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太平洋的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工业革命之后才占据统治地位，但资产阶级对社会生活的主导，对其他劳动群众的掠夺却是自封建社会瓦解时起就开始了的。十六世纪初期，法兰德斯羊毛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和羊毛价格的上涨第一次促使英国大地主抢占农民的的耕地。

分割敞田和霸占公地的结果是，到处形成大地产，到处扩大牧场。这场运动断绝了农村贫民的生路，甚至在多地激起暴乱，但即便政府发布严厉法令禁止圈地，为商业利益所刺激的新贵族，仍然不停地用牧场代替耕地，用羊代替人。大地主不仅赶走自己土地上行的多余劳动力，还侵占公共土地，导致无地者能够利用的土地不断减少。本来英国传统牧人茅舍农的简陋房屋和小块土地的存在，此时它们也被大地主看作扩张的障碍。过去，领主允许茅舍农在自己的树林里放牧，采集橡书果，捡枯枝等，现在，它们失去了这项权利。

圈地运动从十六世纪断断续续地进行到十八世纪，一直到农村的小生产基本消灭为止。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圈地与十八世纪的圈地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政府反对的，后者是政府支持的。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颁布新的圈地条例，规定只要要圈土地上占着土地4/5的人同意，就可以圈地。由于这是按占地面积投票，而不是按人头投票，所以大多数农民由于占地少，一般就无法阻止大地主圈地。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入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汉、其中一部分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汉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当做‘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条件下劳动的。”

从现在的标准看，这些对付流浪汉的法律是非常离谱的。《资本论》中讲，爱德华六世在1547年颁布的法律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被告发者的奴隶。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到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客气地当做叛国罪处死。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法官有权叫人当众鞭打他们，第一次被抓到的说监禁6个月，第二次抓到的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合适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亨利八世时期有72000名盗贼被处死，伊丽莎白时期每年有两三百流浪者被处死。

《乌托邦》一书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的。在这本书中，托马斯.莫尔猛烈抨击这种土地暴政，谴责它是整体性的“富人反对穷人的阴谋”。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莫尔在书中对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报以了极大的同情，并对群众的盗窃行乞进行辩解。他说，“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卖出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很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用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文的时候，除了盗窃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很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乌托邦》)

莫尔的描述生动地再现了资本主义刚刚来到英国就造成的人间悲剧。类似的悲剧在美国，在中国都发生着，只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可以吸收更多劳动力，使得群众的凄惨没有那么绝望而已。图片里的电影《愤怒的葡萄》讲的就是大萧条时期，被赶出土地的美国农民的遭遇，可以说与莫尔在《乌托邦》里的描述别无二致。

悲惨的现实促使人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莫尔1516年写成《乌托邦》，全书使用拉丁文写的。“乌托邦”（Utopia）是用从希腊语里造出来的，指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由于莫尔在这本书中构造了第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乌托邦”一次几乎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理想的代名词。

莫尔通过对社会问题的观察得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婪、掠夺、战争等社会问题。在私有制下，总是少数凶狠狡黠的人占便宜，取得最多的财产。而多数质朴真诚的劳动人民，对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却贫困潦倒，生活无着落。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就是天底下最不公平的事情。所以莫尔极力极力反对私有制，把乌托邦社会设置为财产公有制度。在乌托邦，财产是大家公有的。不管什么产品，吃的用的，都汇聚到每座城市的几个指定的市场。家家户户到市场领取全部所需要的东西，不付钱，不付任何代价，也不受数量的限制，但是从来无人多领，因为乌托邦物资充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在家里多存点，纯属多此一举。不但一个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都是平均分配物资，无偿地互通有无。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可以看出，莫尔把财产公有建立在物质生产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这一假定是符合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特征的。

那么，乌托邦这么丰富的物质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呢？当然是劳动。乌托邦所有能干活的人都参加增进物质财富的生产性劳动，包括农业和手工业。乌托邦没有贵族地主等寄生虫，人们每天工作6小时，物质产品却极大丰富。

乌托邦人以农业为本，从小受教育时就要到田野进行生产实践。城市公民必须到农村待两年，干农活。乐于干农活的可以申请多待几年。城市里有公共食堂，人们习惯于到公共食堂就餐。住房每隔十年抽签调换，借以彻底废除私有制。乌托邦人重视教育和学术研究，社会风气很好。

但是，乌托邦毕竟是16世纪的作品，他的空想性质与未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不同，不仅体现在实现这种社会途径，还体现在支撑社会的生产力层面。《乌托邦》作者虽然能幻想一个产品丰富到用之不竭、人人都可以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但却不能想象生产力能够迅速增长。乌托邦仍然是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这种生产力水平下，如果每个人每天只工作6个小时，不要说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就算是温饱估计都费力。所以，莫尔在设想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还不得不说他们的衣服朴素简单，在其他生活方面也崇尚节俭。至于每个社会都存在着的脏活累活，莫尔在书里安排奴隶去干，所以乌托邦的奴隶数量是不少的，大概每个农户家里就有两名奴隶。如此美好的社会制度原来还需要奴隶制为其基石，这可以说是莫尔时代的局限性吧。

之所以详细介绍《乌托邦》一书的观点，是因为它反映了工业革命以前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优点，即把炮火指向私有制，同时反映了他们没能设想出支撑公有制社会的生产力条件这一首要的缺点。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的观点也是如此。

葛德文跟莫尔一样，反对私有制。他认为，财产私有是一种罪恶，不但如此，财产私有还是最令人愤恨的罪恶，是与公共福利相矛盾的罪恶之一。财产的统治权本质在于：社会上的一定阶级享用其它阶级的劳动产品，即取得不劳动而获得收入的权利。与一般人的见解相反，并不是富人向他们的雇工支付报酬，而是雇工向私有者支付报酬，私有者把这种报酬用来过奢侈放荡的生活。所以，葛德文支持公有制，也推崇按需分配。葛德文对私有制的批判，以及关于“现在活着的一代人的劳动是一切收入唯一来源的学说”，影响了十九世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思想发展。

在工业革命前，社会生产以农业为主，工业中也是手工业小生产为主。所以，葛德文就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把一大群工人围绕着机器联合起来视为一种不幸，虽然暂时还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他曾尖锐地指责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认为工场手工业只是加强奴役劳动者的手段。他幻想着这样一种技术发展，它使现在这些联合成集体的工人重新分散成个别的生产小单位，从而又回到个体的小生产。葛德文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互不相依的小生产者的社会，有一位历史学家把这种小生产者叫做“文明的农民”。（威利《十八世纪的时代背景》，自《论财产》P28）（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能遇到这类鼓吹技术发展会导致小生产取代大生产的论调。以为太阳能发电能使家庭发电代替大电站，3D打印技术使个体生产代替大工业生产，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葛德文断言，在英国，只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从事农业，而这部分人的劳动，已能满足全国居民的生活需要。葛德文根据这个不靠谱的推断，做出一个出人意料和更不足信的结论：如果全部都从事劳动，如果二十分之二十的英国人都劳动，那么每人每天只作半小时的体力工作就行了。正因为工作很轻微，一点不累。所以，葛德文比傅立叶更早断言，人们将把轻微的劳动看成是娱乐和散步。如果每天只工作半小时，那自然是娱乐，但实际情况是，即便在今日实行社会主义，每人每天工作半小时也是完全不显示的。这显然是十足的空想。但是，我们也得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确有时限每人每天工作半小时的可能。

葛德文是一个和平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一切暴力。他认为当社会充满了他的思想即理性所启示的思想时，社会自然会得到改造。然而，他发表著作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在那个暴风雨的时代，这种天真的乌托邦思想却被统治阶级看成是危险的思想。危险并不在于他正面构建的理想，而在于，他认为贫困、灾难和罪恶根源于社会制度而绝非根源于人类本性的观点。统治阶级需要能够站出来反驳社会主义者的代言人，臭名昭著的马尔萨斯正是在这个时候登场的。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与葛德文和当时所有的激进思想家的论题相反的论题。他证明，贫困及其引起的灾难和罪恶非根源于社会制度，而根源于人类本性—人类无限度增值的倾向。食物却不能无限增加。因此，人口增值和生活资料增加就不能相适应，这样就引起贫困及一切后果。马尔萨斯由这个论点做出几个旨在反对劳动者的实际结论。第一，劳动者受苦受难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过于热诚地遵守“多生育多繁殖”的圣经训诫。第二，废除一切慈善事业，因为它只能助长多余的穷人的繁殖。第三，自然原为合理地发生作用：他以种种办法（战争、瘟疫等）消灭过剩人口。

我们之前讨论过工业革命前增长的限制的问题。如果没有实现矿物能源大开发，仅仅靠持续增加劳动力投入土地，能增加的产量肯定是有限的。如果还要发展手工业，则还需要用一部分土地来生产工业原料，这就进一步加重土地的压力。“马尔萨斯陷阱”是否存在呢？经济史学界倾向于作肯定的回答，在工业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的生活水平其实虽有起伏，但没有长时段的实质性的变动，但是土地对人口的限制并不是马尔萨斯说的算术增长和几何增长的关系那么简单。

马尔萨斯同时代的学者如西斯蒙第，也都把这一规律当做是人口过剩现象的原因。虽然他看到了机器代替人使人过剩，但还是屈从于马尔萨斯的解释。甚至连对人类未来抱有希望的社会主义者，也存在着此类担忧。苏格兰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瓦拉斯在1761出版的《天与人之将来》一书中绘制了以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人类组织计划之后，又不安地指出，幸福的制度将引起人类大量增加，以致共产主义公社必遭毁灭亡，全人类也同归于尽。 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他看作是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先驱，虽然他认为人口过剩是共产主义时代的问题，而马尔萨斯则把他当做人类一切时代的问题，并以此反对任何乌托邦的构想。

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的时候是1799年，他已经身处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过程中。几十年后，当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接近完成时，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在英国批判了马尔萨斯。在1844年初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批判了维护私有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严厉驳斥了仇视劳动人民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发展史上，是他最先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斗争，他阐明了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9页）而且，就业手段并不就是生活资料，“就业手段的扩大仅仅是机器力量增加和资本扩大的最终结果；而生活资料却只要生产力稍许提高，就会立刻增加。”（同上）就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来说，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就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地提高。”（同上书第616页）只要通过社会革命战胜了造成人口过剩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保证永远不再因人口过剩而恐惧不安”。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能看到马尔萨斯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口过剩规律说成是一种自然规律，消灭这种自然规律的，是工业发展本身。虽然由于自然条件限制的人口过剩不存在了，但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的过剩更大量，更普遍地被制造出来。马尔萨斯的规律就正好是用来掩盖这种新产生的过剩的根本原因。所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被深入批判之后仍然长久不灭，在劳动人民中比在资本家中更为流行——因为劳动群众没搞明白失业等人口过剩问题的原因，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自然规律，以为少生育就能解决问题；而资产阶级人家就很懂得失业人口绝不是多余人口，这些产业后备军的作用一是可以配合工业周期的涨落，另外则是可以有效地压低在岗工人的工资。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者无力批判马尔萨斯，因为他们的未来社会是建立在小生产和手工劳动的基地之上的。他们的共产主义反映的无非是小生产者对地主和商人阶层利用暴力或者市场巧取豪夺的厌恶，以及对一个更好的社会的理想，这种理想，大都体现为小生产者的无政府主义世界，在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也有反映。

由于时代的限制，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充分认识到科学和工业的作用，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经济上的空想性。工业革命后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已经认识到新社会应该建立在大工业和公有制的基础上。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卡贝的“科幻”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就有大量关于新工业新能源的描绘。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摆脱了经济上的空想性。但是，无论是工业革命之前还是工业革命之后，乌托邦社会主义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即使是德萨米这样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也只能认识到革命家专政（手握普世真理的造反英雄的专政），而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只知依靠党而不是知道依靠整个阶级，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仍然空想的。虽然空想社会主义是一两百年甚至更早以前的社会中产生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也逐渐边缘化，但是在共产主义运动遭遇低潮之后，各种改派换面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又死而复生甚至流行起来了。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深入地揭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排除错误理论对运动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