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共回来了？

听说在金融风暴发生之后的一个月，《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就上升了三百倍！不过十几年前，我们听说历史已经终结了，人人都将在美好的自由市场经济里幸福地生活下去。怎么才一转眼，马克思又回来了呢？当然，德国那惊人的数字做不得准，因为我们不晓得原来的基数是多少。假如《资本论》之前一个月只能卖出一本，那么现在就算多了几百人读它也算不了什么。

日本的情况就不同了。据闻自从去年开始，日本共产党每个月都以过千人的速度不断膨胀成长；这可不是读书那么简单，而是实实在在地加入共党。更奇怪的，是新入党者多为年轻男女。就日共总书记的说法，造就这场奇迹的是一本七十多年前的老书，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熟读近代中国左翼文学史的人都该听过小林多喜二。他也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日本头号革命作家，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当他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被日本“特高”警察捉捕入狱，凌虐至死时，鲁迅等著名中国作家都曾为他鸣不平。如今看他的作品，也有一种很奇特的感受，仿佛回到从前，资本家都在无情压榨劳动人民，无产阶级全部处在水深火热的苦境之中；而共产党员和左翼知识份子则展现出了刻苦卓绝的革命意志……。这一切对上年纪的中国读者来讲一定不陌生，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的日本青年会突然“发现”了它，使它复活过来，狂销数十万册呢？照潮流杂志的推介，日本的年轻人应该喜欢村上隆那种轻飘飘的艺术商品才对呀，怎么会忽然迷上这种老古董，还要受它感召加入共产党呢？

大部份的观察家都说这是日本“下流社会”的侧面，许多青年打工族发现自己可能一辈子也爬不上去，看不见明天是不是会变得更好。而且贫富差距日见悬殊，那头有米其林三星指南登陆东京，这头人人工时过长收入缩水；那头有名牌旗舰店越开越大，另一边则有人要打三份兼职来养家糊口。仔细一想，这不正是《蟹工船》的处境吗？一群生活无着的人被迫上船，飘洋过海，在狂风巨浪里头，冒死劳动，挣扎求存。至于那些下了班还要用手机和电邮通缉我的管理人员，岂不就像捕蟹船上的监督，不让我有一刻的喘息时间（虽然他们还没出到用棍子毒打我这一招）？他们越看越觉得挤得跟罐头似的通勤电车其实是条堪察加海上的破渔船。

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理解不究竟，就算小林多喜二的小说以真实事件为蓝本，当年的现实也和今天的情况相去太远。也就是说，昔年的惨酷并没有完整重临，而是透过现今读者的诠释联想，成了一种感知现实的隐喻。例如小说里的大反派，船上的公司监督浅川，当他知道同行渔船“秩父丸”快要沉没，其反应竟然是命令自己的船绕道而行，置对方发出的求救急电于不顾。因为“秩父丸保了很高的险，一条烂船，沉掉了反而有利”，结果“秩父丸”全船四百二十五人通通葬身大海。我们很难想像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今天，除非你把那个浅川看成是今日某家大企业的老总，虽然公司有盈利，但为了更对得起股东，只好降低成本，把几百个员工丢到失业的人海，让他们自求多福。

时空错乱

假如今天的日本年轻人都能对号入座，把自己想像成《蟹工船》的苦劳；那么我们中国人──这个世上仅存的“共产主义”大国的国民，又该情何以堪呢？

小说里的工人天天在海上过着没有明天的日子，不仅要面对海洋上那深不可测的摧毁力量，还得受到监工的奴役，活的时候没有尊严，死了之后更连螃蟹都不如。例如一个二十七岁的东京人，害了脚气，临终遗言是一句“我不愿死在堪察加”；可他毕竟死在堪察加海上了。清理遗体的工友帮他“将衣服解开来，发出一股令人呕恶的臭味。又白又扁的可怕的虱子慌慌张张地爬出来。长着鱼鳞似的泥垢的身体，像一段倒在地上的老松树。胸口露出一条条的肋骨。自从脚气病厉害以后，自己不能行动，大小便好似也躺在床上拉，床铺臭得要命。衬衫裤都变了赭黑色，用手一提，就像洒过硝锵水一样，变成一片一片的。泥垢把肚脐眼都填得瞧不见了。肛门旁边像土一般黏着结的粪便”。

对日本读者而言，这是个隐喻；对我们来说，它却是个类比。类比那黑砖窑的奴工，他们甚至比这个死者更年轻，遭到更严重的毒打，而且有的至今下落不明。又像那煤矿里的矿工，一个个黄土上的坑就如北洋上的船队，里头同样有污黑腐朽的躯干。和日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蟹工船》是昔年日本的禁书，作者小林多喜二死狱中；这一类“革命文学”却是我们的正统，它们的作家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斗士。

《蟹工船》还真有中国人，出现在一段奇异的场景中。话说其中一艘离开母船出海作业的小渔艇遇上风暴，飘流到苏联岸边，当地村民和日本官方的宣传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什么“赤化”了的妖魔禽兽，也不在意日俄战争的失败耻辱，反而非常急切地涌出来救人。有一晚，朴实的俄罗斯人和获救的日本船工围在火炉边谈心，居中翻译的就是一个中国人。他们谈什么呢？原来是社会主义的道理。那中国人结结巴巴地把俄文译出来：“有的人，不干活，发财。无产阶级，永远，这个（学着扼脖子的样子）”。

这就是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那个年代最喜欢和外国人“勾结”的不是右派，而是左派；那年代最喜欢谈“普世价值”的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而是实实在在的干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在那个已经被今天大陆“左派”遗忘了的年代里，日本人不必然都是坏蛋，人类的情感连结可以轻易地跨越国界。所以当小林多喜二遇难，中国的左翼作家才会那么愤怒，因为大家的感情是“阶级兄弟”的感情。也许，这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那个曾经存在过的“东亚视角”了。

船工被“赤化”了，他们回到母船，心里头有一片前所未闻的新天地；“罗宋”原来不像官方宣传的那么坏。在此之前，他们只知道爱国。日日无情压迫他们的公司监督浅川最喜欢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他告诉工人，大家现在的痛苦是为了国家而牺牲：“一句话，咱们为了日本帝国的重大使命，要拼着命冲到北海的大浪里去。正因为这样，所以咱们到那去，帝国的舰队就来保护咱们。如果有人想学现在流行的罗宋人的办法，煽动大家干无法无天的事，这种人，一点不错，正是出卖日本帝国的卖国贼”。他甚至还把这个问题连系到性别上了：“咱们日本帝国臣民强呢，还是罗宋人强，这是一场战争，万一，万一，当然这是绝对不会的，万一咱们打败了，两条大腿间荡卵袋的日本男儿就只能切腹跳堪察加的大海”。套一句流行话，这个监工竟然是个“有血性的爱国者”。

执笔前，我正好听到一些工人集会示威消息，据说警察来了之后，不由分说就用武力驱散群众，于是我又想起《蟹工船》的结局。那些工人不堪折磨，终于起而造反，打倒了浅川监督，控制住了渔船。然后，替日本渔船护航的海军驱逐舰驶了过来。平常受惯爱国教育的船工好不兴奋，他们认为帝国的军舰当然是来保护老百姓的，站在甲板上喝采叫好。“一声吆喝，水兵一齐在枪头上了刺刀！把帽带扣在颏下”。这些水兵“跟冲上海盗船一样，气焰汹汹地冲上来，把渔工、水手、火夫们包围住了”；并且痛骂：“捣乱份子”、“叛贼”、“学罗宋人样的卖国贼”。这时候，工人们才明白“帝国军舰，叫得倒好听，原来是资本家的走狗，帮助老百姓？真可笑，见他妈的鬼”。

• 摘自《书城》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