理论计划的目标是：为资本——正如马克思为工人阶级——提供一套充分适应时代需要的完备的政治经济学。正如波尔迪加所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释的，不仅是经济学的研究，同时也是共产主义的宣言，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则是一部反革命的宣言。在之后的半个世纪中，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从图书馆的角落中走出来，逐渐支配了世界各地的经济政策。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在于满足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对于现存社会秩序貌似有理的批评。他们掌握了霸权，定义辩论规则。他们被撒切尔等政客们公开地接受，但同时也在消灭社会主义运动中施加了影响。他们制造了新的学术氛围：左翼理论家也愿善意地倾听对计划经济的批评和市场经济的主张。在东方和西方，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如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波兰经济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安东尼学院高级研究员，曾参加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科尔内（Janos.Kornai，匈牙利经济学家。他批评计划经济的《短缺经济》一书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阿甘别吉扬（Aganbegyan，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政府国民经济科学院前院长、戈尔巴乔夫原经济顾问）和诺夫（Alec Nove，格拉斯哥大学经济学教授,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和苏联问题而著称，他提出了独特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理论。）等，都开始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型。
直接促成了我们写作《走向新社会主义》的，应该是亚力克·诺夫《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1983）的出版。它把社民主义的政治观点与对苏联经验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市场的认同结合了起来。这本书直接影响了工党的主要政治家。它被尼尔·基诺克（1983-1992年工党领袖）用来证明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纲领的合理性。我们感到，尽管诺夫的论点貌似有理，但是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本质上也是是错误的。市场并不是运行复杂经济体系的唯一手段。中央计划不仅是可行的，而且由于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可行。我们的书主要是为驳斥诺夫，而非直接反驳哈耶克，但哈耶克和米尔斯站在诺夫身后的影子里。
一场成功的革命运动不仅需要经济学理论，还需要政治理论的指导。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有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列宁的国家与政党的理论作为支柱。新自由主义则有自由市场理论和代议制政府的主张。为了回应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以更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列宁的国家理论为目标。在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用劳动价值论来分析资本主义，还要把它应用与社会主义。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九十年之后，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修改，使列宁对代议制政府的批判更加激进。我们认为，必须结合三个核心概念:劳动价值论、控制论协调（cybernetic coordination）、参与性民主，来代替自由主义的价格、市场和议会。我们已经在一系列出版物中阐释过这些主题（科克肖特和科特尔 1989,1992,1993；科克肖特 1990）。
我们对于参与性民主的强调可能是由于1980年代苏格兰的特殊政治状况。当时的苏格兰几乎被撒切尔政府当作了殖民地，这引发了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不仅工人阶级，大量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来反对撒切尔主义，争取民族自决。这场运动明显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有利于宪政改革。它将我们（诺夫同样）曾经所属的苏格兰社会党和更偏于资产阶级民主的制宪会议党等联合起来。我们和运动中的极左翼有同样的看法，即只有直接的、参与性的群众运动才能帮助民众对抗政府。民族运动的这一派组织了非暴力不合作的群众运动，来抵制英国政府强加于苏格兰的人头税。我们倡议拒绝缴纳这项用于换取选举权的税收。在运动的高潮，格拉斯哥大约一半的工人阶级拒绝缴税，群众纠察队保卫工人的家，防止征税员的侵扰。本书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写成的。这场群众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反人头税的浪潮扩散到了英格兰并最终导致了撒切尔的下台。
2、一些提问
捷克文版的编辑曾要求我们在新序言中回答一些问题。可以总结如下：
- 我们的观点是否依赖于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假定？
- 我们关于从现有经济体系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有怎样的观点？
- 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看法?
- 有人认为我们所倡导的直接民主很幼稚，将使社会主义国家难以应对任何国际的或外来的政治压力。如果回应这种批评？
-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论战”？
- 我们如何设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
另外，其他人曾让我们论证劳动时间计算作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的合理性。下面，我们将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3、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3.1 财产关系的矛盾
80年代的形势是促成我们观点诞生的直接因素，但我们的这一思想也已经有了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受法国的阿尔都塞传统，以及一定程度上受意大利博尔迪加主义传统的影响。在70年代后期，我们一方面相信共产主义政治在西欧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在政治运动由于其自身需要而提出的问题的语境下，这样的理论发展才能出现。于是我们专门研究了西欧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提出来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
在写作《走向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对于什么是生产方式，以及生产模式之间的过渡是如何进行有着明确的概念。这些观点作为本书的背景起作用，为公开解释的观点铺平道路。
我们的分析是，资本主义有向废除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最初在财产关系的层面表现出来。一系列新出现的财产形式表明了生产资料的日益社会化：小商品生产者、资本主义企业、合资股份公司、国有资本、社会主义财产。这些财产形式发展的同时，资本主义的积累也遇到了内在的限制。工人阶级稳定下来，并能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生活状况。资本遇到了与利润率下降相关的积累障碍。普选制度的建立允许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有一定影响力。这些发展的综合结果导致了周期性的重组危机（restructuring crisis）。这些危机可以用或进步或保守的方式来解决。决定结果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有着自己特有的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转型方案的工人运动。没有特有的、进步的经济计划，就不可能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式解决改革危机。在显现的危机中，所有制的转型是向着还是背离共产主义，是关键的政治问题①。
我们分析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方法，开始于对财产关系的经验主义理解的批评。经验主义者抓住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本质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就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说法有两个理论后果：它抹除了不同资本主义财产形式（例如，个人拥有、有限责任财产、国家财产和合作社形式的财产）和它们相应的经济、政治联系的区别；并且它将建设共产主义的问题归纳为一个简单的“废除”行为。相反，人们需要将废除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经过一系列财产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导向私有财产的废除。
为了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要理解的不是资本主义不变的财产关系，而是理解在资本主义下和向共产主义过渡中财产关系变化的范围。对于恰当理解现在的形势，阐述共产主义纲领，以及详细说明共产主义者介入的目标而言，这样的研究是必须的。
研究财产关系，并不是从它的表现即从其法律表述开始。相反，必须把财产关系看做是再生产关系的特定类型。因此，必须把财产关系置于在其所属的社会再生产形式的背景下理解。社会的持续依赖于不断重复的生存必须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社会共同体源于社会生产的不同方面之间的交互和相互依赖。因此，任何社会研究必须以物质再生产的过程为起点，就像科学生物学以种群的再生产为起点一样。社会的物质再生产一定是在有组织的形式下，在一定结构下进行的。提供这种结构的，是一种或多种社会再生产形式。马克思将这种结构命名为生产方式。
一种生产方式需要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力结构：劳动过程要素的特定的技术组织。这种组织决定了生产过程不同要素间的特定技术关系。如果要把原料和其他劳动对象制成成品，就需要合适的劳动工具。组成生产力系统的技术关系的类型主要取决于使用的工具。工具决定了什么资源能够成为劳动对象，工人必须完成什么样的操作，什么样的合作和分工是可能的。最重要的是，生产力结构决定了基本生产单元的规模和属性，并由此决定了与生产的延续相容的剥削形式。
生产单元是理解财产关系的枢纽。生产单元是工人和生产资料的总体，其中进行着某些有机联系着的劳动过程。在生产单元中，不同的劳动过程直接相互关联，并且是确定的技术上的关系，一个过程的产出直接是另一个过程的投入。正如贝特尔海姆（Charls Bettellheim）所说：
生产单元的物质基础是一组用来再生产特定劳动过程的劳动方式。只有劳动过程的总体能够持续，生产单元才能存在；生产单元的存在不是别的，而是使用同一种生产方式的同一种劳动过程的成功循环。（Bettellheim，1971，p.94）
我们区分出财产关系执行的三个功能：
- 第一级财产关系确保生产单元的再生产。
- 第二级财产关系确保剩余劳动的榨取。
- 第三级财产关系管理剩余劳动的分配。
尽管分析地看，这些功能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是说一种财产关系只执行一种功能。
任何时候，现存的具体的生产关系的集合的变动受到这样的限制，即这些变动必须与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延续相容。只有在这样的变化范围内，有效的政治斗争才能改变财产关系。而此范围内的运动是两种力量的合力：生产力系统（尤其是技术方面）和阶级斗争。生产力系统的变动调整其变化范围的限制和边界。例如，大机器工业的发展是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资本成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主导形式的前提。
财产关系的支配形式变化范围也在不断改变。现在它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和国家资本主义，但是当下的生产力结构排斥独资私营企业的支配地位。返回这种主导形式之所谓不可能，由自机器工业发展以来，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民粹运动反复失败所证明。这指向进入所有制转化的第二种力量，即阶级斗争。一旦一种新的生产力体系和生产关系建立了，该领域中的变化就由政治决定。阶级斗争常常围绕国家权力展开，而国家权力是改变或废除私有制的手段。自觉阶级斗争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所有制的改变。它赋予阶级斗争以内容。没有对阶级斗争发动的范围和各种可能转型的意义的深入理解，阶级斗争的科学实践是不可能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接趋势是向着废除一切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发展的。首先，直接从事生产者被剥削，沦为穷苦的无产阶级。然后，资本的集中和合资公司消解了个人资本的私有形式。有限责任公司的出现，使得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作用被雇佣的职员（尽管报酬优厚）代替，而作为所有者的资本家成了毫无作为的食利者。食利者的个人所有权，反过来成了法律上的骗局，纯粹的第三级关系，只关心剩余价值的分配，完全没有对生产方式的有效控制。由于食利者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是多余的，他们可以消亡了。这里的“消亡”，并不是废除的意思。食利者对财产的主导性降低了，从而为资本的新形式让位，但他的股权还存留着，因为：
技术的发展和资本的集中不是均匀的过程。一些领域集中得更慢：资本在新的技术领域首次出现，将重复资本发展的整个历程。一些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资本将继续存在。
股权仍是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标准法律形式。这里，资本主义表现出保守性，在经济内容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了不变的法律形式。通过股份所有权，公司仍然构成私有财产，但组成所有制主体的具体人格改变了。一些大金融家进入了食利者的行列，还有一小群非个人的金融机构、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公司。私人股东并没有被完全废除或剥夺，只是逐渐被取代。
资本所有权的不断去人格化，并不破坏资本家生产中的角色。它并没有引领我们进入管理主义或技术官僚的新时代，仅仅提供了管理生产方式的非个人法律角色。回顾现代资本主义，在经济舞台上的人格仅仅是生产方式奠定的目标功能的代理人或人格化这一马克思的论点，得到了证明。没有合资公司或个人所有者，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依然合乎法理。所以，贝特尔海姆的抽象论述，说苏联是资本主义的，并不荒谬。但关键是生产单元是否通过商品关系再生产自身。由此，由于价值规律的调节，就必然有破产的可能。从私人所有到国家所有的转变削弱了破产作为调节器的作用；事实上，这是奥地利学派反对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关闭公司成了政治决定，受制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压力，而不是自主经济领域的自由行为。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作为一种公司财产份额不断增加。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凸显与技术上的变化密不可分。信息技术，即广泛意义上使得复制和传播信息更加便利的技术，在过去40年里是技术发展最有活力的领域。远程通信、复印、传真、软件、互联网、数码游戏、数码相机，都极大地降低了复制和传播信息的成本。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信息生产的职业中：编程、录制电视和视频、出版。所有这一切的共同点是：尽管生产信息的第一步所需的劳动是可观的——轰动一时的一部电影也许耗费几百万工时——而复制它所需的劳动几乎为零。
相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制药和生物工业。这里，发现和测试一种药品的劳动量是巨大的，而一旦其化学式和用途被理解，药片的大量生产所需追加的资本相当便宜。
姑且将复制这些产品所需的信息称为“物化信息（embodied information）”。物化信息有价值，即首次生产它所需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所有制下，只有法律给予他们垄断权，来使他们收回生产或发现“物化信息”的成本，这些产业的再生产才有可能完成。于是他们以远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卖出这些产品。这是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状态。在这里，资产阶级法权与生产力的潜力发生了激烈冲突。财产关系的执行变得很成问题。
这种现象在扩展到越来越多的领域。互联网上复制文件的爆发允许人们规避电影和录像行业的垄断。便宜的常规药厂家可能会在艾滋病人被药物垄断企业拒绝时，为他们提供救命的药品。在大部分城市都有盗版软件专卖店。大型传媒公司加密付费电视台和视频格式的努力几乎被黑市的黑客设备立即破解。现在，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是，当下的技术革命对于私有制有着不利的作用。过去，财产在内在于物质之中，其所有权比信息更容易管理。而现在，除非信息的私有产权能够被强制执行，否则它不会带来任何税收，生产也无利可图。
同时，我们看到，在这场科技革命中，初生的反产权的共产主义形式诞生了：开源运动和copyleft运动。因特网的绝大部分运行着开源软件，如Linux操作系统和ApacheWEB服务器。这类软件不是为了盈利而编写，而只是为了满足于生产出有用的产品，这预示着一个生产性社会劳动自我消亡的未来。这些先驱者们的出现，说明私有制已经变成了技术发展的桎梏。如果有一个大洲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生产信息——不论是视频、软件还是新药——的高昂费用可以由一般税收支付，从而允许信息免费传播。
3.2 积累过程的矛盾
除了上面讨论的所有制的变化，资本主义系统中还有长期的结构性发展。这些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主义元素的逐渐引入。
资本主义建立在财产价值的积累之上。所有公司的目标都是提高股价，增加营业额。但它有着内在的限制，即任何长期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增长都终止于停滞和衰退。对此，有大量马克思主义文本阐述，我们在此不能一一涉及，但一些关键的概念是相对容易理解的。
考虑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企业。假设它在贸易中赚取10%的利润。假设利润的一半被所有者消费掉，而另一半留作内部投资。理想情况下，公司的增长率是每年5%。快速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中国，就是这样。经济的资本部分会稳定地持续增长几十年。随着企业的成长，它雇佣越来越多的员工，购买额外的原材料的股票、更多的土地。假设它雇佣的人数与增长率同为5%。每年5%，14年就会翻一番。如果1990年“中国”这样的企业雇佣着2亿人，那么2004年就会有4亿人。很明显，即使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持续不了多久。雇佣劳动人口如此快速的增长，依赖于从农业中卷入的剩余人口的存在。历史上，农业人口有较高的生育率，为了在严峻的婴儿死亡率下生存，这是必要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代表性举措之一，就是降低婴儿死亡率的公共卫生措施，诸如疫苗接种运动、消灭害虫的措施以及清洁饮用水的供应。这在世界范围意义上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可供资本主义雇佣的潜在剩余人口。
图1：中国非农劳动人口的增长率。2001年后的数字是使用逻辑斯谛曲线（logistic curve）得到的。原始数据来自Maddison (1998).
随着人们迁入城市，成为领薪水的工人而不是农民，家庭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家庭不再是生产单元，家庭中的孩子就不再被视为额外劳力。工业社会要求孩子去上学，在经济上则依靠父母。在大约一代人之后，工人阶级的家庭变小了，人口增长缓慢下来，向城市移民也变少了。图1表示了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发展，尽管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被计划生育政策加快了。如果我们考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也能发现这一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
在英国，从乡村到城镇的移民在一百年前就事实上完成了。随着工人阶级的稳定和阶层固化，工会组织广泛发展，罢工和工人抗议越来越多。资本家已经很难在旧的工资水平上括大工人队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雇佣新劳动力的限制使得投资向资本密集型发展。资本对劳动的比值上升了（科克肖特,科特尔和迈克尔逊.1995）。
想象我们将这个“典型”企业向前转移一个世纪，到1904年的英格兰。年贸易额为十万英镑，老板支付薪水两万英镑，六万英镑购买原材料和偿付工厂折旧。他的贸易利润率为20%，资本增长率为25%。由于不能雇佣更多工人，他决定每年投资一万英镑购买新的机器和厂房。到1912年他拥有了16万英镑的资本和更加现代化的厂房，但他的收益能力呢？
仍是每年两万英镑。为什么？因为企业获得的利润更多依赖于雇佣工人的数量，而不是拥有资本的数量。在生产过程中增加的价值来源于雇佣劳动者，而不是机器。增加的价值被分成工资和利润。不同企业，不同时期，作为利润被拿走的价值增长份额有一定波动，但平均比例趋向于约50%（Farjoun & Machover, 1983）。所以，当资本与劳工比率升高，企业从资本获取的利润是趋于下降的。我们的资本家每年仍获得约四万英镑的价值增加，其中两万英镑作为利润，两万英镑作为工资。当然，也许他的商品幸运地卖出了好价钱，或挫败了一场罢工，压低了工资。但他也可能被迫将货物低价处理，或败给罢工。既然我们选择一个作为代表的企业，这些可能性先排除在外。
图2：美国1987年47个部门的有机资本构成和利润率的关系。向右下倾斜的线是我们期望的与雇佣劳动力成比例的利润率。横线是假设所有部门有同样利润率。资本有机构成更高的企业会有更低的利润率。来源：（科克肖特,科特尔.2003）
图2显示了这样一种总的趋势。对于美国，高资本劳动比的企业利润率更低。在英国也有相似的数据，证明着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定律。由于资本积累的加强，导致了更高的资本劳动比和利润率的下降。资本越集中的企业利润越低，并且，由于越来越多的产业变得资本密集，“典型”企业期望中的利润率是长期下降的（如图3和表1）。
图3：英国企业1924-1973年总体资本有机构成和利润率的演变趋势图，来自科克肖特，科特尔和迈克尔逊（1995）。
利润率下降和不断增长的有机构成是私有产权与长期技术发展已经不相容的早期指标。这也是20世纪资本主义在发展高度资本密集产业（如铁路）时如此乏力的原因。它们长期的低利润率逼得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它们收归国有。英国保守政府在八九十年代尝试扭转这个趋势，例如私有的海峡隧道和铁路网的私有化。海峡隧道公司反复破产，在最初的股东赔掉了他们的大部分投资后工程就停止了，最后靠提供公共补贴才完成。在英国总铁路网的私人经营中，也提供了大量公共补贴。若非如此，所涉及的巨量资本的回报率低得根本不足以吸引私人资本。
置言信雄(1961)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基础提出了非常有名的质疑。这一反对意见提出的背景是这样的争论：在利润率平均化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是否会出于技术经济的原因而增长。我们拒绝利润率趋于平均的假设直接适用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科克肖特和科特尔，2003），并且同样拒绝利润率可作为企业做出投资决策的标杆的看法。我们认为利息率才是这一角色，并且主张在资本积累率与人口增长率相比的基础上讨论利润率下降。我们将利息率低于利润率看做资本的重要指标，只有这样积累才能继续。当利息率不得不降到接近于零才能支持经济，这个趋势就结束了，正如当代日本发生的那样。
利润率的常规衰退仅仅发生在资本持续积累的时期，但同时也限制着资本持续积累的能力。如果积累持续，利润率就一直下降，趋于陷入长期衰退。这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入了危机-繁荣的长期循环。经济危机时期如三十年代或七八十年代打断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经济的重建伴随着突如其来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基于政治活动，这些危机可以通过进步的方式解决，也可以通过保守的方式解决。进步的重建如三十年代美国的新政和战后西欧经济的重建；保守的重建如1890年代的欧洲帝国主义，三十年代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英国的撒切尔主义。
表1：不断上升的资本有机构成：瑞典资料，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数据。来源：Edvinsson（2003,表7.5）。
c=不变资本，v=可变资本，s=剩余价值
进步的重建趋向于针对食利者的利益，改良财产关系。保守的重建则走相反的道路。例如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试图用如下措施解决低利润率的问题：
- 为了让更多人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国家服务私有化。这使得资本对劳动的比例相对较低，从而允许一段时期内广泛的资本积累。
- 普遍地削弱工会以降低工资。
- 允许资本密集型企业关闭。
- 修改国际贸易法规以促进更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动。
- 将颠覆东方的社会主义作为主要政治目标。
前三项措施相对来说只在短期发挥作用，最多在几十年之内是有效的。而后面两点将发挥长期的作用。它们有效地为粗放资本积累大开窗口，将整个新大陆的人口置于资本剥削之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之前国家性质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再限制积累。对英美统治者来说，本国人口是否增长缓慢不再重要——如果中国、印度、罗马尼亚或者其他地方有很大弹性的劳动力供给的话。
现在，这强大的政治力量建立在如下基础上：即使大城市资本主义作为进步的历史角色已经过时了，但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如此。除非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再一次将一个大陆规模的经济脱离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广泛的资本积累还可以持续几十年。但最终，资本有机构成增长的规律将使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历史性的障碍。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均匀的。例如，现在合并进欧盟的东欧地区，由于已经相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将大大早于印度受到影响。但即使在中国，如图1所示，资本主义也将在21世纪的开头几十年内到达成熟点。于是，新的重构危机不可避免地发生。但这次将不会再有资本输出的选项。废除私有财产的客观必要性将会自己显现出来。
4、向社会主义的经济过渡
《走向新社会主义》中最明显的空白之一就是缺乏任何对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过程的系统讨论，即从为了赚钱而交换商品来作为调节手段和把剩余作为剩余价值进行榨取的经济，到事实上由计划调节、由计划支配剩余产品的经济的过渡。在本节，我们试图补足这个缺陷。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过渡应该通过合作社、国有资本主义企业等中间形式，分三个阶段完成。
过渡的第一阶段涉及到从股东资本主义体系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和工人所有的企业的结合。第二阶段涉及到的是向一个完全计划的经济体的过渡。
当所有制改变时，需要确保物质生产的连续性。由于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变更所有权也是司空见惯的，仅仅所有制的变化不会威胁到生产的延续。历史上有大量企业从私有到国有，国有到私有的有序转化。商品生产级别上的平滑过渡所需的仅仅是企业员工继续工作，提供国家信用来支付即将到期的购买原材料的账单。最近的例子是英国铁路网的高效的再国有化，几乎一夜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立法，政府宣布经营铁路的私有公司破产，资产转移给一个新成立的非盈利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任何被清算的公司中那样，股东仅得到他们认为曾经属于他们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特例，毕竟被接管的公司几乎破产并且依赖于政府的订单。
关于工人所有企业，相对容易立法，公司董事会可以全部由雇员投票产生或者部分——例如75%——由雇员投票产生。在这种情形下，企业仍在运行，保有了它们的财产，仅仅是董事会的决策权改变了。
在以上两种形式，即“非盈利企业”和雇员管理企业中，输家都是最初的大股东。在工人所有企业的例子中，有一个问题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股东的权利被限制了，但并未被废除。但雇员选举的董事会相比于股东选举的，明显更倾向于发放更少的分红。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公司股价的大跌。
当国家直接没收企业时，必须面对补偿股东的问题。英国工党政府国有化公司的做法是向之前的股东发行国债。对于国库来说，税收和资本账户的净价都是微不足道的。在资本账户上，不断增加的国债被获得的股份所抵消，而在财政收入方面，为国债支付的利息被新的国有企业的预期收益所抵消。可以设想类似的规定，在立法制造工人所有公司时，股东权益转化为债券。
这些措施可以使股东所有的资本主义相对平滑地转化为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资本主义，但这种中间时期的缺点是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有着每年向食利阶层支付红利的负担。很明显，在这种情境下，仍然存在很大的收入和财富差异。
在这些过渡形式控制经济的时期，由于股票市场受到了限制，需要一些其他手段作为新的投资资金来源。最明显的就是银行角色的扩展，尤其是国有银行，来作为投资资金来源。
在经历这步转型之后，经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但私人资本家的所有者身份被大大弱化了。最严重的经济破坏将发生在金融领域，股票交易公司和投资银行的盈利能力将彻底衰退。但这种衰退是可控的，不会比过去二十年间许多重工业的结构调整更糟。
第二步转型需要详细计划能力的发展——设立管理系统、建立民主控制机制、构筑计算机网络和软件，以实现我们书中所讨论的那种计划。最初这些计划将是指示性的，随着系统成熟逐渐成为指令性的。
第三步包括货币交易的废除和转而采用劳动劵支付。在这点上，残余食利者和广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利益发生了尖锐冲突。实施劳动券支付的系统与支付红利是不相容的：用于红利支付的钱将在法律上停止支付。在这点上，食利者阶层本质上的寄生性将普遍展现——由于他们将失去任何剩下的生产功能。这里问题的复杂在于，国家的养老金系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财产——股票和股份。如果很多人依赖养老金生活，他们的财产将突然蒸发，那么，使用劳动券支付的政治反对意见会比较强烈。然而，基于股票市场的养老方案也面临着严重的支付能力问题。有可能让向着不依赖于股票市场的公共养老方案转型有吸引力，如果预期的领养老金者可以按比例转换的话。如果这在劳动券转型之前完成，那么预期的被剥夺者就限制在了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在大规模人口中最终废除货币的政治诉求基于两个预期。一是它将同时废除所有债务。由于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净债务人——不论是在信用卡还是房贷上——这将产生强力支持来击败在这个进程中失去财产的少数。二是向平等报酬系统的转换将显著提升大部分人的收入。
5、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
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可以归咎于其经济体制内在的原因，但这些原因并不是所有可能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内在地具有的。在本节，我们将分析一些“现实社会主义”经济广为人知的内在矛盾，并强调我们的主张中区别于苏联式政策和实践的关键方面。
5.1 剩余价值的榨取
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后期，榨取剩余产品的机制渐渐地崩溃了。这次崩溃强调了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榨取剩余价值的方法看做生产方式的标志性特征。
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七章）
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剩余产品的榨取通过政治决定的国家计划中物质产品在消费品和其他产品之间的划分的方式来进行的。这正是社会主义“最深的秘密，整个社会结构隐蔽的基础”。榨取剩余的制度与在资本主义下在这几个方面有很大区别：
·产品的分配由物质条件直接决定，而不是间接地，作为交换关系的结果。
·分配是集中决定的，而非通过大量局部的对劳动力价格、工作时间等的讨价还价。
·由于消费品供给在计划中提前决定了，实际的货币工资水平是无所谓的。更高的货币工资并不带来实际工资的增长，一大部分实际工资以免费商品或补贴商品的形式出现。
这种榨取剩余的形式由社会主义生产高度的整体性和社会性所决定。从中发展出了个体工厂对中央绝对从属的必要性，他们的个别利益相对不再重要。由此，它决定了国家的中心角色，以及地方当局不可能拥有分配资源的自主性。所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不变的特征。
这个“最深的秘密”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如下的关系。考虑两种可能：或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不同的群体；或者是同一个群体。正如迄今曾存在过的社会主义一样，如果他们是不同的团体，那么任何掌握计划权力的人就既是生产资料的实际拥有者，又是统治者。这些统治者（实际上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使经常贪赃枉法，也难以通过无耻的资产阶级式的追求私利来完成他们的社会功能。他们被迫转而扮演了高度社会化公众化的组织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生命的角色来保持社会服从于计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对某一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狂热崇拜，并或多或少由国家恐怖予以支持。
个人崇拜，领袖表现为共同意志的化身，它的产生并不意外，但要有效适应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矛盾需求（在市民社会中建立政治统治），需要和代议制政府制度结合起来。
在苏联式社会主义的背景下讨论代议民主政府似乎是奇怪的，但这种思想是很适用的。代议政府选择一些人，通常被称为政客，在政治决策中来代替或代表其他人。这正是列宁主义的党在执政时所做的。它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做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决策。正如这样，它和议会系统同样是代议制的。谁被代表和他们怎样被代表是不同的，但代议原则是相同的：做出决定的并不是这些被涵盖到的人，而是被一群专职的统治者所垄断，而他们的法令由代议程序提供了合法性。通过多党制选举选择的统治者并不能淡化他们的显著特征，更不能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
社会主义代议政府的矛盾性是明显的。普罗大众的代表——通过他们对计划的控制，因此也通过从直接生产者中榨取无偿剩余劳动的手段——暂时地变成了生产资料的有效控制者。于是他们个人的阶级立场转换了，不再能够继续代表无产阶级。
只有当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差别被废除，当群众自己通过参与式民主制度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时，社会主义核心深处的集权主义秘密才不再是矛盾性的。只有当由群众投票决定社会总劳动的分配——多少用于国防，多少用于医疗，多少用于消费品，等等——时，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活才不再是一场骗局。
但是，回到剩余榨取的问题上来。在社会主义下，这内在地是一个极权主义过程：部分对整体的服从，工厂对计划的服从，个人对集体的服从。生产不再是为了私有利润而是为了整个社会。在参与式民主系统下，这种极权主义盲从也许会呈现为瑞士民主党，而非德国法西斯，但后者也是可能的。
戈尔巴乔夫通过攻击极权主义原则破坏了整个剩余榨取过程。他的措施之一是允许工厂保留大部分利润。突然间，他引入了对抗性的资本主义剩余榨取的原则：个别企业对利润的追求。他使整个制度陷入混乱。从苏联建立计划经济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营业税是国家财政来源的主要法律形式。用资本家的语言，就等于是说，用国有企业的利润支付大部分国家开支（新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福利、国防、科学研究、养老等等）。另一个重要税源是伏特加税。它们一起提供了稳定的税收基础，直到戈尔巴乔夫的禁酒运动，加上同时他允许工厂保留大部分利润的决定，动摇了国家财政并使得卢布大幅贬值。
但这些税收只是（正如凯恩斯也意识到的）为维持货币稳定而采取的必要官方政策②。这些税收既没有保证剩余的生产，也没有决定剩余的多少。真正的剩余的多少是由计划决定的：在分配多少社会劳动用于生产消费品，多少用于其它活动时。一旦计划指定了多少工人修建新的钢铁厂、新铁路、矿井、坦克和炸弹，剩余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就确定了。在社会层面，剩余产品的生产是有意识的和明确的政治决定。社会主义国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的“守夜人”国家，不简单满足于从自主生产的剩余中收税。国家必须使自己成为实际生产并指导剩余的机器。这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是它的运动规律。
正如通过购买和剥削劳动力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秘密，在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性质，公共、计划的剩余的社会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秘密。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产生了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从必然出现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产生了经济危机、衰退和不时打断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经济周期。从社会主义下剩余的计划分配产生了阶级对立和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从必然的剩余榨取的政治形式产生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周期：斯达汉诺夫运动、大清洗、去斯大林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在戈尔巴乔夫毁掉了税收基础后，缺少了主要税收形式的国家诉诸于印发货币。工厂有了额外的钱，但由于社会生产的分配依然由计划决定，他们不能像私有企业一样将这些新得到的钱变成生产性的资本。社会主义的剩余榨取制度被破坏了，但却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体系来代替它，伴随着通货膨胀，经济陷入了衰退。
5.2 价格和经济计算
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被经济计算系统的缺陷所限制。所有右翼的批评者都提到这点。他们理直气壮地指出，苏联运行的价格系统使得合理的经济计算变成了不可能。众多的轶闻告诉我们：
这里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不久以前，为了植棉业的利益，曾决定调整棉花和谷物的比价，调整出售给植棉者的谷物价格，并提高交纳给国家的棉花价格。于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和计划工作人员就提出了不能不使中央委员们惊异的建议。因为按照这个建议，一吨谷物的价格差不多和一吨棉花的价格一样，同时一吨谷物的价格和一吨面包的价格相等。中央委员们指出，由于磨粉和烘烤的额外费用，一吨面包的价格应当高于一吨谷物的价格；棉花一般应当比谷物值钱得多，棉花和谷物的世界市场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而建议人对于中央委员们的这些意见，没有能够说出任何明白的道理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大约在斯大林做出这项观察四十年之后，价格政策的改进如此之小，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可以引用集体农庄因为面包比谷物价格便宜而用面包喂猪的例子。
当商品的相对价格系统地与相应的生产价格不同，这使得人们没办法选择划算的生产方式。由此，我们可以说，不像资本主义，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缺乏有效使用劳动，和由此提高生产率的内在机制。
任何新的生产技术要想在经济上根本上证明自己，就必须能够在制造产品时比之前花费得更少。只有这类技术不断在经济的各处被应用，我们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时间来休闲或满足于新的更复杂的品味。这意味着，社会主义生产中，工人必须总是想办法节约时间。时间，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是我们用来从自然界购买所有我们想要的以及必需品的“原始货币”；一个瞬间的不必要浪费，时间就永远失去了。社会主义系统只有提供了更好的节约时间的方法，才能说和资本主义相比有历史先进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自然是分配不均的，但它内在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倾向支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持续扮演着进步的角色。如果失去了这项潜力—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1930年代已经失去了——那么很久以前就在与苏联集团的竞争中失败了。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制造商为了追求利润努力减少花费。这些花费包括工资。企业经常引进新技术来裁员，减少劳动花费。因为技术变革导致失业而批评技术变革，是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形式。在这点上，真正能做批评应该是，资本主义经济采用劳动节约型设备的速度太慢了，因为劳动力被人为压低。
但在这方面，苏联甚至做的更糟。国家补贴食物、房租、儿童衣物和其他必需品。基础商品上的补贴补偿了较低的货币工资。但补贴和社会服务要用国有企业的利润来支付。而要让这些企业赚得利润，就必须把工资维持在低水平，而低工资意味着补贴必须保留！
最坏的方面是企业靠着劳动力的廉价而肆意挥霍它们。如果劳动力如此便宜，为什么还要引进现代自动化机器呢？
5.3 计划机构：正统观念和保守主义
苏联由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双重原因，没能够建立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中认为必需的那种系统。当然，苏联的计划系统一开始是相当高效的。尽管付出了很大代价，苏联还是比任何资本主义经济体更快地建设起了重工业基础，尤其是建立了打败纳粹战争机器的军工体系。在那个发展阶段，粗放的计划手段是足够的：经济在技术上远没有现在这样复杂，计划仅需指定相对很少的关键目标。即使如此，在早期五年计划时期还是有不少总供求失衡的例子；即便如此，劳动力和物资的大扩张意味着，尽管存在不均衡，关键目标依然可以达成。
早期苏联计划不是根据我们在书中谈到的模式制定的。详细一致地从最终产品目标列表倒推出总产出需求列表，这远远超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能力。于是，通常计划者们只是从他们自己设定的粗略目标出发：1930年之前生产多少吨钢，1935年之前生产多少吨煤，等等。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早期实践可以说对经济结构产生有害的后果。它造成了一种“生产主义”，大量关键中间产品的生产成了最终目的③。事实上，从投入-产出表的角度看来，人们其实想尽可能地节约中间产品，即计划的目标应该是：保证所需最终产品产量的情况下，生产最少的煤、钢、水泥等等。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越来越明显的，即在战后重建时期之后，要利用从1930年继承来的计划系统来建设一个有活力、技术进步的经济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不够的。某些优先的部门如空间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似乎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是系统内在的特性决定的。给予特别部门以优先权的反面，是消费品生产降到了索求剩余资源的角色。到六七十年代，各种反复的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导致了勃列日涅夫晚期臭名昭著的停滞。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技术本身的原因是苏联当时的计算机和通讯设备。我们指出，使用当今西方的技术，高效、详细的计划是可能的，但苏联计划者们在七十年代使用的技术相对来说还很原始。这点非常重要，我们还会提到，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还有其他原因值得强调。
众所周知，苏联官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正统观念是应用合理计划方法的障碍。关于计划理论新的进展总是被怀疑——即使与介绍市场关系完全无关。正如投入-产出方法所遭遇的，Augustinovics（1975，p.137）指出了的双重讽刺：这种方法“被认为将共产主义计划的罪恶夹带进了自由民主经济，又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罪恶夹带进了社会主义经济。”Treml（1967，p.104）同样指出从最终产品开始计划过程的独特观点被官方正统认为是消费导向的——从而多少是“资产阶级的”。相似地，康托罗维奇（Kantorovich）在线性规划方面开创性的工作长期不被接受。
这种对理论革新的意识形态抵触最糟糕的部分在1960年左右似乎被克服了。但即使投入-产出分析和线性规划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赞同，这些技术在实际的苏联计划程序中依然处于边缘地位。这一部分由于上面略为提到的计算上的问题，这意味着投入-产出分析不能替代更为粗放的“物资平衡”计算，后者覆盖了大量种类的商品（相对于所有产出商品仍是一小部分）④。其他原因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国家物资供应委员会（Gossnab）的日常活动（缺乏适当的理论基础，常被中央政治局的历史政治压力所驱动）和研究机构中高度数学化的计划理论的发展严重脱节。这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实际计划者似乎拒绝革新——即使这种拒绝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合理的。转换到像我们所说那种以最终产品为中心的计划系统，将标志着传统苏联模式的本质变革，国家计划委员会似乎是多余的了。正如Kushnirsky所说，“由于苏联经济中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被产出水平导出的所谓满足了的需求代替，计划者们相信他们可以比最终需求更精确地决定生产计划”（Kushnirsky，1982，p.118）。简单说就是：对计划者来说，生产他们喜欢的，而不是人们实际上需要的，要更简单。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参见克莱尔&科克肖特（1993）。
另一方面，这种脱节是由于研究机构中的大部分工作的抽象性质。他们提出了许多微观计划方面的好主意（如康托罗维奇的线性规划），但关于系统整体最优化的大部分工作都过于抽象：它需要事先有某种“社会福利函数”或者对“社会效用”⑤的普遍衡量。当在这条堂吉诃德式的道路上缓慢前行之时，“优化计划”理论家使得人们对投入-产出方法的兴趣冷却了下来。如Tretyakova和Birman（1967，p.179）所描述的：“只有这些模型和方法能够产生优化结果，它们才值得注意。由于很快就弄明白了优化模型不能建立在投入-产出模型之上，大家就对后者失去了兴趣。”
值得注意，S·Shatalin——受到短暂的赞扬却不切实际到荒诞的地步的“500天”计划的作者，这一计划是为了在1990年的苏联快速引进资本主义——之前也是一个典型的最优化计划观念的作者的代言人。（见Ellman，1971，p.11，引用了Shatalin讨论投入-产出模型和“计划优化”，并指出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科学的。）
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中的主张——尽管他们必然依赖于精致的信息系统——是相对健壮和直接了当的。没有尝试为社会效用或最优性定义先验的准则；相反地，“社会效用”（a）通过民主决定资源的在各部门间的大致分配的方式显示出来，还通过（b）消费品的市场出清价格与劳动价值之间比率的模式表现出来。
苏联计划系统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早期改革尝试的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显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层持这种看法——新的数学或计算方法的应用提供了优化经济机能的平稳方式，它不会从基础上动摇现存体系（与广为传播的采用市场关系相反）。实际上，先进技术手段只有在整个经济系统彻底革新的背景下才能产出红利，这将涉及到重新研究并澄清计划的目标和逻辑，同时重组评估及奖励企业绩效的制度等等。
考虑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第八章中提出的计划体制，如果商品的市场结算价格（以劳动量计算）与劳动价值比率高于平均，则扩张生产；反之则减少生产。这样一个系统可以有效地奖励（能够分配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特别高效地利用社会劳动的企业。因此，企业就有了动机用任何方法来节约每单元产出所需的劳动输入（直接和间接）。在传统苏联模式中，企业仅仅以完成可实现的计划产出配额为目标，而对提高他们自己的效率毫无兴趣。如果想要突破传统模式，这些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5.4 计算机技术
在论证我们的计划经济方案时，我们提到的是西方最新一代的超级计算机。毫无疑问，苏联可用的计算机技术与之相比要落后一些。古德曼和麦克海因（1986.p.329）描述了苏联八十年代中期计算机产业的情况，某种程度上，经济孤立是其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如果被严格限制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联系，任何计算界（computing community），包括美国，都不可能能够以现在的速度发展。”
尽管如此，我们在其他地方（科克肖特、科特尔，1989，附录）也提出过，企业级的个人计算机的分布式网络，与相对合适的中央计算机连通的方法，也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虽然慢一些，但仍在对实际计划目的有用的时间尺度上。从这个方面说，在苏联，最严重的技术限制要数通讯系统的落后了。古德曼和麦克海因（1986）注意到了苏联电话系统的极慢速度和不可靠性，以及找不到能供数据传输的链接的问题。他们也引用了惊人的统计数据，例如，1985年只有23%的城市家庭拥有电话。
再一次，尽管我们并不想过分强调技术。在阿连德时期的智利，斯坦福·比尔开发的经济信息系统（比尔，1975）表明运用适当的资源、政治决心和关于系统目标的清晰理论可以做到什么。如果苏联同样清楚他们希望通过计划的计算机化达到怎样的目的，那么即使一开始不能建立起所有他们希望的，也会在新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出现的时候处于开拓创新的位置。实际上，似乎苏联经济学家——对于戈尔巴乔夫下政治领导层多少很敏感的——对我们所讨论的算法和计算机系统并不感兴趣。到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明显失去了对高效计划的潜力的信心，很多人见风使舵地加入了复活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行列。
六十年来最快超级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对数刻度）
6、捍卫直接民主制
通过计划获取剩余的过程是潜在地矛盾性的。这一过程可以导致阶级对抗，使国家精英和工人阶级相对立。这些阶级之间斗争的过程具有复杂动力学（complex dynamics）的特征，其中不断产生着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虽然国家精英倾向于腐败和公家资源私用，却只能把剩余的一小部分用于个人消费。这与成熟资本主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国家中，大量剩余最后用于上层阶级的个人消费。国家精英只有靠其占据国家公职，才有机会消费公共资源。而在一个公开宣传平等主义的国家里，他们的私人消费天然是不体面的，是不合理的，除非他们具有爱国者和老革命家经历。当革命家的一代逝去之后，他们的继承人们望着资本主义国家，内心充满了渴望。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像他们这样的人，不仅拥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而且奢侈是正当的，并不丢人。
政治——无论是“苏维埃政权”、暴政、共产党的独裁，还是大众的革命热情——约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趋势。坦率地说，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阶级未能提出一种可以足以长期保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直到今天，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一贯是革命专制或者革命贵族制。只要最初的英雄-国王活着，专制就能运转下去。就像卡斯特罗所证明的，这可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这种事总是后无来者。革命贵族制或者“共产党主导地位”不依赖于个人生死，因此能存活更长时间。列宁主义政党的统治起初是被压迫者中最自觉最有自我献身精神的代表的统治，但由于贵族政治衰落的铁律，这种政治最终把自己变成为自私自利的寡头制。
为了与这些形式做斗争，改革者和革命者提出了两种替代选择。
- 右翼的社会民主党鼓吹常规化的议会“民主”。社会民主党人这一光荣的始终如一的立场，可以追溯到考茨基对出生的苏联的批评。他们提倡自由公开的议会选举，而不是社会主义君主制或者党独裁。
- 极左翼则主张巴黎公社式的国家。在这种国家中，代表按区选举，可以被他的选民罢免，而且只领工人的平均工资。我们相信，有充分的理智和经验的理由拒绝这两种替代选择，而支持直接民主制。
通过定期选举获得合法性的代议制政府，被当做“民主制”呈献给现代世界。我们不怎么看。我们和列宁一样认为，代议制民主是富人统治的最完美的形式。我们认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教导的，选举制随时随地都带着贵族制而不是民主制的印记。经验也教会我们，被选进议会的那些人总是不代表那些选他们的人。无论看哪个指标——阶级、性别、财富或者教育——这些被选举人总是比投票选举他们的人享有更多特权。
所以我们毫不惊讶自由和平等的选举制度在东欧导致资产阶级政权在顷刻间建立起来。匈牙利新政府解除工厂民兵武装，就是象征性的标志。苏联的情况有所不同。在那里，人们对共产主义候选人的令人迷惑不解的偏爱意味着，叶利钦对苏联共产党的禁止以及随后使用坦克把俄国杜马夷为平底， 是通向“民主”之路所必须经过的。
那些鼓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公开议会选举的人主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自觉的拥护者。他们吸引了一些幼稚的社会民主派。与之相反，那些提倡公社式国家的人，则是希望改革和保护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唯一的问题是，斯大林早已在他们之前实现这种制度了。苏联的斯大林宪法已经是以公社国家为典范：它是委员会国家，人民代表是选举的，而且可以被撤换。当然，这个宪政形式只是共产党统治的面具罢了。为什么列宁也如此推崇公社式国家呢？
正如列宁把代议制共和国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理想形式，他把委员会国家，苏维埃共和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形式。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重生的布朗基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布朗基主义—列宁主义政党。正如布朗基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对巴黎公社的主导是公社争取政权的关键，所以布尔什维克对苏维埃的主导也是有效的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条件。在大多数革命危机中，原始的委员会—国家都会放弃了。近期欧洲最好的例子是1975年的葡萄牙。委员会—国家的存在产生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这一危机必须尽快解决，要么赞成议会，要么赞成委员会。如果革命政党主导了委员会，并且出现军事政变，那就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没有政变或者没有革命政党的主导，议会就会胜出。
左派关于用委员会国家对付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贵族制的提议，被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上海左派尝试过。就我们所知，这是唯一的一次尝试。尽管社会主义贵族制受到了冲未有过的动摇，但这次尝试最终还是失败了。文化革命中建立的革委会最终仍然是被共产党所主导，正如俄国苏维埃一样。我们认为，在共产党地位稳固的社会主义国家，草根代议机构要么被共产党主导，要么被反革命代表主导。这是不可避免的。绝大多数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在共产党内，而他们的政治经验和纪律性会使地他们能够轻易主导草根组织。在这些草根组织中，主要的倾向都是亲社会主义的。而在草根组织变得一直反对共产党时，它们往往也是知识界中亲资本主义的部分以及中产阶级所主导，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那些倡导用理想的委员会国家反对实际的苏维埃国家的人，是在尝试占据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政治基础：委员会国家要存在，就必须废除共产党。托洛茨基在喀琅施塔得就明智地看到了可能引发的后果。而在七十年之后，他的那些自称是他追随者的人，却没有了这种意识，竟然欢呼叶利钦对苏联共产党的镇压。
为了向前进，你得承认选举机构是民主制的说法是空洞的。无论这个机构把自己叫做议会还是委员会，这无关紧要。只要它的成员是通过选举决定的，代表们就一定不能代表选民。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商人和专家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是革命贵族和党）在选举机构中安插了亲信。我们相信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直接民主制。
7 .社会主义 VS 共产主义
我们书取名叫做《走向新社会主义》，但是它本质上是对马克思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的详细说明。书名涉及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是为了适应那个时代的政治气氛。本书的英文版出现时，社会主义正值最低谷。自那十年之后，新自由主义的进程变慢了。国际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正在形成，虽然还不是一个新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替代资本主义的条理清晰的方案的读者群将会增长，这也是必然的。但是在1990年代初期，要找到愿意印刷鼓吹社会主义的书籍的出版商是很困难的。我们认为，稍微公开鼓吹共产主义就不可能出版或者会减少读者。我们的共产主义的狼披了一张社会主义的羊皮。但是，这种情况使得我们有义务解释一下我们理解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再重复一遍，我们在本书中所倡导的，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为了政治上的方便起见，我们将其称为社会主义。苏联正统观点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步建立生产力，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做准备。我们拒绝这种观点。
苏共和西方的托派政党在思考共产主义的时候，都有相同的问题。共产主义被看做是社会之后的阶段。他们断言这一阶段的基础是物质极大丰富，那时消费品将会免费分配。在这里，发展顺序被看成是：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这跟马克思提出的公式是不同。马克思的公式是：资本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共产主义第二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同于社会主义，把他们都看成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同义词。所有基于列宁主义主义的传统都接受了这一公式。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幸的，因为这意味着过度简化了马克思的话。
被定义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等同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为后者意味着货币的消灭以及采用劳动时间的经济计算活动。列宁定义的社会主义与货币的继续存在能够相容。苏联在集体化之后，就是列宁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了，但货币还存在着，工资和商品形式也继续存在。这一货币的延续不是被看做是持续5年或者10年的短期现象，而是某种要延续几十年的东西，的确也存在了半个世纪。列宁的表述方式的结果是，使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独特特征不可见了。经济计算和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观念消失了。而没有这一观念，任何实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纲领性概念都无法成为清晰明确的任务。
应该清楚一点，采用货币形式付酬会导致小时工资悬殊。人们的收入都可以被意识形态地呈现为“按劳分配”，虽然劳动的质量有差异。尽管这些经济中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形式比如利息、租金或者分红，但是把差异很大的货币工资被称作“按劳分配”的观念，就正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把工资、价格和利润等价为“生产要素”收入的想法那样，是一种意识形态虚构。
列宁主义观点中的共产主义还剩下马克思的第二阶段：“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通过免费发放或者补贴消费品，最终发展到所有的分配都是免费和不受限制，被看作是通向这一目标的道路。
我们强烈反对这种观念。我们认为这一观念是基于对按需分配的错误理解，有很恶劣的后果。
- 当它与劳动的货币付酬结合起来，会建立一种会系统性地阻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计算制度。
- 它让共产主义成为一个永远在后撤的幻象，因为无论劳动生产率如何提高，总是不足以免费分配所有产品。
按需分配跟不受限制的免费分配不是一回事。在英国国民健康服务制度中，如果需要，医疗就是免费的。⑥但是这种免费分配能行得通，是因为有医生对需要的相对客观的评估，以及与之结合的候诊名单（加上私有化的因素）。这跟说免费分配比如说免费分配衣服不同，它意味着“按需分配”。如果消费品一般而言都是免费分配，那就会要么导致挥霍浪费，如果减少浪费，则会造成消费方面军营式的统一。
马克思没谈免费分配，他说的是“按需分配”。这与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模式更一致。福利国家为残疾人、学生和大家庭等等提供补贴。按照需要补贴意味着谋者从社会地评估需要的流程。在这方面，福利国家预示了共产主义，但是它是在存在着很大收入差异的货币经济中实现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差距在今天比在马克思的时代小得多了，因为马克思那时候尚不存在福利国家。在加拿大和多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按需分配的原则已经在一些经济部门中被接受了，其中许多都会延续到共产主义社会。有特殊需要的人会被接受他们所需要的免费的特定产品和服务，或者会给他们额外的劳动时间，让他们从社会商店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
8、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
在这一节里，我们简略介绍一下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指出当时的论点和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一书中表达的看法的某些关系。对这场历史性论战的完整讨论可以参见科克肖特和科特尔1993年的论文《计算、复杂性与计划——再谈社会主义核算论战》。在这里，我们将专注于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介入，兰格（Oskar Lange）的回应，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进一步的回应。
1920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内战中获胜，共产主义幽灵再次徘徊在欧洲，米塞斯随即发表了他的经典论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核算”。他的观点令人震撼，如果它能够成立，显然会摧毁社会主义存在的理由。主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要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但是米塞斯认为“我们每离开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使用一步，就意味着离开了理性经济学一步”（Mises, 1935: 10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计划经济必然“陷入黑暗中的摸索”，生产出“一架盲目的机器的荒谬产品”（p. 106）。马克思主义者把理性计划与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对立起来，但是米塞斯认为这种观点全部站不住脚；废除市场关系只会摧毁经济核算的普遍基础，即市场价格。无论社会主义计划者本意有多么好，他们完全缺乏作出明智经济决策的任何基础：社会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对理性经济的废除”。
米塞斯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呢？首先，他阐明了经济理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其次，他详尽列出了理性经济决策所有可能的方法；然后他要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法运用这些方法。
在考虑经济理性的性质时，米塞斯想到的显然是在既定经济资源的基础上生产最大可能的效用（满足需求）问题。换言之，问题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如何选择最有效率的生产方法，使生产一定量的效用的成本最小。米塞斯在批评社会主义时反复采用后一种表述方式，列举了修铁路和建房子的例子⑦：社会主义计划者怎么能计算出实现这些目标的最小成本方法呢？
关于理性决策的手段，米塞斯指出了三种可能：实物计划（以实物为度量单位）；利用与市场价格和货币无关的“在客观上可认知的价值单位”（如劳动时间）的计划；基于市场价格的经济核算。让我们依次分析这三种可能性。
8.1 实物计划
我们暂且假定，问题是如何配置给定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这涉及某种“价值判断”（即对效用的评价）。对于最终消费品（米塞斯称为“下游商品”）能够直接做出判断，不需要实际的经济核算：“通常人们了解自己的想法，能够评价下游商品”（Mises, 1935: 96）。在非常简单的经济系统中，这种直接评价可以扩展到生产资料：
对于孤立经济中的农民，在扩大牧业与发展狩猎活动之间做出选择并不难。在这种情况下，涉及的生产过程相对较短，很容易算出发生的成本和收益（1935: 96）。
他又说：
比如，在家长能够监督全部经济管理的范围狭小的家庭经济中，不必借助智力工具（如货币核算），就能大致正确地确定改变生产过程的意义（1935: 102）。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谈论实物计划，不必依赖货币（或劳动时间）之类的会计单位。关键在于“苹果和桔子”能够在主观使用价值层面上进行比较，如果生产资料配置与特定使用价值生产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这对于实现效率就足够了。
实物计划受到生产过程复杂程度的限制。到了一定限度，便不可能对各种关联因素之间的关系得出全面的评价；超过这个限度，合理配置资源就需要使用能表示成本和收益的客观“单位”。在我们看来很有意义的是，米塞斯在论证复杂系统不可能采用实物计划时，明显是基于人脑的能力：
单独一个人的头脑决不会如此聪明，它非常弱小，无法知晓无数上游商品中任何一种商品的重要性。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掌握生产的全部可能性，谁都不可能不借助于某种核算系统，对这些数不胜数的可能性做出直截了当的价值判断（1935: 102，着重字体原有）。
除了人脑之外，还可能采用别的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实物计划吗？本书赞成计划的主要论证涉及到把劳动时间作为会计单位（因此不属于纯粹的实物计划），但是我们愿意指出，人工智能的某些进展，特别是近来的神经网络研究，也许有益于这个问题的解决。⑧
米塞斯其实是要证明，复杂系统的最优化必然涉及核算方法，其表现形式是一种单纯的客观功能（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典型事例是利润）的明确最大化。但是，算术计算可以被看作更一般的计算或模拟的具事例。控制系统需要的是计算能力，无论该系统是在市场上经营的企业、计划部门、飞行器自动驾驶仪，还是蝴蝶的神经系统；这未必意味着要用算术方法进行计算。关键在于控制系统能够为受控系统中的要素建立模型。企业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原料控制和会计核算，用簿记标记为商品配置和流动建立起模型。在建立这些标记时遵循算术规则；算术对这个问题的适用性，取决于量化理论可以成为商品属性的模型。
我们再考虑一个神经控制系统的例子。飞行中的蝴蝶必须控制它的胸部肌肉，以便飞向可能带来能量的目标，如水果或花。在这一过程中，蝴蝶必须计算，在许多可能的翅膀运动中，哪一些运动可能让它更接近花蜜。肌肉运动的不同结果具有不同的能量消耗成本，也带来不同的花蜜收益。蝴蝶神经系统的任务是，使用非算术的计算方法使成本和收益最优化。蝴蝶的持续生存证明了它高超的计算效率。看来神经网络能够产生最优（或至少是高效率的）行为，即使面对极其复杂的约束时也是如此，而不需把问题简化为单一标量的最大化（或最小化）。
计划部门可以广泛地使用算术，并且事实上，如果是用算术方法做出资源最优使用的局部决策，那么米塞斯关于要把不同产品转换为某种共同的度量单位以进行核算的论证就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想让整个经济实现全面的最优化，与神经系统运行方式大致相同的其他计算技术也许更加合适，并且在原则上不借助算术也可以完成。
当然，苛责米塞斯没有考虑到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未免犯了时代错置的错误，这是他写作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纽拉特（Neurath）和鲍威尔（Bauer）等人在1919年基于战争经验提出的实物计划建议在和平时代大有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⑨但是对于当代批评社会主义的人却可以公正地说，他们不该不加批判地重复对计算的性质有了科学的理解之前对实物计划的判断。⑩
8.2 使用劳动价值
在否定实物计划的可能性之后，米塞斯分析了社会主义计划者有无可能在经济核算中使用“客观可认知的价值单位”（Mises, 1935:116），即某种可计量的商品属性。米塞斯认为，唯一可以考虑的这样一个单位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的劳动量。（从现代的形式化数学角度来看，把劳动挑选出来担当这一角色似乎带有随意性。直接或间接进入所有其他商品生产过程的任何要素商品不是也可以作为这种价值基础吗？Farjoun and Machover对此作了针锋相对的讨论，有效捍卫了劳动作为价值基础的选择。——科克肖特1993年论文注释）但米塞斯最终否定了劳动可以作为价值单位；他提出了两条相关论证，都是为了证明劳动量不是计算生产成本的适当方式。
首先，米塞斯宣称，采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价值忽视了使用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成本。其次，他认为劳动不是同质的。他说，把技能和紧张度不同的劳动时间加在在一起，具有误导性。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市场提供了一组工资率，这使得不同质量的劳动可以通约，但是在社会主义中，由于没有劳动力市场，就没有理性的可以通约的办法。
米塞斯这几点断言构成了我们在《走向新社会主义》进行论证的部分背景。我们在本书第五章和第十四章就自然资源的问题做了回应。我们在第二章讨论了劳动质量的问题，该章的附录表明了，可以如何通过“复杂劳动乘数”的计算来解决米塞斯的问题。
有必要指出，米塞斯对劳动价值的批评是非常简略的。在米塞斯1935年的论文中，基本论证只占了两页左右的篇幅，1951年的著作又重复了这一论证。在《人类行为》（Mises, 1949）一书中，这一话题减化成了两句话。这无疑反映了，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极为强调计划就是对劳动时间的配置，但是到了米塞斯写作的年代，这种思想基本上已被西方社会主义者抛弃。我们下面还会谈到这一问题。
8.3 使用市场价格
在讨论市场价格时，米塞斯旨在证明两点：市场价格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理性核算的充足手段；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存在市场价格。
资本主义的市场价格显然能够提供核算的基础。参照价格，企业能够决定成本最小的技术，也能基于赢利性决定生产不同产品。我们认为不必反驳米塞斯的价格制度可以理性而有效地协调经济活动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甚至强调了这一点；尽管他们批评市场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也认识到价格机制可以（不完美地，但比随意要好）按需求调节商品供求，迫使资源向不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生产方法汇集。我们不打算声称生产的货币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与有效满足人类需求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两个标准并不像米塞斯所认为的那样有着严格的一致性。请看下面这段话：
想对复杂生产过程进行核算的人立刻就会注意到自己能否比其他人更节省地经营；如果他发现，参照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不能进行有利可图的生产，这就表明其他人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相关的上游商品（Mises, 1935: 97-98）。
米塞斯说，那个人可以“立刻注意到”自己能否比其他人更有利润地经营，但他没有证明这里隐含的断言：最有利可图的就是最“经济的”或“更好的”。⑾当然，资本家生产没人要的商品或者采用不合理的无效率技术进行生产，是不能获利的，但这不足以支持米塞斯的观点。不顾一切地使用当前便宜、最终会耗竭的自然资源，不是也可以降低生产的货币成本吗？如果生产豪华汽车比建造简单住宅更有利润，这就证明豪华汽车代表了资源的更好用途吗？
社会主义者通常强调，追求利润并不等于满足需求，这涉及资本主义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米塞斯对这一观点的回应很有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收入分配”这种说法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收入是市场交易的结果，而市场交易与生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Mises, 1951: 151）。⑿并不存在“先”生产产品然后再“分配”产品的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谈论“收入分配”，它是与生产计划相分离的政治决定。但是，要采纳米塞斯的观点——购买力分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生产系统的内生要素——就必然要承认，赢利性的商品生产不受“人类需求的最大满足”的支配，除非我们认为人类需求本身是产生于它同货币收入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
下面我们讨论社会主义条件下无法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核算手段。米塞斯承认，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可以存在消费品市场，从而也存在市场价格，但不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及其市场价格。米塞斯写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资料完全是公有的；它是该社会不可分割的财产，因此是不可交易的”（Mises, 1935:91）。并且，“因为生产资料不会成为交换对象，所以不可能确定其货币价值”（p. 92）。对于米塞斯来说，有意义的价格必然是独立产权所有者之间真实的市场交易的结果。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产生于所有交换参与者的主观评价的相互作用”（p. 97）；只有这样，交换价值才“可以决定商品的恰当用途”（p. 97）。我们同意米塞斯的这一说法。也许存在“决定商品的恰当用途”的其他手段，但我们接受米塞斯的价格概念：价格是财产所有者愿意放弃或获得商品的条件。然而，兰格认为米塞斯恰恰在这一点上非常脆弱，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米塞斯的攻击。
8.4 兰格与新古典社会主义
兰格说，“‘价格’这一术语有两个含义”。它可以表示通常意义上的价格，即两种商品的市场交换比率；它也可以表示一般化的含义，即‘替代品被提供的条件。’……只有一般化意义上的价格对于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才是不可或缺的”（Lange, 1938: 59-60）。兰格在捍卫社会主义时采用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这种一般化意义上运行价格制度，在某些方面模拟市场系统的运行，而不需要实际的生产资料市场。兰格的立场众所周知，这里无需赘述；我们只概括其要点以便与本文的设想进行对比，并为奥地利人的反驳提供背景，这种反驳与我们的设想有一定关系。
兰格从瓦尔拉一般均衡原理着手，他强调说，竞争性经济的均衡价值向量得到确定的条件是，它使所有商品的供求达到平衡，只要
（1）经济主体把价格当作参数；
（2）经济主体根据这些价格以确定的方式进行最优化。
给定（1）和（2），那么，每一个价格向量都对应于一个明确的、全部商品的超额需求/供给结构，并且只有一个价格向量对应于超额需求的零向量。⒀兰格认为，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经济不能利用这一原则。这需要计划当局确定所有生产资料的“会计价格（accounting prices）”，向企业经理发布某些指令：把会计价格当作参数；在给定价格下选择平均生产成本最小化的生产要素组合；确定可以使边际成本等于产出价格的产量。同时，所有产业的经理都要遵循后一条规则，“在决定一个产业应该扩张（通过建立新工厂和扩大旧工厂）还是收缩时，把它当作一个指导原则”（Lange, 1938: 76-77）。同时，消费者和劳动者基于他们面对的参数价格和工资率，分别做出需求决策和劳动力供给决策。
当然，不能保证任何给定的会计价格向量下的决策都是相互协调的。在不协调的情况下，计划当局就要充当瓦尔拉“拍卖人”角色，提高超额需求商品的会计价格，降低超额供给商品的会计价格。⒁在多次重复之后，就会形成社会主义一般均衡。这个“解”无疑具有创造性，而且我们不难看出它的策略优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既然认为瓦尔拉理论充分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所以他们似乎也必须接受兰格社会主义的有效性，虽然会有细节上的修正。
8.5 奥地利学派的反驳
我们对照以上对兰格的简要介绍，来考察奥地利学派批评者的一些反驳。我们分析三个主要观点：兰格的设想使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打了折扣；兰格理论的静态性；激励问题。
米塞斯（1949: 701-702）认为，根据传统定义，社会主义必然“完全废除市场和交换竞争。”社会主义的所谓优越性，正取决于计划概念内在的“统一性和中央集权”。
因此，社会主义的思想领袖们如今忙于设计方案，意味着他们完全承认经济学家分析的正确性和不可辩驳性，以及他们对社会主义计划的毁灭性批判……他们在这些方案中保留了生产要素市场、市场价格和交换竞争（Mises, 1949: 701-702）。
米塞斯没有点名提到兰格，但是兰格的方案显然是他的攻击目标。我们承认，后来的许多“市场社会主义”文献对社会主义作了折中，但还是可以为兰格做出几点辩护。首先，兰格强调，在他的系统中收入分配处于社会控制之下，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第二，兰格认为，社会主义计划者将考虑私人企业所忽视的外部成本和收益（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考虑）。第三，尽管兰格的系统在某些方面模拟竞争性经济，但他指出，在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寡头和垄断普遍存在”（Lange, 1938: 107），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第四，兰格在论及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附录中，坚持认为商品“免费分享”的古典社会主义设想（马克思的“按需分配”）“决不像乍看起来那样是经济谬论”（p. 139）。在技术发达的经济中，某些商品可以达到饱和点（也就是说，在这一点上价格变得如此之低，使需求“完全失去弹性”）。兰格谈到了消费的“社会化部分”；最初这一部分主要包括“集体需求”，但是他接着说：“可以想象，这一部分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越来越多的商品以免费分享的方式进行分配，最后所有的基本生活必需品都用这种方式供应，只有高质量产品和奢侈品才通过价格系统进行分配”（Lange, 1938: 141）。最后，我们还可以提一下兰格那篇回顾自己三十年前观点的论文（lange, 1967）。他认为自己最初的市场模拟建议只是求解联立方程式系统（即一般均衡方程）的初级手段。他说，既然有了电子计算机，为何不直接解这些方程式呢？“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试错法似乎过时了。事实上，市场过程可以被看作是前电子时代的计算设备”（1967: 158）。这样看来，把兰格思想称作“新古典社会主义”比称作“市场社会主义”更加恰当：显然，他所设想的市场——甚至他1938年所说的人工市场——不过是实现某种最优化的可能手段。
奥地利人对兰格的第二项反驳涉及兰格解的静态性。拉瓦伊（1985，第4、5章）坚持认为，兰格回答的是米塞斯认为不重要的问题，而完全没有回答困难的动态问题。兰格无疑采用了静态均衡理论，不过其方法至少是相对静态的，他确实具体说明了一种调整机制，认为它会随着参数变化而趋向于形成一般均衡。再者，米塞斯虽然否认经济核算是一个静态条件下的问题，但他考虑的其实也是静态现象，“经济生活中同样的事情总是反复发生”（Mises, 1935: 109）。无论兰格系统存在什么问题，都很难认为他事先就已被米塞斯驳倒。
米塞斯和哈耶克提出、后来又被拉瓦伊所强调的更有力的观点，涉及随参数变化做出调整的速度。例如，哈耶克指出真实世界“总是不断变化”，并宣称“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能够接近于理想均衡，完全依赖于调整的速度”（Hayek, 1949: 188）。哈耶克接着论证说，中央指定的价格不能像真实市场价格那样对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超出了对兰格具体观点的评价。一般说来，如果相对于消费者需求和技术变化的速度，社会主义计划所需的核算费时太长，计划就会陷入困境。我们将在本文4.2部分提出论证，利用现代计算技术，可以足够快地完成有关核算。
也许我们应该就这一问题多说几句。拉瓦伊批评兰格系统的“静态”本质使其完全脱离了现实，这是他复兴奥地利学派观点的核心依据，尽管我们以下提出的积极设想根本不同于兰格，但也很容易招致同样的批评。我们不想被指责再次忽视了这一点。与我们的观点密切相关是，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计划者不可能置身于静态经济之外，拥有他们所需的关于生产可能性的全面而及时的信息。假如他们的观点的论据是通信和数据储存能力的限制，那么它就完全过时了。然而，这些观点还有进一步的论据吗？拉瓦伊认为，问题与其说在于信息的搜集，不如说在于相关信息的创造。诚然，如果技术和消费需求随时间而变化，那么我们未必总是（甚至大体上）知道实现任何既定目标的最好方法。试验是必要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从事这类试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执行着一项重要的社会职能。但是，认只有资本主义企业家才能够执行这种职能，在我们看来是站不住脚的。社会主义经济可以设立“创新预算”，把适当比例的社会劳动时间分配给试验新工艺和新产品。具有新思想的现有企业和社团都可以申请这一预算。预算的分配可以在两个或更多的同级机构之间进行划分，以便有前景的创新者有多次机会使自己的新想法获得资助（从而减小管理“僵化”的风险）。试验有了结果后，成功的新产品可以纳入常规计划，成功的技术可以被“登记”为经济的正常投入产出结构的基本要素。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第六章和第九章。
奥地利学派对兰格的第三条反驳涉及激励问题，这与资本家的社会职能有关。兰格让他的社会主义经理遵循某些规则，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米塞斯反驳道，把社会主义经理等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领薪经理貌似有理，但整个论证忽视了资本家本人的关键角色，这种角色是领薪经理无法模仿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动态调整要求:
资本从特定生产线、特定企业和特定关系中撤出，用于其他生产线……这不是股份公司经理的事务，这在本质上是资本家——买卖股票和股份、放款和收款，……投机于各种商品的资本家——的事务（Mises, 1951: 139）。
米塞斯进一步认为，“没有哪个社会主义者会否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投机者从事商业活动……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激励，要维护自己的财产、通过赢利使其增值或至少不使其贬值”（Mises, 1951: 141）。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一论证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在一个层面上，米塞斯是要反对市场社会主义，认为市场制度没有资本家就不能运行。这可能是对的，但是如前文所述，准确地说兰格系统并不能称作“市场社会主义”。那么，米塞斯也许是要说，重大投资决策，解散或扩大企业的决策，等等，不能简化为遵循简单规则。这也是对的，并且也许击中了兰格的要害。但是，如果米塞斯说的是，像尽职尽责地决策、在风险中运筹帷幄这样的职能，只能由受到未来巨额个人财富（在成功的情况下）或个人财务破产（在失败的情况下）激励的人来执行，那么我们不敢苟同。
9、为什么采用劳动时间？
1992年，在洛桑帕累托研究所一次由瓦茨拉夫·克劳斯建议召开的会议上，我们是唯一在捍卫计划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人们把我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使用批评为“自然主义”。他们认为，说劳动是价值的基础跟说石油是价值的基础，意义都差不多。我们最近十年的研究计划中的一个基本部分就是促进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有效性的重新确立。现在，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证实了劳动价值论，对这一方法的合理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⒃
这一次，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使用劳动价值这一范畴是否合理。我们不应该把价值以及“抽象劳动”看做是某种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吗？第二，马克思不是对“劳动货币”的想法做过眼里的批评吗？我们提出的东西不正是马克思所攻击的吗？
9.1 价值和抽象劳动
关于第一个问题，认为劳动价值的概念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一观念一开始是有吸引力的。人们不想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把工资和资本等短暂的历史性的形式看做是所有经济永恒的特征。随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消灭，价值自身不会消失？
我们认为这种观念混淆了超历史范畴和他们的历史表现形式。劳动工具是超历史范畴；资本是历史的特定的范畴，劳动工具通过这一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把抽象人类劳动看做是与之相似的超历史范畴。人类劳动的适应性是把人和动物区别之所在。不像蚂蚁或者蜜蜂，我们不是为某个任务而生；我们在生活中学会自己的角色，可以学着从一个角色换到另一个角色。正是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的多态（polymorphous）的潜能使得人类社会成为可能。所有社会都收到每日的小时数和人口规模的限制。他们的差别在于，从非分化的婴儿到完成具体职能的生产性活动者的人类个体所使用的工具。在种姓社会里，每个个体的抽象劳动潜能可能不能实现，但这个潜能是有的。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印度各种姓以外的、没有权利、没有地位的、最底层的一部分人，也称作贱民。——译者注）婴儿和婆罗门的婴儿之间，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基因上的差别，但社会习俗的固有属性可能使得在这种社会的行动者（actors）们看来，这样的差别是存在的。
资本主义社会原则上允许任何人被雇佣了做任何工作，只要他们经过训练后干得下来。资本主义比之前的生产方式更加清晰地展示了人类劳动的抽象多态性（polymorphism）。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些国家中存在基于肤色、宗教和性别的其实，但这些歧视是与构成基础的劳动流动性原则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是较少这样的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劳动的抽象流动性被阶级划分所阻碍。这种阶级划分限制了工人阶级家庭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但是，社会主义要废除的，正是这些对抽象劳动剩下的限制，好让所有孩子都能有同样的机会选择职位。这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特征：它将人类平等的抽象性变成社会现实。
9.2 马克思和对“劳动货币”的批评
我们犯了提出某种马克思供给过的“劳动货币”计划的错误吗？简单回答：并没有。但是，从考茨基到反共经济史学家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等著作家都误读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对劳动—货币计划的批评。所以，我们在这一节里，尝试纠正一下错误。
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中最基本的反对对象描述为一种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幼稚的社会主义的挪用。这些改革家主张，要是我们能够实行使所有的商品按照其中的物化劳动交换的条件，那么剥削当然就不再可能的。因此这一计划从英格兰的约翰·格雷（John Gray），经过一系列英国“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到法国的普鲁东，再到德国的约翰·卡尔·洛贝尔图斯（Rodbertus ），都是为了强制实行按照劳动价值的交换。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来看，这样的计划虽然就其宣传者的目的而言是值得尊重的，却代表了一种想把世界时钟往回拨，回到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乌托邦的甚至是反动的尝试。
劳动货币的乌托邦主义者没有认识到两个关键问题。第一，资本主义剥削通过商品交换发生。商品按照劳动价值相交换，而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力所需生活资料的劳动量所决定的。第二，虽然劳动量支配着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间的长期均衡交换比率，但是市场体制下，生产持续不断地调整以符合变化的需求，而且技术也在不断改变，所借以实现的机制依赖于市场价格与长期均衡价值的背离。这种背离产生了不同的利润率，然后再反过来引导资本进入供给不足的生产分支，并把资本推出供给过剩的生产分支，正如斯密和李嘉图所分析过的那样。如果下令强行排除这种背离，市场价格的信号机制由此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就会出现混乱，到处都是某种商品的短缺或者过剩。⒅
在马克思的批评中重复出现的一点是：按照劳动价值论，决定均衡价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自然（raw）”劳动量。（马克思，1963, pp. 20–21, 66, 204–5）但是在商品生产社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通过市场竞争才能出现。劳动一开始都是“私人的”（在独立的企业中进行），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被确认或者构建为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必要性有两个维度。首先，我们指的劳动的物质生产率和生产的技术条件。低效率或者懒惰的生产者，或者那些使用过时技术的生产者，不能够按照他们的实际劳动投入实现市场价格，但只能实现较少的被定义为“必要”的量（至于是平均生产率还是最佳实践的技术——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总是严格地一致）。其次，还有一种意义是，社会必要劳动对应于普遍的需求结构。如果某种商品相对于需求生产过多，它就不能按照自己的劳动量实现价格——甚至它是用平均甚至更好的技术效率来生产的。劳动货币的支持者想要绕过这个过程，假装似乎所有劳动都立即是社会的。在商品生产社会里，这是不能实现的，实行了其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现在，马克思给劳动—货币社会主义者灌输的东西，即关于供求机制的魅力和按照实际劳动量任意固定价格的愚蠢，颇讨社会主义批评家的喜欢。比如，特伦斯·哈奇森（Terence Hutchison）就称赞恩格斯在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中承认了“市场竞争机制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哈奇森写到，“米塞斯和哈耶克都不能更有力地指出这一点”。但是，哈奇森的赞扬不过是他抨击恩格斯的前奏。他痛斥恩格斯没有认识到，同样的批评拆了恩格斯和马克思自己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台。因此，我们必须小心定义马克思关于劳动货币的批评的界限。
这场争论历史更重要的是，似乎考茨基也阅读了对劳动货币的相关批评，对马克思使用劳动量进行直接经济计算的目标提出质疑，以至于在1920年代，这位在西方被广泛地视为马克思的遗产权威守护者的人物，实际上已经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中心信条。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米塞斯可以三言两语就把采用劳动价值的计划给摒弃了。
通过我们上面关于对劳动货币批评的论述，这一批评的界限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拒绝的，是在商品经济也就是生产是私人的条件下，实行按照劳动量的固定价格的想法。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出于公共控制的经济中，劳动在从它属于预先建立起来的中央计划的意义上，变成“直接社会的”。在这里，产品劳动量的计算是计划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而且按照不断改变的社会需要和优先级对资源的重组，在这里也不是通过逐利的公司对价格和长期均衡价值的偏离所做的回应来进行，所以，对劳动货币的批评根本不相干。这正是马克思建议通过“劳动券”进行消费品分配的语境。
这一建议的最完整形式是在马克思对德国社会民主党1975年《哥达纲领》的批判中（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首先，马克思反对那种每个工人应该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分配总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补偿折旧、积累生产工具、社会保险、社会管理、需要的公共满足（学校、医疗服务等等），以及为了满足那些不能劳动者的需要。尽管如此，总劳动产品中有一份还是要作为工人消费资料进行分配。关于这一分配的性质，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发展中的两个阶段。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当“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时，就有可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实现著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但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设想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其中个人—在做上面所提到的扣除之后—拿回他给予社会的。
他所给予的，是他个人劳动的量。比如，社会工作时间由个人劳动小数数之和构成。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因此构成了他对社会工作日的贡献，他在其中所在的份额。社会给他一个凭证，说这就是你所做这么多工作的量（在减去为公共基金所做的工作之后）。他拿着这个凭证，就能够从社会消费资料供给中取出代表等量劳动耗费那么多的消费资料。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的劳动券与货币是非常不同的。劳动券不能流通，只能与抵消对等量劳动内容消费品的购买。而且劳动券也只能用于购买消费品——不能用它们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因此就不能作为资本发挥作用。
马克思的立场的逻辑是清晰的：在商品生产社会中，“劳动货币”是乌托邦的和经济上无知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下，通过劳动券来分配消费品，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在一个生产方式已经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计划体制的建立而改变自身的制度下，这是一种对一部分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可能的模式。而且，这种分配模式正式马克思自己所倡导的。
注释
① 这些危机是否导向在暴力推翻国家政权的意义上的革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它取决于国内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② 这里提到凯恩斯和他的小册子《如何筹措战费》（凯恩斯，1940）相关，其中他提到了英国战时财政相似的一点。
③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1952）感到必须反对这种观点：社会主义下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是生产本身（参加他的批评《亚罗申科同志》）。正如他在《胜利冲昏头脑》（1930,1955年再版）中对强制农业集体化的过激行为的批评，这无疑是斯大林对他之前曾鼓励过的观点或实践的迟来的否定的一个例子。
④关于计划者们估计他们在不同时间内能够处理的投入-产出系统的规模上的限制，参见Treml (1967), Ellman (1971), Yun (1988), Treml (1989)。
⑤ 除了这类问题，Kushnirsky指出ASPR工程中研究机构进行的对现存计划技术的研究质量很差。他发现学院给出的账目经不起算法的检验，并且“很难确定这些材料的目的”(1982, p.124)。
⑥ 对医院外面医疗处方收费除外。这些费用按与配药的商品价值无关的固定价格收取。
⑦ 铁路的例子见Mises, 1935: 108。建房的例子见Human Action（Mises, 1949: 694）。请注意，米塞斯在《人类行为》和《社会主义》（Mises, 1951）中对社会主义核算的讨论与Mises（1935）基本一样，这些著述几乎原封不动地重复了其中许多内容。
⑧神经网络理论的最近成果，又称平行分布过程理论，是Rumelhart et al.（1986）提出的。Narayanan（1990）对有关问题作了有益的总结。
⑨参见Hayek（1935: 30-31）。米塞斯在该书108页提到了纽纳特。他们针对的是纽纳斯和鲍威尔的著作（分别为Durch die Kriegswirtschaft zur Naturalwirtschaft和Der Weg zum Sozialismus，皆出版于1919年），这些书没有英译本。
⑩Cockshott（1990）借助于神经网络文献中的“模仿强化”（simulated annealing）观点，提出了在特定生产资料存货约束下平衡经济计划的具体建议。他的建议事实上涉及算术的使用——本质上是关于理想最终产出向量的损耗函数的最小化——但是指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经济计划任务的方法。
⑾ 这种断言在《社会主义》一书中非常明显：“让生产以利润为导向就是让生产以满足他人需求为导向。……在为利润而生产与为满足需要而生产之间没有对立”（Mises, 1951: 143）。
⑿ 这与马克思的如下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收入分配受生产方式（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参见Marx, 1974: 348）的支配。按两人的观点，论证都会导致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收入再分配的激进方案的蔑视态度。
⒀ 兰格知道在某些条件下会有多个解和均衡稳定性的问题，但他假定唯一的、稳定的一般均衡是标准状态。
⒁ 这里引用的是里昂·瓦尔拉斯。他在1874年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引入了全经济范围的拍卖人的理论虚构。
⒂ 动态经济必须不断寻找新方法和新产品，因而“生产函数”信息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正确的观点在米塞斯和哈耶克著述中逐渐变成了一种可称为“企业家神秘主义”的观点——一种激进的主观主义，我们看不出它有什么科学依据。
⒃ 参见See Ochoa (1989), Petrovic (1987), Shaikh(1984), Valle Baeza (1994), Cockshott and Cottrell (1997), Cockshott, Cottrell and Michaelson (1995), Cockshott and Cottrell (2003)。
⒄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对普鲁东计划作了批判，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中讨论了约翰·格雷，而恩格斯在1884年对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的第一个德文版的序言中，攻击了洛贝尔图斯的变种。在马克思1847年的著作和恩格斯1884年的著作之间，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对这种提议的一致的批判思路。
⒅ 要确立这些论点，没必要直接引用。参见 马克思（1963，pp. 17–20, 60–61, 66–9,203–6）
⒆ 考茨基在《社会革命》（1902年）一书中，提供了关于“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简要而且含混的讨论。经典马克思主义论点的陈述和对货币的“不可或缺性”的奇怪的不和谐的评论结合在了一起。在他后来的著作《劳动革命》（1925年）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被降为赞成货币和价格必要性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看起来应该归功于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劳动货币批判”；它还利用了劳动量的测量是不切实际的观点——劳动量的测量“用能想到的最复杂的国家机器也无法实现”（《劳动革命》）。顺便说一句，考茨基以跟米塞斯和哈耶克同样的理由极度批判奥图·纽拉特（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实物计划”。
- 作者：保罗•科克肖特、阿林•科特尔
- 翻译：未完成的乌托邦、黑夜里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