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是大卫·诺思1998年在悉尼的夏季学院所作的题为“20世纪的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 讲演的一部分。大卫·诺思（David North）是美国社会主义公平党的总书记，著作颇丰，在欧洲、亚洲、美国和前苏联就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历史和第四国际的前景规划等主题作过讲演。他认为，20世纪末西方对再版伯恩斯坦著作表现出的兴趣，体现了小资产阶级左翼的政治诉求。但与19世纪末不同，当时伯恩斯坦主义的出现有改良主义的实践作为基础，但20世纪末的中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并不乐观，改良主义的诉求只是希望金融精英们尽量少些摧毁现有的国家福利而已。因此，伯恩斯坦主义不可能复活，伯恩斯坦著作本身也没有增加他的学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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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出版社新编出版了伯恩斯坦的主要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涉及对伯恩斯坦的理论斗争。在1977年，新出版了伯恩斯坦的自传，题目是《渐进社会主义的诉求——伯恩斯坦与社会民主主义》，作者是历史学家曼弗雷德·斯蒂格（Manfred Steger）。同时，斯蒂格还翻译编辑了伯恩斯坦的著作集，最近也在人文出版社出版。这一举措显示出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兴趣。斯蒂格的伯恩斯坦传记是重要的，不只是因为这本书显示的学术水平，而且是因为书中表达的政治倾向。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攻击，将社会主义从工人阶级革命中分离出来的企图，将社会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良好愿望和生产道德伦理动机，在斯蒂格看来，这完全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按照斯蒂格的看法，伯恩斯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路标。伯恩斯坦的全部讨论都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不可能进行革命这一认识基础上的。伯恩斯坦作为最重要的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现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使过去大规模革命成为过时的方式。在终结社会主义最终目标方面，伯恩斯坦以不成熟的“自由社会主义”方式表达了后苏联时代或许还是后凯恩斯时代最流行的社会进步纲领的主张。这个纲领认为，应当将重点放在文明社会所能发挥的作用和民主制的观念，这些将有利于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个人权利的扩展。伯恩斯坦预先看到了这一点，因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斯蒂格认为，伯恩斯坦的写作即小心谨慎又愤世嫉俗，要理解和评价伯恩斯坦的政治思想要从他应用的哲学立场出发。使伯恩斯坦的知识诉求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主题的，既不是伯恩斯坦深奥的哲学水平，也不是他的明确的方法论，而是伯恩斯坦极力试图将两个伟大传统结合在一起，这两个传统分别代表了个体的自我实现和追求正义。人们一定还记得，伯恩斯坦声称要发动一次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论的有力的理论一击。斯蒂格承认，他宁愿避开从哲学立场来评价伯恩斯坦的著作，这样就可以承认在科学和理论的领域伯恩斯坦和马克思直接对立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比较。但伯恩斯坦理论上的缺陷也没有回避，斯蒂格认为，我们必须改变将伯恩斯坦看成先知的想法。一百多年来，伯恩斯坦的吸引力不是来源于他的论点的知识力量，而是来源于他对中产阶级特别的期待。人们在伯恩斯坦的纲领中发现，尽管他的理论存在弱点,但对社会利益的表达和政治心理反映的表达方面有独到的地方。早年一个更博学的传记作者彼得·盖伊（Peter Gay）45年前写到，如果伯恩斯坦不站出来，也一定会产生一个像他一样的人物，当时德国的经济政治条件在世纪的转折年代需要一个改良主义的理论。当然，伯恩斯坦主义的复活，至少在其原始意义上，不太可能发生在今天。的确，虽然在当时不太明显，但实际上，伯恩斯坦理论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过时”。然而对伯恩斯坦生命重新燃起兴趣和围绕着他的著作产生的争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使过了一百多年，19世纪末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在20世纪末即将来临的时候，依然有极重要的实际价值。我相信，这就是马克·吐温说过的，虽然历史本身不能重复，但它似乎有自己的节律。的确，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和明显的差别，但是今天的人们无法阻止遭遇产生伯恩斯坦“节律”的相似的政治条件和知识环境。现在还很难完全评价伯恩斯坦宣称“马克思主义死亡”与19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共呜的程度。在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繁荣和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影响的扩张中，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体制的观念被摧毁。许多冷静的有知识的人们，看到资本主义的现实，与马克思所断言的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发展并不一致。但是，在1898年和1998年现实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期间，正是工人阶级的条件取得明显改善，而改良主义在实践中很活跃，但在理论上很弱、需要证明其正确性的时期。伯恩斯坦理论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相信资本主义通过改良可以渐渐进步，实际上是19世纪末出现的伯恩斯坦主义的哲学因素。十分明显的是，今天没有这样的乐观主义者相信资本主义会有如此美好的前景。而这对伯恩斯坦主义是必须的。相反，当代的中产阶级左派被病态的消极主义主导。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工人阶级可以承担社会变革的重任。这种“改良主义”充其量是一种模糊和懦弱的改良主义，他们的诉求只是希望金融精英们尽量少些摧毁现有的国家福利而已。伯恩斯坦，尽管有他的弱点，但至少他还是个社会主义者，还真诚地相信，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和压力下，会和平地向公正和人道的社会演变。
现在说到伯恩斯坦，人们知道他出生在低层的中产阶级犹太人家庭。1872年，他开始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活动。他被倍倍尔在普法战争期间勇敢捍卫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原则所吸引。在1875年，他是在哥达召开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大会的代表。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伯恩斯坦表现出对各种形式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制政治的兴趣。有一时期，他担任卡尔·赫希伯格（Karl Hochberg）的秘书。赫希伯格是一个左翼民主人士，在财政上资助过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担任了起草文件的工作，经常表现出敦促党放弃偏向工人阶级的倾向，对资产阶级采取更缓和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起草的文件很生气，而伯恩斯坦在倍倍尔亲自陪伴下，只是到伦敦旅行了一趟，对自己冒犯两位老革命家的政治原则私下进行了道歉，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恢复了对他的优雅态度。伯恩斯坦在1887年因为德国实行反社会主义法被迫离开德国，他被驱逐的生涯持续23年。他在瑞士生活了好几年，之后，在1880年代后期移居英格兰。他在寄居英格兰期间与改良主义的费边社有过联系。他经常与费边社的一些人物在一起吃吃喝喝。根据斯蒂格的描述，功利主义的观点对伯恩斯坦留下深刻印象，如社会进步可以通过英国工人的实践取得的观点等。他以赞美的语态说，英国劳工领导人和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关系是良好的，认为这种关系是一种愉快的结合，对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伯恩斯坦来说，英国模式证明，劳动和资本的愉快合作是可能的。这一点激励他将他的观察传达给德国党的同志们。
费边社的观点只是驱动伯恩斯坦的一个知识和政治环境的要素。社会主义力量在德国以及在整个西欧的迅速增长，已使资产阶级明白，社会主义的影响不能简单地通过国家镇压来加以限制。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巨大的知识挑战作出回应。因而，在1890年代，各个大学被赋予一个新的和关键的作用，那就是要成为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堡垒，只要这些学校还没有向那个时代的精神投降。从那时开始，马克思的著作不断遭到解析，以寻找其逻辑的不一致和弱点。这些不一致和弱点，可能在证否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张时被引用。新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杀手派”成为有重大影响的权威人物。他们的著作受到广泛赞誉和宣传。一些有名人物和一些追随者形成一个稳定的堡垒以反对马克思理论的方方面面。
这些思想家的著作以自己的方式论证了马克思的一个根本性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了社会的一般进程和政治、知识生活，客观存在的社会矛盾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中得到反映。这些小资产阶级的作品对马克思的学术批评在伯恩斯坦的作品中得到反映。的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伯恩斯坦除了拥有自己的那些政治遗产，新鲜观点极少，他的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那个时代的大学中随处可见。恩格斯开始意识到伯恩斯坦的世界观的变化，并指责他越来越像一个自鸣得意的杂货店老板。只要恩格斯依然还活着，他就会阻止伯恩斯坦的理论倒退。但在恩格斯死后的1895年8月，伯恩斯坦迅速远离了马克思主义。1898年，伯恩斯坦写下一系列文章，在文章中他拒绝接受社会民主党革命纲领中的理论遗产。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一书中，他用很大的篇幅说明了这些观点。时机已经到来，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体制被内部矛盾打破的分析是马克思所经历的黑格尔哲学训练的产物，也是无聊的，与经验主义对现实的观察无关。社会主义者将他们的策略建立在期望资本主义体制的大危机上是一个危险的错误。所有证明都表明，资本主义实际上具有进步发展的无限的潜力。这种发展将使资本主义相当自然地、民主地和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那些不幸的马克思主义者还继续认为，社会主义将在由内部矛盾引发的大危机中产生，遭受灾难的资本主义将使他们无法直面当代生活现实。从他们将不存在的经济矛盾的错误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错误地相信资本主义将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难化。伯恩斯坦认为，工会组织已经证明自己有能力不断提高工人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至于马克思强调劳动价值理论是对工人阶级被剥削的科学阐明，这是需要抛弃的另一件陈旧理论负担。伯恩斯坦质问，这里我们需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剩余价值的生产具有内在的固有的剥削性质吗？纠缠于价值形成的难题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集中火力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富有成效地构想通过工会活动和国家立法的结合实现那些实际的需要，从而使国民收入更平等地分配。
伯恩斯坦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长期利益将不会通过革命来获得，而是通过工会取得稳定不断的利益来实现。他斥责一些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工会除了从事革命政治活动之外，其它任何活动都成为毫无意义的事，除了意义不大的游行示威就无事可做。 对伯恩斯坦来说，工会是克服资本主义不公平因素的手段。他说，从有益于社会经济的立场出发，工会是工业中民主的要素。工会的作用倾向于消蚀资本的绝对权力并直接影响工人在工业管理中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伯恩斯坦对工会的作用表现出疑虑。认为工会不应寻求更多更大的权力。工会的目标应当是谋求成为资本的伙伴而不是控制工业。按伯恩斯坦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另一个错误就是将国家看成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念。他认为，英国的案例证明通过民主制建立的政府具有代表全体公民不断提高福利水平的功能。工人阶级的目标没必要取代现存的国家，更不用说要打碎它，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超阶级民主制的有效工具。的确，工人阶级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追求它自己的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在文明的政治话语中是没有地位的一个词汇。在伯恩斯坦看来，阶级专政属于低级的文明形式，是一种文明的退步。民主制则是对所有公民权利的保证，是引入人类文明受到推崇的统治形式。在民主制中，各个政党和支持各政党的阶级都懂得他们的权力是受到制约的，因此学会妥协和合作，这是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
伯恩斯坦相信英国的案例不是个例外，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在德国也将发挥它的神奇效果。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坚持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具有极端的反动性是错误的。即使有许多证据证明德国资产阶级曾是反动的和专制的，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持续的太久。德国资本家阶级迟早会接受民主制的改革，如果德国社会民主党停止用社会革命威胁它。党的任务就是使资产阶级确信党对暴力革命根本没有兴趣。一旦这样做了，资产阶级对社会民主党的担心就会被驱散，就会愿意与工人阶级从事那个“共同事业”，共同反对普鲁士绝对的专制政权。
伯恩斯坦敦促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革命的幻想，从黑格尔的决定论中解放出来，认为黑格尔式的社会主义观念歪曲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实际上只是顽固的自由主义而已。伯恩斯坦写到，事实上，没有一种自由主义思想不是社会主义知识宝库的一部分。按伯恩斯坦的判断，社会主义不可能在理论上否定个体要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的原则，也不可能存在一个不需要这一原则的环境。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
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者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力政策嗤之以鼻。他在原则上不反对欧洲统治下的殖民主义。他写道，只要使野蛮部落变得更好，那么殖民主义就是可以接受的。他还将这一原则运用于美国的印地安人，他说，无论对印地安人犯下什么过错，现在他们的权利得到保护，而且他还知道印地安人的数量不再减少，反而呈现回升势头。这是他接受殖民主义的理由。
没有什么把伯恩斯坦看成是一个政治理论家和战略家更败坏伯恩斯坦的声誉了。即使斯蒂格小心翼翼地从伯恩斯坦的著作中选择了一些段落，也没有增加伯恩斯坦的学者形象。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有什么事会让他们感到惊奇的话，那一定是伯恩斯坦观点显示出的极差的水平。人们会反问自己：“这样一碗稀粥，就驳倒了马克思主义？”人们不禁会感到惊奇，这种后维多利亚时代势利小人的愚蠢平庸哲学，怎么会在那个时代显得那么重要！
在伯恩斯坦的那本书出版仅15年之后，伯恩斯坦认为不可能爆发的那场灾难爆发了，那场灾难开启了历史上一个野蛮的没有平等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并没有直接地走向民主制和阶级对立关系的改善，而是走向对大众的镇压和内战。对未来，短见的伯恩斯坦只看到民主制的彩虹，完全没有看到集中营和战壕的铁丝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