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格瓦拉的马黛茶

导语： 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二战之后的英国，前军情六处特工伊恩·弗莱明，于1953年开始创作007系列小说。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一系列小说和007的形象，被改编成电影、游戏，几经流变，不仅与“莎士比亚”“憨豆先生”等一同成为英语民族的文化符号，而且反映出后殖民主义时代英国社会经济状态的变迁。本文分为三部分，试图结合原著小说，通过对男主角（007）、邦女郎、反派这三种形象的分析，剖析隐藏在007流行文化下的本质。

第一部分：新“冒险”英雄

一、

在人类社会里，“英雄”的形象与物质的创造、占有和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天然地具有引导作用，并且逐渐演化出了某些象征。

早在公元前4300年前两河文明的遗址里，出土了一座男性雕像，左手执一根泥制棍棒，他代表了氏族部落的军事首领，其手中的棍棒则是后世王权和权利标识的起源。自此之后，从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和蛇杖，到查理曼大帝的皇冠；从“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假发和大氅，到中国历代皇帝的玉玺和龙袍，处处体现着不可置疑的、绝对服从的权力。统治者创造出了一个高大的、光芒刺眼的形象，使得原始氏族部落的平等居民，变为阶级社会的“谦卑而惶恐地匍匐”的顺民。这种形象的塑造，会引起部分百姓的不满，因此他们需要另一种形象作为润滑剂，以几尊“当代英雄”的雕像拱卫左右，告诉人民“你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物，与朕一同分享上天赐予的荣光呵！”。

阶级社会当中的“英雄”，常常具有军事身份，是为国家开疆扩土的英雄，或者是人民利益的保护者，兼具宗教道德教化意义。中世纪英雄史诗里，勇敢的骑士罗兰和熙德，分别为查理曼帝国和西班牙王国而战，征讨异教徒摩尔人。“当代英雄”的形象，不像统治者那样刻板，而是有一些民间文学的生气和活力。但是，它们仍然在统治阶级道德框架内，不断地被打磨，直到光滑圆润如《红楼梦》中贾府门口的石狮子。

英国，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殖民帝国，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殖民史当中，它的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都被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纳尔逊远征印度、东拒拿破仑，这样的战场赢家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另一种“冒险家”也成为了时代英雄，像这种人物可以举出一大串名字，诸如克莱武、戈登、詹森、劳伦斯、温盖特，他们远赴“不开化”的殖民地，参与各种政治阴谋，甚至挑起战争，为宗主国和个人篡夺利益。等到十年或二十年后，伦敦的上流社会俱乐部，将会出现一个肤色黝黑、出手阔气的上校，一边大杯灌白兰地酒，一边大谈殖民地见闻，享受着众人崇拜羡慕的目光：“我是身经百战见得多了，东方哪个国家我没去过？人家中国的李鸿章，比你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我和他谈笑风生。”

（油画《戈登之死》。查理·乔治·戈登，英国工兵上将，曾协助清政府，领导洋枪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1884年担任英属殖民地苏丹总督，被“马赫迪”起义军打死，该油画就是表现这一场景。他被中国和苏丹人痛恨，但被英国奉为圣徒，）

二、

最初，007不是作为一个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个花花公子出现。作者伊恩·弗莱明出身英国贵族，父亲是下议院议员，他是所谓“3P”时代的典型代表（英文：poor papa pay for children， 四十年代的俚语，意为：“可怜的爸爸为孩子们付账”），学业事业皆不留心，喜爱飙车饮酒，拈花惹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浮浪子弟。虽然，由于他在军情谍报上的能力突出，在军情六处官至海军中校，但依旧习性不改。

在他笔下，007的追求享乐、玩世不恭的特质被显露的淋漓尽致。显然，在保守的社会，这种人物不能被赞誉有加。在年代更早的、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更喜爱洁身自好的独身侦探福尔摩斯和波洛，更信仰虔诚的护士南丁格尔。伊恩·弗莱明和他的男主角，都是浮夸的社交界的”butterfly”(英文，意为花花公子）。在作者的社交圈里，人们都认为他在写“乱七八糟的色情小说”，他那“出身名门”的妻子，更是“常对其笔下的间谍人物嗤之以鼻，称他们粗俗不堪，难登大雅之堂，催促其早日封笔。”

显然，007不是写给战前社会那些保守的阶级看的，而是写给年轻人，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商业消费者看的。第一部小说《皇家赌场》就描写法国海岸的赌场，美丽诱惑的女郎，激烈的搏斗，通俗小说的读者最想读到的，就是令人兴奋的情节，引人入胜的经历。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没有金钱也没有机会，去体验这样的经历。作为上流社会的叛逆者，伊恩·弗莱明对这些事物十分熟悉，他随手拈来，就成了平民大众的口袋读物。五十年代，伦敦街头的男青年，在站牌下等公交，他们掏出一本口袋书来消遣，大概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或者伊恩·弗莱明的间谍小说。

在阶级社会里，一个成功的男性形象，应该拥有以下三个要素：武力、财力、魅力（俗称“高富帅”）。“007”詹姆斯邦德的熟悉形象是这样的：手持PPK手枪、身穿高档西装，身旁是美丽的“邦女郎”。对“异端”的打败和征服，对财富和异性的占有，是007对读者的吸引力所在。

（电影《来自俄罗斯的爱情》，1963年10月）

三、

007服务于英国军情六处，手持先斩后奏的杀人执照，身旁有美女相伴。在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挂帅，也许是伊恩·弗莱明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一员本能地痛恨着苏联，也许是他作为英国官员，为了“政治正确”，在他笔下，007的敌人大都来自“锄奸团”（电影中为“魔鬼党”），这是一个虚构的、属于苏联官方的组织。“锄奸团”，俄语原文为“SMERSH”，系俄语“消灭”和“奸细”两词缩合而成。其组织地位高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由贝里亚亲自领导。

电影、电视和广播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大众传播的力量。1962年，007的第一部电影《诺博士》上映，随即引起轰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垒，意识形态挂帅。詹姆斯·邦德的第二部电影便是《来自俄罗斯的爱情》，“魔鬼党”以俄国女郎塔尼扬娜·罗曼诺娃为诱饵，在火车上安排杀手取007性命。007不仅神勇地挫败计划（其中包括火车搏斗，和击落直升飞机），还抱得美人归。这是一针致幻剂，正好打在了观众的脉搏上。资本主义社会受剥削的劳动者，与剥削者同仇敌忾，坚决地反对剥削者的敌人，并且崇拜统治者的骑士，这是资本的胜利。

伊恩·弗莱明于1964年去世，留下20部007系列小说。之后，小说由雷蒙德·本森、约翰·加德纳和查理·韩格森先后续写。到了九十年代，苏联解体，007的敌人变成了恐怖分子。

英国既得利益者的愿望，被折射到反恐和反苏的现实诉求当中。007的角色，由游离在上流社会边缘的花花公子，变成了后殖民主义时代的资本英雄。很快，这个“当代英雄”就要去征服“异端”和异性了。

第二部分 作为战利品的“邦女郎”

一、

邦女郎，即与詹姆斯·邦德有着情感纠葛的女性。只要詹姆斯·邦德出现，就必有美女相随。她们只是“花瓶”：既不能消灭野心家，也无法拯救世界。她们只能以4种形象示人：第一种，落入凡间的“天使”，通常头脑单纯、善良天真；第二种，不慎被坏人利用的“纯洁女郎”；第三种，可以同007并肩作战的“好伙伴”；第四种，欲置007于死地的“坏女人”。

007是一个所谓的绅士，对美丽的女人十分温柔，堪称善解人意无微不至。但是，他希望女性做一个乖顺的花瓶，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乖顺主妇，办公室里的金发女文员。在伊恩·弗莱明的原著小说，体现出了这种男权思想。在他的笔下，女性并没有多少独立意识，误入歧途的女性，等待邦德去拯救，好做回“良家妇女”。

与邦德有恋爱关系的，有好几个他的女同事，发生办公室恋情，并且女方毫无例外地温柔贤惠、洗衣煮饭无所不能，还要“金发碧眼”（电影里为了情节紧张刺激，大多数改成了能打的女特工）

而007与之步入婚姻殿堂的妻子名叫德蕾伊霞，身份颇为特殊。她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典型白人美女，是意大利黑手党大头目的女儿，母亲则是一个清白的英国女教师，而前夫是意大利伯爵，人称德蕾伊霞·维琴佐伯爵夫人（在结婚当天，这个妻子被仇敌开枪打死）。一如戈登和克莱武，他们属于所谓的上流社会，好女人要有耀眼的头衔，高贵的出身，一个显赫的女性，才能是邦德的餐桌“主菜”。

二、

殖民的视角和男性目光的审视，在邦德与女性，尤其是英国之外女性的关系中，有着浓厚的色彩。

这种性别关系，在殖民小说里早有描写，主角落入野蛮人手中，要杀要剐，野蛮人中的女性不顾性命地给他带食物和水，并且提供帮助，如普希金《高加索的俘虏》。或是主角作为救世主的形象出现，从野蛮人手中救下美丽的祭品少女，如《八十天环游地球》《所罗门王的宝藏》。野蛮人的女性，往往对白人殖民者无条件地付出，极端的忠诚，以一种卑微的姿态奉献爱情，结局往往悲惨。而白人殖民者，只需要掉几滴眼泪，伤感一番，就可以扬长而去。

例如莱蒙托夫笔下《当代英雄》中，美丽而单纯的切尔克斯少女贝拉，被沙俄军官毕巧林以欺诈的方式掳掠而来，又受毕巧林的花言巧语蒙骗，竟然爱上了他。之后，毕巧林对她心生厌倦，日渐冷淡，最终她死于毕巧林的仇敌的刀下，成为不幸的牺牲品。莱蒙托夫以同情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对毕巧林持批判态度。而在伊恩·弗莱明笔下，007邦德是白璧无瑕的，所有的女性都心甘情愿地跟随他，这个二十世纪的“当代英雄”不需要为自己的渔色荒淫负担任何责任。

（电影《明日帝国》剧照，007与华人演员杨紫琼）

007的邦女郎，多数是金发的白人女性，而俄罗斯和法国女性尤其多。冷战时期，以俄罗斯为主体的苏联，是西方世界的头号仇敌。西方对其极尽丑化与歪曲致能事，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成为了007的一大精神胜利。在阶级社会的人类战争中，女性是一种值得争夺的贵重财产。法国与英国，在中古时代欧洲的多次争霸战争中不分高下。到了近现代，随着法国奢侈品、餐饮、娼妓业的发展，法国的风流、浪漫、懒惰的特征正式形成，尤其是法国女性，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极具诱惑的商品，如茶花女玛格丽特。

在电影《金手指》里，观众记忆犹新的一个片段，是女郎雪莉·伊顿，也就是原著小说中的黑人女子姬儿·玛斯托顿，为了帮助邦德而遭受主人严酷的惩罚，被全身刷上金漆，窒息而死。那么，邦德是怎么看待黑人的？

在短篇小说《孽债》里，牙买加总督与邦德聊起了一个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后者自幼父母离异，孤僻内向，却能够与殖民地尼日利亚黑人友好相处。

总督：“我常想，他之所以能和尼日利亚的黑人相处得那么好，是因为长期以来他缺乏爱，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热烈和丰富的情感无法宣泄。而尼加拉瓜人秉性善良，从他们那里他得到了爱，也使自己孤独的情感找到了归宿。”

邦德觉得总督太一本正经了：“恐怕最麻烦的还是他和那些漂亮的黑人姑娘不懂得怎么避孕吧！”

这种审视，与其说是一个庸俗的玩笑，不如说是白人男性殖民者的审视。作为作者伊恩·弗莱明的倒影，007坚持着白人精英观点，他的对手中，有黑人民意领袖比格（黑社会）、法国工会领导人利弗尔（妓院老板、苏联间谍），还有平民富豪雨果（恐怖分子，苏联间谍）。黑人、工会、平民富翁，这些社会新生力量，挑战着伊恩·弗莱明所属的旧阶级的统治地位，因此要把他们污名化、政治化。而对女性的审视，与100年前的毕巧林没有多大差别，他需要与野蛮人争夺这个战利品，以显示自己的荣耀，至多是贝拉那保守的长袍换成了姬儿的火辣比基尼……

东方的黄种人女性则有另一种不同的命运。

在伊恩·弗莱明小说《死亡乐园》（电影《雷霆谷》）里，终于出现了东方女性的身影，是一个日本女子铃木芳子，与重伤失忆的007结为夫妻，并且怀上了007的孩子。但是007恢复记忆后就抛弃了她。

这个故事很像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日本少女巧巧桑被美国军官平克顿抛弃，却生下来他的儿子，后来把儿子交给平克顿与他的美国妻子，自己切腹自杀。对于掌握着经济与政治霸权的白人男性而言，日本女性是一个容器，一个繁衍后代的工具，甚至比不上白人女性的地位，只有白人女性可以做妻子，而日本女性是逢场作戏的玩物。

（歌剧《蝴蝶夫人》海报）

在小说《最后关头》，也就是电影《明日帝国》里，中国女性第一次出现。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妓女桑妮（扮演者杨紫琼），不愿意接受社会主义中国统治，在与007发生关系后，拿到了英国移民资格。

而这个故事则与世界四大音乐剧之一的《西贡小姐》相似。越战结束前夕，西贡妓女金与美国大兵克里斯发生一夜情，作为交换代价，克里斯为金谋求美国移民资格。

这两个形象颇为有趣，她们与这两个著名的故事很相似，也代表着西方上层对东方古国女性的想象（也是直男癌对女性的想象）：顺从、含蓄、隐忍、依附于男性。从小说《菊子夫人》，到歌剧《蝴蝶夫人》，再到音乐剧《西贡小姐》，三个故事主线相同，都是殖民者对殖民地女性的玩弄。大师普契尼对巧巧桑倾注了同情与喜爱，而《菊子夫人》和《西贡小姐》却相当反动，前者是赤裸裸地殖民审视与男性审视，而《西贡小姐》则把责任推到越共头上，似乎女主人公因为堕入妓院，被美国大兵像挑货物一样挑选，是因为“红色盗匪”越共，不能拿到移民资格也是因为越共，之后让孩子跟随父亲去美国，自己开枪自杀，更因为越共。越共破坏了爱与和平，越共狼子野心，挑起战争，而美国是个白璧无瑕的小清新，根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大兵胡搞乱搞的责任，商人投机倒把的责任，屠杀越南和平居民的责任——一切都撇的干干净净。007小说《最后关头》里，也有对香港回归前景的讽刺，不得不说伊恩·弗莱明在这一刻附身于续书者，继续反苏反共了。

在他们的视角下，东方女性的头，一直是低垂着的，并且将继续低垂着，以谦卑的姿态，化身为日本少妇、中国妓女、越南舞女、菲律宾和印度女仆，伺候这些殖民者。从航海的时代到机械的时代，从电机的时代到资本的时代，平克顿、克里斯和007都会顺风顺水，漂洋过海的来东方潇洒走一回。

（音乐剧《西贡小姐》剧照）

三、

“通过观察，邦德推测到蒂莉·玛斯托顿是个特殊的女子，身体里女性荷尔蒙和男性荷尔蒙紊乱。邦德对于这一类型的人是很了解的。在身体激素的影响下，投入了女权运动。作为五十年代性解放的结果，女性品质丧失了，或者转变为男性化。脂粉气的男子或男性化的女子也在各地出现。然而，这并不是纯粹的同性恋，而是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情。结果产生一批性失调者——不会生育而且非常沮丧。女的渴望有支配权；男的则渴望女性化。

想到这里，邦德酸溜溜地笑了起来。他想起了当他们各自驾驶汽车沿着卢瓦尔河流域行驶时，他还对这个女孩产生过浪漫的幻想”

这是007小说中对女权主义者的评价——“性失调者”。邦德，也就是作者伊恩·弗莱明的想象与化身，他对女性的评判标准是“能不能上床，能不能生育”。他把“支配权”与“女性化”对立起来，似乎“支配权”是属于男性的事情，“女性品质”与它不可调和。

而邦德对苏联暗探、老处女玛丽娅是这样的感受：外表上“缺乏吸引力，皮肤苍白，还长了很多疹斑，黑头发，面孔木然迟纯”，而且想当然地认为“这种女孩子往往不受人喜欢，朋友不多，自卑感很强”，顺带黑了私生子们一把“作为一个私生子，她会愤世嫉俗”，并且下了结论“由于她的平凡，她在这个世界上被鄙视或受忽略”。至于玛丽娅为什么为苏联工作，传递秘密信息，007认为“她每天都要竭尽全力向这个世界报复。”

作者伊恩·弗莱明自以为深谙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把恶人作恶的理由牵强附会，硬扣到性欲冲动上。所以他会认为“金枪人”喜爱暴力和枪支，是因为性无能，而枪支代表的男子气概成了补偿，也会认为苏联女间谍是干瘪的老处女，说不定还会认为列宁得了梅毒……（这句划掉）所以，他不忌惮用最恶意的笔调描写女同性恋，直男癌眼中的同龄女性，只有两种“妻子”和“情人”，除此之外，便是妖孽了。比如老处女，又比如女同性恋……

（电影《皇家赌场》剧照）

《金手指》里，普西·贾洛莉领导着一个美国的同性恋组织，以女性为主，自称为‘水泥混凝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窃盗团伙、黑社会组织，甚至连美国的大帮会也怕她们三分。即便如此，007也要用男性的目光去审视一番:“邦德喜欢她的模样。他感到，美丽的同性恋妇女对男子们具有同样的性吸引力。”接下来，又研究了一番她的身材、衣着、发型，是的，只要“美丽”就可以有吸引力，而吸引力是哪方面的？如果有一个第三者看着007，肯定能看到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即使大绅士邦德认为女同性恋都是“内分泌紊乱的变态”，绅士依旧要“研究”一番。

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苏联“锄奸团”罗莎·拉科勃上校，是最令人厌恶的角色。她的名字似乎有特殊寓意——是从德国女革命家罗莎·卢森堡那里借来的，因为这不是苏联的常见名字，罗莎·卢森堡领导德国社会民主党，创立武装组织“巴斯达克团”，由于主张暴力斗争，被敌人称作“嗜血的红色罗莎”。伊恩·弗莱明是这样描写罗莎·拉科勃的：“苍白的嘴唇快速地张合着，露出被尼古丁熏得焦黄的牙齿……像一只哇哇乱叫的小丑”“四肢粗短，又矮又胖，屁股象只大梨子。这副体型活像一个大提琴。”，然而，就是这个罗莎，不仅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为西班牙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情报组织做出卓越贡献，官至内务部上校，而且果断机智地安排计划，几乎致007于死地。显然，在资产阶级的眼中，值得他们恐惧，这即是十恶不赦的罪状了。

（电影《黄金眼》剧照，007与强势的女反派）

第三部分“红色恶魔”之谈

一、

詹姆斯·邦德，代号“007”，他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精通四国语言。他手持杀人执照，可以自行处决妨碍任务的人。他的对手，是邪恶的天才科学家，是贩毒的黑社会，是背叛军情六处的特工，是三教九流的人物。

所有罪恶的线都聚拢在一起，指向了一个秘密组织“锄奸团”（俄语原文为“SMERSH”，系俄语“消灭”和“奸细”两词缩合而成，电影中名为“魔鬼党”）其组织地位高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直接由贝里亚亲自领导。显然，它是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与前身挈卡的缩影。

在伊恩·弗莱明之后，续书和电影里，他的对手变得五花八门，处于各种政治势力（以阿拉伯地区为主，中国和古巴间或出镜）庇护下的势力，还有单纯的恐怖分子。因为冷战结束了，世界的格局不再泾渭分明，007的主子所面对的威胁不再是苏联一家独大。

（苏联克格勃标志）

二、

“俄国人在高加索种植罂粟，经过阿尔巴尼亚运到意大利。他们所没有的只是投放毒药的装置和人力，于是他们选中了克里斯托弗来干这一切。”这是007系列口水小说《借刀杀人》里的一段话，不是网上传的煞有其事的黑苏联段子，虽然如此，虽然年代也不同了，但是资产阶级污蔑共产主义政权的方式还是不谋而合。

堕落、卑微低贱、见不得人的黑暗，是旧事物要给新事物泼的一桶污秽。就像尼德兰革命之后的荷兰，被整个君主专制的欧洲看做“异端”，传言他们不信奉上帝，逢上船必践踏十字架，还贪婪狡诈自相残杀。

伊恩·弗莱明的系列小说，的确是一些二流小说，充斥着恶魔般面孔的反派、美丽单纯的女郎。如美国哈莱姆地区的黑人领袖比格，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富商，备受尊敬，但暗地里是苏联间谍和黑社会头目。邦德发现了他的黑社会组织网，还要搅惹上“种族歧视”“寻衅滋事”的罪名。伊恩·弗莱明这种旧秩序下的白人社会精英，对强势的黑人是排斥的。（很多美国上层人士对马丁·路德·金的丑闻津津乐道，在他被极端种族主义者打死后，一些右翼报纸竟然发表文章庆贺）又如马戏团大力士与乡村妓女的私生子吉朗尔德，一个杀人成瘾的魔头，当上了“锄奸团”特工。他在火车车厢里暗杀007时，用的特制微型手枪，竟然装在俄国名著《战争与和平》的书脊里……（托尔斯泰表示这个锅他不背）

在第一部小说《赌场恩仇记》里，007的对手是利弗尔，公开身份是“法共控制的阿尔萨斯重工业及运输工会的会计主任”，实际上是“苏联潜伏在法国的间谍组织第五纵队的头目”。工会的罢工斗争，让资产阶级头疼不已，于是想尽办法找丑闻。就像庸俗资产阶级伊恩·弗莱明写道的：“他是苏联派驻西欧的得力间谍，但是他那强烈的色欲成为他致命的弱点。我们通过这个弱点时常能钻到空子。比如，他的一个情妇（一位欧亚混血女郎）就是我方派遣的间谍”

007和工会风马牛不相及，但他可以和美国中情局眉来眼去，他最好的朋友莱特就是中情局特工。就像英国上层的萧伯纳、柯南道尔和丘吉尔一样，伊恩·弗莱明对英美亲善的事业兴致极高，不仅本人身体力行，而且让007也这样干。《金手指》中，007与美国人一起挫败了走私商人金手指的计划，后者想毒死驻军，用原子弹炸开美国国家金库，大肆偷盗一番。007不仅保护英国的国家利益，还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还和英属殖民地牙买加总督谈笑风生，姿势水平比一般的西方特工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007的岳父是意大利黑手党“西西里联盟”的魁首，为了完成任务，他和007还会和纳粹余党合作。“他们从法军那里偷了一架军用直升飞机，现在藏在莱茵河边离斯特拉斯堡不远的一个庄园里。庄园主是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是个伯爵。这个家伙每天不搞点阴谋就没法活下去。……今天早晨我就用发报机告诉他们，我要租用那架直升飞机一整天，同时还要用他们秘密空军中最好的飞行员。事情办得倒是挺顺利，但有一点，从前是他们欠我的人情，现在变成我欠他们的了。”

替英国统治阶级排除异己的行动，被蒙上了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007不仅拯救英国，还要拯救世界，他只是没有美国的超人所表现的那么直白而已。

三、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作者威廉·夏勒这样写道“希特勒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入骨的恐惧，深怕又掉到无产者的队伍中去，去干体力劳动——他后来就利用这种恐惧心理在缺乏领导、薪金低微、无人重视的白领阶层的广大基础上建立了国家社会党。这个阶层的千百万人都有这样一种错觉，以为自己在社会地位上，比起工人至少略胜一筹”。

007系列小说最初的读者，是五六十年代伦敦街头的男青年，在站牌下等公交时，他们掏出一本口袋书来消遣；在办公室忙里偷闲，拿出一本闲书来看两眼；下了班，吃过晚饭躺在床上，身体悬空，就跟随007到了遥远的异国，追逐比基尼美女，大战丑陋的反派人物去也。这种升级打怪炼宝种马文，往往最能麻痹人的精神。

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诱惑力是如此强大，并且在不经意间灌输了社会意识形态。就像007小说及电影中的商业文化一样，现在的网络小说里强调公司制度、精英精神、犬儒主义，尤其2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很容易受到影响。

毕竟，007就是一针麻醉剂，打针者所恐惧的便是人们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