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于特权阶层，本可以选择轻松的生活。但她却选择拿起武器，为那些无所依靠的人去战斗。
阿努拉德，《起义》摄
2008年4月，在孟买一个闷热的晚上，一位医生正急切的联系一位病人。病人是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那天早上发着高烧过来看病。医生给她验了血，看完血液检测报告后，他开始疯狂的给这个病人打电话，电话号码是病人匆匆留下的，而且笔迹几乎难以辨认。他很快就意识到，号码并不存在。医生很不安，因为血检报告显示，在该妇女的血液中存在2种致命的疟疾病毒，她必须住院治疗，不能延误。时间在流逝，但病人毫无踪迹。
等这位女士再次联系医生的时候，已经几天过去了。医生要求立即对她进行重症监护，但是已经太晚了。
4月12日早晨，阿努拉德·甘迪死了。她的多个器官出现衰竭，她的免疫系统被系统性硬化症破坏，而且她还患有一种免疫性疾病，让她死前无法正常书写。
“阿努”——这是人们对她的亲切称呼——的死讯立刻在她的朋友和追随者中传开了。不久，消息传到了印多拉——那格浦尔城的一个贱民居住地，阿努曾经在那住了七年。她的化名佳纳克伊——作为印共（毛主义）纳萨尔派最高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唯一女性成员的名字，出现在印度内政部档案中。
为什么一个孟买高等法院高级律师的女儿，一个毕业于孟买著名的埃尔芬斯通学院的社会学硕士，一个来自特权阶层的女孩，最终选择在巴斯塔诡谲的丛林中，拿着来福枪，裹着防水帆布，过那种艰苦而危险的生活？答案或许和她生活的时代有关，亦或者和她个人性格有关，又或者和这两者都有关系。
阿努拉德的父母是Ganesh Shanbag和 Kumud Shanbag，他们都是社会活动家，在印度共产党的办公室里举行了婚礼。Ganesh Shanbag还是一个年轻男孩的时候，逃离了家乡库格省，加入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军队，后来，他成为一名律师，曾经为特伦干那省被捕的共产党人辩护。他的公文包里装满了代表被捕同志提交的请愿书，而妻子Kumud则忙着编织收集毛衣，送给当时中印战争中与中国作战的士兵。
阿努拉德的哥哥 Sunil Shanbag，是一名进步剧作家，他回忆，阿努拉德学习成绩很好，并且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比如跳舞。她也非常热衷于了解公众事务。Sunil说：“我住在寄宿学校的时候，她会给我写信，讨论有关银行国有化的问题。那时她只有12岁。”带着这种特质，阿努像其他的女孩一样，在1972年上了大学。“那个时候，她和任何女孩一样，喜欢在家里烫头发，”Kumud Shanbag回忆道。
70年代初是令年轻人兴奋的日子。世界上发生了许多事。毛泽东在中国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越南在激烈的抵抗美国军队。此时在她的家乡印度，响起了一声春雷——纳萨尔巴里运动爆发了。成百上千来自高等学府的学生放弃自己的学业，加入了纳萨尔派运动。来自富裕家庭，出国深造归来的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激进。他们当中有一人是杜恩大学的校友，桑贾伊·甘地的同学，科巴德·甘迪。科巴德·甘迪的父亲是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高管，他们一家人住在沃里岛上的一个海景公寓。他前往英国学习特许会计课程，在那里他开始参加激进的政治活动，并且放弃学业回到印度。
同时，阿努则成为一名讲师，但她致力于参加进步青年运动（PROYOM），这个运动是受纳萨尔运动鼓舞而产生的。后来，她成为孟买公民自由运动的火炬手。正是在这期间，阿努拉德认识了科巴德。不清楚是谁影响了谁，但很快两人都变成了“坚定的社会活动家，”一个共同的朋友这样形容他们。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Kumud还清楚的记得有一天科巴德来他们家拜访。“坐在那条椅子上的是我丈夫，”她指了指说，“于是科巴德上前跪下说：‘我可以娶你的女儿吗？’”
两人在1977年11月结了婚。
到了1980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一支纳萨尔小队进入丹达卡森林——这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分布在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和奥里萨邦——建立游击根据地。1981年，“人民战争”的创始者，Kondapalli Seetharamaiah提出他希望在安得拉邦举行的激进学生联盟会议上与科巴德会面。他希望把人民战争引入马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地区。毛派理论家瓦尔瓦拉·罗说两人的会面为人民战争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这对夫妇兑现了承诺。一年后，阿努拉德搬到那格浦尔，那里有马哈拉施特拉邦第二大贫民窟，也居住着大量贱民（1956年10月，正是在那格浦尔，安培多伽尔B.R宣布改信佛教）。她一开始住在拉克达地区的一间单人公寓里。Kumud 记得和丈夫去探望她的情景。“当我们看到她居住的地方，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Kumud说道。屋顶很多地方漏雨，而雨下了一整晚。“陪我们一起来的助手爬到桌子下面躲雨，睡在那里，”Kumud回忆道。
到了1986年，阿努搬到了那格浦尔北部的印多拉地区，那是贱民的政治中心。她在一个叫Khushaal Chinchikhede的邮政员工的房子里租了两个小房间。“在他们房子里，除了满满两箱书和一个泥罐，其它什么也没有，”Khushaal Chinchikhede说。阿努拉德在那格浦尔大学做兼职讲师。后来，科巴德也住在那里。两者都在外面工作到半夜。阿努拉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往返，后来在其他活动人士的坚持下，科巴德才买了一辆助力车。
印多拉因为充斥着流氓暴徒而臭名昭著。“没有出租车或三轮车司机敢去那里，”在印多拉长大的阿尼尔·博卡说。但阿努拉德不为所动。“她会在半夜孤身一人骑着自行车通过贱民区，“博卡回忆道。他通过朋友认识了阿努。“她让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为我打开了整个世界，”他说。
因为阿努拉德，Devanand pantavne，一个空手道黑带变成了诗人，以及一个激进的文化艺术团的主唱。pantavne记得她总是要求按时完成目标。“如果我们某件事情没有按时完成，她会非常生气，”他说。另一个年轻人，Surendra Gadling在阿努拉德的鼓励下从事法律工作。今天，他为各种活动家和被怀疑为毛派的人提供法律援助。“她是我的指路明灯，”他说。这不是没有原因的，阿努拉德以身作则，在生活中引导人们。
1994年，一个女贱民，kamble Manorama，在一个有影响力的律师家做佣人时死亡，律师的家人声称她是不小心触电而死，但活动人士怀疑她被律师奸杀。阿努拉德鼓动民众，由于她的努力，这件案子受到了邦议会和国会的关注。
在印多拉，阿努拉德最信任的副手之一是biwaji badke，一个4英尺高的贱民活动家。“每天早上badke会来到她家里，边喝茶边分享消息，”朋友回忆。后来，当他被诊断出患有咽喉癌，阿努拉德把他带到家中，照顾他几个月。另一个助手Shoma Sen回忆说她非常关注别人的生活。她的房子向所有人开放。“只要有人来，她就泡茶招待他们，”她说。
因为她的缘故，许多来自富裕家庭的人受到鼓舞，成为活动家。她的老朋友和助手苏珊亚伯拉罕说：“当我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时候，经常看到和阿努相似背景的人们与你一起工作，这是令人振奋的。”
在90年代中期，阿努拉德加入了巴斯塔丛林地区纳萨尔派的领导层，转入地下。麦纳，一个印共（毛）丹达卡森林特区委员会的成员，记得阿努拉德曾经努力的融入当地部落：“好多人来询问她的情况，说嘀嘀（阿努拉德）不是这个地方的人，她不懂我们的语言。嘀嘀会微笑着走过去和他们说：‘我理解你们的疑虑，那么就请教我你们的语言，我会向你们学习这里的一切东西。’”
丛林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游击队一直在不断转移，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还携带着沉重的行囊。即使这样，阿努从不逃避，她做着和其他游击队员们一样的事情。一个纳萨尔派领袖回忆说她从不缺席任何军事训练：跑步、爬行、俯卧撑等。麦纳说，“每当她摔倒在泥泞的土地上，她都会笑着爬起来。”
1999年，阿努拉德和游击队在恰蒂斯加尔邦的sarkengudem村宿营，警察包围了他们。双发发生了战斗。资深游击队员拉赫记得阿努立刻找到了掩护，瞄准她的“敌人”射击。后来，她总是回想起这件事件，并因此要求年轻人学习游击战的技巧。但 Sunil也记得她说过“总是随身携带着步枪并不舒服。”
她的身体并不适应这种非常艰苦的生活——在丛林里她经常遭受疟疾之苦。在某一个夏天，她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后昏倒在地，同行的同志马上喂她喝葡萄糖水。显然，她中暑了。但恢复意识之后，她仍然坚持自己携带行囊，拉赫回忆说。
南巴斯塔在1998年-1999年遭遇了严重的干旱，当地部落民吃的米饭，一半是谷物，一半是石头。游击队也一样，不过他们吃的时候会加上罗望子酱。“她每次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并和着水才能咽下这些东西，”麦纳回忆说。她也患了胃溃疡。“为了缓解疼痛，她会吃几块饼干然后喝一点水，” 她说。
为了减轻负荷，阿努拉德把原先携带的毛毯子换成了一条薄床单，这让她患上了硬化症。
毛派经常在政府力量薄弱的地方发挥影响力。在恰蒂斯加尔邦的在basaguda，当地需要在一个叫作Kota Chervu的水库兴建一座堤坝；这个水库供应着10个村庄的用水。但是当地政府一直忽视村民的要求。在阿努拉德的引导下，有30个村庄的村民前来做这项工作。对于做工的村民，每天都给一公斤大米作为报酬。政府惊慌失措，要罚款20万卢比，但是人们拒绝缴纳。到1998年，毛派已经在丹达卡地区兴建了一百多个水库。
阿努拉德也承担了了教育妇女的责任，她的教育方式是富有特色的。她经常给女游击队上课帮助她们解决碰到的问题，还撰写和翻译了毛派的宣传材料。她会把政治领袖的照片印在图上，向目不识丁的当地人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有时，她也会就一些健康问题开设课程。
在这些事情的空隙间，阿努拉德会秘密前往孟买。“她回来的时候，我会给她的头发涂上油，并按摩她的身体。我想让她尽量放松，”Kumud说。
“最令人惊奇的是她总是比我们更了解电影和其他的流行文化，” Sunil说。有一部他的戏剧在孟买上演，阿努拉德悄悄溜进来，看完这部戏，然后安静地离开。“我后来才知道她来过，”Sunil说。
在2007年印共（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阿努拉德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成员。这时，科巴德已经是毛派的核心的领导成员，负责党的文件。（他于9月20日在德里被捕）。
在阿努工作的基础上，毛派准备首次在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提出有关种姓政策的文件。她还起草了“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的文件，引起了毛派最高层领导的关注。
在丹达卡期间，她帮助游击队员了解合作社在提高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使他们能够更好开展集体化工作。
在巴斯塔的时候，阿努拉德质疑了党内普遍存在的父权思想。她去世的时候，她正在和女干部一起工作，制定计划帮助她们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正是在贾坎德邦就妇女压迫问题给部落民上课期间，她感染上了脑型疟，导致了她的死亡。
阿努拉德的朋友Jyoti Punwani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曼莫汉辛格说，‘纳萨尔派，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但我记得有一个总是在笑的女孩，放弃了自己富足的生活，只为了改变其他人的生活。”
在那格浦尔，我要求房东chinchikhede打开阿努曾经的房间。房间里只剩下门上一张印有巴哈特·辛格头像的贴纸。这时太阳下山了，天空变成了深红色。一个陪同我的战友躺在了地板上，这是一张他非常熟悉的地板。他朗诵了gorakh Pandey的一首诗：
这数千年的岁月/是他们的愤怒/这数千年的岁月/是他们的痛苦/我只是恢复了他们破碎的语言/用节奏和韵律/而你在担心/我会让这火势蔓延。
- 原文标题：Seven Years Gone: Remembering Anuradha Ghandy
- 原文链接：https://revolutionaryfrontlines.wordpress.com/2015/04/14/seven-years-gone-remembering-anuradha-ghandy/
- 作者：拉胡尔·班智达
- 译者：赤望
