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格瓦拉的马黛茶
在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鲜活的英雄形象。从孤傲的拜伦式英雄，到悲剧的俄国十二月党，从小资产阶级觉醒者牛虻，到青年工人保尔柯察金，从苏联英雄飞行员，到精英间谍施季里茨，英雄的革命性与开拓性走过了一条峰状路线，文学的发展与时代大潮息息相关 。
一、贵族阶级的革命英雄
从广义上来看，革命指的是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由此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西方近代社会的革命运动可谓风起云涌。列夫·托尔斯泰说，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革命文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封建社会的文学，塑造了忠君爱国的骑士罗兰的形象，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塑造了英勇潇洒的间谍007的形象，他们分别代表他们所属阶级的意识。革命文学塑造了一批英雄，而且比他们更灿烂、更夺目，代表着新生的力量。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伏尔泰等一批作家创作讽刺社会的文学作品，这些戏剧、小说、诗歌，连同他们的思想著作一起，猛烈地抨击贵族制度，催生了法国大革命，这是最早的革命文学。之后，其他国家受它影响，启蒙思想四处开花。在英国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拜伦和雪莱，他们出身贵族家庭，不满基督教清规戒律，同情法国革命，追求自由和解放。雪莱不仅写下了著名的《西风颂》“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还写下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而拜伦在这条路上走的比他更远，他不仅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积极而勇敢地投身革命——散尽家财、参加希腊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奥斯曼土耳其作战，并成为希腊义军领导人之一。当病死在营地时，他才36岁。
典型的拜伦式的英雄，就像他自己笔下的西班牙贵族唐璜一样，热爱祖国，却不满于现实，高傲自大，又不被世俗所容纳，常常陷入冷漠苦闷的状态不能自拔，勇于战斗，但常常是孤军奋战。拜伦式的英雄，是贵族里面的觉醒者：热爱自由的唐璜周游列国，而天神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类，被众神之王宙斯束缚在高加索悬崖。他们都是为了理想，与强大的力量战斗的勇敢者。他们不是寄生虫一般的旧贵族，而是接受西方民主平等思想的新贵族，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与旧传统旧势力站在了对立面。然而，他们与社会下层又思想差异巨大。他们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缺少教育和生活经验的劳动者成不了大气候。甚至，相当一部分人恐惧暴民政治，认为英法人民搞暴力革命，把国王推上断头台，会导致天下大乱，因此表示坚决遏制。
在《哈姆雷特》这部戏剧里，尽管温和开明的哈姆雷特被人民所爱戴，但是动员人民攻打皇宫的却是哈姆雷特的仇敌雷欧提斯。而哈姆雷特呢？他只满足于自上而下的改革——杀死皇帝，取而代之，却忽视了人民的力量。最后，哈姆雷特杀死了国王，自己也中了毒剑，毒发而死。因为他的力量太过弱小，对抗的力量太强大，被毁灭是必然结局。
这种尴尬的处境，是他们和受压迫者双方的属性共同决定的。比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他们追求的“革命是小小一群上绝于顽冥统治阶级，下隔于广大愚昧民众的知识阶层的孤独专业”。他们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作为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恐惧平民革命，狂风暴雨一样的法国大革命让许多人心生顾虑。而长期被奴役的老百姓，早就养成了顺从隐忍的习性，他们听不懂这些贵族知识分子说的话，也不敢寄希望于他们，甚至认为还是“沙皇小爸爸”“赵老爷”发善心更靠谱些。这样的话，贵族革命者的命运就很悲剧。上层和下层都在拒绝他们，孤立他们。贵族想要彻底地革命，就需要抛弃自己的身份。
有一部日本的动漫名叫《Code Geass 反叛的鲁路修》，主角是布里塔尼亚（不列颠）帝国的王子鲁路修。他的母亲在宫廷阴谋里被杀死，他的妹妹双目失明双腿瘫痪，他和妹妹被父亲查理皇帝放逐到殖民地。为了推翻不列颠的不合理制度，为了给母亲报仇找到真凶，为了给妹妹这样的弱者创造一个和谐安定的世界，他戴上了黑色面具，化名“zero”，在殖民地组织叛军“黑色骑士团”对抗不列颠。这个贵族抛弃自己的姓名、身份，投身于解放事业，沉重打击了不列颠帝国的殖民体系和贵族制度。但是，他在路线上有严重错误。在军队里，他是个独断专行的统帅，并且行踪神秘，生活孤僻，只依靠少数亲信传达消息。这种作风，让同志们对他缺少信任。在军队外，他把人民的意志当做工具，可以利用，也可以随时丢开。他承认人民的力量，但是认为是无序的、盲目的，最终还是要由他这样的精英替人民做出选择。这部动画的主题就是精英主义的，对不列颠皇族有很多美化，而“愚蠢的民众”总是被嘲讽。果不其然，鲁鲁修的反抗一直遭受挫败，最后还因为他的王子身份暴露，和Geass（一种控制心灵的超能力）秘密被发现而被他的组织“黑色骑士团”驱逐了。最终，他还是通过皇权、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完成变革：杀死父亲查理，用Geass控制统治阶级，加冕成为不列颠皇帝，废除贵族制，抹杀和毁掉历代皇帝的陵墓、画像和雕塑等一切记号。然后着手镇压叛乱，挫败旧贵族军队，形式上统一了世界。然后让人杀死他自己，彻底埋葬极权帝制，终结掉罪恶的根源。
这种悲剧的牺牲，就像俄国十二月党人和中国的戊戌变法六君子一样，非常感人。他们背负了革命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双向的——横向是新旧社会秩序的冲突，纵向是剥削者与压迫者的冲突。他们自认为是在为社会的恶赎罪，所以，拜伦和莎士比亚笔下的主角才如此孤独；所以，鲁路修才必须被自己毁灭掉。再比如俄国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父亲是世袭亲王、大公爵，有成片的土地，如果放弃革命事业，他就能重新获得锦衣玉食的生活。可是他流亡海外几十年，几次被抓进监狱，他甘愿受苦。赎罪，这在西方文化里有独特的意义——耶稣基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承担了世人的全部罪孽，用自己的鲜血洗去了世间的污秽。的确，民众不理解他们——就像前面所说的，在统治者的高强度压迫，和历次失败的动乱里面，民众早就学会了顺从了，顺服、忍耐，做一个本本分分的良民，甚至对统治者抱的幻想更大。可是，该谴责的绝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为什么群众不相信他们呢？因为他们不能给人民描绘出一个可靠的新社会蓝图，而且在路线上有很大的错误，他们所追求的社会终究不会实现，他们自身也只是一个投石问路者。
贵族阶层的觉醒，是铁石相撞所碰出的火星，火星落在干草上将会燃起火苗，更低一阶级的人即将觉醒，也就是文学作品里的小资产阶级英雄，是我们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
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英雄
牛虻，这个革命的符号，是爱尔兰女作家丽莲·伏尼契的小说里的人物。这本书在1897年出版，原书是英语写的，在西方世界没有多大反响，可是传入俄国和中国之后，却受到很大的欢迎。它描写的是一个青年亚瑟化身成为革命者“牛虻”的故事。亚瑟十六岁参加意大利青年党，反对奥地利对意大利的占领，被人告密给奥地利当局。他和同志波拉被抓进监狱，通过走关系出了监狱，组织里的同志却以为是他告密，他喜欢的女孩琼玛也误解他，还打了他一巴掌。他又发现，他是他所敬爱的神父蒙泰里尼的私生子，于是他的世界观马上崩塌了。他出走南美洲，受尽折磨十三年，给人当奴隶、小丑，腿瘸了，毁容了，还得了重度癫痫病。他以“牛虻”的身份回到故乡，和奥地利当局作武装斗争，在报刊上抨击侵略者，使得奥地利侵略者恨得咬牙切齿，全境悬赏缉拿他。后来，他在一次伏击中被抓获，关进监狱。他的父亲蒙泰里尼神父来看他，和他父子相认，牛虻希望他投身革命，神父却选择效忠上帝和教皇，于是两个人决裂。牛虻被奥地利军事法庭处决，临终前他推开十字架，拒绝向上帝忏悔，英勇就义。
这个故事为什么感人呢？因为它描绘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和坚决。亚瑟，也就是牛虻，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里，是个单纯的大学生，他眼中的世界是美好而纯洁的，可是这个美好的世界在几天之内崩塌了。他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病痛、劳累、侮辱，但是没有放弃抗争。事实上，他是个非常倔强的人。一个革命者，无论是在登顶时，还是在人生低谷时，只要能够坚持初心，不贪权、不怕死，那么他的故事写出来就是感人的。
在欧洲的文学里，还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红与黑》，讲的是十八世纪二十年代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故事。一个乡下青年名叫于连，长得很英俊，而且聪明机灵，拉丁文特别流利，甚至能够倒背圣经。可惜出身不好，是个小磨坊主的儿子。他最崇拜拿破仑，梦想着出人头地，成就一番丰功伟业。在小说开头，他的父亲让他看着机器磨面，他却骑在房梁上读《拿破仑圣赫勒拿岛回忆录》，陶醉在伟大皇帝的丰功伟业里，忘记照看机器。于是他挨了一顿臭骂，书都被父亲扔进了河里。在往上爬的过程中，他先后把市长的夫人和侯爵的独生女儿引诱到手，一度获得了职位、财产，最后还是失去了一切，被送上断头台。和他类似的角色有很多，比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被权贵百般欺凌蔑视，也曾经怀疑过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最终还是选择了现实与功利主义的道路，也就是做人上人，把权贵的欺压原样奉还。而且他们对原生家庭有一种强烈的憎恨，看不起满口方言、不识字的父老乡亲，对父母冷漠。这一点，与当今社会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些相似。于连既可鄙，也可叹，因为社会上升的渠道已经封死了，他们走正途是死路一条，搞歪门邪道也往往徒劳无功。
另外，有一种角色是介于牛虻和于连之间的，比如俄国作家库普林《决斗》里的陆军少尉罗马邵夫。他从军校毕业，成绩平平，分到了一个穷乡僻壤驻扎，做又苦又无聊的训练，周围的同事整日酗酒闹事庸俗无聊。他却对未来充满幻想，常常畅想：发奋努力考上参谋军事学院，然后“脚踢普鲁士，拳打土耳其，沙皇亲自迎，贵妇竞投怀”。这幅美好图景不断在他脑海里出现，就像我们刚刚进入大学时，总想大干一番，考研考雅思托福，然后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或者“阻击美国，踏平日本，主席接见，迎娶美女”。可是，无聊的、疲惫的生活也让罗马邵夫不断怀疑它的意义，他试图离开军队，去更大的世界转转，却因为一次荒唐的决斗而送了命。他没有牛虻的觉悟，也没有于连的不择手段。
牛虻是小资产阶级里的觉醒者。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易卜生笔下的出走的娜拉，娜拉代表着独立精神的女性，她勇敢地逃离虚伪、懦弱、冷酷的丈夫，离开家庭，去外面寻找新生活，是女权主义的一个先驱。革命文学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初具规模，马上就要迎来它的巅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其中有很多我们更为熟悉的形象。
三、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我们熟知的保尔·柯察金、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英雄形象，都是在三四十年代塑造出来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铁流》，都是那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这一套理论，影响了许多国家，比如中国和南斯拉夫。
1934年，苏联召开第一届作协会议，高尔基提出来了这个概念。范西里夫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中说，“现实主义立足于社会现实，描写客观世界和人生历程的，把时代的特征和生活的本质、生命的内在冲突和感情的丰富、心理的微妙变化和思想在多重矛盾中的升华过程、人对命运的抗争和对未来的憧憬表现出来。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屋建瓴，在此基础上注入了崇高的思想和坚强的意志、革命的激情和理想的火花、真理的光芒和道义的力量，因此它才具有了为崇高的人生目标勇敢奋斗的人格力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不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理解的“高大全，战无不胜，一颗红心”的那种形象。实际上，那种“红色精英”出现的时间很晚。在一开始，主人公的形象并不完美，比如我们最熟悉的保尔·柯察金，他最初是个坏孩子，然后是个有点好勇斗狠的小学徒，在不断锻炼中，他变成了一个拥有钢铁意志的无产阶级战士，但依旧脾气倔强、生病时脆弱迷茫——这也是他的可爱之处。又比如著名的《夏伯阳》，描绘了一个具有旧军队习气的红军将领夏伯阳，他在战斗中成长，逐渐克服了缺点，成为优秀的红军将领。主人公身上具有两重性，同时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是榜样也是学生，在成长了的主人公身上体现出真理的绝对正确。他们坚信自己所追求的是真理，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那个时候，人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有很大的热情，普遍相信“黄金时代”在不久之后就会来临，正如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里唱的那样，“金色的时代，今天在召唤，我们的口号是时刻准备好！”为了得到这一未来，人们必须主动奉献乃至做出牺牲。文学作品里的主人公经受着各种考验——与人（白卫军、法西斯侵略者、异己分子、落后分子等）进行斗争、与自然（作为生产与征服的对象：水、火、土地、环境、灾害等）进行斗争。于是，自然引导出了结尾的田园诗景象，到这里，主人公的形象才能够确立，也就是属于未来的新人。
俄罗斯文学和注重对人类自身价值的探究、对灵魂出路的追问以及对伦理道德的不断探索。俄罗斯人眼中的文学，往往带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他们甚至把文学作为精神的载体，通过写作来对人生目的进行探索和追问。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不谋而合。保尔·柯察金一直在进行自我试炼，他读厚厚的《资本论》，他勇敢地与白匪军战斗，他受伤后还继续骑马追击敌人，他跳进冰水里抢救木材，他在工地上忍着饥寒劳动，他就算是双目失明瘫痪在床，还在用纸板打的格子写作。这些都是在“修身”，中国人尤其喜欢这个角色，为什么呢？在几千年前的孟子就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心志，饿其筋骨，空乏其身，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实际上，夏伯阳，也就是恰巴耶夫，是不完美的。保尔的形象，也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对自己的加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特定历史时期散发出了很大的审美魅力，成就不可否认，但是日后这种模式就发展到一种病态的程度，高大全的精英，大团圆的结局和口号，生拉硬扯的逻辑，也就是常常被人诟病的“假大空”。
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文艺工作者对党性原则的简单化理解、有观众的日益趋同并庸俗化的审美趣味，也有领导阶层欣赏水平的下降。修正主义上台之后的“解冻”，并没有扭转这个趋势，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塑造的英雄不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可爱，反而越来越精英化。
四、革命英雄的消解
1953年，斯大林逝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猛烈抨击斯大林，意识形态和时代的氛围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文坛出现了“解冻”、“反冲突论”、“非英雄化”等倾向，颠覆了“苏维埃神话”。
具有破冰性质的，是作家爱伦堡发表的小说《解冻》。这本小说，讲了一个苏联的“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女主人公是个教师，她丈夫是个国营工厂厂长，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在别人眼里，他们很幸福，可是这个女主并不满意。她的丈夫虚伪无聊，官僚气息十足。她爱上了厂里的工程师，并且勇敢地和丈夫分居，和工程师在一起。这个故事看似普通，但是在斯大林时代，它是绝对不能被写出来的，因为它宣扬“颓废的情感”，其中有大段的灰色心理描写。由于爱伦堡与苏共高层关系密切，时常谈笑风生，这种题材正中赫鲁晓夫领导班子下怀，所以他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让这个故事真正解冻了一个时代。它成为了一个梗，在东欧小说里屡见不鲜。比如匈牙利作家道尔吉·久道什的《1985》里，老大哥死了，大洋国的文艺界出现新气象的讯号，即为某青年作家发表了一篇夫妻离婚的小说。这一种自由化的倾向，代表着家庭“革命”的英雄代替了社会革命的英雄。
另一方面，五十年代，苏联文艺界主管日丹诺夫提倡“无冲突论、节日文学和粉饰文学”，这种文学形式，无视生活中的矛盾、无视群众的疾苦，许多作品内容肤浅，手法陈旧，通篇都是空洞的说教和平庸的叙述。这些领导还公开宣布，“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矛盾冲突了，如果说就还有那么一点点矛盾，那便是先进同更先进的矛盾。既然社会矛盾都统统消失了，那么苏联社会生活必然是一片和谐，像蜜糖一样快乐甜蜜了。”这种倾向，正和当时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全民国家论”相呼应。
同时，地下文学在这一时期盛行，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被广泛传阅，《古拉格群岛》描绘了斯大林时代集中营的黑暗《华西里·焦尔金游地府》更是把苏联描绘成一个巨大的监狱。官方越是提倡正面英雄，老百姓越是喜欢反英雄，越是喜欢黑暗、扭曲和阴谋论的东西，因为他们被程式化的宣传、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弄得倒尽胃口。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红色精英的形象也达到顶峰。比如，提倡英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著名谍战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改编自作家谢苗诺夫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红军间谍伊萨耶夫同志化名冯·施季里茨，打入纳粹德国内部，潜伏多年，在二战胜利前夕，粉碎了纳粹与西方秘密媾和的阴谋的故事。其中，作者甚至对纳粹或别国上层的人物的一些肮脏的做法表示理解，“间谍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嘛！”。施季里茨群体对“政治文化”的熟悉，实际上反映了苏联六七十年代的“办公室政治”；纳粹的帝国保安局大楼，分明是克格勃总部卢比扬卡。党内精英主动掀起了生活一角，一下子戳中了群众的兴奋点。施季里茨的灰色身份，甚至让人感觉更加真实。然而，当时最被人们喜爱的英雄形象，却恰恰是个暧昧不清的“反英雄”。
间谍施季里茨同志，伪装身份是纳粹德国党卫军旗队长，自称德国贵族马克思·奥托·冯·施季里茨。在他身上已经很难找到保尔式的革命性，这个穿高档西装、喝咖啡听音乐，足迹遍布远东、上海、马德里、巴黎、柏林的，与各国上层人物谈笑风生、熟悉上流社会那一套的侦查员同志，明显是党内精英的形象。他的残酷手段、灰色的生涯，反而比那些高大完美、勋章满身的英雄，更让观众感到真实。也正是因为党内精英主动掀起的内幕，使得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有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
“高大全”的红色精英形象，正是苏联党逐渐官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诚然，施季里茨这个红色精英有着感人的悲剧命运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以二十三年的背井离乡来爱一个祖国，用十九年的隐姓埋名来执行祖国的秘密使命，用十二年的时间深入纳粹盖世太保的核心，用最后十七天的时间挫败了纳粹与英美媾和的阴谋；他与妻儿分离，与友人陌路，却背负起苏联人民和红军的希望。但是，随着苏联变修，更多的苏联党内精英不是在无私奉献，把风暴挡在国门之外，而是坐在暖和的办公室里喝着茶，让别人母亲的儿子死在阿富汗的黄沙里。
我们可以发现，苏联转向修正主义之后，一方面是官方宣传的“高大全”的、脱离群众生活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是群众对英雄的怀疑。这些情况，在早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是不存在的。
几乎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怀疑英雄的现象。法国文学家、哲学家加缪曾经写过一部戏剧《正义者》，主人公作为民粹党人暗杀了沙皇的弟弟，但是沉重的社会现实无法改变。当主人公与读者都开始怀疑暗杀行为的意义时，故事以主人公被处决而结束。事实上，这种怀疑论的观点，在西方知识界屡见不鲜。
伴随着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低潮的到来，社会上出现的后现代主义进一步消解了英雄的定义，比如苏联和东欧晚期的米兰·昆德拉、格拉斯·君特，他们认为英雄是不存在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完美。后现代主义的本质，就是反对崇高，解构英雄，比如柏林墙上著名的政治漫画《世纪之吻》。西德作家格拉斯·君特在《铁皮鼓》这部作品里嘲讽希特勒种族神话创造的“日耳曼超人”，在他的笔下，所谓的“超人”是个驼背鸡胸的角色。在更早的时候，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已经描述了革命对普通人生活的破坏，他也是认为英雄不存在的，普通人在时代里只能挣扎。
文学与时代的联系尤为紧密。文学中革命英雄形象的兴起，反映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随着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达到顶峰，革命文学才达到其顶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同样地，在这之后文学中革命英雄的退潮现象，也反映了革命运动的低潮。应该记住，革命英雄的形象，是在为群众利益的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如果革命者退缩为既得利益的官僚，文学中就会出现上边所说的情况——一边是官方塑造的高大全的红色精英，另一边是社会对英雄的消解。同时，“牢不可破的联盟”也就会变成“纸板城堡”。
参考书目
1、《浅析<唐璜>中拜伦的人格体现》 朱琼琼 《文艺传媒》2009年30期
2、《十二月党人——俄国第一批知识分子》李小桃 《俄罗斯文艺》2008年第1期
3、《<夏伯阳>：一种“苏维埃神话模式”的确立》 何红英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2009年第2期（总第212期）
4、《斯大林时期主流文学再审视》 马婷 陕西师范大学 硕士毕业论文 2010年5月
5、《卫国战争后苏联文学道德批评研究——以日丹诺夫为中心》 王一夫 黑龙江大学 硕士毕业论文 2014年3月15日
6、《人·岁月·生活》 伊利亚·爱伦堡（俄）海南出版社 2008年2月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